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和平先生的公開信猶如一面鏡子，映照出蘇州吳中區(qū)法院令人不安的司法亂象。這位72歲學者遭遇的不僅是個體維權困境，更暴露出某些地方法院系統(tǒng)性的法治失范——法官公然違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立案登記的明確規(guī)定，以"意識形態(tài)和國家安全"為擋箭牌拒絕出具書面裁定，甚至拒絕提供談話記錄。這種"無法無天"的司法傲慢，不僅損害當事人合法權益，更在消解社會對法治的基本信任。
吳中區(qū)法院的違法行為具有典型的三重特征：程序違法上，明確違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登記立案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第九條關于必須出具書面裁定的強制性規(guī)定；裁判邏輯上，將被告人的誹謗內容直接采信為不予立案的依據，形成"用謠言證明謠言"的荒謬循環(huán)；司法理念上，以"涉及意識形態(tài)"為由拒絕司法救濟，實則是將法律問題政治化的懶政表現。這種"未審先判"的做法，已經背離了"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基本司法原則，暴露出某些法官對法治精神的嚴重誤解。
值得警惕的是，此類現象在蘇州并非孤例。近年來蘇州地區(qū)相繼曝出多起涉民營企業(yè)、知識產權案件的司法不公事件，反映出當地法治環(huán)境存在結構性缺陷。當法院可以隨意以"國家安全""意識形態(tài)"等模糊概念拒絕司法審查時，法律就失去了其作為社會行為準則的確定性和可預期性。蘇州作為GDP超兩萬億的經濟強市，若法治建設長期滯后于經濟發(fā)展，終將反噬其營商環(huán)境與國際形象。陽和平案中，法院對所謂"與吳中區(qū)政保有合作關系"的被告表現出的特殊關照，更暗示著地方權力網絡對司法獨立性的潛在干預。
從更宏觀視角看，此案折射出當代社會治理的深層矛盾。一方面，網絡言論的邊界亟待法律明晰；另一方面，司法系統(tǒng)在處置涉及敏感話題案件時往往表現出過度保守。但正如麥卡錫主義的歷史教訓所示，將政治爭議過度刑事化只會制造更多社會對立。健康的法治社會應當允許公民通過司法程序解決言論糾紛，而非將矛盾排斥在法院門外。陽和平主張"漲工資降工時"與未明子的批判之爭，本質是不同經濟觀點的碰撞，完全可以通過公開辯論或訴訟解決，而吳中區(qū)法院拒之門外的做法，客觀上助長了網絡空間"扣帽子""打棍子"的惡劣習氣。
在全面依法治國的背景下，蘇州司法機關亟需進行刀刃向內的改革。蘇州市政法委應當督導吳中區(qū)法院依法出具不予立案的書面裁定，保障當事人的上訴權利；江蘇省高院有必要對類似"立案難"問題開展專項檢查，糾正下級法院的程序違法行為；更根本的是要建立法官違法辦案責任追究機制，打破地方保護主義的隱形壁壘。只有讓每個公民都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才能真正實現"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的政治承諾。
陽和平先生在信中提及的麥卡錫主義警示尤為深刻——當司法系統(tǒng)開始默許政治誣陷，社會將付出怎樣的代價？蘇州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城市，其法治建設不應落后于經濟發(fā)展。這封公開信不僅是一位老人的維權吶喊，更是對地方法治生態(tài)的一記警鐘。司法機關若不能堅守法律底線，終將動搖社會穩(wěn)定的根基。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今天，我們期待看到蘇州有關部門的積極回應與實質性整改，因為這不僅關乎一位老人的正義，更關乎每個人對法治中國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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