美國制造業“空心化”和美國貿易逆差愈趨嚴重。
貿易自由化是二戰后美國在科技和經濟上具有巨大優勢而靠它對西方的制約力推行的，但進入七十年代，它對西方國家的產業優勢趨于下降。美元是國際貿易和各匯儲備最主要甚至最基本的貨幣，美國是全球資金的“避風港”，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對美元較強的需求一直不減，美元匯價被推高。這些是美國七十年代開始出現貿易逆差并且逆差總的趨向是越來越嚴重的原因。
1971年出現了自1893年以來的第一次貿易逆差。此后，逆差數額趨于上升。爆發了美日貿易戰，并在1985年簽署了“廣場協議”。1988年，貿易逆差開始減少。但1992年以后，美國貿易逆差迅速擴大。特別是1995年WTO運行后，優其是中國2001年加入WTO后，加速了美國貿易逆差擴大的程度。近年來這種趨勢沒有減緩。美國2024年貨物貿易逆差創下歷史新高的1.2萬億美元，較2023年的1.01萬億貿易逆差大幅攀升。
世界對高科級產品的消費（廣義上的）總是只占世界消費的很小部分。占絕大比重的是低科技產品和中科技產品。上個世紀80年代由美國推動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經濟全球化”，特別是1995年WTO運行以來，美國低端制造業愈趨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中端制造業，甚至高端制造業則遭到“二戰”后相對美國復興的其它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斷趨強的競爭擠壓。1995年WTO運行后的2001年到2010年僅10年時間，美國人口估計增加了大約10%，但美國制造業從業人員卻反而減少了32%。現在，在中端制造和已開始顯現出在高端制造上具有更強競爭潛力的中國正在崛起，“經濟自由化”、“經濟全球化”對美國更加不利。
在美國統治層的一些人看來，美國已到了必須下決心用提高關稅，才能扭轉產業空心化，使中、高端制造業回歸和大幅度減少逆差，及與此有聯系的政府負債趨于嚴重。否則美國經濟前景堪憂。
特朗普統治集團可能認為，“對等關稅”戰略，盡管可能導致2024下半年到2026年美國經濟出現一些問題，挺過去后的2027年，特別是2028年總統競選年，美國經濟就會轉好，并向好的方面逆轉，現示出特朗普能使美國再次偉大的明顯癥候，從而能獲得連任，連任后使美國全面顯現出再次偉大，成為美國歷史上不是數二，也是數三的偉大總統。異想天開。
搞掉中共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直就是美國的戰略方針。
“二戰后，整個世界的‘全球化發展格局’是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集團與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集團全面對抗的‘冷戰’。在初期，美國對蘇聯擁有所謂絕對的核優勢。但當時，核攻擊是用飛機轟炸，美國就那么點核彈，蘇聯扶植的東歐國家使其能布下一個其要害地區對北約擁有上千公里以上的外線大縱深攻勢防卸戰略，層層的防空和制空網實際上使當時僅有不到百枚原子彈的美國的絕對核優勢徙具形式（2025年5月13日修正：蘇聯1949年試爆原子彈成功時，美國擁有300多枚核彈頭）。 很快，蘇聯也搞出了核武器。
新中國成立后，美國利用朝鮮半島暴發的內戰，首先軍事上直接介入中國內戰，阻止中國消滅國民黨殘余勢力、統一臺灣;打著聯合國軍旗號越過‘三八’線，肆無忌憚地展開吃掉朝鮮、以此作為威脅中國的重工業基地、侵略中國跳板的戰爭，結果被中國挫敗。
自此以后美國在中國周邊建立‘星月包圍圈’，支持臺灣國民黨政權反攻大陸，將臺灣變成進攻中國的橋頭堡，組織反華聯盟，對中國進行政治、軍事和經濟的圍剿、遏制和封鎖;挑起疆獨和藏獨勢力鬧事、武裝叛亂、搞分裂;派遣美蔣特務和偵機，刺探情報，進行破壞和顛覆活動......。
