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同志在《大眾哲學》中指出：
“要使可能性轉變成現實性，必須要把阻礙的可能性打倒了或克服了才行。”
再拿抗日時期中國革命的處境舉例，抗日爆發、國民黨陷入極端被動、被迫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這些都給中國革命的發展造成了有利條件。但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還有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頑固派作怪，如果不及時揭露他們、如果不跟他們作必要的斗爭、如果使他們的一次次陰謀得逞，那么當時的中國革命不但不會獲得有利條件，反而會遭受一次次損失。因此，在抗日戰爭整個過程中，以毛主席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一直在與國民黨頑固派進行著不屈不撓的斗爭。
這就是如艾思奇同志所說的，在不斷克服著“阻礙的可能性”，使革命力量的發展，一步步從可能變成現實。
對于我們有利的可能性，我們希望它變成現實，例如群眾盡快覺悟、例如貪腐勢力盡快陷入動搖，等等。對于我們不利的可能性，我們希望它不要變成現實。例如，抗日勝利后，蔣介石陰謀發動內戰，試圖使中國回到國民黨反動派專制、黑暗的統治之下。當時很多人都在呼吁避免內戰，而毛主席以一種博大的辨證思維，一方面提出我們與國民黨實現聯合政府的條件——廢除國民黨一黨專制、實行新民主主義的各項政策；另一方面，毛主席提出“爭取最好，立足最壞”的戰略思想。立足最壞，就可以使革命人民獲得精神上的主動，隨時提防國民黨反動派的陰謀，而不是一廂情愿地祈求和平，更不能對反動派抱以幻想。為什么呢？因為在當時發動內戰的不可能是別人，只能是蔣介石和國民黨反動派。因此，要實現和平、避免內戰，我們必須提防蔣介石發動內戰，克服這個“阻礙”國內和平的可能性。
解放后，毛主席在同外國朋友談話時，還曾談到一點，中國革命之所以比較快地發展起來并獲得成功，還因為蔣介石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革命人民被逼上梁山、別無出路。在其他國家，因為統治階級沒有反動到進行血腥屠殺，造成革命群眾中還存在各種小資產階級的幻想，所以革命力量被分散，革命便沒有取得迅速成功。這是說客觀方面，國民黨反動派血腥屠殺人民、當時的社會形勢黑暗至極，革命暫時被鎮壓下去，卻同時從反面促使人民不得不革命，使革命的成功從可能性向現實性轉化，這是說客觀條件在起作用。當然，蔣介石把我們逼上梁山，這只是客觀條件。但是，如果這時候沒有一批不屈不撓的共產黨人去組織人民堅持不懈地進行斗爭，蔣介石把我們逼上梁山，就正好使得人民群眾不敢斗爭了，蔣介石就達到目的了。可見，這里還需要一批不屈不撓的共產黨人不怕犧牲、敢于探索的精神，還需要一個主觀因素，才能使本來對我們不利的客觀因素，轉化為對我們有利的因素——把蔣介石對我們的趕盡殺絕，變成對我們的激勵和鞭策，從而克服了中國革命走向成功的道路上那種“阻礙的可能性”——即蔣介石的兇殘可能使人民群眾不敢起來斗爭。克服了這種“阻礙的可能性”，中國革命反而比其他國家的革命運動更快地獲得了成功。
今天，我們不希望在中國出現像當年蘇聯那樣的情況，不希望出現像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那樣的人物，把蘇共解散、改旗易幟。為此目的，我們就應該更進一步結合現實，揭露修正主義當權派，促進全國人民更快地覺醒。但是，左派隊伍中有一些“保救派”卻反其道而行之，他們提出“保黨救國”，對修正主義抱幻想，以為如此便可以保持現狀、如此便不至于“改旗易幟”。我們認為，“保救派”的思想是形而上學的，他們沒有弄清“改旗易幟”的可能性如果變為現實的話，其中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實際上，這個“改旗易幟”如果成為現實，最大的能動因素就是修正主義當權派。試問，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式的人物，不正是從修正主義當權派中出來的嗎？要阻止“改旗易幟”這種可能性變為現實，我們認為，最大的能動因素就是群眾的覺醒，就是群眾認清修正主義本質、認清資本主義復辟的實質。我們今天要把群眾不斷覺醒起來這個可能性變為現實，又要力圖使“改旗易幟”這種可能不變成現實，就需要擴大左派隊伍的影響，并使左派隊伍不要陷入錯誤的方向。而要擴大左派隊伍的影響，要使左派隊伍不至于陷入錯誤的方向，都要注意克服“保救思想”這樣一種“阻礙的可能性”。
