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王塵無是左翼電影運動中首屈一指的影評家，但他卻具備遠非左翼影評家這一頭銜所能框定的多重的人生面相與心靈圖景。其友人、同僚與讀者更多是從文學家而非影評家的角度來談論（認可）王塵無的。1949年后，在經歷了相當長的沉寂期后，乘著學界重塑中國電影歷史之東風，王塵無終于成為學人言說左翼電影乃至中國早期電影時難以忽略的一個人物。透過對王塵無的接受史的梳考，可以呈現出其之于中國電影史的主流敘述而言相對陌生的諸多面相。
關鍵詞：王塵無 左翼 散文 舊體詩 接受史
在現今各類著述中，左翼電影運動都堪稱20世紀30年代中國電影的主旋律，而其中一個強音，則當推左翼電影評論，“所謂左翼電影運動，是從兩個方面同時展開的。其一翼為電影創作，另一翼就是電影評論”1，以至于“創作與評論并行”，成為“‘左翼’電影一大特色”2。故今人在論及左翼電影評論時，大多不會忽略“以批評理論家為職志”、在“左聯運動史和左翼電影發展史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的王塵無。3然而，迄今數量可觀的有關王塵無的論說，多著眼于闡發其電影評論的形式特征與文藝思想，而對他本人的研究卻有欠充分，其流弊就是將作為個體而存世的王塵無原本所具有的鮮活、生動的一面抹去，風干為一個被貼上了左翼影評家之名簽、供后人瞻仰的僵化標本。事實上，王塵無具備著遠非左翼影評家這一頭銜所能框定的多重的人生面相與心靈圖景，而且他雖然英年早逝，以致無緣目睹其曾為之奮筆疾書的左翼電影后來的登堂入室，但無論是報界在其生前對他的記述與評價，還是后人對其不息的追懷，都在一定意義上構成一個有關王塵無的接受史，進而賦予其新的“生命”，而這一“生命”，又在不斷地延續與演化中，同主流的影史書寫時有對話，幾經化合后，終于凝定了王塵無現今為我們所熟知的歷史定位——“黨的電影小組”成員、無出其右的中國左翼電影評論家。筆者擬嘗試對王塵無的這一接受史進行梳考，旨在還原出一個符合其本貌的王塵無，同時對有關王塵無的回憶文章與影史書寫之間的深度關系略加探討。
“前進影評人”與緋聞男主角：
王塵無在世時的雙重角色與遁世傾向
在具體考察王塵無的接受史之前，有必要簡要梳理一下王塵無短暫卻不平凡的一生。王塵無原名王承謨，1911年1月23日出生于江蘇省海門縣湯家鎮。王塵無幼時曾寄居外祖父家，受教于其舅父，及至舞勺之年，進入離家一二十里的粟寰補習學校讀書，接受到較為扎實的國學教育，也開始初步地接觸共產主義思想。1927年，王塵無進入無錫國學專修館求學，兩年后，他又到上海持志大學深造。1930年，王塵無加入中國共產黨。翌年，王塵無返回海門，擔任中共海（海門）啟（啟東）中心縣委秘書，領導當地的革命運動，遇挫后，他為了躲避抓捕，只身返滬。之后，王塵無參加了“左聯”，從此積極地投身于無產階級文藝運動，側重于電影評論工作。1932年5月底，王塵無以“塵無”這一筆名在《時報》副刊《電影時報》上發表了第一篇影評文章，繼之，又以摩爾、向拉、方景亮、離離、勞人等筆名，發表了大量的影評文字，成為享譽報界與影壇的電影評論家，在介紹蘇聯電影、闡發中國電影文化運動之意涵、抨擊“軟性電影”、提倡“國防電影”等方面建樹頗豐。1936年底，王塵無因患肺結核病而赴杭州療養。在此期間，雖在全面抗戰的感召之下，他一度回到上海，欲從事抗日救亡工作，但由于其健康狀況的惡化，王塵無只能與病魔纏斗，無暇再如昔日一般，做一個以筆為槍的文藝斗士了。1938年5月25日，久臥病榻的王塵無于海門家中與世長辭。4