蘇聯隨后最先搞出洲際導彈，將美國也置于當時根本無法防卸的洲際核導彈打擊之下，只不過數量很有限。但緊接著美國也搞出了洲際導彈并且搞出了潛射核導彈，美國的核力量仍對蘇聯保持壓倒優勢。這是美國在它稱為沒有打嬴的朝鮮戰爭之后接法國的班，敢于卷入背后有中國和蘇聯支持的越南戰爭的底氣所在。
哪里知道在越南戰爭中越陷越深。而在這期間的整個60年代，蘇聯以平均百分之7.1的經濟發展速度為支撐，很快的在極為重要的戰略和戰術核武器上趕上了美國,加上蘇聯及其為首的華約在地面進攻的常規軍力對美國及其為首的北約本來就具有顯著優勢，這就意味著美國根本就不敢動用核武器來對付蘇聯對西歐可能發動閃電般的大縱深的地面進攻。蘇聯經濟以明顯比美國更快的發展速度支撐的軍事力量的發展勢頭和美國深陷于越南戰爭而不能自拔并與已經擁有了核武器的中國為敵，使美國的西方陣營開始面臨軍心動搖的局面。
60年代初，中蘇關系破裂，而且矛盾逐步發展到69年初的具有軍事對抗的性質。表面看起來中國處于兩面樹敵的不利局面，但是中國與美國和蘇聯的對抗性矛盾是在蘇聯與美國各自為首的國家集團的全面對抗的‘冷戰’格局之下，美蘇誰都沒有、也不能把并不能對其構成最主要最危險威脅的中國當成最主要最危險的敵人。只要各自的敵對方沒有被克服掉，任何一方都拿不出足夠的武力敢于對中國展開戰略性的軍事進攻或打擊。中國處于這樣的國際對抗性戰略格局的有利位置，并是決定美蘇戰略對抗天平向哪一方傾斜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此時的美國急于尋找辦法從越南戰爭的泥潭中脫身和緩和與中國的對抗，才能擺脫兩面對抗戰線過長，力不從心趨于不利的局面，集中力量對付蘇聯。如果能爭取與中國達成某種協同對付蘇聯的戰略關系，支持中國與蘇聯的對抗，使蘇聯兩面受敵的狀態更加嚴重，就能穩定和加強它的對蘇戰略從而全球戰略。作到這一點的前提是對中國作出如下讓步：軍事上退出直接威脅中國的越南戰爭和臺灣，承認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美蘇力量對比關系趨于發生的對美不利的變化迫使美國竭力要作出的重大戰略調整。所以美國更有求于中國。
至少到80年代中期之前,蘇聯的經濟發展速度盡管較前趨于減慢但仍然比美國快.美國因此與中國的戰略協同關系只能強化,不能削弱，式圖重新恢復與臺灣當局官方關系的新上任的里根總統看到中國有與蘇聯重新和好的趨向，只能就此作罷。中美關系，就是美國這樣不得已才與中國達成的相互妥協、互利的戰略協同關系。至于借‘六.四’等事件，美國以人權為由率領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經濟制裁、干涉中國內政、支持中國的所謂‘民運’分子和進行意識形態滲透，并暗中一直支持臺灣政權，公然向其提供武器，破壞中國對臺灣和平統一的努力則是常態。
蘇聯解體后，美國先是要專注于遏制解體后蘇聯留下的爛攤子避免發生可能嚴重損害美國和西方利益的事變，并竭力使局面對美國和西方更有利——如防止核武器擴散和流失、使烏克蘭這個當時僅次于美俄的第三核大國去核武化、遏制解體后的國家之間發生大規模戰爭波及到北約國家并遏制俄國兼并從蘇聯解體獨立出來的國家，肢解南斯拉夫，北約東擴、瓦解‘獨聯體’，并促使俄國也解體。盡管俄國長期處于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由于俄國拼命保持著能在后發制人下都能毀滅美國的核武，不敢用武的，促使其解體同樣得象蘇聯解體那樣靠其內部的危機和動亂的發展來實現，所以一時騰不出手來對付中國。前蘇聯分裂的局勢大體固化以后，又來了個‘9.11’事件，加之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直到在21世紀的開頭兩、三年，美國主流的看法是‘中國崩潰論’，再加上對中國的‘和平演變’也即將得手，像蘇聯解體那樣解決中國美國是信心滿滿。被‘9.11’事件激怒的美國于是去打阿富漢和伊拉克，一陷就是十來年。這樣，美國在蘇聯解體后，多達二十年的時間無法戰略東移、集中力量來搞掉中國。