我們順便還想討論一個問題。按照偉大導師列寧的思想，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一個國家或者幾個國家，可以打破資本主義體系的某些薄弱鏈條，首先實現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初步實現社會主義改造。這樣的國家，就是蘇聯、中國、東歐以及古巴、朝鮮、越南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這樣的國家中，是否還存在階級斗爭？是否還存在兩條道路的斗爭？
毛主席通過觀察20世紀50年代的波蘭、匈牙利事件，通過觀察20世紀60年代蘇聯的演變，通過觀察中國國內和黨內的一系列變化，明確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始終存在著階級斗爭和兩條道路的斗爭，搞得不好的話，隨時都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后來的歷史證明，蘇聯及東歐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果然出現了復辟。中國“改開”四十多年來的情況，我們也有目共睹。那么，有些人就認為，社會主義必然會復辟為資本主義。還有一些人為這種所謂的“必然”找了很多理由，比如什么“經濟落后的國家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等等。我們說，如果社會主義必然復辟成為資本主義，那豈不是列寧就錯了？那么我們還干哪門子革命？
翻開1964年7月中共中央發表的、由毛主席親筆修改的《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一文，其中明確指出：
“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斗爭，資本主義勢力企圖復辟同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斗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絕不能說，在社會主義國家中，資本主義復辟，社會主義國家蛻化為資本主義國家，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我們有正確的領導，正確地認識這個問題，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路線，并且采取正確的措施，進行長期的、堅持不懈的斗爭，就能夠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路線的斗爭，可以成為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動力。”
當然，以上這段論述說的是一種比較好的可能性，就是說社會主義國家避免了資本主義復辟，而兩條道路的斗爭成為社會主義社會向前發展的動力。而比較壞的一種可能性，那就是修正主義上臺、資本主義復辟。不幸的是，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都遭遇了無情的資本主義復辟。盡管如此，我們仍然要看到，這些情況，是當時國際、國內各種客觀因素促成的，也是革命人民思想覺悟尚不到位、共產黨人政治成熟程度和政策策略尚不到位的原因造成的。
這只能說，當時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也存在著克服資本主義復辟、把社會主義社會推向前進的可能性，最后歷史選擇了一種更糟糕的現實性。為什么歷史會做出這樣一種選擇，我們就需要研究其中的各種因素，找出其中阻礙歷史向好的方向發展的那種因素。
也就是說，像艾思奇同志說的那樣，找出并克服掉“阻礙的可能性”，歷史才會向更好的方向發展。否則，就會越來越糟糕。無論如何，我們決不能因此而得出“資本主義必勝”或者“經濟落后的國家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等等錯誤結論。
可見，可能性向現實性轉化，不光受人們主觀努力的影響，有時候在很大程度上，還會受到客觀條件限制。客觀條件中，有一些是對我們有利的因素，有一些是對我們不利的因素。人們在主觀上是可以施加努力，去改變客觀條件的。