應當說，如今要找到王塵無在世時由他人撰寫的關于他的文章，顯然要比找到王塵無評述他人的文章困難得多；但也并非全然無跡可尋，而將這些為數不多的寫王塵無的文章盡量鉤稽出來并加以考察，則不失為一個管窺世人如何看待其人的可行路徑。首先要提到的，就是王塵無的重要論敵、“軟性電影”論者穆時英。由于藝術觀上的捍格甚至尖銳對立，穆時英對廁身于左翼影評家陣營中的王塵無有頗多惡評，如針對王塵無與演員胡萍的筆戰，他便將其定性為“化名攻擊制作者以報私仇”，5他還為包括王塵無在內的一眾左翼影評家起了若干不雅的綽號——“電聯底廖化們”“文化紅軍”等。6可見，穆時英對王塵無確不乏敵意。即便如此，穆時英也不得不承認，在與其論戰的左翼影評家中，王塵無還算得上是一位值得重視的對手，和唐納、魯思同屬一個層級，而其所撰寫的影評，相較于以凌鶴為代表、以“意識檢討中心主義”為突出特點的“初期的影評”，則要更為“聰明一點，巧妙一點”。7穆時英還在系統地批駁左翼影評的長文中這樣寫道：
過去的四個月里邊，所謂中國文總電聯除了……向我個人施行報復以外，還發表了兩篇半比較有一點嚴肅性的文章，唐納的《答客問——關于電影的基礎問題及其他》算是一篇；塵無的《論穆時英的電影批評底基礎》勉強算是又一篇；魯思的《論電影批評的基準問題》連詭辯，謾罵，征引在里邊也算姑且算它半篇，此外，還有其他許多浪費筆墨，糟蹋紙張的東西是連提及的價值也沒有的。8
可知，在穆時英看來，王塵無系繼凌鶴之后，在左翼影評陣營中最具實力的三位干將之一，而就上引所提及的三篇文章而言，王塵無的筆力似乎稍遜唐納而勝于魯思。然而，不可否認，這段引文實乃穆時英的一家之言，況且他又為王塵無之宿敵，其所言或難免失之偏激，是以欲更如實地呈現王塵無在彼時輿論中的形象，則不得不揆諸相對持平的公共輿論。這就要提到發表于《錫報》上的一篇介紹王塵無的短文，茲照錄全文如下：
王塵無，他可算得是一位少年老人了，年紀輕得緊，二十有二，居然在鼻子底下留著一撮小胡須。不，就是他的臉上，卻也堆滿了世故與人情。他的頭腦很冷靜，因此思想也十分尖銳化，“前進影評人”的頭銜，王君可當之無愧。他沉默寡言，生成一顆雅人心，不貪熱鬧，不愛繁華，據說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到深山幽谷中去做一個隱士。9
這里不僅提及王塵無的主要業績與身份，還較細致地刻畫出王塵無的外貌與性格，尤為值得注意的是，此文將王塵無內心中另一個之前鮮為人知的角落，即消極遁世的欲念，也呈現于讀者面前，這顯然要比穆時英的言論更接近王塵無之本色（下詳）。但以筆者所見，較為集中的話題，乃是一段關于他與女演員張雯的朦朦朧朧的緋聞。據王塵無知交、報人陳靈犀回憶，張雯，原名或為張詩影，“乃鴛湖女子也”，因嗜好電影，與王塵無結識，“以塵無之力，得入電影界，主演某片，名漸著”，二人亦由此開始交往。后來，張雯羽翼豐滿，遂拋棄王塵無，另覓新歡，“而詩影之名，已不復常見于塵無筆下矣”。10關于王塵無與張雯的這段因緣，報界在當時頗為津津樂道，茲摘錄兩則以窺一斑：
今年之電影界噩耗頻傳，喜訊亦多，新近女明星與影評人之戀尤惹人注意，姜克尼與貂斑華唐納與藍蘋，先后同居，而藝華新人張雯與另一影評人塵無亦將訂婚矣。張雯貌平平，為人陰險，入藝華，系考試錄取《人之初》中有一鏡頭，《暴風雨》中亦充一配角，藝華編劇部韓某頗加賞識，塵無姓王，與韓為友，常為各報作電影文字，以訪韓之故，得遇張雯而與之相識，漸生友誼，進為戀愛，今者愛情成熟，互許娶嫁，訂婚佳期為今年圣誕節云。11
新進之電影明星張雯，近在天一公司，主演第一部影片《花花草草》，戲劇家洪深，譽為能做戲也，在張雯未任主角之前，僅于藝華公司充配角，英才湮沒，良為司惜，自得影評人王塵無君力捧之后，聲譽漸起……12
迨至1937年春夏之交，王塵無赴杭州養病，《電聲》報道了張雯與其新男友的戀情及婚事，順帶著又提及已成往事的王、張之戀。饒有趣味的是，是則報道竟將這兩件事情搭上了因果關系：
張雯初為藝華演員，在《時勢英雄》中飾一女工，后為天一主演《花花草草》，成績亦不過爾爾，以后遂未再上銀幕，關于其私人生活，初傳與影評人王塵無相戀，且有結侶之說，但為時無久，張已另有新歡，王則郁郁成病，至今養疴西湖，傳將出俗為僧。13
