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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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國革命的勝利，不僅是政治、軍事勝利，也是文化勝利。
這種文化勝利，體現(xiàn)為來自延安的清新、剛健、質(zhì)樸、高亢的革命文化，迅速取代了國統(tǒng)區(qū)腐朽、頹廢、奢靡、冬烘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成為主流文化。
從文化最外在的表征——服裝——來看，軍裝，勞動者的服裝，對原來在國統(tǒng)區(qū)流行的旗袍、長袍馬褂、西裝等等，構(gòu)成巨大沖擊，對新事物敏感的年輕人，都以穿軍裝、工裝為榮，尤其是那種洗得發(fā)白，似乎帶著硝煙芳香的黃色軍裝和灰色軍裝，更成了革命氣質(zhì)的象征。
在電影《霓虹燈下的哨兵》中，潛伏的女特務(wù)為騙取信任，就特意穿上工裝褲，偽裝成進步青年的樣子。
而來自解放區(qū)的工作人員，解放軍干部等，則無疑是這種革命文化等人格化，他們能文能武，堅毅沉穩(wěn)，剛健，但絕不粗鄙，質(zhì)樸，又富于理想主義精神。
解放區(qū)干部以及革命軍人的形象，在新中國成立后一系列電影作品中，得到了充分體現(xiàn)，比如《南征北戰(zhàn)》中，馮喆飾演的高營長、張瑞芳飾演的女村長，《渡江偵察記》中孫道臨飾演的李連長，李玲君飾演的女游擊隊長劉四姐，《紅色娘子軍》中王心剛飾演的洪常青，《東進序曲》中李炎飾演的政治部主任黃秉光……等等。
然而，文化的勝利，并不意味著在文化領(lǐng)域里斗爭的結(jié)束，反而意味著斗爭以一種更激烈、更隱蔽的方式展開，尤其是在軍事、政治的勝利看起來完全無法撼動的情況下。
1951年，著名演員石揮執(zhí)導并主演了影片《關(guān)連長》。這部電影塑造了善良淳樸的解放軍某部關(guān)連長的形象，他充滿人道主義精神，關(guān)愛兒童，卻沒有文化，對城市知識分子充滿敬畏，甚至自慚形穢。
影片公映后，很快受到尖銳批評，因為它觸及了一個尖銳問題——新中國建立之后，誰來掌握文化領(lǐng)導權(quán)？
二十世紀后半葉，革命文化陷入低潮，影視劇中解放區(qū)干部和革命軍人的形象發(fā)生巨大變化，“泥腿子將軍”成為主流形象。
2001年，年代劇《激情燃燒的歲月》播出，引起廣泛關(guān)注，熱度堪比當年的《渴望》。
表面上看起來，這部電視劇講述的是一位貧苦農(nóng)民出身的革命軍人石光榮（孫海英 飾），同出身書香門第，后投身革命的小資女生褚琴（呂麗萍 飾）擰巴但幸福的一生，但骨子里，卻是小資文化對革命文化的一種控訴。
石光榮粗暴、專橫，文化水平很低。褚琴扭秧歌時的“小腰”觸動了他，令他“先看上了”。他“追求”褚琴，采取的是“速戰(zhàn)速決”、“抄后路”之類的軍事手段，搶在和褚琴互有好感文工團員謝楓表白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造成一種令尚對他非常陌生的褚琴不得不與他共入洞房的形勢，將生米做成熟飯……
嚴格說起來，褚琴幾乎是做為他的“俘虜”，在種種精神與肉體的折磨中度過了一生。
至于聞名遐邇的《亮劍》，李云龍雖然是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卻不但耍性子、犯紀律，滿嘴糙話、渾身匪氣，而且還曾縱兵劫掠和擅自開戰(zhàn)，更是完全顛覆了高營長、李連長、洪常青、黃秉光……等一系列人民軍隊指揮員的形象。
沒有文化的“泥腿子將軍”是要向“有文化”的舊文人俯首稱臣的。李云龍以解放軍高級指揮員、戰(zhàn)斗英雄之尊，還要在擺臭架子的鄉(xiāng)紳田墨軒的門前罰站，并為了抗美援朝問題，被他用所謂“民族利益高于意識形態(tài)”這種混賬話耳提面命地教訓一番，一向桀驁不馴的李云龍居然諾諾連聲。
這當然是編導的意淫與胡編亂造了。當其時也，我黨剛剛?cè)〉萌珖膭倮瑲鈩萑绾纾瑢Ψ磩觿萘Υ菘堇啵锬庍@樣腐朽的老爺們，咸于革命，表現(xiàn)進步之不暇，哪敢如此胡謅八扯？
