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市場是伴隨著城市化衍生出來的普遍現象，近二十年來，在改革開放助力下，我國城市化水平顯著提高，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從土地中解放出來，涌入到城市務工。根據國家統計局所公布的數據顯示，2020年全國農民工總量28 560萬。零工市場一般包含兩種形態：政府主導和自發形成。從官方角度看，2024年的最新數據顯示，廈門市已經建立了6個零工市場和20個零工驛站。
廈門的零工群體中，分為兼職工作者和外來務工者兩個群體，兼職工作者將零工作為副業，其中包括國企、外企的職員；另一部分則是典型的外來務工者，他們主要滿足傳統制造業潮汐式的用工需求。但是兩者相較而言，還是外來的務工人員占據了廈門零工市場的大部分，其中，馬路零工是外來務工人員的重要組成群體，馬路零工是指以“站馬路”的方式獲取就業機會的農民工群體，這種就業方式普遍存在于我國的大小城市之中。他們依靠自己的技術和體力尋找就業機會，獲取收入，其存在能夠較好地滿足城市中的部分臨時用工需求。
黎明前夕，廈門島內的黃厝沙灘聚滿了人，他們大部分是精心打扮的年輕人，等待海邊日出的浪漫一刻，20公里開外的廈門島外集美區鳳林十字路口，也聚滿了人，他們大部分是戴著頭盔的農民工，不遠處太陽逐漸升起，這里沒有人管日出的“浪漫”，他們滿腦子想著如何才能找到一份工作。
1、“大齡農民工的輾轉之地”
天色逐漸變亮，王敏拉開破舊的窗簾，看著東邊天空漂浮著幾抹朝云，是個晴天，王敏坐起身，她揉了揉爬滿褶皺的雙眼，一夜未眠，眼睛有些枯澀，王敏被手機屏幕的亮光刺到了眼，手機屏幕顯示四點半了，一般只要天氣不下雨，這個時間點，王敏和丈夫會前往離住處不遠的“零工市場”找一份日結的零工。
“零工市場”位于廈門島外集美鳳林十字路口，這里褪去了廈門島內的城市文明氣息，多了幾分城中村的人間煙火，海鳳路和鳳林路交匯地段形成了一個十字路口，零工市場在此處自發形成，農民工和包工頭形成了一種默契的“約定”，每天凌晨三四點，包工頭開車來零工市場拉人，而農民工們則早早在路邊等候包工頭的挑選。王敏是安徽人，今年54歲，2021年和丈夫來到廈門謀生，王敏早已踏過了工廠的用人年齡上限，“去工廠找活，別人一看你就不止45歲，一般45歲以上的人就不要了。”年齡和生計之間的矛盾始終困擾著農村老年人，對于大多數農村老年人來說，他們的養老壓力只能通過個人勞動和子女贍養來化解。王敏和丈夫養育了三個子女，都已組建了自己的家庭，“他們有自己的生活，我也不好意思找他們要錢。”王敏很羨慕在城市街道休閑散步的老太太，“那些人退休后有退休金，但我要靠自己勞動養活自己。”沒有退休金的兜底，王敏能依仗的是尚能勞動的自己。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趙耀輝從2007年開始主持“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最近的調查數據顯示，70歲以上的農村戶籍老年人的就業率超過了50%，這個就業率包括自己在家務農以及外出打工。這意味著依然有一半以上的高齡農村老人需要依靠勞作來維持自己的生活。