綜上，王塵無是在海門開展革命事業未竟而重返上海并從事電影評論工作后，開始通過報界或同行的公開言論而進入大眾視野中的，相關內容主要集中于二：一是論敵穆時英以王塵無的文章為標靶之一對左翼電影評論的批駁。在穆時英筆下，盡管王塵無的一些觀點大有謬誤，但其仍不失為繼石凌鶴之后，文筆最好的三位左翼影評家之一（或不及唐納），與之相關，王塵無的“前進影評人”身份，也大體為彼時輿論所接受。二是王塵無與張雯之關系，被報界納入其時并不孤立的影評人與女明星的緋聞事件中來加以描述。此外，時人也對王塵無消極厭世的一面有所覺察，并在這一點與其戀情挫敗之間建立起隱約的因果聯系。還需一提的是，王塵無為今人所熟知的若干身份，如“黨的電影小組”成員、影評人小組成員等，就筆者目力所及，其時尚未見有人公開提及。
“文壇新舊盡凄其”：王塵無去世后時人對其緬懷（1938—1949）
王塵無病逝后不久，與其曾合作密切的《社會日報》即對之予以報道：“王先生為著名電影作家……新舊文學，亦至淹博，今忽不壽，實為中國藝壇之重大損失。”14兩個月后，滬上王塵無的一眾故友，如李培林、陳靈犀、龔之方、陸小洛、鄧糞翁、唐大郎等，擬為其開一場追悼會，此舉亦見諸報端：“此會局面雖小，然甚屬莊嚴”“塵無生時，好靜，此追悼會只有知友一二十人，亦可謂投其所好矣”。15上述兩則新聞，一是關乎輿論對其蓋棺定論般的評價，二是揭示出王塵無生前的交友圈，二者呈現出王塵無其時留存在世人心中的雙重形象：一面是積極入世的“電影作家”；另一面是超脫塵世的詩人。進一步鉤稽史料可知，在王塵無病逝之初，報界曾掀起一個紀念他的小高潮，而這又大致分為兩個階段：先是由一些零散的、刊發于1938年6月至7月間的紀念文章所組成的；繼之則以由《社會日報》所策劃的王塵無紀念特輯為代表，特輯收錄了多篇悼文，大多為王塵無的友人，從他的樣貌氣質、行跡、個性以及才藝等多個側面切入，對上述雙重形象予以具化、深化。其中對王塵無的樣貌氣質與行跡的描述，相對較少且大多旨在渲染其文采風流，以及狂放、不羈的性情，如龔隱軒將王塵無短暫卻文采充盈的生命，比附為唐初詩人王勃：“塵無早慧，年十六，從予游，詩詞即可觀，及門三年，詞曹無出其右者，二十九歲以咯血卒，竟與王子安齊年，豈真子安后身耶！”16作為出家人的若瓢念茲在茲的，乃是王塵無的佛緣，即“研佛學，具宿慧”17。此乃從其問學履歷的角度追憶王塵無。還有一些作者在回憶王塵無時，則訴諸直觀的印象，如星鳥所言，王塵無具有“矮瘦的身段，蒼白的面色，當穿上一件藍沉沉的長衫的時候，令我回想起曹孟德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兩句詩來；是有些像一般人口中的‘讀書人’的”18。此外，王塵無極具詩人氣質的獨特個性也令憶者印象深刻。如姜恕稱王塵無“為人沉默寡歡，好像很高傲的樣子，但是幾個熟朋友在一起談天的時候，他又滔滔不絕，口若懸河”，姜恕并且引述夏衍的話，指出在王塵無的個性之中不無灑脫、率性的一面：“他無論做什么事情都是個干練的人才，但是他常常故意遺忘似的不高興去干。”19而在糞翁的記憶中，王塵無則不僅“詩才橫絕”，而且還頗為癡狂：“塵無……狂好罵，疇人中能識余，每置酒相對，抵賬掌縱論天下事，歌呼攘臂，人以為癡。”20一如糞翁，海珊也對王塵無的狂放性格記憶猶新，但似更愿念及其常被遮蔽的另一面，即坦蕩磊落的性情：“罵人乃彼所長，然冷箭毒失，均屏棄不用，所謂‘品清學優’，塵無足以當之。”21
就筆者目力所及，在描述王塵無獨特個性的文章中，醉芳的《悼塵無》堪稱最為深刻。醉芳坦言自己曾察覺在王塵無那“充溢著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的習氣的一舉一動”與其“擁有‘硬性影評人’的頭銜”這二者之間“存在著絕大的矛盾”，體現為他時常“言行不一致”，具言之，就是“他的傳統的生活方式不能和他所懷抱的新世界觀融成一片”，是以醉芳起初對王塵無的印象不佳，后又轉為好感，蓋其逐漸領會到，這一矛盾并非王塵無所獨享，而是一種甚為普遍的現象，“不過別人沒有他表現得尖銳罷了”。此文更妙在作者借題發揮，闡發了王塵無的這種獨特個性背后的深層因素：
凡是頭腦較為清新的智識分子，在目前幾乎都已敏銳地預感著一個新社會的到來之無可避免性。他們的敏感使他們驚喜地期待著那近若可即一絲曙光，同時也使他們為了顧戀著舊社會的種種而彷徨和苦惱。……于是在精神上便時刻發生罕有的矛盾。例如有時他們很想做一個徹底的叛徒，有時卻下意識地企慕著隱逸的生活，甚至幻念到“紅袖添香”之類。而塵無便是最足以代表這一類包含著矛盾的智識分子的一個典型人物。22
