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
“政治是經濟之集中的表現”。資產階級一切對外政策的基礎，不外是資本家的擴大再生產之集中的表現。資本家因為要擴大再生產，必要有更加擴大的商品販賣市場、原料品市場、勞動力市場，因此，資產階級國家的對外政策，是以擁護資產階級原來獲得的市場與掠奪新的市場為目標。
資產階級怎樣才能達到這個目標呢？他們因為要對抗那與他們自己為敵的資產階級，一定要團結同一民族或相似的各種民族于自己的周圍，所謂泛斯拉夫主義、泛日耳曼主義、泛意斯拉姆主義、泛亞細亞主義以及門羅主義等，都是為這個目標而利用的。俄羅斯的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在革命以前，提倡泛斯拉夫主義，他們說：“一切斯拉夫人，都是同胞，一切信仰基督正教的斯拉夫人，都是上帝的選民。”俄羅斯的農民，為泛斯拉夫主義，與土耳其戰斗，不知犧牲多少人于槍林彈雨之中。屬于斯拉夫民族的保加利亞與塞爾維亞，從謨罕默特解放出來，成為俄羅斯工業資本家的市場。德意志的資產階級，在中歐各國德意志人之中，提倡泛日耳曼主義，因為德意志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方面要大量的生產商品，他方面，要獲得販賣市場于德意志帝國主義旗幟之下，因此，非驅逐英吉利資本主義于中歐日耳曼民族之外，并麻醉無產階級的意識不可。提倡泛日耳曼主義的目標，就在這一點。土耳其提倡泛意拉斯姆主義，主張凡是土耳其人，都要統一于一個國民，這種運動的目的，特別要團結被壓迫民族的阿富汗與土耳其斯坦于土耳其資產階級陣容之下。這個主義，在“凡是謨罕默特教徒，都是同胞”這個口號之下，有長足的發展，擴大到廣大的地域，擁抱中央亞細亞、印度等處的謨罕默特教徒，為土耳其資產階級的利益，形成很鞏固的市場。亞美利加的資產階級，也有他們的口號，他們說：“亞美利加是亞美利加人的亞美利加，外人不能干與”。這種泛亞美利加主義，其現實的社會意義，是北美合眾國對于全亞美利加大陸之資本化與獨占化，以與歐洲在南美的資本相競爭。日本的資產階級雖屬后進，主張排斥西歐白色民族的“物質文明”，發揚東洋民族的“精神文明”，也提倡“東洋人歸東洋人”的口號，以排斥在中國、朝鮮、蒙古等處的日本資本的競爭者，使日本的資產階級，得以獨占其所謂“特殊利益”。其實，“東洋歸東洋人”這個口號的內容，就是“東洋歸日本資產階級”的代名詞；物質文明的排斥，就是西歐北美資本主義文明的排斥；精神文明的發揚，就是日本資產階級文明的發揚。因此，對于歐美資產階級要求撤廢人種差別的日本資產階級，仍對朝鮮人、中國人極端施行人種差別的政策。總而言之，這些主義，都是資產階級對外政策的武器，他們利用這種主義，以壓迫剝削國外他民族的勞苦群眾，以麻醉國內自民族的革命精神。
泛斯拉夫主義與希臘正教相結合，泛意斯拉姆主義與謨罕默特相結合，這些泛民族主義與宗教宣傳的結合，對于資產階級的民族政策，特別有重大的意義。為“民眾的鴉片”之宗教，在經濟的侵略與政治的支配前后，一定要有精神上的麻醉。例如俄皇政府時代，對于亞刺伯宣教師學校的組織，投下巨額的費用。在亞美利加資本主義的前后，美國的宗教師，手持《圣經》，侵入到未開化的民族之中，建設麻醉的教會學校與欺騙的慈善事業。在西班牙、葡萄牙的商業資本主義支配的時代，有天主教的宣傳隊。在日本資產階級的海外發展時代，有“本愿寺”的布教師，最后通牒《二十一條款》中所載的“有布教自由”的一條，誰都能夠記憶。宗教的宣傳，在主觀上，或許有善意的，但是在客觀上，差不多沒有例外，都是資產階級剝削政策的手段，這一點，在民族問題方面，特別明顯。
