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頭主義，圈子文化，裙帶關系，學術門閥，家室宗親，師徒蔭庇，獨立王國……
我是你的師父，你是我的徒弟，他是我的子女，你是誰的同門，誰又是你的連襟，他又是誰的鄉黨，誰又是他的朋羽……
長久以來，以“同鄉”“同學”“同門”“同僚”“同儕”等為紐帶的封建門閥文化，在黨政機關和各界管理機構中成為了組織架構的塑成核心，悍然凌駕于黨的組織意識形態之上。
通過“家天下”“一言堂”“一姓室”等，直接弱化了黨的領導，并“有效”對抗了層層審察，為體系式腐敗提供了族群化的溫床。
1972年8月，武昌，年近八旬的毛主席曾回憶：“在廬山會議時，我寫了一個700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創造歷史的問題……要團結起來，不能搞宗派主義，不要搞山頭主義……”
在那十年之前的1962年12月12日，毛主席在給彭真、劉仁的批示中還曾這樣說：“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
都說老人家早看了五十年，事實上又何止五十年。
前任中國足協黨委書記杜兆才，畢業于沈陽體育學院，被輿論視作中國足協內部“沈體系”的血脈延續（之前沈體誕生的足協話事人為2010年落馬的南勇）。
從南勇的沈體老師韋迪，到同樣畢業于沈體、被韋迪提拔的于洪臣，直至接替于洪臣坐穩足協黨委書記的杜兆才——沈陽體育學院、沈陽體壇乃至沈陽官場，一直在中國足協存在感十足。
從歷史看，早在1984年，國家體委向六大體育院校“要人”、培養后備軍，當時沈體一家就被要去八人，南勇恰在其中。
一直到南勇1999年進入足協至今，沈體的話事權地位異常穩固。
猶記之前我在趙本山的東北往事里寫到的世紀之交那場震驚國人的沈陽官場地震——“慕馬案”，那時幫助沈陽這座城市走出政治陰影的，正是回報第二故鄉心切的沈體畢業生，南勇。
其時，主管十強賽主場劃定大權的“南頭”，通過將國足十強賽放在沈陽五里河，從而力助沈陽在綠茵場上重煥生機。
一度，隨著2010年接替崔大林分管足球、2014年正式直管足球的蔡振華上任，昔日足協內部的派系之爭——“沈體系vs北體系”——被認為煙消云散。
但是2015年末于洪臣當選足協執委、2017年中杜兆才又接替于洪臣坐鎮黨委書記，“沈體系”大有卷土重來之勢。
憶往昔，另一派的“北體系”曾人眾伍壯：從高層的謝亞龍、薛立、楊一民，到中層的郎效農、馮劍明、朱和元、馬成全、張建強、郭輝、林衛國、李冬生等，謝亞龍更是曾任北體大副校長，在足壇威嚴一世。
同時從全局來看，足協內部曾經的“北體系”其實是分割于體育總局內部的“秘書系”，其領袖自然還是擔任過首任體育總局局長伍紹祖秘書的謝亞龍。
伍紹祖父親伍云甫，為前中共中央秘書長、紅軍電臺奠基人，伍紹祖本人則是我國《體育法》的主持者。
這般提攜力度，讓謝亞龍仕途平順，麾下“北體系”在中國足協也向來馭權得心。
直到2010年9月，謝亞龍等人的鋃鐺入獄才宣告了“北體系”的覆滅，此前一直被壓制的沈體人開始在韋迪的帶領下登堂。
之后，由于蔡振華、張劍等“清流派”人士被委任入局，中國足協長達十年之久的派系宮斗，結束了一個階段的紛爭——同時，卻也進入了另一個階段的新紛爭。
足球領域的門閥提攜、宗派斗爭是個典型案例，其他體育項目莫不如是，從足球延伸到乒乓球，無人能脫逃如此政治規律。
今日的中足聯風風火火，然而最早提出要構建中國足球職業聯盟的，并非中國足協，而是來自于上層分管體育的改革力量。
監督人和執行人，正是已經宦隕的“舊日錦鯉”。
遙想九年前，在接到“錦鯉”政令指導的強制性意見后，彼時蔡振華統領的中國足協在2016年下半年也不得不加快了聯盟的籌備節奏。
直到2016年底、元旦假期前的最后一個工作日，中國足協還在召集中超/中甲/中乙各俱樂部負責人，協商聯盟章程的有關細節，意圖爭取在2017年3月注冊成功。
但是當時由于在與俱樂部溝通中，足協方面始終堅持要對職業聯盟進行“督管”，要求在聯盟主席等實權職務上，擁有直接的人事任免權，這顯然與國務院辦公廳下發的《中國足協改革發展總體方案》精神違背。