相較而言，時人對王塵無的才藝所賦予的筆墨最多。小洛視王塵無為一位無所不能的“鬼才”：“我們列數了塵無的所能：評論、散文、雜文、詩；電影、昆曲、戲劇、文藝；新的，舊的。它不僅是‘能’，而且‘長’。”23星鳥則有所保留，對王塵無涉獵廣泛的創作成果，并未全盤肯定，而是“必須有取舍，存精英”。要言之，在星鳥看來，王塵無的影評，要強于“他的爛古文”，似“更值得珍視”，蓋“在貧弱的電影批評界中，他確是一支進軍的前哨；一位開山的大匠”。此外，王塵無的“幾首舊詩”，亦得到論者的認可：“他的詩是也應該與他的文一同‘傳’的。”24應當說，欣賞王塵無的舊體詩者，遠不止星鳥：云裳即對此贊道：“塵無詩，……清微幽遠，似出晚清人手”25；《社會日報》為王塵無所刊發的挽聯，更是譽其為“人以屈賈駱盧為輩”“文得魏晉齊梁之格，詩在蘇黃李杜之間”。26至于不入星鳥之法眼的王塵無的古文創作，推崇者亦不乏其人，如大風評曰：“塵無文字，新舊咸佳，其所作白話文，空靈緊峭，含義至□……尤為深刻”“詩以清靈挺拔甚，頗有唐人風韻，□小品文字，書牘雜記，直逼六朝人手筆，尤為不朽之作……文字雋永，而寄意尤為沖淡，予覽之不禁擊節拍案，深嘆君以病羸之軀，而治學猶勤，洵乎其不可企及。”27醉芳也說：“毫不夸張地說，在并世的新作家中，求其兼擅舊詩文的寫作技巧的，塵無實不愧為最英俊，最有希望的一個。他的理論文字潑刺而饒生氣，而舊詩和小品又是那么清理婉約。他寫白話，從不受文言的格律的影響，反之，他寫文言也是一樣。”醉芳并且提及一事，即王塵無曾有意“致力于文學的史的研討”，“寫一部從六朝的小品開端的中國文學史”。28此際，避亂于香港的蔡楚生也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懷念王塵無的文章，對其不世出的才華大為激賞，認為他“對新舊文學都有很深的素養，讀他那清新敏感的散文，和精辟潑辣的批評文字，再讀他那詞華直逼唐宋的舊詩文，簡直可以使人不相信這是出自一個人的手筆”。29
上述言論均出自與王塵無相識者，其中更不乏他的至交摯友，其所言或不免夾雜感情因素，那么，一般讀者又對他如何作評？從此意義上看，發表于《力報》上的一位署名“倫”的作者所撰寫的一篇文章，便頗值得留意。“倫”自稱其與王塵素未謀面，也“沒有通過一封信”，但可以說對他“片面的神交已久”，知曉他“不僅是一個影評人，而且是個多方面的作家”。“倫”還論及王塵無以“景江”之名在《辛報》上所發表的一些“沖和清淡”“幽美俊麗”的散文，并將其感悟形之于文：
讀了景江的散文，我的神思常給他帶到一個虛無縹緲的烏托邦，腦子里常?；孟氤鲆粋€遠景，在那個遠景里，沒有人間世一切的虛偽，欺詐，淫欲，紛爭，有的只是江上清風，山間明月，流水落花，春華秋實，芒鞋竹杖的老僧，談禪悟道，而我自己就給自己沈醉在這一種詩意的夢境中了。30
由此，王塵無的形象氣質浮現于“倫”的腦際：“我懸想他一定是個瀟灑，飄逸，沈靜，寡言，愛孤獨，帶一點憂郁性的，在心理學上是屬于內向性一類的性格”，同時“他的修養，他的靈感是超人的，他是個詩人，是個天才”。31
在由《社會日報》所牽頭的這波紀念王塵無的小高潮退去后，見諸報端的論及王塵無的文章并不多，筆者暫查得七篇。這七篇文章，即便是最早出的，相距王塵無的逝世，也有四年之多，可以說，它們大抵代表了其生前友人在悲傷褪色后寫下的關于他的相對平靜的記述。總體觀之，它們呈現出一個較為顯著的特征，即著力于鉤沉與表彰王塵無的文學才華及成就，尤其是他在舊體詩與古文創作上的創獲，而對其影評家的角色，則似有所淡化——只在貝葉的《念王塵無》一文中浮現寥寥數語。32此點從由王塵無生前的摯友陳靈犀所撰憶文之題目即《追念短命詩人王塵無》上即可清楚見出。在是文中，陳靈犀稱贊王塵無為《社會日報》所撰《吞聲小記》“玉屑珠霏，清麗如出六朝人手筆；不意塵無于新文學外，竟擅長文言文也”33。無獨有偶，柳絮亦追憶道：“塵無少年多才，詩文皆清絕一時”34；在貝葉的記憶中，王塵無則堪稱“治新知舊學于一爐”“吞聲小記，尤為才人之筆，蘊藉婉約，傳頌一時”35“讀之輒為之回腸蕩氣”“即于國故亦雅有根砥，腹笥之寬令人折服”。36
