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唯物史觀辯》第一題第三點節選）
大椿同志首先在“人類社會客觀存在”這一命題上提出了批評意見。他提了兩點。我們就圍繞著這兩點進行討論。
1、關于生產力的內容和定義
大椿同志首先批評了在生產力定義中包括勞動者。
他認為“生產力理論的研究指向是社會環境中的物質要素，它當然不可能離開勞動者來闡述，但勞動者作為人本身的生存生活狀況則并非是其研究指向”。
在生產力概念中是不是應該包括勞動者，可以研究，也不必拘泥于馬克思說過“在一切生產工具中，最強大的一種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但以往把勞動者看作是生產力的組成部分，人們研究的主要不是他們的“生活生存狀況”而是研究他們所具有的勞動技術、勞動技能，以及勞動組合方式。
工具是人創造發明的，是人操作使用的，是人的器官的延長。離開人，就不會有工具，有了也只是死的東西。相同的生產工具在勞動技能不同、勞動興趣不同的勞動者手里會表現為不同的生產力水平。解放生產力，絕不只是解放生產工具，更重要的是解放勞動生產者。相反，破壞生產力，也絕不只是破壞生產工具，而是表現為對勞動者的壓抑和摧殘。作為一種活的生產力，它不僅是人創造的，而且是靠人的能動的實踐活動實現的。
沒有人的生產活動。生產力歸根結底講的是人的生產能力。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勞動首先是人與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引起、調整和控制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人自身作為一種自然力與自然物質相對立，為了在對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質，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頭和手運動起來。”所以人作為作用于自然界的生產力的內容和條件是必不可少的。
承認人是生產力的有機部分還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它可以使我們深刻理解提高我們民族整體素質的重要性。現代化絕不只是引進先進的技術和設備，還必須培養和這些先進的技術設備相結合的現代化勞動者。趕超世界先進生產力水平，歸根結底還是要靠人，因為是人創造了現代化的生產力。如果我們的人達不到創造和駕馭現代化的生產力的能力，那我們就只會永遠在人家的后面爬行。人的實踐活動是一種創造性的活動，人的認識能力是一種創造性的能力。一切人間奇跡都是人創造的。從這一點說，人的現代化，是一切現代化的前提。如果這個觀點不錯，我們就不能不承認，我們的民族正面臨著極其嚴峻的挑戰。不能只看高樓大廈，只看引進的高科技，而忘記是誰在主宰這一切。船堅炮利的侵略容易讓人感到痛苦，發達經濟的侵略卻容易讓人麻木。一個素質低下的民族難于擺脫被奴役的命運。
在馬克思著作中有時使用的“生產方式”的概念，就是從狹義的勞動方式的意義上講人們是在生產活動中怎樣結合的，是講分工的形式的發展變化，不是廣義的斯大林所說的是“生產關系的總和”。吳英、龐卓恒同志引用的馬克思使用的“集體力”這一概念，就可作此意解釋。這也是人的自然力的變換形式，是屬于生產力范圍內的概念。記得二十多年前，卓恒同志在強調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意義時，反復強調過集體力，亦似可作此解的注腳。這是講的分工，講的人在勞動中的結合方式。不是講生產工具，但是，是講生產力。
在生產力概念問題上，吳英、龐卓恒同志的有些意見更值得討論。他們在討論生產力的內涵的時候，基本上否定了生產工具的決定性作用。
他們認為：“既然工具只是由人制造出來用以延長自身的自然器官的人工器官，只是自己用來當作發揮力量的手段，就不能把它們同制造和支配它們的人并列作為構成生產力的要素，更不能把它們作為衡量人的生產能力的性質和水平的基本標準。”他們說：“按馬克思的本意把生產力定義為人們的物質生產實踐能力，而且用勞動生產率、產量和產值之類的尺度來加以衡量，生產力就再也不是含意不一的混亂概念了。”吳英、龐卓恒同志的這些意見，至少有以下不足：
