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始終把1958年的“大躍進”作為攻擊毛主席的炮彈，一口咬定毛主席犯了“極左”的錯誤。
不可否認，“大躍進”是毛主席倡導的，而且運動中確實出了“浮夸風”之類的問題。
筆者以為，看待這個問題，應該把“大躍進”與“浮夸風”分別開來。這是戰略與戰術的問題，不應混為一談。
首先，我們看“大躍進”形成的背景。1958年，蘇聯的經濟發展速度驚人，許多指標都超過了英美。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而且是個貧窮的農業大國，人民生活水平很低。蘇聯的快速發展，讓毛主席受到了極大的鼓舞，于是便提出了“超英趕美”的計劃，口號是包含鋼產量15年趕超英國，50年趕超美國。
從出發點來看，毛主席是急于改變中國的落后面貌，盡快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
從實踐來說，這兩個目標后來也都如期實現了。說明指標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并不存在脫離實際，好高騖遠的問題。
戰略上沒有問題，那問題到底出在哪里了呢？
毋庸置疑，肯定是戰術上出了偏差。具體說便是“共產風”、“浮夸風”這些脫離實際的東西讓“大躍進”變了味道，如同一鍋香噴噴的飯菜掉進了幾只蒼蠅。
當然有人會反駁說，在“七千人”大會上，毛主席已經承認了自己的錯誤。
說的沒錯，毛主席確實在會議上主動承攬了責任。可這是老人家的一種胸懷，是偉人的一種擔當，這種高風亮節，足以把那些善于邀功諉過、嘩眾取寵的小人甩出幾條街。
其實，毛主席看到“大躍進”中出現的“共產風”、“浮夸風”等“左傾”現象，心里非常著急，馬不停蹄地下基層調研糾正。
這些事情恐怕知道的人不多，但只要查詢有關歷史資料，馬上就會得到答案。
下面是毛主席1959年4月29日，在《黨內通訊》上發表的《致六級干部的公開信》，從中就能看到老人家當時對所出現問題的態度。全文如下：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
我想和同志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于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農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只給下面參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干，閑時半干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斗，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以內，只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高額豐產田〕同時實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這四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試驗，加以改進，試制新式農具。試制成功，在田里實驗，確實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廣。提到機械化，用機械制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1〕，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志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認識。
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不難看出，毛主席在信中不但提出了對農業生產的建議，而且明確反對脫離實際和不講真話的做法。尤為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幾次提到不要聽“上面”的安排。
那么，“上面”指的是誰呢？
很明顯，指的是“大躍進”活動的指揮者。至于指揮者是誰，這里無關緊要，經歷過那段歷史的心里都清楚。
筆者想說的是，評判“大躍進”的對與錯，不能因為其中出現了“左”的東西，就全盤否定，這不符合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更不應該懼怕承擔責任，把所有“罪過”推到已經退居二線的毛主席身上，這起碼不是君子所為。
現在，有些人道貌岸然，張嘴閉嘴實事求是，其實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說話做事靠想當然，一切由著性子來。
“大躍進”有著極強的歷史背景，其復雜性不是一個“左”字就能定性的。應該一分為二，既要糾正其中的錯誤，但也應該看到它的成績。
現在做事情，要調動人的積極性，完全靠金錢，也叫“經濟杠桿的作用”。可是，在新中國一貧如洗的條件下，沒有金錢做杠桿，靠著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把全國人民的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最大限度地調動起來，無疑是一個偉大的創舉。
針對“大躍進”，有的人張嘴“左”閉嘴“左”，其實他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左。他們拒不承認歷史，武斷地定性歷史問題，而且老虎屁股摸不得，動輒就扣帽子，打棍子，這才是“左”，是真正的“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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