細讀這些文章，不難品出些許頗耐人尋味的筆觸。一種是極力點染王塵無在文學創作上的異常稟賦，以及由此而生的近乎渾然天成的寫作技藝，即所謂“每讀塵無文，以為刻意所成，今乃知大才槃槃，倚馬可待，吾黨諸子，均遜其聰明學力矣”37；“渠才思敏捷，下筆萬言，可以立待”38。陳靈犀則在文章中憶述一事：唐瑜曾向王塵無約稿一篇，“塵無疏懶，輒許之而未果命筆”，這可急壞了唐瑜，不得不百般催促，對于接下來的情形，陳靈犀有一段繪聲繪色的描述：
塵無以唐瑜催索甚頻，笑問需若干字，五千言足否，是易事耳，一夕可竟，何亟亟為？唐瑜乃捉之局于一室，令我與小洛之方應時大郎諸兄為伴；塵無健談，應時好飲，則沽酒縱談，不知漏盡，塵無之文，猶未成只字，諸子已倦甚，則相與鋪報為裀，移書作枕，倒地酣臥，及覺，塵無之文已成，洋洋灑灑，詳征博引，此在常人，非數日之功不能成者，而塵無于數小時間，匆促成之，疑有神助，誠鬼才也。39
另一種筆觸乃試圖在醫學之外為王塵無的英年早逝探尋根由。具言之，這些文字試圖在王塵無的短命，與其略帶不祥的文字及其背后所蘊含的怪異的個性、頹廢的文風乃至坎坷的情感經歷之間，勾連起一段不乏神秘色彩的姻聯。柳絮指出：“塵無以二十六歲死，文字不祥，蓋已預為之識矣。”40王日叟則認為，王塵無所作舊體詩詞，固然“哀感動人”，但他“工愁多病，身弱如不禁風”，又不愛惜身體，“常徹夜看書，終宵不眠”，加之其行為舉止頗多乖戾，“有時且無端以針刺指，以血畫梅花自賞，生性怪癖也如此。與之談男女私情，則纏綿悱惻，柔順若女子；與之論當世國事，則慷慨悲歌，又若燕趙俠士”，導致他“居滬數載，恒郁郁不得志，文名雖盛，無以療貧”，這或乃造成其過早往生的一個重要因素。41貝葉也對王塵無的文字蘊含不祥之兆這一點深有同感：“其為詩也，警句迭出，惜有時病其蕭颯，略含鬼氣，斷句如‘柔櫓無聲月淡黃’，‘白桃花下安兒墳’，可見一斑。”42上文提到，王塵無曾與張雯傳出緋聞，貝葉在憶文中則不僅坐實了二人的戀情，而且還細述了自己如何勸解為情所累以致滋生輕生之念的王塵無，結果卻只落得徒勞的一段往事：“塵無不語，窺其眉宇，似覺不以為然也。”43陳靈犀則比貝葉更加激越，索性將王、張之戀的失敗，尤其是王塵無深感自己的感情被玩弄的這一點，視為促使其罹患絕癥的一個直接誘因，即所謂“此子終為情死耳”44。
由上，涌現于此時期的懷念王塵無的文章，大多由其生前好友與同僚所作，而在他們筆下，包括詩賦、古文在內的王塵無多方面的才華，均得到了極高的評價（不排除為逝者諱的因素）。竊以為，安其在總結王塵無生平成就時所寫下的兩行詩，即“妙筆文言兼語體，文壇新舊盡凄其”45，可以對此作充分的概括。與此同時，王塵無與生俱來的憂郁的氣質、不羈的性情，以及狂放的行跡乃至傳聞中的失敗的愛情等，也不時浮現于報端，并逐漸地在其英年早逝的悲劇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外，在時人看來，就其所取得的成就而言，王塵無的影評遠不及其文學創作，是以前者較少（而且越來越少）地被其故友所提及，以致到了20世紀40年代末，人們似乎已忘卻作為影評家的王塵無了。而從時人的言論中，我們亦可看出，至少在其晚年，王塵無事實上也將興趣與精力更多地從影評上移開，轉投到舊體詩與散文的創作中去了?？傊藭r的王塵無，主要是以一位天賦奇崛、飽讀詩書、才華橫溢，以致命數雖短，卻依舊可以縱橫新舊文壇的詩人、散文家而非（左翼）影評家的形象，留存于人們的記憶中的。
從無名到成名：1949年后的王塵無
據張志山的《王塵無生平》一文，1952年，經上級黨委批準，海門縣民政科追認王塵無為革命烈士。然而，僅就筆者所見，1949年以后相當長一段時期，王塵無的名字是鮮見于報端的，學界亦很少專門研究他，以至于即便是專業的電影史學者對他也知之甚少，毋庸說一般讀者與普羅大眾了。我以為，在新時期之前，至少有兩點有關王塵無的基本信息，學界并不清楚：第一，王塵無是“黨的電影小組”成員；第二，王塵無的全名。至于上述作為散文家、舊體詩人而為友人深情緬懷的王塵無，則更是再無人述及。接下來，不妨透過兩則文獻對此加以佐證。