2019年，在老鄉的介紹下王敏第一次來到集美鳳林零工市場，王敏能找到的零工一般是在臨時工地上打掃衛生之類的雜活，工資一日一結，晚上六七點收工回家，此后的三年，她適應了這里起早貪黑的生存法則。首都經貿大學的勞動經濟學院副教授、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主任張成剛的調查發現，大齡農民工成為零工市場的主力軍，這些因為年齡、文化水平和技能不足而被主流勞動力市場拋棄的人們，只能在這個市場上求生。做零工沒有嚴格的年齡限制，大部分工作是出賣力氣的各類雜活，這個看似沒有邊界的就業市場，成為許多大齡農民工的輾轉之地。
王敏洗漱很快，用冷水抹抹臉，戴上幾年前買的金色耳環，五點左右，王敏從家里出來步行大約十分鐘前往零工市場，十字路口附近已經擠滿了人。人群分為兩類，一類是已經有工作的人，他們聚集在不遠處的公交站，等待第一班公交發車。另一批是沒有包工“預定”的農民工，他們蹲守在十字路口，等待來拉人的包工頭。牟師傅負責的是通信工程的土建部分，從大老板手里接下分包后，他作為“包工頭”去建筑工地拉人，有時候急用人，去零工市場找幾個臨時工是個便捷的渠道，對于拖欠工資，牟師傅給出了自己的一套解釋，由于掌管金錢的是背后的“老板”，分包一般要到年底結清，在經濟不景氣的環境下，很難滿足零工工資日結的要求。
這些農民工來自五湖四海，最多的是河南和川渝一帶，操持著同種口音的人扎成一小堆，他們說累了就在地上吐口唾沫，眼里卻一直瞟著路中央，如果有人將車停下，便以最快的速度沖上前。天邊泛起魚肚白，溽熱彌漫在每絲空氣里，人群的密集使熱量更加集中，王敏不在扎堆的人里，她身材矮小，擠在靠近路口的地方，汗水從她的頭盔里不斷滲出，一輛車緩緩停下來，人們一窩蜂地圍了上去，王敏憑借距離優勢擠在了前面，她用一口安徽話問著車內人：“老板缺不缺人？”包工頭瞟了她一眼，指了指她身后看起來更年輕的女民工，“180一天干不干？”那個被指到的女民工應道：“220一天成不成？”“200一天，干就快點上車！”年輕女民工背上蛇皮袋制成的背包，迅速上了車。王敏退在一邊，等下一輛車的停留。
2、“人脈社會”
在人群扎堆的零工市場，來自同個地方的農民工會自動聚攏成小群體，農工們通過社交彌補“先天”體力或者年齡的不足，打造“后天”的人脈將自己推銷出去。王敏不喜歡與他人深交，她徘徊在人群之外，去年一個安徽老鄉找王敏幫忙介紹工作，王敏帶她到自己的工地，第二天，那位比她年輕的老鄉頂替了自己的工位，“我沒和她計較”，但王敏不再輕易相信他人。在我們采訪王敏的時候，許多農民工都跑過來觀望，甚至會自來熟地和我們講述自己的經歷，他們大部分人五十來歲，來自農村，面臨無人照顧、生計壓力大的情況，不得不走進城市零工市場，寄希望于找到一份能夠維持生計的工作。
41歲的重慶女工李思念在眾多大齡農民工里顯得年輕多了，她有些驕傲地說自己已經找到了活，在等待著首班公交車趕往工地。李思念皮膚偏白，戴著珍珠項鏈，仔細看還描了眉毛，這讓她在一群皮膚黝黑，素面朝天的零工中顯得格外突出。“我只有早上還穿戴比較整潔，等晚上回來的時候就變得臟兮兮的。”李思念普通話比較標準，她告訴我們今年年初才來廈門，但是每個月都是“全勤”，王敏眼神上下打量了下這位年輕的重慶女工，小聲告訴我們“那些包工頭就喜歡招年輕的漂亮的。”
李思念擅長和他人打交道，她會利用“熟人優勢”拓展自己的信息源與利益鏈。來廈門務工的原因很簡單，她聽鄰居說，廈門的冬天竟然能穿裙子，這份憧憬，成為了她離開家鄉，來到廈門打工的原動力。在廈門租好房子后，她通過詢問房東找到了這個集美的零工市場。李思念觀察著那些準備工作的零工每天都在背包里準備著哪些東西。“我剛到的時候不知道，別人來找我干活，我什么都沒有準備都沒辦法去。所以我就看別人都背了啥，我看她們每天都背個大包，里面要裝水杯，午飯還有什么防曬的東西，我也準備了這些背到包里去來這里找工了。”就這樣，戴著珍珠項鏈的李思念背著一個大大黑色的雙肩包，開始了她在廈門的零工生活。
