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是一個極具影響力的人，尤其在上世紀50年代后的拉美國家，風靡一時，他是紅色革命青年的偶像。在亞洲，切·格瓦拉也被很多革命青年視為革命榜樣。他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青年。
格瓦拉被俘犧牲后，包括周總理、印度共產黨（馬列）中的左派都批判過切·格瓦拉的“游擊焦點”或“游擊中心”的思想。甚至有人批判格瓦拉的“游擊中心”的思想是小資產階級的革命。
那么，切·格瓦拉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呢？
1928年5月14日，格瓦拉出生于阿根廷一個上流社會家庭——沒落的貴族。他的高祖（格瓦拉爺爺的爺爺）“曾是南美洲最富有的人，他的先人中既有西班牙貴族，也有愛爾蘭貴族”；格瓦拉的母親（塞莉亞·德拉·塞爾納）“是真正的阿根廷貴族后裔，擁有純粹的西班牙貴族血統”，“她的一位先人曾經在秘魯任總督，那時秘魯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她的另一位先人是阿根廷一位著名的將軍。她的祖父是富有的地主，她的父親是有名的法律學教授、議員和外交官”。（根據喬恩·李·安德森著的《切·格瓦拉傳》）
格瓦拉的全名是埃內斯托·格瓦拉·德拉·塞爾納。名字中的“埃內斯托·格瓦拉”取自父親的名字，“德拉·塞爾納”取自母親的名字。他出生證明上記載的日期，1928年6月14日。
根據喬恩·李·安德森著的《切·格瓦拉傳》（長江文藝出版社，2009出版）：
【（格瓦拉的母親塞莉亞·德拉·塞爾納）在嫁給格瓦拉的父親（埃內斯托·格瓦拉·林奇）時已經懷了3個月身孕，所以不得不作假。在他們的婚禮后，這對新婚夫婦立刻離開了布宜諾斯艾利斯，前往偏遠的米西奧內斯省的叢林河畔。在那里，她的丈夫種植和經營馬黛茶，而她則可以躲開布宜諾斯艾利斯上流社會人們窺探的目光，安心待產。
......為了幫他們遮丑，一位當醫生的朋友偽造了孩子出生證明上的日期，將日期推后了1個月。】
格瓦拉出生后不久就患上了支氣管肺炎。1930年5月又被診斷為支氣管哮喘。格瓦拉一生都在與哮喘這個摧殘他的病魔作斗爭，包括古巴革命時期、包括他在玻利維亞進行革命——生命最后的日子。
1960年格瓦拉訪問中國，11月19日的晚宴，毛主席請格瓦拉嘗嘗油燜紅辣椒，格瓦拉因為哮喘痼疾而放棄。遺憾之余，毛主席為格瓦拉夾了一塊紅燒肉。
毛主席宴請格瓦拉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格瓦拉的父親加入了"阿根廷行動黨"，這是一個親同盟國的團體。在父親的影響下，年僅11歲的格瓦拉“加入了阿根廷行動黨的"青年團"，而且擁有他自己的團員證，據他的父親說，他‘曾經很驕傲地展示他的團員證’”。
少年時期，格瓦拉是一個“問題少年”，“他在迪安福內斯就讀的第四年由于違反紀律接到了校長的10次警告（得到25次警告就要被開除）”。
格瓦拉喜歡課外閱讀，在這一時期，他甚至讀了《資本論》縮略本。格瓦拉后來回憶說，早年讀這部書時，一點都沒懂。
1945年，17歲的格瓦拉開始修哲學課，并且喜歡上了它。有意思的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相關內容來自希特勒的《我的奮斗》以及反映希特勒的猶太-馬克思主義陰謀論妄想的文章”。后來，格瓦拉“更多地閱讀了與馬克思主義相關的書籍，他直接從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作品中引用詞句，不再從希特勒的作品中引用了”。
1947年，格瓦拉進入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就讀醫學系。
大學期間，格瓦拉深入地了解了馬列主義。《切·格瓦拉傳》記載：