其一，是由程季華主編、首版于1963年、被認為是“我國第一部具有完整史學意義的通史性質的電影歷史著作”“建立了中國電影史文本寫作的一個經典范式”46的《中國電影發展史》。該書在介紹至王塵無時寫道：“年青的共產黨員、著名的電影評論家塵無。”47此處非但未指明“塵無”為“黨的電影小組”成員，也似乎不曉得“塵無”乃姓王。另外，筆者在該書第一卷末的“人名索引”中，也并未檢索到王塵無的姓名，卻在該項下的“六劃”部分中，查得與“塵無”有關的條目共11個。由此可斷定，《中國電影發展史》的作者彼時并不知曉那位筆力遒勁的青年影評家“塵無”之全名為何。其二，在出版于1967年的一本小冊子中，包括夏衍、阿英、鄭伯奇、司徒慧敏、石凌鶴在內的左翼影人，均被編者一一提及并大肆批判，唯獨不見后來名聲大噪的王塵無，遑論其為“黨的電影小組”成員與散文家、舊體詩人了。48應當說，這兩本書可以充分反映出彼時學界對王塵無的了解程度——只知曾有一位以“塵無”之名活躍于左翼影評陣線的青年中共黨員，至于那位作為“黨的電影小組”五成員之一、新舊文學俱佳、多愁善感、為情所困、被病魔纏身乃至一度欲遁入空門甚至輕生的王塵無，則“長期以來，少為人知，似乎要隨著無情的歲月被人們遺忘了”。49
王塵無再度得到專門與全面的介紹，要到新時期之后。王塵無的同僚毛羽、唐瑜所撰寫的憶文《電影評論的開拓者——記著名影評家王塵無》與《懷念王塵無》，以及電影史學家黃佳明以“佳明”這一筆名所撰寫的文章《奮斬荊棘勇涉泥濘的戰士——記左翼電影評論家王塵無》等，構成了其時學界對王塵無的接受視域。尤為值得一提的，是黃佳明的這篇文章，可以說，此乃新中國成立以來首篇深入、系統地研究王塵無的學術論文。作者黃佳明在搜羅了大量一手史料的基礎上，細致地考察了王塵無的生平經歷與主要功績，鉤稽出他曾用過的幾個筆名，并從“左翼電影評論的開拓者”“威信最高的影評家”“電影創作人員的諍友”“進步電影理論的探索者”等幾個方面，對其歷史地位及貢獻予以高度肯定。在是文中，王塵無的全名亦得到確認，且黃佳明明確地指出：“黨的電影小組成立后，王塵無是小組成員之一。”50這無疑賦予了王塵無得以逾越一般左翼電影工作者的一種領導者的政治地位。誠然，以上諸點，在上述毛羽、唐瑜的回憶文章中亦得到回應；51但相較而言，黃佳明的文章顯然更具分量。此外，黃佳明此文，對王塵無在電影評論工作之外的文字生涯亦予以一定的觀照。文曰：
這些散文，文筆清新秀美，充滿了田園詩式的詩情畫意，細膩地表達了塵無對祖國、對家鄉、對下層勞苦群眾的深厚感情，表達了他在黑暗舊中國的沉重呻吟、與疾病搏斗時的一腔哀愁和脫離開火熱斗爭生活后的苦悶心情。52
其實，黃佳明這篇文章之由來，可追溯至作者稍早前參與編寫《中國電影家列傳》的契機，作者曾對此自述：
在年近不惑時，由于工作關系，我才開始知曉他。那是影協電影史研究部所編《中國電影家列傳》，需為塵無寫一篇小傳，領導把任務分配給了我，我才開始收集有關塵無的一些資料，匆匆完成了任務。幾年后，《中國電影年鑒》（1983）要組發一組“紀念左翼電影運動五十周年”的文章，我又接受了寫一篇塵無專論的任務。53
《中國電影家列傳》出版于1982年，王塵無作為一個得到詳細介紹的詞條，被收錄進這套書中。能夠從中看出，有關王塵無的文字介紹，確實為晚出的《奮斬荊棘勇涉泥濘的戰士——記左翼電影評論家王塵無》一文，提供了雛形。54又過去大約十載，適逢學界“紀念左翼電影運動六十周年”之際，中國電影出版社推出了《王塵無電影評論選集》，黃佳明擔任該書的編選，主持編務并為之做序。在這篇與該書一同刊出的序言中，黃佳明對自己耕耘了多年的王塵無研究之緣起又做了幾點說明，算是其對之前的一些未盡之言予以補述，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她又提到王塵無的文學創作并給予了恰如其分的評價：“塵無在西湖養病期間所寫的一些散文……清新幽靜、細膩委婉，恰似情人間的輕吟低語，揭示了感情豐富的‘驍勇善戰’、才子氣息的‘文壇斗士’在戰斗間隙、病魔纏身時‘纏綿悱惻’的內心世界的另一個側面。讀這些散文，恰似看張飛畫仕女，別有一番感受”“塵無詩詞功底深厚，經常信筆成詩，卻很少留存，任其散失。在當時的詩詞界，塵無頗受賞識，很受友人鐘愛”。而對于這些作品，最終“由于篇幅等種種原因”而未能被收錄進此書中這件事，黃佳明則坦言“備感遺憾”。55