等美國能騰出手來準備集中主力圍剿快速崛起的中國時，中國已經與被西方逼到只能與中國攜手共同對付美國威脅的俄國建立了戰略協同關系，俄國也有幸從嚴重、垂死的危機中復蘇過來。還未等美國的‘重反亞太戰略’的政治軍事布署基本到位，在中國的初步強大和核超級俄國存在的情況下，已經成了美國難以用軍事解決的‘硬骨頭’了。并且發現，由于核超級俄國的存在、中國與西歐在地緣政治和地緣軍事上又無嚴重的利害關系，中國所取的本分外交路線和美中矛盾有利于增強歐盟對美的相對獨立性，再加上歐中發展經貿等各方面關系有利可圖，無法撮合整個西方世界像對蘇聯那樣對中國展開‘冷戰’圍剿。這種情況下，要與中國撕破臉全面硬干將很可能造成美國全球戰略的根本性破壞，吃大虧得不償失。所以，直到目前為止，美國才沒有膽子與中國徹底翻臉。
然而，目前，如果沒有核超級大國俄國對美國的核鉗制，在這里我重申我在《這一類的專家應當下課了》的那句話：‘本人斷言，美國不僅敢于支持臺獨，而且會用武力逼迫中國投降，否則就敢于并有能力肢解中國！’那怕對美國跪地求饒，也無濟于事。’這里補充一句：投降了也要肢解中國，只不過基本上無需使用武力罷了。
在中國還未足夠程度的強大起來之前，如果核超級大國俄國被美國搞掉了，就一定是美國撮合全世界的‘民主國家’圍剿中國，哪里容得高云龍先身的‘民營經濟’‘融入全球化發展格局’！
目前，得有核超級大國俄國存在，要么，中國以核武為中堅的軍事實力必須足夠強大，才可能通過政治、軍事、經濟、科技的斗爭，迫使美與我和平共處。以核武為中堅的軍事實力越強大，中國越是能在這個世界相對更佳地爭取實現包括經貿在內的趨利避害地發展。【見我在紅歌會網的《駁<這位副國級領導這樣解讀>》】”
冷戰結束后，美國軍事戰略的基本方針是，在東西兩線同時打贏兩場局部戰爭，重點在歐洲。
奧巴馬時期，美國已把高速崛起的中國看成必須得集中主力在其沒有強大起來之前搞掉的“潛在敵人”，到了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中國已被認定為首要必須搞掉的“潛在敵人”。
特朗普再度當選美國總統，意識到在東西兩線同時打贏兩場局部戰爭已沒有那個實力，正在加緊推行不惜得罪歐盟，也要出賣烏克蘭，爭取與俄和，聯俄制中，集中全力，力圖在中國真正強大起來之前搞掉中國。不搞掉正在強勁崛起的中國，就不是美國經濟前景堪憂的問題，而是美國命運堪憂。
中國以核武為中堅的軍事實力以初步強大，具有后發制人也能對美國互毀的核超級大國俄國對歐盟、英國、日、韓的牽制和對美國核武的鉗制，中國所處地緣政治和地緣軍事在目前的國際革局下使中國與歐盟實現無嚴重的利害沖突，和由于蘇聯的解體和其它種種原因美國的北約盟友關系的根本性渙散等，美國對中國是熱戰不敢打，“冷戰”無法打，搞掉中國就只有靠既非熱戰也非“冷戰”的其它辦法了。
2019年1月7日我在紅歌會網的《 與安生：<某公司女高管加拿大被捕、中美關系的基礎>一文對白》談到，“中國杠桿率已達百分之250以上（25-4-14批注：不包括地方政府的隱形債務）;房地產價格過高，優其是一線城市，房貸在整個商業銀行的貸款中據說已經達到百分之近28，而且增長比貸款總量的增長快得多,這樣下去，2020年可能達到百分之30;企業債務率很高，尤其是國有企業，已經嚴重資不抵債;一旦由外部沖擊和資金鏈緊張引起債務、信用危機，證券市場大跌，資金外逃，并傳染到房市，就可能引暴金融危機。但目前，經過三、四年軟著陸的努力，杠桿率上升的勢頭、特別是房地產泡沫的發展勢頭開始得到控制，一些行業的產能嚴重過剩已得到調整，實體企業的效益開始好轉，甚至負債率開始下降，通脹率、利率都不高，流通資金相對寬松。而進入加息期已經三年的美元加息已進入最后段階，美國的經濟也不是人們希望的那么強勁，而且一般預期即將進入新的衰退期，加上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和其它政策手段，化解已經潛在形成的金融危機暴發為公開的危機的余地大為增加。