第一、人區別于動物的一個基本標志，就是因為人能夠制造工具，能延長自己的自然器官。馬克思這樣看，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在杭州的關于哲學的談話也持此觀點。制造工具的水平，反映了生產力的水平，反映了人和自然的關系，這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能成立的。物質生產活動，離不了物質的生產工具，沒有物質生產工具就沒有物質生產活動。打制的石斧，磨光的石器，精美的青銅，鋒利的鐵劍，蒸汽機、電動機帶來的巨大傳動力，計算機掀起的整個生產過程的自動化和將世界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歷史地展現著人類生產力進步的階梯。談論人類歷史的生產力怎么可以不談生產工具呢？
第二、馬克思說“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借以進行的社會關系的指示器”。
吳英、龐卓恒同志解釋說“測量器或指示器畢竟不能等同于用他們所測量或指示的對象本身”。
我認為馬克思講得很明白。就是可以從勞動資料測量生產力的水平。正因為它是生產力中的主要的東西，才可以做測量的標志，也就是測量器。這正像計算機，從286到386到486、586，每一種新的計算機的出現都標志著計算機發展的新水平，可以說是計算機發展的測量器。誰也不會認為286計算機只是測量器，卻不是計算機本身。
馬克思的另一句話，即“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氣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被吳英、龐卓恒同志批評為“常被用來作為工具決定論的經典論據”。馬克思用的是形象的說法，就算不是形象的說法，對于馬克思的話也不必拘泥于個別詞句，而應該“始終注意到總的聯系”，求其精神實質。
其實，馬克思的意思是明確的。他的確是強調了生產工具的決定性作用。但是應用于歷史，并不等于可以簡單化。正如恩格斯所說：“這里表現出這一切因素間的交互作用，而在這種交互作用中歸根到底是經濟運動作為必然的東西通過無窮無盡的偶然事件（即這樣一些事物，它們的內部聯系是如此疏遠或者是如此難于確定，以致我們可以忘掉這種聯系，認為這種聯系并不存在）向前發展。否則把理論應用于任何歷史時期，就會比解一個最簡單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
為了批駁所謂的工具決定論，吳英、龐卓恒同志這樣解釋歷史，他們說“古希臘人、羅馬人、日耳曼人都是在使用鐵制工具以后才進入文明時代，但西亞兩河流域的蘇美爾阿卡德和巴比倫人，古埃及人、夏商周時代的中國人都是使用石木工具就進入了文明時代”。且不說，這些結論是不是太武斷，斷代史專家更有發言權。單就古希臘人的歷史來說，在它的前面就有克里特文化，在它的周圍又有地中海文化，尤其是西亞文化。鐵器就不是希臘人的發明。對羅馬人和日耳曼人來說更是這樣。他們都繼承了早于他們歷史的其它的先進民族的文化。這也就造成了，這些民族文明起源的歷史，和比他們早了數千年的亞非文明古國文明起源的歷史，不可能是一樣的。同時，以“夏商周時代的中國人都是使用石木工具就進入了文明時代”這句話來說，也是不嚴謹的，是對生產力水平表述的簡單化。夏的事情，說不太清楚。商周的精美的青銅器可是歷歷在目。這雖然不是生產工具，但是它總是在一定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的條件下制造出來的。它所反映的生產的水平，分工的水平，怎么可以以一句“石木工具”來概括呢？這種概括方法本身就是錯誤的，它連使用怎樣的生產工具也說不清楚，別說作為一個復雜事物的生產力了。
吳英、龐卓恒同志應該看到，我們的歷史學家，一旦進入具體的歷史領域，在說明生產力的時候，誰也沒有如此簡單化。斷代史、專門史自不待言，就是通史也沒有這樣寫作的。你們概括的這種極為簡單的“工具決定論”，有點強加在我們史學界頭上的味道，謂予不信，請舉事實。
第三、你們提出了新的生產力的定義方法和衡量方法。但是，請問，你們說的生產率、產量、產值是從哪里來的？是什么決定的？難道首要前提不是因為人們運用生產工具嗎？生產率不過是運用生產工具所獲得的生產能力的一種量化，它能把生產工具所體現的生產能力以量的形式確切表現出來。但是，作為歷史研究，你就是有了量化的生產力的水平，你還真是要把這種生產力是怎樣獲得的告訴讀者，也就是說，還是要講依靠怎樣的生產工具達到了這樣的生產水平。另外，常識告訴我們，在研究古代史的時候，盡管像中國的史書汗牛充棟，但是要想從中找出材料，能夠計算出各個時代的生產率、產量和產值，那真是和歷史學家開玩笑。
我看了吳英、龐卓恒同志提供的兩個數學公式，即：