【（格瓦拉）從杜卡提翁的書中抄錄了對列寧的描寫，杜卡提翁把列寧描述成一個非凡的歷史人物，他"生活著、呼吸著和睡眠著的"全是社會主義革命，生活中其他的一切都服從于這個事業。這段內容值得我們注意，因為埃內斯托未來的革命戰友描述埃內斯托·切·格瓦拉的話與之極其相似。
......朝鮮戰爭也激起了埃內斯托和他父親之間的爭論，埃內斯托反對美國扮演的角色，認為美國人擺出一副帝國主義姿態，而他的父親支持美國人。】
但此時，格瓦拉僅“有道德立場，但沒有政治立場”。
格瓦拉在他的少年時期以及大學時期，是“反潮流”的。
【在20歲剛出頭的年紀，埃內斯托在社會上被看成一個怪人，很難將他歸類。和他同屬一個社會階層的年輕人在那時衣冠楚楚，打著領帶，穿著夾克、長褲和锃亮的皮鞋，生怕被人誤認為工人階層移民的兒子，可是埃內斯托卻穿著臟兮兮的防風上衣和他在尾貨賣場買來的不合時宜的老式皮鞋。
......那時，埃內斯托將這種不修邊幅的形象發揮到極致。根據德洛麗絲·莫亞諾的回憶，埃內斯托的邋遢隨便是朋友最喜歡談論的話題。
"我們認識的所有的男孩子都投入很大的精力和金錢追逐時尚：牛仔靴、藍色牛仔褲、意大利襯衫、英式套頭衫等等。在那時，埃內斯托最喜歡的衣服是一件尼龍襯衫，一開始是白色的，后來穿得發了黃，他總是穿著這件襯衫，還把它叫做'每周一次'，他說這件衣服每周洗一次。他的褲子很肥，松松垮垮的，我記得有一次是用晾衣繩系在身上的。埃內斯托一出現在聚會上，所有人都會停止談話，每個人都想裝出一副對他不吃驚、不關注的樣子。埃內斯托喜歡自己造成的轟動效應，一切都盡在他的掌握之中。"】
大學三年級結束，格瓦拉進行了一次旅行，去阿根廷偏遠的北部和西部省份。“在6周的旅行中，他經過了12個省，全程4000多公里”。
對這次旅行，格瓦拉是這樣說的：
【"事實上我看到些什么？至少我看到的不像一般游客所看到的，比如，我發現在胡胡伊的游客指南上，有祖國祭壇，有為國旗祈福的大教堂，有祭壇珠寶，還有布蘭科河圣母和龐貝圣母……不，人們不是通過這種辦法了解一個國家或解讀人生的。這是個華麗的外表，而反映它（真實）靈魂的是醫院里的病人、警察局里被拘留的人或者人們碰巧認識的過路人，就像格蘭德河河底才顯示它的湍流一樣。"】
對于格瓦拉來說，“作為一個現代國家，阿根廷只是徒有其表，在這個國家真實的"靈魂"外的一個"華麗的外表"，而且這個靈魂正在腐爛和敗壞。”
1952年1月，格瓦拉又開始了美洲的旅行。
當時，美國向智利政府積極施壓，要智利政府解散礦業工會，宣布共產黨非法。
在智利，格瓦拉遇到了一對夫婦，男的是礦工，是智利共產黨黨員，因為罷工被抓進監獄，剛剛獲釋。礦工告訴格瓦拉：其他同伴在被捕后都不見了，估計是被殺了。因為他是共產黨員，所以他找不到工作，因此，他和妻子把孩子留在一個好心的鄰居那里，到深山里的硫磺礦打工。
格瓦拉在日記里寫道：
【在寒夜中的沙漠里，這對夫婦凍得縮成一團，瑟瑟發抖。此情此景便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真實寫照。
......這是我生命中最寒冷的夜晚之一。但同樣是在這個時刻，我對這個至少對我來說全然陌生的人群產生了手足之情。
——格瓦拉《摩托日記》（上海譯文出版社）】
在格瓦拉的日記中，他認為“富含礦藏的群山也同樣是‘被剝削的無產階級’”。
寫到此處，看到“在寒夜中的沙漠里，這對夫婦凍得縮成一團，瑟瑟發抖。此情此景便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真實寫照”，不由得想起了毛主席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圖時的反應。
【我在湖南省立圖書館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大地圖。以前，世界究竟有多大，是不太明確的。當時，我認為湘潭縣已不算小，湖南省當然更大，全中國古稱天下便大得了不得。在世界地圖上看到中國只占世界一部分，小了，湖南更小了，湘潭和韶山更沒有影子了。世界真正大呀，世界既大，人就很多，每一個活人都要生活，既要過物質生活，還要過文化生活。據我看，一般人的生活應該是過得幸福的，但我在韶山、湘潭和長沙見到的，廣大人民的生活是痛苦的，缺衣少食，挨凍受餓，目不識丁，做一世的文盲，還常常被地主、豪紳和貪官污吏勒索壓迫，被賣被殺。