這都要歸因于六年前上任的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領導班子從一開始就抓住了那個‘七寸’不放松，并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在中國趨于強健的政治統治和法律規制下，業已嚴重的金融和經濟問題趨于惡化的勢頭已經得到遏制，目前看來，也能夠逐步化解。只要中國本身不出政治大問題，中國那么大個經濟實體，決不是美國用‘貨幣等手段’能‘對中國施行金融打擊’禍害得了的。”
現在，距發表此文時間過去了六年， 當局2016年開始搞的“去杠桿”行動已過去9年，中國在化解潛在債務、金融、經濟危機上，或“去杠桿”上，到2023年卻是如下“成果”。
根據官方公布的數據，2022年，全國國有企業負債總額218.6萬億元,2023國企負債猛增23.47%，增到269.9萬億，是2023年GDP的208.58%。僅1年時間國企負債就增加51.3萬億，疑是將地方政府的隱形債轉變或轉移成了國企負債。
“民營企業”負債有多少？不包括外資，算國企的4分之1,也有67.5萬億，占GDP的52.16%。
國企加“民企”，單企業負債——外資的不算——就占GDP的260.74%。
2023年末，全國政府法定債務余額70.77萬億元，全國政府法定負債為GDP的54.69%。
這樣，2023年國企和政府負債估計占當年GDP的315.43%。
根據國家統計局2023年國民經濟公報的數據，全部金融機構人民幣消費貸款余額占當年GDP的46%。
官方承認的地方隱形債只有14萬億，占GDP的10.8%。有專家說占GDP40%。由于以上所說的可能原因，專家說的不算數。
如此算下來，2023年末，宏觀杠桿率已經達372.23%。 較2015年末宏觀杠桿率250%大為嚴重化。
2024年末，根據國家統計局202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的數據計算，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與支出的逆差64910億，占當年GDP的4.8%。
全國政府性基金預算收支逆差39388億，占GDP的2.52%。
這樣2024年廣義財政收支逆差是GDP的7.33%。
2024年年末各項貸款余額增長7.2%，年末社會融資存量比上年末增長8%。都超過當年GDP的名義增長4.26%——因為通縮0.74%。為了緩和地方政府已很嚴重的潛在債務危機，還采取了其它一系例穩經濟——如穩與地方財政密切聯系、已存在嚴重潛在危機的房地產，刺激消費的措施。
因此，2024年宏觀杠桿率不會下降，只會提高，可能突破380%。
加上無法統計的“民間”借貸和集資，還有已相當嚴重的地方政府對企業（主要是國企）、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賬款拖欠，中國債務與債權的分化和潛在的債務危機已十分嚴重，特別是房地產行業和地方政府負債（包括隱形債和拖欠債），從而潛在的金融危機已很嚴重。對此，美國統治層應當比我更清楚。
目前當權的以特朗普為代表的美國統治階級的一派，力圖用大幅提高關稅，扭轉產業“空心化”，使中、高端制造業回歸和大幅度減少逆差的同時，針對中國已發展得很嚴重的潛在債務、金融危機這個要害，力圖用關稅大棒迫使其它國家提高對中國進口產品的關稅和減少從中國的進口，破壞中國與美、西方國家高端科技聯系的產業鏈，撮合成美國主導的、以西方國家為主體的世界外貿國家對中國的科技、貿易戰，以為能促使中國暴發金融和經濟危機，當然，最好能引爆中國的“顏色革命”，至少使中國的經濟增長勢頭慢下來，延緩中國真正強大起來的時間，以贏得搞掉中國的更多時間和機會。