李思念在零工市場等了幾天發現，這里的包工頭來招人要的一般是以前認識的老鄉，或者是熟人推薦，像她這樣剛剛來到這里沒有任何人脈，根本無法搶到工作的機會。沒有老鄉，那就現在認識一個老鄉，她開始留心聽哪個包工頭有和她一樣的川渝口音，聽到熟悉的口音后就立馬上前用重慶話和人聊天。一來二去，她認識了一個四川的包工頭，加了微信，有活的時候四川包工頭就會優先找她。
工程上的零工招聘多為層層外包的形式，工程老板將工程外包給私人包工頭，包工頭再去零工市場找零工，包工頭會在其中賺取差價，老板和零工的信息不互通，零工只能依托自己的人脈打聽包工頭每天是多少工資，李思念告訴我們默認的潛規則，比如說老板報給每個工人是240元一天，包工頭就給工人說是180一天，從中賺取60的差價。
零時工的工資是日結，不用報稅，也不用交社交保險。今年的經濟形勢不如往年，對比于去年，工資下降明顯。去年零工市場的女工，一般能拿到200-220一天的工資，今年卻只有160-180，工地上的活少了，招的人也少了，工作標準和要求更加嚴格，如果工人工作期間偷看手機或者有偷懶行為，會被監工拍照發在包工頭的微信群，那個工人也會被列上“黑名單”，河南的朱阿姨深有感受：“我上班的時候都不敢看時間，擔心被拍下來說玩手機。”
相比之下，李思念每天卻能拿到200的工資，她望向四周，壓低聲音說到她原來的工資能有220一天，但是老板問了別人的市場價后給她降了工資，不過比其他女工要高出一點。被問到為什么她的工資能比別人高的時候，她不好意思地笑著說道可能是她會“拍馬屁”。在零時工市場中，打好人際關系是最關鍵的一環，李思念到了工地后也深深地感受到了這一點。工地中的零時工年齡差距的很大，一般來說工地招人標準首先是考慮年齡小的，力氣大，有精氣神的零時工。可是如果和工程的包工頭有親戚關系的話，就算七十多歲也可以被聘用。所以李思念不得不經常去向包工頭說好話，也要慢慢地去和一些老鄉聊天加微信，“有活就告訴我哈!”李思念告訴我們這是在拓展自己的人際關系。
3、“孤獨是常態”
王敏會在小賬本上記錄自己做的每份活，去年上半年王敏一共做了180份工，今年上半年只做了33份，五月份做了一個星期零工，六月份只干了三天的活，有時候王敏一連半個月都找不到活做，廈門的三月至六月，三個月的時間跨度里陰雨天氣占據80天，在少有的晴天，零工市場才會再次熱鬧起來，“沒有活的時候干什么？”王敏的回答很簡單：“睡覺”。
王敏作為大齡女性，無論是年齡還是體力上，在農工市場都處于弱勢地位，再加上她有些孤僻的性格，王敏在廈門沒有朋友，唯一認識的是自己的丈夫，王敏的丈夫比她要幸運一點，由于男性天生的體力優勢，丈夫找到工作的幾率高了不少。沒工做的時候，大部分空白時間里王敏蜷在床上，她不像其他農民工通過刷抖音、快手消磨時間，她覺得只要一打開手機就會消耗流量，“我打電話也不多，也沒用什么流量，每個月卻要交三四百的話費”。躺在床上睡覺發呆是成本最低的休息方式，到了吃飯時間，王敏就下點清湯面條果腹，饅頭、面條、榨菜是王敏和丈夫日常的伙食，偶爾出工，王敏就帶兩個饅頭作為中飯。王敏將自己的生活半徑縮減在二三十平米的單間房，她每天的步數控制在一百步以內。王敏要將大腦騰空，“我不能想很多事情。”王敏的兩個女兒、一個兒子都已安家成婚，王敏告訴他們沒有事情不要和自己聯系，“我不想他們打擾我的生活。”