為什么廣大人民的生活過得這樣痛苦呢？用今天的話來說，只是由于有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的緣故。在這種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下，廣大人民的痛苦生活不會變成幸福的生活。因此，我總覺得我們青年的責任極其重大，青年的前途極其廣闊，因為要改變社會就要革命，革命就要靠革命青年。我想到這里，就下定這樣的決心：我將以一生的力量為痛苦的人民服務，將革命事業奮斗到底。
——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
毛主席是這樣想的“下定這樣的決心：我將以一生的力量為痛苦的人民服務，將革命事業奮斗到底”，他也是這樣做的。
在目睹了智利的社會狀況后，格瓦拉在他的《摩托日記》中寫道：
【擺在智利面前的首要任務，就是擺脫身后那個指手畫腳的美國佬。但從目前來看，這個任務實為艱巨，因為美國在智利有巨額投資，一旦利益受到威脅，美國人很容易就能動用其經濟霸權，耀武揚威。】
這表明，格瓦拉已經有了初步的反帝意識。
寫到此處，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事。在格瓦拉《摩托日記》中文譯本寫的是“擺脫身后那個指手畫腳的美國佬”，而在美國人喬恩·李·安德森著的《切·格瓦拉傳》中譯本中是這樣寫的：
【擺脫掉它背后令人憂心的美國朋友】
1952年1月開始，到1952年8月回到家中，7個月的時間，格瓦拉游歷了智利、秘魯、哥倫比亞、委內瑞拉、美國（邁阿密）。
這次旅行改變了格瓦拉，他在日記中寫道：
【認為這次旅行改變了他。"一踏上阿根廷的土地，寫下這些文字的那個人就死了，他編輯和打磨這些文字，'我'不是我了；至少我不是從前的那個我了。'美洲'流浪給我的改變比我認為的還要多。"】
【現在我知道……當偉大的指導思想將人類分為兩個對立的陣營時，我將和人民走到一起。我抬起頭，看見這些鐫刻在夜空里：我是信念的虛偽折衷派，我是教條的精神分析師。我要像著了魔一般咆哮，襲擊敵方戰壕和防御工事；我將拿起血染的武器，義憤填膺，把落入手中的敵人全部消滅。我還看見，精疲力竭扼殺了最初的欣喜，我看見自己在這場將個人意志消磨殆盡的、真正的革命中犧牲，最終大聲宣告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我的鼻腔擴大了，我品嘗著滾滾的硝煙和刺鼻的血腥，以及敵人滅亡的腐臭；我武裝自己，蓄勢待發，隨時準備化身為一座圣殿，在這里勝利的無產階級將伴隨著初生的力量和初生的希望，發出野獸般的咆哮。】
雖然格瓦拉已經有了改變，但他還沒有成為馬克思主義者。1960年8月20日，格瓦拉面向古巴醫科學生和醫學工作者做的《環境的產物——面向醫科學生的演講》中回顧了自己從一名醫學院學生成長為政治積極分子的經歷。他說：
【當我最初開始學醫的時候，甚至當我剛成為一名醫生的時候，我腦海中絕大多數革命思想都尚未成型。】
圖片來源：《摩托日記》
1953年4月11日，格瓦拉通過了他大學生涯的最后一門考試，并于當年6月1日獲得了醫學博士學位。
1953年7月，格瓦拉開始了新的環拉丁美洲旅行。途中歷經玻利維亞、秘魯、厄瓜多爾爾、巴拿馬、哥斯達黎加及危地馬拉。
格瓦拉更深刻的轉變，正是來自于這次旅行。確切地說，是在危地馬拉。
1953年12月10日，格瓦拉在危地馬拉的圣何塞，給與他感情特別好的舅媽貝亞特里斯寫了一封信：
【我路過聯合果品公司的屬地，讓我再次相信這些資本主義跨國公司有多可怕。我在一幅斯大林同志的畫像前宣誓，在看見這些資本主義跨國公司消失前，我不會停歇。在危地馬拉，我將完善自我，汲取讓我成為一名真正的革命者的一切養分。"
......