例如，大學畢業的青年，具備了書本知識，主觀條件上完全可以投入工作實踐，成為一名教師、醫生、職員、公務員等等。這在毛澤東時代是沒有問題的，那時候，大學畢業生是由國家分配到各個工作崗位，不存在自己找工作、競爭上崗的問題。當然，分配到工作崗位之后，還可能缺乏實踐經驗，需要進一步鍛煉，才能成為合格的人民教師、醫生或國家工作人員。但是，今天的大學畢業生，具備了一定的主觀條件（即書本知識），卻要花費很大力氣去找工作；即使找到工作，他們還要花費很大精力去應付單位里的人際關系，否則他（她）的工作就無法順利開展，更無法在工作上更快獲得實踐經驗。由此可見，客觀社會條件給當代知識青年增加了很多坎坷。
這時候，就促使很多青年人陷入沉思，主流媒體不是一直宣稱毛澤東時代不好嗎？不是說毛澤東時代不善待知識分子嗎？為什么現在與那個時代不同了，現在的知識青年卻不能順利找到工作，反而缺乏社會的關愛呢？
當然，人們主觀上施加努力去改變客觀條件，也不是隨心所欲的。例如，要徹底解決當今知識青年的命運問題，要克服對青年人命運的“阻礙的可能性”，只能靠今后改變社會現狀，單憑某個人的個人主觀努力是不行的。
然而，要改變社會現狀，又需要一個前提，就是一個一個青年人不斷反思，使更多的人們覺悟起來。而我們的任務就是要隨時抓住時機，促使每一個青年人進行這樣的反思。
同志們，今天我們講了一個問題。假定某個事物目前還沒有出現，它的出現還屬于可能性。那么，可能性在轉化為現實性的過程中，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促進事物從可能轉化為現實的可能性，另一種就是阻礙事物轉化為現實的可能性。
具體來說，如果我們希望一種事物從可能轉化為現實，那么可能性就有兩種，一種是對我們有利的可能性，另一種是對我們不利的可能性。
換一個角度，如果我們正在試圖打倒一個邪惡的勢力，而且這個邪惡勢力已經開始動搖，客觀上已經具備倒臺的可能性。那么，一切企圖維護這個惡勢力的因素，就是一種“阻礙的可能性”。我們要打倒這個惡勢力，就要同這個“阻礙的可能性”作斗爭。
總之，艾思奇同志告訴我們，要促使事物從可能向現實轉化，就必須施加努力，去克服那種“阻礙的可能性”。
今日分享此文，與志同道合者共勉。
《大眾哲學》
（艾思奇）
第四章 方法論
二十四、貓是為吃老鼠而生的——目的性可能性和現實性
我們對于世界上的事物，平常多半不注意去想，馬馬虎虎的過去便算了。若注意去想，就會覺得，即使最簡單的事物，也是常常令人驚奇不止的。譬如我們渴了要吃水，世界上也恰恰就有水給我們喝，為什么恰恰就會有水喝呢？這不是很奇妙的事嗎？老鼠傷害人的器物，恰恰就有貓生在世界上，可以替我們捉老鼠；為什么恰恰又有貓呢？這不是很湊巧的事嗎？老虎、豹子生來只會吃葷，沒有活的動物的血肉，就過不了活，恰恰就在它們身上生著一些銳利的爪牙，使它們很容易捉著別的動物；鹿、馬之類的走獸，身上沒有爪牙，容易受虎、豹的傷害，但恰恰又生了四只善于跳跑的腿，使虎、豹不容易捉著。虎、豹的爪牙和鹿、馬的腿，用處雖然不同，然而恰恰能夠適合它們生活上的需要，不是也很湊巧的嗎？為什么能生得這樣巧呢？這不是很令人驚奇的現象嗎？
驚奇是驚奇，事實也總是事實，我們如果細細的一考查，就知道，世界上的事物幾乎都是這么湊巧的。于是我們就要求進一步解釋，為什么一切事物會生得這樣湊巧？有的人就會答復說：“事物所以生得這樣湊巧，并不是偶然的，在它們未生以前，它們的用處已經安排好了，所以生下來以后就恰恰合著那種用處。水，在先就安排好了給人喝的，貓是生前就安排好了來吃老鼠的，虎、豹的爪牙是安排好了來捉弱小動物的。……換一個方法來說，就是天生萬物，在先本來就有了一定的目的，一件事物生出來，都是為要達到一定的目的的緣故。水是為給人喝而存在的，貓是為吃老鼠而生的。…… ”
這一個答復，告訴我們：世界上所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有一定的目的，并且也適合一定的目的。事物適合一定的目的，在哲學上就稱做目的性。所謂“目的性”，是不是真的有這一回事呢？自然有的，爪牙適合于捕捉小動物的目的，水適合于解渴的目的，貓適合于捕捉的目的，這些事物，我們都不能否認，因此我們也不能否認目的性這一回事。但我們要反對的是，有些人把這目的性夸大了，上面那一個答復者，就是這樣的人，他把目的性夸大了，于是就以為，世界上除了目的性以外，什么也沒有，一切事物，都是為要實現一定的目的才產生的。這種見解，叫做目的論的世界觀。如果我們相信了這種目的論的世界觀，相信一切的存在都先有一個目的，那我們就不能不問：這樣的目的，是誰的目的呢？是誰規定的目的呢？答案不外是：“要能夠管轄整個世界的全能全智者，才能夠替世界的一切規定它們的目的。”這樣的全能全智者，除了神靈以外，還有誰呢？于是我們就不能不向宗教投降，相信起神靈來了。這就是目的論的世界觀所玩的花把戲!
