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毀滅之前的分裂
一次關于冷靜的呼吁：「組織——而非示威：這是當下的口號?！?933年1月31日，西奧多·萊帕特在德國總工會（ADGB）聯邦委員會上如此精確地概括了自由工會的政策。對于興登堡總統批準「由希特勒領導的『哈爾茨堡陣線內閣』」這一決定，基督教工會的領導層表示遺憾。一份聯合聲明中，工會指出：要想在緊急情況下真正地保衛「憲法」與「民眾權利」免受攻擊，「冷靜和審慎」(kühles Blut und Besonnenheit)是一項首要準則。不要被輕率而有害的單獨行動所誘導。
這些對紀律的警告旨在讓德國共產黨（KPD）發起的總罷工號召失效。德國社會民主黨（SPD）和自由工會幾乎一致地拒絕了共產黨提出的建立「統一戰線」的要求。它們認為，這是試圖讓社會民主派的工人階層脫離自己的組織。但是，即使工會方面無保留的支持，總罷工的號召可能也只會收獲一些零星的響應。
自由工會為何要明確與「絕不動搖的總罷工理論家」劃清界限？德國總工會（ADGB）副主席彼得·格拉斯曼（Peter Graßmann）1933年2月13日在「鋼鐵陣線」（Eisernen Front)——其是一個由社會民主工人團體組成的聯合體——誓師大會上是這樣解釋的：「總罷工是一種可怕的武器，這不只對敵人是如此；只有別無選擇之時下，即關系到工人階級生死存亡時，我們才可以發動它并承擔起它的責任?！?/p>
顯然，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工會的領導層認為，1933年春季的形勢還沒有嚴重到符合格拉斯曼所說的發動總罷工的條件。而它們也看不到任何戰勝國家社會主義政權的現實可能性。
1.1 工人運動的分裂
除此之外，工人運動也完全沒有能力步調一致，而是明顯出現了「分化」的傾向。面對希特勒的上臺，德國總工會（ADGB）、自由職員聯合會（AfA-Bund）、自由工人、職員和公務員工會的自由派聯合體以及基督教工會共同簽署了聯合聲明。而基督教民族主義的德國工會聯合會（DGB）沒有簽署這份聲明。德意志民族主義商店職員協會（DHV）甚至祝賀了希特勒被任命為總理，且阻止了DGB發表任何批評性的聲明。幾周后，DHV自愿宣布「同步」；而到了1933年4月，基督教民族主義的DGB在組織上已然瓦解。
社會民主黨人與共產黨人沒能克服二者深刻的分岐。革命工會反對派（RGO）堅持走自己的道路，并與KPD的政策密切相關。盡管其成員數量急劇減少，許多RGO成員轉而加入國家社會主義企業組織（NSBO），但RGO仍不斷嘗試在地下建立自己的組織。
1.2 準備妥協
即使在1933年2月和3月，自由工會仍試圖扮演一個「自覺于民族自決權」的人民的「負責的學校」。它們希望國家社會主義者能夠認可這種妥協姿態。出于這個目的，特奧多爾·萊帕特（Theodor Leipart）回顧了「工會為民族和國家所作的貢獻」。而《勞動》雜志主編、萊帕特的親密伙伴洛塔爾·埃爾德曼（Lothar Erdmann）也通過反對國際主義傾向，努力實現「民族、工會與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和解。
即使是2月27日的國會縱火案，也沒有使工會改變其「冷靜」的政策立場。其宣稱這是一場「對議會制度本身的攻擊」（Angriff gegen den Parlamentarismus überhaupt)．
盡管如此，在這些周的工會集會中，仍然充斥著關于「斗爭」和「戰斗準備」的言辭。但盡管《保護人民與國家法令》（Verordnung zum Schutze von Volk und Stadt，注一）限制了基本權利，所設想的斗爭主要仍是「選舉戰」。工會——包括基督教工會——再次將所有希望寄托在選民的投票上。
1.3 工會首次遭受的恐怖襲擊
1933年3月5日的選舉中，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NSDAP）雖然未能獲得絕對多數，但憑借顯著的得票增長、其得以繼續維持聯合政府。工會應認識到希特勒的政權不只一個小插曲，但它們仍希望情況不會太糟——至少不會比「反社會黨人法（1878年）時期」更糟。
這是何等的誤判：隨后只在三月，就發生了對工會的多起血腥恐怖襲擊；只3月13日一日，德國總工會（ADGB）總部就接到了來自二十多個城市的噩耗。
這些襲擊和暴力事件并未引發政策上的轉變。工會的抗議行動顯得軟弱無力。比如其向帝國總統興登堡提出的投訴，更像是夾雜著責備語氣的無辜辯解。同時，工會不斷強調自己愿意與政府合作——前提是政府能控制住這些「步兵隊」（Fußvolk)。
二、自由工會的終結
希特勒被任命為帝國總理后，工會告誡其成員要保持秩序和紀律。他們甚至向新政權表示愿意合作，希望可以借此挽救自己組織。這是一個致命的誤判：1933年5月2日，自由工會被徹底摧毀。