您鋼鐵鑄就的、肚子空空、充滿對社會主義未來的信念的侄子。再見，豬玀謹上。】
在危地馬拉期間，格瓦拉認識了在危地馬拉左派政府（哈科沃·阿本斯任總統）任職的伊爾達·加德亞——秘魯美洲人民革命聯盟青年團的流亡領袖。伊爾達后來成為了格瓦拉的第一任妻子。
伊爾達回憶，是她讓格瓦拉知道了毛主席。根據喬恩·李·安德森著的《切·格瓦拉傳》：
【伊爾達后來聲稱是她讓埃內斯托（格瓦拉——井岡山觀心注）知道了毛澤東和沃爾特·惠特曼；
......伊爾達有一本毛澤東寫的《新中國》（毛主席沒有寫過這樣的書，估計是在外國經過翻譯后由譯者改名為現名——井岡山觀心注），她把這本書借給了埃內斯托。
"這是第一本他讀到的關于這場偉大革命的書。在他讀的時候，我們談及這本書，他表現出對這場長期斗爭的欽佩，中國人民在蘇聯的幫助下奪取了政權。他也知道我們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與蘇聯的不同，中國人的現實狀況更接近印第安人和農民的狀況。我也十分欽佩中國革命，所以我們常常一起探討中國革命和在中國發生的一切。"埃內斯托還和曾經到過中國的伊蓮娜·蕾娃·德·奧爾斯特和艾德爾伯托·托雷斯談論過中國。他對聽到的東西十分感興趣，他現在把中國也列入未來要拜訪的國家的名單之中。】
這一時期，對格瓦拉的改變非常大，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逐漸加深，甚至深刻地指出了修正主義。根據喬恩·李·安德森著的《切·格瓦拉傳》：
【在和其他美洲人民革命聯盟黨員的對話中，埃內斯托了解到在其思想核心里，美洲人民革命聯盟是反共產主義的。他認為該黨領袖已經背棄了原先的反帝國主義立場。伊爾達回擊說，美洲人民革命聯盟的指導思想仍然是反帝國主義、反寡頭主義，而放棄原先的原則純粹是戰術手段，一旦獲取了權力，就能進行"真正的社會改革"了。
埃內斯托又辯論說，在當前拉丁美洲的環境下，沒有哪個參加競選的政黨仍能繼續革命。他們必然向右翼妥協，然后尋求與美國的和解。革命要繼續，與"美帝國主義"的正面對抗是不可避免的。】
從這段描寫中可以看到，格瓦拉深刻、尖銳地指出走議會道路是行不通的——“在當前拉丁美洲的環境下，沒有哪個參加競選的政黨仍能繼續革命。他們必然向右翼妥協，然后尋求與美國的和解”。
格瓦拉認識到：革命要想成功，必須通過革命的手段而不是議會的手段。
正如格瓦拉在《環境的產物——面向醫科學生的演講》中所講：
【我和其他許多人一樣從危地馬拉踏上了流放之路，或者至少可以說是逃亡之路，因為危地馬拉畢竟不是我的祖國。
后來我意識到很基本的一點：要想成為一名革命陣營的醫生，或者成為一名革命者，首先就需要一場革命。如果對這些阻礙進步的敵對政府和社會狀況的抗擊，只是單槍匹馬地在拉美的幾個角落里進行，那么獨立的抵抗、個人的努力、崇高的理想，甚至為理想奉獻終身的決心都將付諸東流。】
在此期間，格瓦拉結識了幾名古巴流亡者——“高高瘦瘦的安東尼奧·尼科·洛佩茲、阿曼多·阿倫西比亞、安東尼奧·比戈特·達里歐·洛佩茲和馬里奧·達爾茂”。
尼科對格瓦拉的影響非常大，格瓦拉正是從尼科那里知道了“剛剛開始的古巴革命及其領袖--菲德爾·卡斯特羅”，日后與卡斯特羅的見面以及并肩戰斗，他們結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誼。