當時，盡管各俱樂部對足協方面不斷做出讓步，但雙方仍無法達成一致，這便嚴重影響了籌備工作的進展，以至于遲遲無法按照規定完成注冊。
為此中央深改小組也對中國足協提出了意見。
2017年1月，剛剛新官上任三個月的“錦鯉”，對包括張劍在內的足協相關高層提出了嚴厲的批評。
“錦鯉”認為，足協應該放手、讓俱樂部成為職業聯盟的主體，不該插手俱樂部事務，這是“與改革精神不符”的。
他還要求足協務必盡快成立職業聯盟，具體時間為2017年1月必須完成職業聯盟的章程修訂，隨后進入注冊程序，要求必須在3月掛牌。
可以說，“錦鯉”在當時給足協領導的這份時間表是硬性的。
總局方面還表示：“聯盟主席不能由足協任命。”
開眼大環境來看，以“錦鯉”為代表的2016年底上任的體育總局新班子，其與2019年8月以陳戌源為代表的、新上任的中國足協新班子，兩路人馬的政治力量源頭——即攜帶的“尚方寶劍”，是一致的。
因而，這兩路新軍的施政方略也是高度一致的，即深化改革，與舊制勢力相切割。
放眼2017年，1月由總局主導的中超中甲U23政策、7月在乒乓球方面的風波、年底越過足協支持里皮組建的“大國家隊”計劃——其兵鋒所指，不言自明。
“好在的是”，對立面最終在2018年遭遇了失敗：馬達洛尼在2018年1月的U23亞洲杯和7月的雅加達亞運會連續遭到打擊，其失利也讓彼時足協班子推崇的里皮“大國家隊”計劃破產。
于是，在2018年下半年，里皮“大國家隊”計劃不得不讓位于體育總局的U25軍事集中營（統帥為總局欽點的沈祥福），國字號“大總管”里皮也被削權，同時被告知不會續約。
那個時候，一些人的仕途也進入了倒計時，這在2017年1月時已有表露——2017年1月17日，中國足協在武漢召開了為期兩天的第十屆中國足球協會第三次會員大會，蔡振華、張劍、于洪臣、林曉華等足協要員都出席會議。
在這次會議的第二天，足協當時的執委就有了較大幅度的人事調整。
可以說2017年的中國足球，也是從那次人事調整開始的，一直持續到了年底。
其時，于洪臣已經不在班子里了，蔡振華也一步步淡出核心圈子。
在那次程序性的的會議開完后，不到三個月，蔡振華就去到中央黨校學習——這在當時引起了足協內部的熱議：在足球改革熱潮下，足協主席竟去“學習”了，這實在不可思議。
當時被幾乎所有足協干部和員工認為，這可能是人事生變的信號。
事實證明他們沒有猜錯。
當時蔡振華去學習前告知了足協綜合部：以后有文件讓張劍簽字”，而在這之前，足協事無巨細都是蔡振華一支筆說了算。
這意味著突然群龍無首后，各部門的工作都難以正常進行。
以致于后來杜兆才上任時，公務已經堆積成山，他第一件事是讓各部門先把自己的文件先拿回去，再重新上報一遍。
這種情況，一度讓足協在2017年出現過沒有足協主席的、將近四個月的空窗期。
也是在那時，乒乓球出現了一系列風波，全運會又出了拳擊裁判事件……
2017年5月24日，足協在官網上提前為各家俱樂部打預防針：“2018賽季起，中超、中甲聯賽俱樂部在參加中超、中甲、中國足協杯賽的過程中，各俱樂部整場比賽累計上場比賽的U23國內球員，必須與整場比賽累計上場比賽的外籍球員人數相同。”
這已經是下一屆足協班子在提前施政和布局了，已然與蔡振華無關。
后來到了2017年8月底，當時蔡振華已不再管理足球事務。不過在武漢的12強賽，國足迎戰烏茲別克斯坦，蔡振華竟又被通知要到現場“督戰”。
據悉，正是時任體育總局局長親自打的電話。
隨著國足的勝利，12強賽貌似迎來了一絲出線曙光。但外界隨后還是得知，蔡振華主管的足球業務明確為“外事和宣傳”，并非核心的行政或競技。
至2018年9月，蔡振華正式離任國家體育總局與中國足協，調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
只不過，這一切隨著2023年2月與2024年5月，中國足協與體育總局的雙雙震動，戛然而止。
此后，一切似乎都朝著可預見的方向發展：乒乓球項目的權力一切回歸至2017年之前的格局，同時中國國乒的實力、成績、風評、聲譽亦重重下墜。
從人見人唾的飯圈陋象，到若隱若現的政商秘影，直到今時今日居然在澳門奏響了葡萄牙語國歌……