目的論的世界觀既然以為世界上只有目的性，于是我們以前所說的什么“法則”呀，“因果”呀，都在排斥之列了。事物的存在，只是為要實現一定的目的，所以就無所謂法則，只要能實現那目的，它的運動變化就不必一定要依著法則；也無所謂因果，只要能實現那目的，它的發生就不必要有任何原因。一切都被高高在上的目的支配著，一切都被神靈的目的支配著。
目的論的世界觀是我們所要反對的，我們現在就要開始反駁了。人喝水，主張目的論的世界觀的人（以后簡稱目的論者）說：“水是生來給人喝的，是為著給人喝的目的而產生的。”我們反駁說：“水能適合給人喝的目的，我們是不否認的，但為什么會有這種目的呢？那是因為人的身體先需要水，因為需要水，才會喝水，這是一種因果性和法則性。如果不先有這種因果和法則，例如說人不需要水的話，那么，水給人喝的目的也就根本不會存在了。這就是說，因果性和法則性是根本的基礎，目的性這一回事，是可以用因果法則來說明的。沒有目的性，因果和法則還是存在的，沒有因果和法則，就根本不會有目的性。”
目的論者又說：“水是無生物，姑且可以依從你的說法，承認可以用因果法則來解釋。然而在生物方面就不同了。例如虎、豹的爪牙，能恰恰適合捕殺小動物的目的，是有什么原因使它產生的呢？難道說小動物本身需要它來捕殺自己么？人需要水，固然可以就去喝水，但小動物如果真的需要殺捕（當然是沒有的事！）決不會因此就直接使虎、豹生出爪牙來，那么，虎、豹的爪牙為了什么生得這樣巧呢？如果你找不出原因來，就只好信從目的論的世界觀，承認這是神靈安排的了。”
我們又反駁說：“生物的目的性，也可以用因果法則來說明。這不能不感謝英國的生物學家達爾文了。他首創了進化論的學說，把一切生物界的事實都用因果法則來說明了。現在的生物，是過去經過了長久年月的進化留下來的。在過去長久年月中間，不知有多少種類的生物，因為身體的構造不適于保護自己生命而滅亡了。例如鹿、馬一類的走獸，凡是腳生得短，不善于跑的，都被別的猛獸撲滅，又如虎、豹一類猛獸中，凡是爪牙不利的，也終于餓死，剩下現在所存著的鹿、馬、虎、豹的種類，原來是過去無數年月中，生存競爭的結果啊。它們的長腳和爪牙，并不是神靈替他們安排好了的，而是在生存斗爭中淘汰出來的啊。生物的目的性的東西，也 仍是由過去現在的生物進化的法則所造成的啊。”
不論無生物界和生物界，都是以法則性為根本基礎的。目的性不過是因果法則中派生出來的東西，所以，目的論的世界觀是不能成立的。然而目的論者還有話要說：“無生物界和生物界，都依從你們的意見罷。但我的目的性，還有一個大本營：就是人類。人類的一切行為都是先有目的的，一個人，不論一舉一動，都必定先想到一個目的，毫無目的的舉動，在人類是不會有的。如果有，那一定是瘋子，或者是在夢游狀態中。例如用讀書的行為來說，人們讀書，不是總先有一個目的的么？我要認識現實，認識社會，讀書能達到這種目的，所以我才去讀書，如果不能達到這目的，我就可以不讀，我的行為，是完全依著我的目的為轉移的。總之，我的目的是怎樣，我就可以怎樣做，我是自由自在的，不受什么因果法則的束縛。”