而大家耳熟能詳的“切·格瓦拉”的“切”，就是尼科給格瓦拉起的外號。
根據喬恩·李·安德森著的《切·格瓦拉傳》：
【埃內斯托很快就喜歡上了熱情外向的尼科，他們不斷在社交場合見到對方，逐漸成了朋友。為了掙些零用錢，尼科和他的同志們與埃內斯托合作，經過授權后銷售一些產品。尼科給埃內斯托起了個外號，"說切的阿根廷佬"，因為埃內斯托習慣用瓜拉尼語"切"表示"你好"。埃內斯托從尼科那里了解到剛剛開始的古巴革命及其領袖--菲德爾·卡斯特羅。】
6年后的1960年11月19日，格瓦拉作為古巴代表團團長在中南海第一次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見。毛主席對格瓦拉說的第一句話是：“你好年輕喲！切！”
毛主席接見格瓦拉
1956年11月25日，卡斯特羅領導的82人的起義隊伍乘坐"格拉瑪號"登陸古巴，僅有22人最終抵達古巴馬埃斯特臘山并重新組隊。尼科在這次戰斗中犧牲。1958年11月，格瓦拉在卡貝萊特德加薩斯根據地建立一所新兵學校，學校的名字就以這位摯友的名字命名：尼科·洛佩茲。
因為危地馬拉的左派阿本斯政府搞了國有化，因此成為了美國的眼中釘，危地馬拉受到的政治壓力越來越大。
根據喬恩·李·安德森著的《切·格瓦拉傳》：
【（1954年）3月，第十屆美洲國家組織美洲會議在加拉加斯召開，3月26日，通過了一項絕大多數代表同意的決議，決議規定，如果成員國家在"共產主義控制中"，且構成了對"西半球的威脅"，則可以對其進行武裝干預。只有墨西哥和阿根廷投了棄權票，危地馬拉--決議針對的目標--是唯一投反對票的國家。】
6月15日，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召集高層會議，決定完成"勝利行動"計劃的最后工作。兩天后，美國雇傭軍開始轟炸危地馬拉。6月18日，美國利益的代理人卡斯蒂洛·阿馬斯帶領著約400人組成解放軍跨過洪都拉斯邊境，進入危地馬拉。
6月底，格瓦拉加入了有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的一支武裝隊伍，希望能夠奔赴前線保衛阿本斯政府。陰差陽錯，危地馬拉衛生部長出現了，把切送到了一家醫院候命。6月27日危地馬拉阿本斯政府垮臺，隨著宣布戒嚴以及宣布共產黨為非法。
根據喬恩·李·安德森著的《切·格瓦拉傳》：
【7月中，卡斯蒂洛·阿馬斯新政權開始了政治迫害活動。每個和阿本斯政權有關的人或者被懷疑是共產主義者的人都會被捕。還沒有逃出危地馬拉的人們紛紛想要逃出去。
......（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要求卡斯蒂洛·阿馬斯追查在各國大使館中的約700名避難者（指共產主義者——井岡山觀心注），他擔心這些人離開危地馬拉后會流散到整個西半球。他甚至向卡斯蒂洛·阿馬斯提出一個方案，如果共產主義者同意被直接送到莫斯科，就允許他們離開。】
伊爾達與其他的一些左派此時被捕并被關進了監獄。格瓦拉被迫到阿根廷大使館避難。在大使館避難期間，其中有幾天，格瓦拉“和其他12個人被看作惹麻煩的‘共產主義者’，被關在了大使館車庫里。”
卡斯蒂洛·阿馬斯在美國的支持下采取了一系列鎮壓手段鞏固自己的權力。7月19日，他成立了"防御共產主義全國委員會"，緊接著，又推出了"預防共產主義刑事法"。