除了日、韓外，美國的西方盟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在產業鏈上與中國沒有密切的聯系。但這些國家出口中國的產品不少。不過，包括日、韓，其經濟與美國的更為密切而且更具有利害性，加上在政治和國家安全上仍受制于美國，不得不某種程度地參與美國對中國發動的科技、貿易剿殺戰。不過，由于以下說到的原因，參與的程度要打折扣，甚至大打折扣。
根據國家統計局2024年社會經濟發展統計公報得知：
2024年出口254545億元，全年國內生產總值1349084億元，出口占中國GDP的18.87%；
對東盟出口41736億元，占出口的 16.4% ；對美國出口37337億元，占出口的14.7% ；對歐盟出口36751億元，占出口的14.4%；對日本出口10816億元，占出口的4.2%；對韓國出口10415億元，占出口的4.1%。對東盟、美國、歐盟、日、韓的出口占我出口的53.8%。
往最壞的方面估計：
特朗普對中國進口加征145%的關稅，可能使中國對美出口減少4分之3，即減少28003億元，約合2024年我GDP的2.08%；
2024年，除美國以外我對其它國家出口為217208億元，占2024年我GDP的16.1%。特朗普在接下來對歐盟、東盟國家、日、韓等其它國家的關稅談判，會迫使它們大幅提高對中國進口的關稅、減少從中國的進口。估計最多可能使我對美以外的其它國家的出口減少4分之1，相當于2024年我GDP的4.03%；
從而，特朗普對我發動的世界性貿易戰，可能造成我相當于2024年GDP6.11%的社會生產失去銷路。
加上美國發動的對中國的高科技產品的封鎖戰，如斷供我目前和短時間內還不能生產的芯片和軟件等，造成的產業鏈斷裂，可能使我經濟損失的程度估計最多再加重50%，有可能使我經濟損失達2024年GDP的9%，以此來促使我債務、從而金融和經濟危機暴發，從而政治危機暴發，最好能引爆成“顏色革命”。
美對我發動的關稅、貿易戰，是從4月9日開始，占2025年全年時間的4分之3，按以上往最壞的方面估計，可造成我2025年對美出口減少21002億元，相當于我2024年GDP的1.56%。
美與其它國家的關稅談判，可能會在以后的5、6月大體完成。按以上往最壞的方面估計，從6月1日開始算起，占2025年的時間的58%，對我2025年GDP的的損失相當于我2024年GDP的2.5%。
這樣，美對我發動的關稅、貿易戰，對我2025年出口壓縮的總量，相當于我2024年GDP的約4.1%。加上中斷目前我不能生產的高科技產品造成的產業鏈破壞可能會加重50%，就是6%。
2008年美金融危機前，我潛在的生產過剩危機已相但嚴重。2008年由美國金融危機引起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對我2009年的影響是使我出口下降16%。2008年我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2.47%。2008全年國內生產總值300670億元，出口就達97628億元。2009年出口下降16%相當于2008年GDP的5.2%。
2008年11月9日，中國政府宣布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并出臺了投資規模達4萬億元的擴大內需、促進增長的十大措施。2008全年國內生產總值300670億元，4萬億元的擴大內需相當于當年GDP的13.3%。
結果是2009國內生產總值比上年增長8.7%，名義增長11.54%，通脹2.84%，從根本上緩解了世界性金融、經濟危機對我經濟的沖擊。
投資規模相當于當年GDP13.3%的4萬億元，加上促進增長的十大措施，是嚴重過度反應，導致潛在生產過剩危機嚴重惡化，不得不用以后多年的宏觀杠桿率的不斷提高來遏制生產過剩危機的可能暴發。加上2020年和2022年新冠病毒危機的沖擊，是致使宏觀杠桿率快速達2015年GDP的250%，又過9年后的2024年突破GDP的380%以上——估計數——的主要直接原因。