應當說，毛羽、唐瑜的回憶文章，以及黃佳明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后者，對于被遺忘許久的王塵無得到重新的發現，進而獲得前所未有的影史地位而言，無疑是居功至偉的。然而，筆者在此想要指出的是，這一時期，最早公開重提王塵無并明確將其定為“黨的電影小組”成員之一者，卻并非上述諸家，而是夏衍。步入“新時期”，夏衍獲得“平反”并恢復工作，從此他開始在各種場合公開憶述左翼電影之種種。在發表于《電影藝術》1980年第1期的一篇講話稿中，夏衍首次較具體地談及五成員，只是尚不明晰，他說：
我參加電影工作是在1932年，最早和我一起搞電影的田漢、阿英、鄭伯奇、王塵無等同志，都已經去世了。早年參加電影小組的，現在只剩下我、司徒慧敏、石凌鶴同志。56
夏衍在“新時期”公開并完整地道出“黨的電影小組”五成員名單的文章，乃是發表于1980年的《從事左翼電影工作的一些回憶》一文。文曰：
電影情況的轉變，大約是在1932年……我們在黨的指示下，小心謹慎地開始奪取電影陣地的工作。之后，又在黨的領導下，成立了阿英、塵無、我、石凌鶴、司徒慧敏五人組成的黨的電影小組。57
黃佳明之所以能夠突破包括程季華、邢祖文、李少白在內的前輩學人的盲區，確證了王塵無的全名及其“黨的電影小組”成員的身份，很可能便在于她了解并吸收了夏衍關于左翼電影的種種論述。此后，王塵無以其電影評論而非散文、舊體詩詞等方面的成就，凝定于有關中國早期電影的主流敘述之中，成為左翼影評乃至左翼電影運動的一個旗幟性人物，并且逐漸廣為人知，終至轉化為中國電影史研究與教學領域的共識性知識。在中國電影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的《中國左翼電影運動》一書中，王塵無的遺照與全名，與其他四位“黨的電影小組”成員一道，被列入題為“左翼電影運動的領導者組織者和主要創作人員”的插圖頁之內，該書還收錄了他的多篇影評及理論文章。2005年，適逢中國電影百年華誕，中國電影出版社、文化藝術出版社相繼出版了兩部頗具分量的中國電影史著作——酈蘇元的《中國現代電影理論史》與胡克的《中國電影理論史評》，二書皆從左翼電影理論與批評的角度，濃墨重彩地書寫了王塵無。582007年，《傳記文學》連載了電影史學家丁亞平所著題為《山野與天地之氣——王塵無：早期電影史上的天才評論家》的長文，回應了黃佳明先前的相關論著，也將有關王塵無的研究又向前推進了一大步。相較于酈蘇元、胡克的研究，丁亞平的這篇文章，還有一個難能可貴之處，即它并未回避作為散文家、舊體詩人的王塵無。文曰：“相比較慷慨激昂的批評，更值得注意的是，王塵無的散文傳達了他生命中灰色的調子與感性傾向?！陡∈离s拾》里裝滿了他精神的小河邊上的細節與場景。他筆下，有小街、荒園、檀香木灰燼，有挑水夫、洗衣女，還有雨后土地的氣息；他嘆息大舞臺遠去，察覺自己整個人生的悲喜劇其實都在記憶的小河邊上演。”59這顯然有力地開拓了針對王塵無的多面人生與復雜心緒進行探問的路徑。然而，遺憾的是，迄今關于王塵無的這一面向的研究依舊匱乏。步入新世紀，有關王塵無的研究成果仍層出不窮，60但大體而言，它們卻并未逾越夏衍、黃佳明、陳播、酈蘇元、胡克以及丁亞平等人所開拓的研究畛域。