筆者為什么要啰里啰嗦地寫危地馬拉政變呢？就是要讓大家知道，包括美帝在內的大資產階級政權是絕不會允許共產主義政權存在的，他們會想盡一切辦法摧毀之，只有無能為力時才會不得不與共產主義政權“和平”相處。危地馬拉政變，是在美國一手策劃下發動的，為的就是推翻共產主義政權，消滅共產主義運動。尤其是在自己的后院——拉丁美洲，絕不允許有共產主義運動，絕不允許有共產主義政權。在以后任何一個國家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會毫不猶豫地進行圍剿。修正主義不一定會走上前臺，但一定會羞羞答答地配合帝國主義絞殺別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當年的蘇修就是這么干的。所以毛主席告誡我們：美帝國主義與蘇修社會主義帝國是全世界人民最兇惡的敵人。他們的絲毫不會講理的。
正如毛主席所言：
【美帝國主義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講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講理，要是講一點理的話，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蔣介石在他的敵人面前是警覺的、堅定的、明確的，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這一點，他是資產階級政治家。】
【1946年3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了黨內出現的“糊涂”思想，他說：
“蔣介石的主張有兩條：第一條，對革命黨全部消滅之；第二條，即如一時不能消滅，則暫時保留，以待將來消滅之。”“蔣介石的兩條，第一條很清楚，第二條是人們容易忘記的，稍微平靜一點就忘了，2月1日到9日就忘了，較場口事件以后就不忘記了。馬歇爾能放長線，蔣介石也較何應欽不同。假如有一個放長線的，放半年我們就會忘了，那就危險得很。”】
美帝國主義對待共產主義革命，就是毛主席所講的“第一條，對革命黨全部消滅之；第二條，即如一時不能消滅，則暫時保留，以待將來消滅之”。
面對危地馬拉反動的卡斯蒂洛·阿馬斯政府的迫害，格瓦拉只有逃亡一條路了。
根據喬恩·李·安德森著的《切·格瓦拉傳》：
【阿本斯和他的不少盟友都去了墨西哥城，很多危地馬拉的拉丁美洲政治流亡者也去了那里。40年前，墨西哥爆發了"反帝"革命，墨西哥城成了世界各地成千上萬左翼政治流亡者的避難所。】
9月中旬，埃內斯托越過危地馬拉邊境，前往墨西哥城。
再來個小插曲：危地馬拉政變后，有些危地馬拉左派人士逃亡到了格瓦拉的祖國阿根廷。格瓦拉的家人寫信告訴格瓦拉，大部分逃到阿根廷的危地馬拉左派人士被關進了監獄。格瓦拉曾經讓一些危地馬拉朋友到阿根廷后住到他家去。格瓦拉的母親在給格瓦拉的信中說，看不慣格瓦拉送回家的那些危地馬拉流亡共產黨人的一些行為。格瓦拉為此還一根母親發了脾氣。
根據喬恩·李·安德森著的《切·格瓦拉傳》，格瓦拉給她母親的回信中說：