六年來（從我以上那篇文章發表算起）反腐敗、整黨治當沒有放松，中國特有的政治統治模式較六年前更加強健；國有銀行占全部銀行資產的絕大比重，社會總負債的70%以上是國企和政府負債，國家的經濟體量夠大，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外匯儲備夠多；加上集中有力、有效的調控，為了緩和可能很嚴重的房地產及牽聯的產業的私有企業——房地產大多都是私有企業——的破產，私有銀行破產，拖欠工資，討薪和失業潮，每年1千多萬的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問題，與往最壞方面估計美國對我發動貿易戰經濟破壞程度造成的GDP損失相當的財政擴張可以達到相當于2024年GDP的6、7個百分點，適度的央行“放水”——通脹率空制在3至5%左右，國有企業對要破產的大、中私有企業的兼并等，有辦法使國有銀行資產占絕大比重的銀行系統避免出現大規模的恐慌性擠兌的發生，更不可能發生銀行的系統性破產、倒閉危機，避免債務鏈大規模破裂，能足夠程度地緩和由企業虧損面、破產面、拖欠工資、嚴重的失業和討薪潮的發生，有可能實現不亞于新冠病毒危機的2020年的經濟增長。
經過2025年的調整，特朗普對我發動的世界性科技、貿易戰，造成的經濟破壞程度到2026年可能減半，加上調控、適度的財政擴張和“放水”——其程度將會比2025年有所減小，2026年經濟增長會比2025年更好。
經過兩年的調整，就有可能基本上化解特朗普對我發動的世界性貿易戰往高處估計造成的危害。但宏觀杠桿率的大幅度攀升和以后數年的不斷攀升難以避免，將會愈趨嚴重制約我經濟增長速度。
美國總統4月2日宣布美國進入緊急狀態、對所有貿易伙伴征收所謂“對等關稅”以來，美國股市暴跌，國債收益率猛漲，迫使特朗普不得不軟化“對等關稅”的鋒芒，股市反彈、國債收益率有所回落，但他提高解雇美聯儲主席、要求美聯儲降息的威脅調門，美國國債收益率又重新攀升；美元指數下跌，從4月10日前的102跌破99，美元資產遭到拋售。美國經濟衰退風險加大，美債收益率飆升，美元指數轉為弱勢，特朗普不得不宣布解雇美聯儲主席是媒體歪曲，加上不得不緩和一些對中國關稅戰的口氣，以減輕對美國債市、股市和美元的負面沖擊。
美國政府債務目前已達36.2萬億美元，是2024年美國GDP的124%。聯邦政府今年全年到期債務達9.2萬億美元，其中3分之2有多、6.5萬億美元6月份到期。目前實施的提高進口關稅的做法勢必加重通脹，聯邦基金利率難以下調，否則通脹就會嚴重。一般預計會導致美國經濟增長從2.5%下降到1%以下，甚至出現經濟衰退，打壓美國股市和美元指數，促使美國國債收益率升高。對美國政府巨額債務和其超經濟增長速度的攀升的擔憂加重，有可能使美國政府暴發債務危機——指美聯邦政府票面高利率的國債發不出去，得由美聯儲大量購買，引起恐慌而導致嚴重的金融、經濟、政治的負面鏈鎖反應。
阿波羅全球管理公司（Apollo Management）的托斯滕·斯洛克（Torsten Slok）估算，外國投資者持有的美國資產包括19萬億美元的美股、7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以及5萬億美元的公司債券，占據美國股市、債市市值的20%至30%。照此算，外國投資者持有的美國股票，債劵資產達31萬億美元。特朗普張牙舞爪這通操作，正在損毀幾十年來世界把美國作為資金“避風港”的信義。如果對美國的股市、債市、經濟的沖擊過大，不能排除有可由美國政府的債務危機引發美國的金融、經濟、財政和美元的綜合性全面危機，從而引發美國的嚴重政治危機的可能。