有段日子王敏陷入了失眠漩渦，“白天也睡不著，晚上也睡不著”，王敏躺在有些發霉的枕頭上望著斑駁的墻皮發呆，她知道自己的抑郁癥又復發了。二十幾年前，王敏還是個年輕的農婦，在安徽老家務農帶三個孩子，丈夫外出打工供一家開支，王敏和婆婆同住一個屋檐下，婆媳矛盾時刻爆發，“我和丈夫想要蓋房子，婆婆怪我們不給她攢棺材錢，我被逼急了對著所有人亂叫，別人都說我得了精神病。”王敏說這段經歷的時候很平靜，丈夫回來后帶王敏去城里看病，王敏才知道自己得了一種叫抑郁癥的病，“孩子們都不敢和我說話。”靠著吃藥王敏漸漸穩定了精神狀態，在四十多歲的時候，王敏跟隨丈夫外出打工謀生。
王敏很久都沒被抑郁癥困擾了，但抑郁癥像個定時炸彈般潛伏在王敏身體里。王敏經常把“我不愛和別人計較”掛在嘴邊，“去年我和一群河南女工在工地上干活，有個河南人和我搶一把好用的鐵鍬，后來那群河南人一起孤立我。”王敏稱那次經歷讓她的抑郁癥又復發了，那一個月“失眠”在她的生活中復制粘貼，“我控制不住自己對著別人大叫，工地的活也干不下去了。”醫院給她開了幾樣有鎮定效果的藥，不久后王敏離開了那個工地，她經常勸告工友遠離河南人。
所謂的“人脈社會”更多的是一種利益往來，李思念雖然認識了很多老鄉工友，但是微信聊天窗除了問最近有沒有可以介紹的活其他也沒什么可說的，這種不走心社交常常讓李思念感到煩悶。工地的生活是從早上的七點開始到下午的五點結束，六點鐘工地就會派人過來接工人上班。屬于李思念自己的時間是從每天的下午的六點鐘回到自己的租的單間開始。李思念租的單間位于零工市場左側的巷子里，這里住的人大部分都是來廈門打工的農村人。單間只有一個臥室大小，但是里面卻有廚房衛生間還有床。價格也不同，有獨立洗手間的500多一個月，公有洗手間的400多一個月。李思念住的就是帶衛生間的單間，她覺得雖然兩個單間的差價是一百多塊，但是對她生活的影響很大，沒有獨立衛生間還是很不方便的。這個擁有著空調的小單間，是李思念在炎炎夏日唯一能感到清涼的地方，工地的高溫讓她格外享受開空調的時刻。
李思念平時最大的愛好就是刷短視頻，從工地回來的第一件事也是打開單間里的空調，躺在床上開始刷抖音，她自己也喜歡拍抖音。她曾經還幻想通過拍短視頻賺錢，在重慶老家，李思念和老家的朋友們創作劇本，拍攝一些農村生活體裁的短視頻，積累了一萬多個粉絲。但是去年，這個抖音賬號被盜了再也找不回來了，這也讓她的網紅夢化為了泡影。李思念重新創立了一個抖音號，抖音名就叫“思念”，視頻內容主要是對著嘴型唱歌，她很喜歡抖音的美顏特效，“感覺自己在抖音里變年輕了。”李思念很懷念在重慶老家和姐妹們拍土味短視頻的日子，“一群人熱熱鬧鬧的，我們一起想劇本，有的人拍有的人演，村子里的人都知道我們。”在廈門，李思念覺得很孤獨，“大家做零工的時間都不固定，你有空別人沒空，湊不到一起。”李思念新的抖音號里，一百多條的視頻都是一個人對著嘴型唱歌。
廈門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徐延輝基于廈門、蘇州、東莞、深圳等地的農民工生存狀態展開調查，她認為“農民工進入城市后與農村社區割裂，從農村的熟人社會向城市的陌生人社會轉變，普遍經歷流動帶來的意義缺失，”像王敏、李思念這樣徘徊在農村與城市間的流動群體，受迫于生存壓力，她們遠離熟悉的鄉土社會，游離于城市邊緣，孤獨成為常態。
即使王敏在物欲生活上極致節儉，但長期找不到工作的狀態使夫妻倆入不敷出，六月中旬，王敏和丈夫前往上海投奔親戚，“上海的消費高，消費不起。”七月初，她和丈夫又去杭州找尋工作，王敏在杭州找到一份幫忙卸貨的工作，一天工資200，被問及還回不回廈門，王敏的回復是“在廈門待了很多年，對廈門有一種家的感覺，準備9月份再回來。”
4、“問題的延申”