【共產黨人的友誼和你的不同，不過在他們自己人中間有著同樣的友誼，或者說比你的友誼更甚。在危地馬拉陷落后的大屠殺中，我看到每個人都只想著如何救自己的命，（可是）共產黨人仍堅持他們的信念，堅持緊密的同志情誼，他們是唯一繼續工作的隊伍。……我相信他們值得尊重，我遲早會加入共產黨；之所以現在不這么做，是因為我仍想環游歐洲，而共產黨紀律嚴格，在其約束下我是沒法環游歐洲的。】
真正的共產黨，永遠是值得信賴的，永遠值得人民信賴，永遠值得無產階級信賴。
格瓦拉想要加入共產黨的想法，讓他的母親非常擔心，并對格瓦拉提出了警告。格瓦拉在回信中說：
【我有兩種途徑做成你害怕的事情。正面途徑，直接說服你；負面途徑，對你說謊。我采用第二種途徑的時候立刻意識到應該使用第一種途徑。外國佬……對待美洲的方式越來越多地激起了我內心的憤怒，可是同時，我也研究了他們行動背后的原因，我發現這里頭很有學問。后來就發生了危地馬拉事件。
......在我離開理智道路的那一刻，選擇了某種類似于信仰的東西，我甚至沒辦法粗略地告訴你，因為這條路很長，會走很多彎路。】
可以說，到此時，格瓦拉完成了他信仰的劇烈轉變。
到達墨西哥后，讓格瓦拉高興地是，他見到了在危地馬拉認識的古巴的好朋友們，尼科·洛佩茲也在其中。尼科告訴格瓦拉：菲德爾·卡斯特羅和他的弟弟勞爾以及其他被關押的同志很快就會被釋放了。
1954年11月，古巴舉行總統大選，巴蒂斯塔獲勝。1955年“4月，中情局局長杜勒斯到訪哈瓦那并與巴蒂斯塔會面。杜勒斯敦促巴蒂斯塔成立了一個特別警察情報局，應對共產主義在美洲擴散的威脅。于是，在中情局的資助和建議下，‘共產主義活動抑制局’得以成立”。
1955年5月，菲德爾·卡斯特羅、他的弟弟勞爾以及其他18名蒙卡達兵營襲擊事件的參與者在一次特赦中被釋放。有意思的是，這些人包括卡斯特羅在內，都不是共產黨人。卡斯特羅在公開場合是反共產主義的，卡斯特羅的追隨者都是民族主義者。
他們當中，有人隱藏了馬克思主義者的身份。尼科·洛佩茲和勞爾（卡斯特羅的弟弟）就是如此。
1955年6月12日，11名全國代表在古巴哈瓦那舊城正式成立了以菲德爾·卡斯特羅為首的"7·26運動"組織。
7·26是什么含義呢？1953年7月26日，在菲德爾·卡斯特羅的帶領下，古巴發動了一場由150多名革命熱血青年參加的反對巴蒂斯塔法西斯統治的武裝起義，并對蒙卡達兵營發起了攻擊。起義失敗，卡斯特羅等人被捕。
6月24日，卡斯特羅的弟弟勞爾被迫逃往墨西哥。在這里，勞爾與格瓦拉第一次見面，他們一見如故。
7月7日，卡斯特羅也到了墨西哥。幾天后，勞爾和格瓦拉見到了卡斯特羅。
在與格瓦拉見面的幾個小時后，菲德爾·卡斯特羅邀請格瓦拉加入他的游擊組織，格瓦拉當場同意。
根據喬恩·李·安德森著的《切·格瓦拉傳》，格瓦拉在他的日記中寫道：
【與菲德爾·卡斯特羅相識是一個具有政治意義的時刻，他是古巴革命者，年輕、睿智、非常自信、勇氣非凡。我覺得我們意氣相投。】
格瓦拉真正地革命生涯開始了。
未完待續
本文抄襲自：
喬恩·李·安德森著的《切·格瓦拉傳》
格瓦拉《摩托日記》
《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冒險家——切·格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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