30多年前蘇聯解體，俄國綜合實力、特別是它的常規軍力，除了僅剩的核武外，與當年蘇聯相差甚遠，而且俄國社會形態變成與美西方國家根本雷同，歐盟和英國在軍事安全和政治上受制于美國的程度大為削弱。美國急于為了盡可能地搞掉中國不惜出賣烏克蘭、得罪歐盟，也要圖謀聯俄制中，并要挾它的盟國大幅增加軍費到GDP的5%，承擔起歐洲方面與俄國博弈的主要責任，加上美國對它的盟國也搞“對等關稅”，美國的盟友關系嚴重削弱。中國所處的地緣政治和地緣軍事地位，幾十年來所取的“本份”外交政策及經營的國際關系，特別是快速強大起來的以核武為中堅的軍事實力和在第二島鏈已具有對美國的常規軍事優勢，加上足以與美國核武互毀的超級核武的俄國對歐盟、英國的牽制，對美國核武的鉗制。中國與西方國家相互發展貿易關系和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國家市場并將很快成為世界第一大國家市場的引誘力。美國股市、債市和美元，先于中國發生負面反應，中國對美挑起的貿易戰持有的“ 堅決反制、奉陪到底”立場。對中國的奇高關稅和中國的反制反到先于對美國產生負面影響。所有這些，使美國力圖用關稅談判逼迫它的盟國和其它國家提高對中國進口產品關稅和大幅降低從中國的進口的胡蘿卜加大棒的作用有限，使美國對中國發動的關稅、貿易戰很有可能不是如我往最壞方面估計的那么兇。
就算有那么兇，經過兩年，最多三年的反制和調整，就有可能基本上化解特朗普對我發動的世界性科技、貿易戰的危害。但中國已經很高的宏觀杠桿率大幅度攀升不可避免，2027年可能達到430%以上。
問題在于對我經濟發展負面影響趨于攀升的宏觀杠桿率不在于美國對我的什么科技、貿易戰、經濟戰，而是搞私有制市產經濟勢必造成的兩極分化的必然。沒有美國對中國發動的科技、貿易戰，只要搞私有制市產經濟的方向不加以轉變，中國的宏觀杠桿率趨于攀升，對我經濟發展趨于嚴重的負面作用就不可避免。
改開前全部經濟基本上都是公有制，政府和居民基本不負債，公有制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在20%以下，公有制的農業基本上不負債，或者資產負債率很低，宏觀杠桿率估計在50%左右。那時的銀行存款主要不是居民存款，而是國家所有的企業和政府存款，付出的貸款利息主要是付給國家，付給居民的也不是資本家暴發戶。改開前的貧富差別不屬人類文明世界有史以來上最小也屬最小之一，如我在紅歌會網的《對<改開前的貧富差距>的修正》估計，1978年占人口1%的最富有者占有的國民生活資料的財富是全國人均的5倍左右。
改開后國有企業經濟效益不但快速大幅度下滑，而且資產負債率很快升高，國企利潤通過利息的方式趨于更多的部分拿給了改開后暴富起來的資本家，政府和居民也開始負債并不斷攀升，居民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不斷降低，并用住房市場化，一度還用教育、醫療市場化來加以擠榨。在居民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不斷降低、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不如改開前、財政收入的負擔用各種方式轉嫁給居民的情況下，國企、政府和居民都成為資本家暴發戶“債奴”的同時，根據私有的經營性資產來進行分配在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不斷攀升。
2022年包括企業和從業人員繳納的社保基金在內的國家的各種財政收入，在地方財政收入約一半
是通過土地和房地產稅收對居民工資性收入進一步盤剝的情況下，占GDP的有無3分之1？算33%。占國內生產總值24%的工資性收入中至少“民營企業”的老板和高管奇高的職務收入屬剝削性質，扣除這部分剝削性收人，工資性收入估計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0%都不到，算20%。包括金融資產在內的國家擁有所有權的經營性資產的利潤估計6萬億元，占2022國內生產總值的5%。中國社會生產出的財富分配，根據私人擁有所有權的經營性資產被資本家拿走的占GDP的42%，是95%以上包括腦力勞動者在內的勞動者工資性收入占GDP比重20%的2倍有多。