回正，已經開始，也不得不開始。
我想無論如何，至少當王勵勤接過組織信任的那一刻，二十一年前在雅典的辛酸悲楚，此刻盡可殆去。
2014年10月8日，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曾有這樣的表態：“黨內組織和組織、組織和個人、同志和同志、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等重要關系，都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來設定和處理，不能缺位錯位、本末倒置。黨內上下關系、人際關系、工作氛圍都要突出團結和諧、純潔健康、弘揚正氣，不允許搞團團伙伙、幫幫派派，不允許搞利益集團。”
2015年10月29日，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又有雷霆萬鈞的發言：“全黨同志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都要牢記黨章中的規定：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如果有了自己的私利，那就什么事情都能干出來。黨內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團，也不能存在黨內同黨外相互勾結、權錢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團。黨中央堅定不移反對腐敗，就是要防范和清除這種非法利益關系對黨內政治生活的影響，恢復黨的良好政治生態，而這項工作做得越早、越堅決、越徹底就越好。”
1927年10月6日，委員毛澤東曾在財主林鳳和家里面見袁文才。
這個林鳳和當時有地有商行、做茶籽生意，后來的土改中毛主席三令五申要延續延安整風時期的傳統“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對待地主富農也要采取教育改造的路線。
然而，林鳳和被沒收了土地之后，村里的黨委竟然不給他飯吃。
沒有辦法，這位對中國工農革命有功的舊地主最終在自家后山自殺而亡。
林鳳和在自殺之前其實是想過給毛主席寫信的，他想揭發基層過左的官僚主義手段、陽奉陰違的懶政行為，但是信件一概寄不出去。
毛主席也曾打聽過他，從北京派人來找過他們，但是井岡山當地的干部卻搪塞：“他家沒人了”……
多年后，林鳳和的孫媳婦進一步揭露真相：“地方上一直不愿意讓外面知道林鳳和自殺的真相，是為了掩蓋他們在執行中央政策時不負責任的'左’。不是毛主席的土改政策不好，而是具體辦事的人執行過分了，執行歪了。以后為了推卸自己的責任，又把什么錯都推到中央和毛主席身上……吊樓前那兩棵金桂花樹，有人出一萬五千元買走，我沒有賣，我不能賣。吊樓和金桂花樹都是毛主席當年來大倉村的見證，我相信國家會管這件事。”
……………………
毛主席的秘書王力曾說：“毛主席早就發現了，從中央到基層黨支部，很多都是獨立王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你不摸他，一點事都沒有，還照常是模范，照常當勞動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幾乎都有問題。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統治，使共產黨脫離群眾，究竟怎么辦？這是使主席經常睡不著覺的問題，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只有現實足以教育人心，足以讓今人理解曾經那段繼續革命的歷史的偉大與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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