農業人口比重Agr等于1除以1加R，R“表示平均每個農業人口生產的農產品除自身消費外可以供應非農業人口的數量，是衡量農業勞動生產率的一個指標”。
Nagr表示非農業人口比重，Nagr等于1減1除以1加R。
這兩個公式如他們自己說的，的確是“明晰而簡單”，猛一看，挺新鮮、挺吸引人。但我不知道他們是怎樣具體運用到歷史研究上去的，因為它們在文章中都是用的“假定”。
就研究中國古代史而言，他們所列公式中所需要的每個農業人口生產的農產品除自身消費外可以供應非農業人口的數量r就很難給出。
公式雖簡單，運用卻困難。籠統、模糊的說法是有的，但要代入數學公式就太不嚴肅了。而且，就算有這個數字，我認為作為歷史學還要回答，R是怎么來的？R作為一個變量，是由什么決定的？如果生產工具不發生變化，生產技術不進步，農民生產的剩余糧食怎么能逐步增多？從另一角度來說，如果工業沒有發展的動力，R的增大只會造成農業勞動力的過剩，而不是注定可以帶來社會的轉型。
歷史的實際情況，遠比吳英、龐卓恒同志提供的公式復雜得多。而且，如果像中國這樣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的時間相當漫長，你就必須回答，在R的背后，生產力是怎樣發展變化的，所有制關系是怎樣發展變化的，人身依附關系是怎樣發展變化的，等等，這都不是用他們提供的簡單公式可以解決的。就以他們所演示的對社會轉型所做的數學計算，和實際存在的歷史事實相比，其簡單化顯而易見。這不是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歷史”，而是用極為簡單的數學公式剪裁歷史，是前引恩格斯所批評的那種方法。
這使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曾經興盛了一陣的在歷史研究中運用“三論”的事，那也是想把自然科學的方法引入歷史研究。用心并不錯，但是事實證明，離開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即便運用系統論等科學方法，我們在“歷史表象的背后”還是只能看到表象。人類社會畢竟是人類社會，自然科學畢竟是自然科學，研究對象不同，方法自然不同。把二者混淆起來，不是思維的進步，而是思維的混亂。貌似科學，實則反科學。
現實的生產力是一個活的機體，是有許多因素組成的，恩格斯在一封通信中，講到生產時，甚至使用了“全部技術裝備”這一提法，還嫌不夠，又特別補充說，也包括運輸工具。所以承認生產工具是生產力的主要內容、主要標志，并不等于把生產力簡單化。布哈林在1921年寫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一書中說：“社會和自然界相互關系的精確的物質標志，是該社會的社會勞動工具的體系，即技術裝備。在這種技術裝備中反映出社會的物質生產力和社會勞動生產率。”越是遠古，生產力相對低下，工具相對簡單，概括相對容易，及至走向現代，生產力迅速高漲，生產技術裝備體系龐大，高科技日新月異，層出不窮，要想用一兩種生產工具做簡單的概括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便如此，還是可以找到相對能夠說明某一時期生產力水平的主要標志，同時，現代化生產的管理日趨科學化，提供的資料準確而多，吳英、龐卓恒同志提出的以量的形式去衡量、比較生產力的水平，就有了更大的可能和必要。
2、生產關系定義是重視人還是忽視人
大椿同志著重批評的另一點是唯物史觀關于生產關系的理論忽視了人。
他說：“生產關系指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的關系，看起來是講人的。但傳統唯物史觀強調的是生產關系的客觀物質性……總起來看，傳統唯物史觀對社會歷史內容的理解，導致它雖然離不開人來闡述問題，但他講的社會實質上是指社會環境，因而存在忽視作為主體人的及其實踐活動的嚴重缺陷。一種忽視社會主體人的歷史觀又怎么能指導人們全面系統地揭示出人類歷史發展的完整圖景呢？我這里僅僅是講歷史研究。倘若聯系現實生活，社會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許多挫折和失誤，那就更需要從歷史觀的高度，從唯物史觀這個理論缺陷去尋找認識根源了。”
大椿同志把問題提到了如此重要的高度，可是，大椿同志并沒有做具體論證。我不明白唯物史觀怎么忽視了人。和大椿同志的理解相反，在我看來，唯物史觀不僅重視人，而且只有唯物史觀更好地說明了人們是怎樣自己創造自己歷史的。