2023年中金公司報告：在私有財產人群中，最富裕人群共計460萬人，人口占比為0.33%，財富占比為67.4%；中產階級共計9900萬人，總資產為110萬億，人口占比為6.9%，財富占比為25.6%；其他人群13.22億人，總資產為30萬億，人口占比92.77%，財富占比為7%。
我算人口占比為0.33%的最富裕人群，人均占有的財富是全國人均占有財富的204倍，是占人口92.77%人群人均占有財富的2700倍。人口占比6.9%的“中產階級”人群，人均占有的財富是全國人均占有財富的3.71倍，是占人口92.77%人群人均占有財富的49倍。應證了勞動人民社會生產的財富被一小撮私有的資產者嚴重剝削的事實。
改開前社會經營性資產基本屬公有，2023年總計790萬億社會經營性資產，國有資本權益非金融經營性資產102萬億，加擁有國家所有權的金融資產30.6萬億，總計國家擁有所有權的經營性資產132.6萬億，占社會全部經營性資產的16.8%，集體經濟已被私有化得可以忽略不計，中國全部經營性資產的83%有多屬于占人口極少數的資本家所有。
由于中國的股市是世界上極其少見的自創建以來三十多年不漲的股市，中國的富人相較于美國的富人，更多地是將其的資產存入銀行和購買債劵，加上中國的兩極分化發展的更嚴重，中國債權與債務的分化比美國更嚴重，盡管2024年加上地方政府的，美國政府負債占其GDP的比重估計是中國的兩倍有多，中國的宏觀杠桿率比美國的仍然更高。除掉政府的負債，中國企業、其工資性收入占GDP比重奇低的居民負債總量占GDP的比重比美國的高得多。因此，中國潛在的債務、金融和經濟危機比美國嚴重。如果不是十八大以來中共緊緊抓住了反腐敗、政黨治黨的政治斗爭，中國金融、經濟和政治的總危機很可能早就暴發了。
然而，搞成私有制資本主義經濟的汪洋大海，不僅必然重新置勞動人民于剝削階級的壓迫和剝削之下，兩極分化不斷嚴重，將整個社會置于資產階級用其資本的滲透之下不斷嚴重，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文化和對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政治統治系統的腐蝕作用不斷嚴重，資本主義對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政治統治系統蛻化變質的作用不斷嚴重，將資本主義的勢力在中國統治層內外發展起來的不斷嚴重，促使中共和中國步蘇共和蘇聯亡黨亡國的后塵的危險不斷嚴重，而且勢必是債權與債務兩極分化的不斷發展，國企、政府、居民負債的不斷發展，即宏觀杠桿率的不斷發展，從而潛在的債務危機、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不斷發展。為應對美國發起的關稅、貿易戰，估計2027年可能突破430%。如不轉變決心，抓緊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的公有經濟，還嫌對“民營經濟”保護、促進的不夠，頑固堅持“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力軍，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基礎，是推動我國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力量”的方針，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將會愈趨嚴重地受到制約。2035年或其以后，縱使抓住了那個七寸，也無法遏制由500%左右的宏觀杠桿率而暴發的債務、金融、經濟危機，或者不得不用非常嚴重的通脹來緩和嚴重的債務、金融、經濟危機。由嚴重的金融、經濟危機或嚴重的通脹危機引爆“顏色革命”，那時候來轉變決心可能就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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