「冷靜與審慎」(kühles Blut und Besonnenheit)是當下的當務之急——保羅·馮·興登堡總統任命阿道夫·希特勒為總理之后，德國總工會（ADGB）與基督教工會在一份聯合聲明中這樣表示。他們告誡其成員「“不要被輕率而有害的單獨行動所誘導?！?/p>
通過這一聲明，工會同時與共產主義運動劃清了界限。后者要求建立反對希特勒的「統一戰線」（Einheitsfront)，并希望發動總罷工。社會民主黨人對此表示反對。他們擔心工人階級無法在總罷工引起的內戰中取勝；除此之外、總罷工也可能將工人推入共產黨的懷抱。最后，即便社會民主黨人加入了統一戰線，「工人階級的多數」是否會響應「總罷工」的號召也要打一個問號。
而接下來的數周與數月里，工會進一步向國家社會主義者屈服：其接受了魏瑪共和國的社會秩序被國家社會主義勞動秩序所取代。工會試圖扮演一個「負責的學?！共⒙暶髟敢馊谌胄聡摇Ｋ麄冞€接受了國家社會主義者將5月1日改為「民族勞動日」（Tag der nationalen Arbeit)的決定。它們希望國家社會主義者會認可這些妥協，并保留它們的組織。
這是一個「致命的誤判」：1933年5月2日，全國范圍內自由工會的辦公室遭到了沖擊、其財產被罰沒、領導人遭到逮捕。一天后，那些不過數日前還在「聯合工會領導圈」中與「自由工會」合作的其他派別工會，向「保護德國勞動的行動委員會」(Aktionskomitee zu Schutze der deutschen Arbeit)屈服。這標志著整個工會運動的終結?！赣闲陆y治者」的政策并未能阻止工會的解散。
2.1 家鄉與流亡中的抵抗
工會沒有為「地下工作」做好準備。許多人被迫逃亡，許多人被逮捕。那些仍留在德國的工會領導人受到特別的警察監控。盡管如此，仍有工會抵抗逐漸發展起來。它的目標是維持反對派工會成員之間的團結、傳播有關企業之現狀的信息！反駁國家社會主義者的宣傳。流亡中的以及留在德國的工會人士嘗試用各種方式以保持聯系、并為「來日」(Zeit danach)做準備。
究竟有多少工會成員不得不逃離國家社會主義者的統治，至今無法確切統計?！兜抡Z區流亡人物傳記手冊》（Biografische Handbuch der deutschsprachigen Emigration)提到大約有150名「著名」的工會成員。多少無名的工會人士選擇流亡則無從考證。
2.2 德國工會的海外機構
流亡中的工會人士致力于從國外協調抵抗活動。1934年秋，德國工會的海外代表機構成立于捷克斯洛伐克。與此同時，社會民主派與共產黨工會成員之間也出現了零星的合作跡象。盡管如此，共產國際關于「統一戰線」的口號幾乎無人響應。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許多流亡中的工會人士不得不再次逃亡。瑞典、英國和瑞士成為最主要的接納國。他們在那里支持德國國內的抵抗活動，同時試圖影響盟國的對德政策。他們還著手制定了「后希特勒時代」的工會重建方案。
2.3 1944年7月20日的刺殺事件
一些仍生活在德國的工會成員與1944年7月20日的抵抗團體有聯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自由工會的威廉·洛伊施納（Wilhelm Leuschner）、基督教工會的雅各布·凱澤（Jakob Kaiser）以及德意志民族商店職員協會的馬克斯·哈伯曼（Max Habermann）。
盡管政治合作之中充滿著疑慮，不信任感一再浮現，貴族、工人運動、工業界、教會和軍方等各方團體的代表們最終仍成功地磋商出了政變成功后的「聯合政府方案」。但最終，斯陶芬貝格伯爵的刺殺計劃失敗了，而那些參與準備的人受到追捕。一些人得以成功藏匿，另一些人——如威廉·洛伊施納——則被捕并被判處死刑。
2.4 苦澀的結局
成千上萬反對納粹政權的人死于監獄與集中營。官方統計顯示，至少有25,000人作為政治反對派被判處死刑。犧牲者中包括各個派別的工會人士。
“起火后的次日（2月28日），他使興登堡總統簽署了一項“保護人民和國家”法令，這項法令暫時停止執行憲法中保障個人和公民自由的七項條款。這項法令自稱是“防止共產黨危害國家的暴力行為的預防措施”，它規定：得以超出其他法律限度，允許限制個人自由，限制表達意見的自由，包括出版自由；限制結社和集會自由；對郵件、電報、電話進行檢查；對搜查住宅發給許可證件；發出沒收以及限制財產的命令。”
——（威廉·夏伊勒 《第三帝國的興衰：納粹德國史》）
?。ㄎ恼路g自“Geschichte der Gewerkschaften”網站的Die Zerschlagung der Gewerkschaften與Fehleinschätzung mit fatalen Folgen兩篇文章。內容有部分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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