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或者通信中，總是使用“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這一提法。這一提法的意義在于，它強調了，人類的歷史是人類投入其中，以自己的能動活動創造的。
大椿同志和吳英、龐卓恒同志都提到了馬克思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在那里強調了實踐的意義，強調了人的能動性。反對直觀地機械地考察人類的歷史。甚至說，人類活動的能動性方面反倒被唯心主義者發揮了。講實踐，講能動性，講創造性，就是講人們自己用自己的活動去創造歷史。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說，《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畢竟是新世界觀的“第一個天才萌芽的文件”。萌芽就是萌芽，盡管是天才的。以后馬恩還有許許多多更清楚、更準確的論述。這些論述，把人的實踐活動的內容講得更清楚，把人的能動性的發揮講得更清楚。包括《德意志意識形態》，恩格斯重讀了手稿，但是并沒有發表，為什么，至少是認為沒有必要，因為有更精確、更成熟、更清晰的著作在這以后發表了。就以對于費爾巴哈的批評來說，恩格斯說過，關于費爾巴哈的一章沒有寫完。已寫好的一部分是解釋唯物主義歷史觀的；這個解釋只是表明當時我們在經濟史方面的知識還多么不夠。而《反杜林論》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這兩本書，已經把這些問題講得清楚了。
正是費爾巴哈講抽象的人，講人類的愛，離開了唯物主義。而唯物史觀卻強調，是人類自己的創造性的活動創造了人類的歷史。從而把人類的歷史活動和人類創造的歷史統一起來了。
馬克思強調“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了的人類”，就是這個意思。不是上帝，不是抽象的人，不是人類的意識創造了歷史，而是人類的實踐活動，自己創造了自己的歷史。
社會化了的人類并不是大椿同志所說，人類社會的“含意便是現實的人（復數，主體）和現實的社會環境（客體）的統一體。”這種區分不合適。正如吳英、龐卓恒同志批評的，把人類社會區分為主體和客體，是一主觀的機械的區分，是費爾巴哈式的區分方法。不要忘記，現實的社會環境正是現實的人構成的，離開了現實的人，哪里會有現實的社會，同樣，離開了現實的社會，哪里會有現實的人。現實的人和現實的社會是統一在一起的。
大椿同志批評當代有些哲學家、思想家泯滅主客體界限，但那是講的認識論中關于主體和客體的問題。談論人的認識，人是認識的主體，而客觀世界（包括人類世界）是認識的客體。無論就個體的人還是就群體的人的認識過程來說，都可以這樣說。然而，就人類社會的含意來說，卻不可以做這樣的區分。
其實，“社會化了的人類”還是一個比較籠統的提法。之后，馬恩把人類社會進入文明后的歷史看作是階級斗爭的歷史，把人看作是一定階級的人，看作是和一定的生產階段、生產關系相聯系的階級的人，并且正確指出了從來在歷史中沒有被肯定的勞動人民的偉大歷史作用，這是劃時代的對人的本質、人的地位、人的價值的認識上的進步。怎么可以說唯物史觀忽視了人、忽視了人的實踐活動呢？又怎么可以說傳統唯物史觀忽視社會歷史主體的人，它也就忽視了價值問題呢？以往的任何歷史觀，都不講勞動人民在創造歷史中的價值，正是唯物史觀解釋了勞動人民對于推動歷史前進的基礎作用，奴隸們不再被看作是歷史的渣子，奴隸們盡管是古代歷史的消極臺柱，但他們的價值到底被發現了。這難道不是一種最科學、最深刻的價值觀嗎？怎么能說唯物史觀忽視了價值問題呢？
大椿同志說，“但傳統唯物史觀強調的是生產關系的客觀物質性，生產關系理論的核心內容是生產資料所有制，所以斯大林和蘇聯哲學界干脆將生產關系總和說成是‘社會經濟制’。可見生產關系理論研究的重心并不是人本身的狀況。”
這個批評是不正確的。研究生產關系，正是研究人的狀況和本質，正是科學說明人的狀況和本質。這是一種分析方法，理論抽象方法。即便像斯大林把生產關系的總和說成是社會經濟制度，依我看，這無非是說人們進行生產實踐活動的狀況和結果，并不能說是離開了人和人的實踐活動。所謂經濟制度無非是經濟關系的制度化。把人歸結為一定的生產關系，一定的階級關系，一定的社會關系，正是唯物史觀深刻的地方。這表現了邏輯分析的力量，理論抽象的力量，是對活的生動的人類歷史實踐活動的概括，二者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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