在1949年后的很長一段時期內，王塵無基本上處在被低估甚至被遺忘的境遇中，只在以《中國電影發展史》為代表的一些影史著述中，會以左翼影評家的面貌零星浮現，而且為后人所熟知的一些與之相關的重要史實，還往往付之闕如，遑論那些我們之前并不熟知的王塵無的文學生涯。這讓王塵無基本上處在“無名”的狀態。然而，正如學者章清所指出的，在歷史研究中，“‘無’也并非不能提供有價值的信息，其所展現的實際是另外的‘有’”，61潛藏于王塵無研究的“盲區”中的所謂這“另外的‘有’”，恰為彼時左翼電影以及被左翼電影視為敝履、卻為王塵無所醉心的舊文學難以被“大寫”的這一窘困的歷史地位的真實縮影。進入“新時期”以后，隨著學界對中國電影史研究的不斷深入，特別是左翼電影曾一度擁有的合法性與領導地位，在經歷了特殊時期的動搖后，于新的電影史書寫過程中失而復得并日益穩固的語境下，作為左翼影評陣營乃至整個左翼電影運動中一個才華最盛、筆力最勁、成就斐然的標志性人物，王塵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得以愈加完整地被載之于史并被賦予了其生前恐未曾料到的殊榮。
然而這或也導致了新的遮蔽，讓作為舊式文人的王塵無仍處在影史敘述的荒原。具言之，令其名垂影史的左翼影評家這一桂冠，固然匹配了左翼電影的成就，實則卻未能完整、動態地把握王塵無亦新亦舊的面孔，而只是縮略、靜態地狀寫了其多面人生與復雜心境的一個側面，而且還是被深諳其為人的摯友們所漸無意提及的一個側面?？梢哉f，這樣的王塵無因被窄化而失真。王塵無生命短暫，未及提筆寫下自己的心之所向，后出的憶文，哪怕持之有故，亦不免多有隔膜與誤解，如此一來，還原在史家筆下匆匆滑過的別樣的王塵無，就具有了重要意義：一方面可以揭橥以往被我們忽略的潛伏于左翼影人的激進姿態下的舊文學底蘊及其所指向的更加深廣的人文空間，另一方面則不失為引導我們從品性、才情、欲念乃至身體（疾?。┻@些本不在宏大敘事之內的個體性的維度切入，重勘左翼影人與左翼電影的歷史境遇的一個有效路徑。
《王塵無電影評論選集》書籍封面
結語
透過對王塵無的接受史的梳考，尤其是嘗試開掘其非左翼的一面，以及其與固有的左翼面孔之種種疏離甚至捍格，可以呈現出其之于中國電影史的主流敘述而言相對陌生的諸多面相，而這些又絕非尋常之事，因為“我們必須審視那些對我們熟悉的敘事構成挑戰的證據，審視那些使我們的敘事變得復雜化的證據”，藉以打破“舊有的文化敘事的穩定感”，從而讓“歷史變得復雜和混亂”。62準此，我們便可重新勾勒王塵無的人生圖譜：王塵無生前大體上是以一位值得其論敵重視、為情所困以至于抑郁成疾的左翼影評家的形象行之于世的。病逝后，王塵無得到了其友人、同僚與讀者深情而又長久的追懷。在他們的筆下，王塵無在影評之外的文學才華，以及與此相關的獨特的天賦、個性、情感、境遇甚至宿命，始越來越多地得到強調，隨之而來的，則是其影評家的面孔日趨淡化（或也與王塵無本人后來志趣轉移有關）。不妨說，這一時期，世人多是從文學家而非影評家的角度來談論（認可）王塵無的。以上諸端構成了民國時期王塵無留存在人們心中的完整形象。1949年后，在經歷了相當長的一段沉寂期后，乘著學界重塑中國電影歷史之東風，王塵無終于被推至焦點之上，成為學人言說左翼電影乃至中國早期電影時難以忽略的人物。但被激活的只是王塵無作為影評家的一面，而作為舊體詩人、散文家的王塵無，則依舊被埋在故紙堆中，乏人問津?？梢姡鳛橐晃粸榻袢怂熘掖髸貢淖笠碛霸u家，王塵無并非一成不變，而是有著不斷流動以致甚為復雜的面相，而至于到底哪一個側面被凸顯出來，進而為學界所廣泛討論與接受，則取決于包括論敵的筆鋒、媒體的議程、文人的志趣，以及學人的關切等在內的多重因素。然而，這些“操控”著王塵無的歷史形象的“力量”往往又“立刻就可能分離，分離為另一幅圖畫”，并“呈現出到處都是缺口的開放姿態”，63每一個“缺口”或蘊含著一種歷史走向的可能性。對這些“缺口”加以顯影，一方面可以令影人的完整性得以更好地保存，同時也有裨我們深度地理解影史書寫與建構歷史記憶之間的種種關聯。無視這些，我們對中國電影史的書寫極可能走向偏狹。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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