我們又反駁道：“人的行為是有目的性的，這我們也不能否認。但我們又要問，我們的目的是那兒來的？為什么我們在某種時候，只能有某種目的？為什么我們現在讀書，目的是在于認識社會？而在前清時代的人，讀書的目的卻在于升官發財？為什么我們現在讀書，不能妄想升官發財？這不是有原因嗎？因為前清的社會制度可以容許讀書人升官發財，所以那時的讀書人都以此為目的，而現在卻不然。這不是一種因果關系嗎？把范圍推廣一點，就人類的任何目的來看，我們都可以找出它的因果性來。大事如像現在意大利進攻阿比西尼亞，它的目的是要獨占阿比西尼亞，然而它為什么要獨占這黑人國家，也是有原因的，因為不這樣就不能解決意大利本國的經濟危機。小事如像我們拿起碗筷來，目的是要吃飯，而要吃飯的原因，是因為肚子餓。總之，一切人類的目的，也是從一定的因果關系和一定的法則上派生出來的，仍然是以事物的因果性為基礎。
“不但人類的目的多由一定的因果關系上產生出來，就是要達到目的，也得要看清楚事物本身的變化法則，并且依著這法則去做，才有達到的可能性。例如現在的社會條件已經不是讀書人升官發財的時候了，有的人看不清楚這一點，仍然妄想著靠讀死書來升官發財，這樣，他的目的就和事物的法則背馳了，這種目的是永遠達不到的。又例如，有的人雖然看清了現在不是靠讀書升官發財的時候，把 認識現實當做讀書的目的，然而他不知道要達到這目的，讀死書是不行，還要常常注意當前的實踐。因為不認識這種關系，只知道埋頭死讀，終于不能真正認識現實。這也是不能充分認識事物本身的法則，所以才不能達到目的。我們平常常聽說人的理想和事實沖突，這沖突的原因，也正因為那人不能夠認識事實的緣故。總括起來說：要免去沖突，使我們的理想能夠自由自在的實現出來，就有兩點要注意：第一，我們的理想必須是根據事實法則而來的理想，不要是空想；第二，我們必須看清楚事實本身的各方面的因果關系和變化法則，從這里面找出適當的方法來，能夠使理想實現，我們就叫做得到了自由。因此，要能夠自由，要達到目的，必須能認識現實，根據現實的變化法則去 做。哲學上有一句有名的話，說：“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就是這意思。
我們能認識現實，能根據著現實的事實決定我們的目的，并且能依著現實的法則去做，那么, 我們的目的就有實現的可能性了。這里，我們又講到了 一個新的問題，即可能性和現實性的問題，我們說“目的有實現的可能性”，意思是說我們現在的目的可以在將來實現出來。在現在，這目的只是一種可能性，而在將來，它就要轉變成現實性了。因此可能性就是指將來可以實現出來的意思。而現實性就是指一種可能性已經實現出來的意思。
這樣，我們可以看出，可能性和現實性是有多么密切的關聯了。真正的可能性，一定要能夠轉變成現實性。例如尋找職業的人，說自己要找一個教師的位置是有可能性的，那他的意思一定是說：他自己有做教師的能力，如果真正有了這一個位置的時候，他可以擔任下來，而不至于失格。這就是能夠轉變成現實性了。如果他是一個目不識丁的人，要說自己有做教師的可能性，那我們一定要笑他，說他所謂的可能性是假的，因為這種可能性是不會轉變成現實性的。
有很多人不明白這一點，常常把可能性和現實性完全分隔開，以為兩者是完全沒有關系的，他們常說：“所謂可能性，只不過是指我們頭腦里想得通的事罷了，不必一定要可以實現的。如做店員學徒的人，認為自己也可以變成慕沙里尼，因為慕沙里尼是人，自己也是人，這不是很想得通的嗎？又譬如說，自以為可以像美國的福特一樣地做一個汽車大王，因為福特是人，自己也是人，這不是也很想得通的嗎？”但是，這一類單只想得通的事情，要實際做起來卻做不通！換一句話說，就是不能夠轉變成現實性的。有些人以為這也是可能性，其實這并不是真正的可能性，只是抽象的可能性，只是假的可能性罷了。