資產階級對于自己的競爭者，固然用盡一切的手段與方法，與之對抗，同時，他們又嗾使被壓迫民族，對于壓迫國，發生叛亂，以削弱自己的競爭者的力量。德意志帝國主義者，援助波斯資產階級的反英運動，供給波斯革命民主黨的武器，即其一例。這種事情，很明顯的，是資產階級利用各種民族的對立，以鞏固其政治的支配與經濟的勢力。
對內
資產階級的對內政策，與對外政策一樣，因為要確立與繼續其剝削與支配，亦利用民族問題。資產階級對于自民族，賦予政治的經濟的特權，使自民族的勞苦群眾，分擔民族的壓迫之責任，以分裂自民族與他民族的勞苦群眾，特別是兩民族間的無產階級的團結。但是資產階級對于自民族賦予政治的經濟的特權，不僅是因為要對于他民族實行壓迫，并且是使自民族的勞苦群眾隸屬于資產階級的一種手段。
在俄皇主義時代，官吏差不多都是大俄羅斯人、波蘭人及其他的民族，不能在俄羅斯的國家機關供職。奧匈兩國在1907年所頒布的新憲法，雖規定普通選舉，但是實際上，多數的議員，是由特權民族中選出來的，議會的代表516名之中，德意志占233名，捷克人占107名，魯西那人占33名。日本對于朝鮮、臺灣，現在還沒有頒布普選制度，朝鮮雖有中樞院的機關，臺灣雖有總督府評議會，也不過是一個空空洞洞的諮議機關。
以上所述，是資產階級對于自民族賦予政治的特權之實例，他們在民族問題的經濟政策，亦有同樣的性質，即是對于自民族，賦予經濟上的特權，或稍減輕其剝削的程度，以分裂他民族與自民族的團結。現在就農民問題的領域來講，支配階級的地主，往往沒收弱小民族農民群眾的土地，例如在俄皇時代，地主從克里米、土耳其斯坦、西比利亞、阿富汗的韃靼人及巴西其爾人，奪取廣大的土地，以特權的條件，貸予自民族的農民，使幾百萬土著的弱小民族，都因此而陷于貧窮與饑餓的苦境。同時，又從其爾基斯人、烏阻伯克人、北阿富汗人，沒收廣大的土地，實行移民政策，以圖解決本國的農民問題。資產階級對于他民族的勞苦群眾，比較自民族的勞苦群眾，常與以很難忍受的勞動條件：例如在滿洲的日本工人，比較在好的勞動條件之下從事于勞動，中國的工人，在苦力的名義之下，無論工作場所或勞動條件，都相差很遠，一日的工資，至多不過二三角，其生活的惡劣，可想而知。日本資產階級的御用學者，卻以為這是由于我國人的“體質”與遺傳不同，毫不言及這種“體質”與遺傳，是日本資產階級剝削的結果。
以創造特權民族為目的，資產階級所采用的手段，非常復雜，但是壓迫民族對于他民族的輕視、傲慢、威脅的感情，到處都是一樣。在印度的英吉利人，對于在他旁邊經過的印度人，只要是他踏了英人地上的影子，即可以隨意鞭撻。在俄皇時代，馬車之中，分為兩部分，一是俄羅斯人坐的，一是土著民坐的。在上海租界內公園，有“犬與華人不許入內”的揭示。
資產階級利用民族政策，以圖獲得本民族的農民群眾，特別是富農的擁護。小土地所有者很容易接受資產階級的國家主義的宣傳，資產階級對于他們，不僅要使他們對于他國之敵，成為自己的防衛組織，并且更進而剝削他們的保守性與落后性。資產階級又可以利用這種民族問題，破壞工人與農民間的同盟，使小土地所有者向無產階級進攻。例如波蘭的資產階級，因為要防衛自己的階級之陣營，利用民族問題，又因為要鎮壓無產階級的革命，亦利用民族問題。
總而言之，資產階級對于自民族的特權賦予，對于他民族的權利剝奪，一方面是使無產階級及勞苦群眾感覺資產階級的民族壓迫政策的利益，成為資產階級支配的支柱；他方面，使被壓迫民族與勞苦群眾，脫離國際的階級戰線，消滅兩者的階級意識。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