至于“民族利益高于意識形態(tài)”說法，當然是混賬話。
其一，民族主義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意識形態(tài)高于意識形態(tài)”，難道不是一種同意反復，不知所云的混賬話嗎？
其二，民族利益不是抽象的，必須以階級利益表現(xiàn)出來才有意義，也就是說，只有民族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才是真正的民族利益。田墨軒喋喋不休地抽象談?wù)撁褡謇妫瑹o非是想用少數(shù)剝削階級的利益，冒充全民族利益罷了。
質(zhì)言之，“泥腿子將軍”的形象，所傳遞的暗示是：好吧，雖然你們奪了天下，但文化上你們是不行的，你們不文明，我們這些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留洋歸來的買辦知識分子、讀過私塾的舊知識分子等等，才代表了文明。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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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伏》的男女主角，余則成與翠平，在一定意義上說，幾乎是《激情燃燒的歲月》中石光榮與褚琴的鏡像，不過男女互換身份而已。
余則成雖短暫地進入過解放區(qū)，但并沒有受過什么熏陶與教育，只是見了一下李克農(nóng)，所以，他仍然是國統(tǒng)區(qū)文化的產(chǎn)物。
然而，在劇中，余則成睿智、儒雅、縝密，文化水平很高，有君子之風，且有情有義，無論對左藍還是對翠平，都能做到發(fā)乎情止乎禮。
翠平則來自解放區(qū)，雖然她早已是游擊隊長了，但在氣質(zhì)上，與《南征北戰(zhàn)》中的女游擊隊長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她在革命隊伍中，似乎完全沒有受過文化教育，滿口粗話，動不動就開口罵人，“蠢得掛了相”。
當她初來乍到，不肯服從命令時，余則成拿出一張菜單，騙她說這是政委寫給她的信，她竟信以為真。就是表達感情，也遠不如資本家小姐晚秋優(yōu)雅得體，只能用“余則成，大雞蛋，我煮你”這種樸拙、滑稽的方式。
這當然是一種非歷史的虛構(gòu)，抑或蓄意抹黑。因為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整個中國再也找不到比解放區(qū)和人民軍隊更重視文化學習的所在了。
毛主席明確指出，“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zhàn)勝敵人的！”比如高玉寶，原是目不識丁的放牛娃，參加人民軍隊后，一邊打仗，一邊學文化，終于成長為著名作家。
翠平來自晉察冀解放區(qū)，這是全國知名的模范解放區(qū)，婦女識字運動進行得轟轟烈烈，翠平如果連菜單和政委來信都無法區(qū)分的話，根本不可能擔任游擊隊長。
而在1958年上映的《永不消逝的電波》中，來自延安的李俠，不僅機智勇敢，意志頑強，文化上也更加厚重，為了方便工作，他和來自上海的青年女工何蘭芬假扮夫妻，一直在政治上啟發(fā)她，文化上幫助她，最終贏得了她的愛情。
把《潛伏》和《永不消逝的電波》做一個簡單的比較，顯然后者更接近歷史的本質(zhì)。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什么有那么多進步青年向往延安，更無法解釋中國革命的勝利。
余則成是國統(tǒng)區(qū)的文化形象，而翠平，則是解放區(qū)的文化形象。影視作品兜兜轉(zhuǎn)轉(zhuǎn)五十年，又回到了《關(guān)連長》。
爭奪文化領(lǐng)導權(quán)的斗爭，從未停止，《潛伏》不過是其中的一個回合罷了。
誰有文化，誰才有資格統(tǒng)治——這才是一切問題的關(guān)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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