抽象的可能性是把可能性和現實性完全隔開了，只看見可能性和現實性的對立，看不見兩者的統一。我們在前面《兩種態度》那一篇講話里，已經說過，凡是只看見對立而看不見統一的，就是觀念論的態度。所以抽象的可能性是陷入觀念論的錯誤了。但另一方面，又有一種機械論的態度，是只看見統一，而看不見對立的，這種見解，以 為可能性和現實性已經完全是一個東西，以為凡是有可能性的，也都是現實性的，這也是我們所要反對的一種錯誤。其實可能性雖然和現實性有著密切的關系，但兩者還是對立的，可能性并不就是現實性。因為有可能性的事情，不一定全實現，自己有了做教師的本領，不一定就真的會有教師的職業，讀書雖然有幫助認識的可能性，然而讀書的人不一定都能夠使認識社會的目的實現出來啊。
為什么呢? 因為可能性的本身是矛盾的，是有幾方面的。讀書在一方面有幫助認識的可能性，另一面也有讀成書呆子的可能性，更一方面還有受邪說欺騙的可能性。后兩方面和前一方面就是矛盾的，不把后兩方面消滅、克服，就不能把前一方面轉變為現實性。自己有做教師的本領，就有了做教師的可能性。然而社會生活的不安，又會使人有教師位置也找不到的可能性。不把社會生活的不安克服了，職業問題的解決也是不能完滿實現的。再拿革命運動來說，一種革命運動的發生，一方面有成功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也有失敗的可能性，這是誰也容易明白的。要把成功的可能性變為現實性，不是也要先克服了那失敗的可能性嗎？
現在明白了：可能性并不就是現實性，要使可能性轉變成現實性，必須要把阻礙的可能性打倒了或克服了才行。怎樣才能做到這一步呢？這一方面要客觀事實上的良好的條件，另一方面又要有主觀的努力。 還是先用讀書的例子來說吧：要借讀書認識現實，一方面必須要可以找到好書來讀，這是客觀事實方面的條件，另一方面要自己有好的讀書方法，和認真的努力，能夠選擇，不至于誤讀了壞書，這是主觀方面的努力。這兩方面都全備了，幫助認識的目的才可以實現。再說到革命運動的問題吧，革命的成功，一方面社會的發展中必須具備成功的條件，必須要有廣大的民眾不滿于現狀而要求革命，同時舊制度的維持者也缺乏維持的力量了，這些都是必要的客觀條件。然而單有這些客觀條件，還是不行的，最重要的：是另一方面這些廣大的革命民眾還得要有一個正確的領導，積極地起來努力向著正確的道路走去，這是主觀的努力，沒有這主觀的努力，客觀的條件無論怎樣好，還是不會成功的。
舊社會必然要沒落，新社會必然要產生，這是社會科學證明了的。然而因為是必然要產生的，我們就可以坐著不動地來等待嗎？如果我們不積極地起來努力，舊社會的保守的可能性不是就要加強，而新社會產生的可能性不是要減弱了么？我們切不要因為兔子多而容易捉，就想打“守株待兔”的主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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