在廈門，零工市場是城市邊緣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大部分外來農民工賴以維生的重要渠道，它承載著許多大齡農民工和外來務工者的希望與掙扎。然而，零工市場經濟發展的波動性、不平穩的工資水平、不確定的工作機會、勞動者權益保障以及女性勞動者的天然弱勢，都是造成這些女工們煩悶的主要原因，也是零工市場存在的普遍問題。
廈門市人社部門在2024年3月推出了“廈門零工市場”的微信小程序。這個小程序的推出，旨在為零工群體提供一個更為便捷的工作找尋途徑。打開小程序，里面包含各種各樣的零工崗位，從保姆、保潔、家電維修到管道水電、建筑裝修，甚至還有直播帶崗和技能培訓，功能豐富，覆蓋面廣。
但是，現實情況卻并不樂觀。大部分的農民工并不知道這個小程序的存在。王敏，一個54歲的安徽女工，用她自己的話“沒讀過一天書，不識字”，甚至不知道如何打開微信小程序。她的情況不是個例，許多像她一樣的大齡農民工，在使用智能手機和接觸新鮮事物上存在障礙。李思念，一個熱愛拍抖音視頻的41歲重慶女工，雖然對社交媒體并不陌生，但也從未聽說過這個小程序。
截止今年五月份，“廈門零工市場”小程序推廣數為8126人，其中實名注冊數僅有1313人。與廈門21年超過113萬的農民工人數相比，這個數字顯得微不足道。特別是50歲以上的農民工人數，占據了總人數的27%左右，這個群體在使用線上服務平臺上存在明顯的困難。
我們詢問過包工頭牟師傅后，發現問題并不僅僅在于農工們不知道這個小程序，連招人方的大部分包工頭也表示不知道這個渠道。這表明，雖然小程序的推出是為了擴展零工工作崗位開發，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它并未發揮出應有的作用。
這個現象反映出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在數字化服務日益普及的今天，我們是否忽略了那些在技術門檻前望而卻步的群體？零工市場的數字化轉型，需要的不僅是一個平臺的搭建，更需要對這些大齡農民工進行實際的技術培訓和指導，讓他們能夠真正利用起這些資源，從而在城市中找到屬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六點的清晨，本應是涼爽宜人的開始，但廈門的夏日卻已早早地將熱氣鋪滿大地。十字路口的人群已經散去一半，這個時間點找到工作的希望逐漸渺茫，留下的人們在熱氣蒸騰中，仍堅持著對最后一絲工作機會的渴望。太陽如同一個無情的審判者，緩緩升起，將光芒和熱量無情地灑向大地，仿佛揭開了蒸籠的蓋子，空氣中的濕氣和熱氣交織，讓人幾乎窒息。人群漸漸散開，熱浪仍在地表蒸騰，環衛工人用竹掃帚揮掃著殘留的垃圾和煙頭，幾名農民工蹲在陰涼處吸煙，來往的車輛在四方延申的十字路口穿梭，沒有人會記得，兩個小時前這里的熱鬧景象，就像在這樣一個飛速發展的時代中，沒有人會記得有個群體尷尬而艱辛地生活在城市的邊緣。
注：王敏為化名
參考文獻：
[1] 耿言虎,王少康.馬路零工群體研究：“再認識”與“再出發”——基于對H市零工市場農民工的調查[J].河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版),2022,24(03):91-99.DOI:10.13320/j.cnki.jauhe.2022.0039.
[2] 聶娟,李超海.“散工”群體的生存狀態與社會治理——以廣州的實地調查為例[J].學術研究,2014(12):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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