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德意志意識形態》［定稿］
“犯罪——孤立的個人反對統治關系的斗爭，和法一樣，也不是隨心所欲地產生的。相反地，犯罪和現行的統治都產生于相同的條件”。
——《德意志意識形態》
所謂的理想主義，跟現實主義是相對的兩個概念。前者就是持樂觀的態度，具有性善的思想；后者呢，則主張人類的天性是丑惡且貪心的，喜愛權力，具性惡的思想。前者引以為榮的是自己的精神品格，后者津津樂道的則是自己的生存智慧。從這一點可以看出，現實主義者更傾向于犯罪。
理想主義在任何時代都有，跟具體的某一種意識形態沒什么關系。如果非得找出兩者之間的關系，無非就是理想主義者在人群當中所占比例的大小受到當時的意識形態的影響。
比如說吧，改革前的意識形態是個造就理想主義者的意識形態，社會當中理想主義者的比例就比改革后的比例要高，為什么呢？因為經過“真理大討論”，舊的意識形態被宣布為謬誤，新的意識形態建立起來了，新的意識形態提倡貓論，不講合作講競爭了，之前的理想主義者當中就有很多人發覺自己如果像以前那樣會活不下去的，為了生存，也就變成現實主義者了。所謂犯罪，無非就是在各種競爭當中出老千。
一個精神領袖，一個執政政黨，一個主流思想，一個統一國家，一個有效政府，這沒有什么不正常的，如果非要說這不正常，理由只能是這種狀態太理想化了，太難得了。
比如就說83年嚴打前那一陣子吧，農村恢復了自然經濟，耕者有其田之后就飽暖思淫欲了，小農意識跟理想主義是不沾邊的。城市里呢，可以說很混亂，新的舊的意識形態都還在起作用，封建的西洋的各式各樣的一些想法也都有，找不到什么主流思想。大家的情趣都跟王朔差不多，介于文人和流氓之間，是典型的小資文化生態。
前一種意識形態就是鼓勵甚至強迫大家自覺做好人，在這種社會規則當中，理想主義者是沒有被強迫的感覺的，只有有犯罪傾向的人因為想出老千而不能才會有被圈禁的感覺，這才是之前犯罪率低的原因。在這種社會當中，如果不犯罪，是很難有危及生存的生活上的失敗的。
我想起了改革的宣傳家們常常拿來教育大家的那個引進狼群來促進羊群健康的寓言。新的意識形態強迫大家被狼追著跑，這個理論前提就規定了一部分人在生存上的必然失敗，為了躲避競爭的風險，大家被逼得都有出老千的欲望，美國犯罪率比較高就是個例子。就這樣，現實主義者越來越多了。
依靠走私，假冒偽劣產品起家的溫州人，二十多年后還講出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要是什么都講法律，就什么都辦不成了。發展到現在，理想主義者比大熊貓的存活能力都要低，犯罪率也大大高于當年了。
《共產黨宣言》中對“流氓無產階級”這個詞，曾作如下解釋:“流氓無產階級是舊社會最下層中消極的腐化的部分，他們有時也被無產階級革命卷到運動里來，但是，由于他們的整個生活狀況，他們更甘心于被人收買，去干反動的勾當”。
換句話說，流氓無產者就是渴望小資生活的無業游民，由于他們的整個生活狀況，他們更甘心于去干犯罪的勾當。這些人淪為流氓無產者其實是社會規則的必然，幾十年過去，愈演愈烈，人們反倒習以為常了。
失業人口大增并不是犯罪率提高的主要原因。不是有很多人論證過之前城市當中隱性失業人口的比例也很大嗎，按他們的說法，那農村的隱性剩余勞動力就更多了，知青一返城，再加上計劃生育，農村的就業率還得提高呢。
78年大規模的知青返城多年以來被當成是大赦天下一樣的恩典去宣傳，對當事人來說也許算是恩典吧，其實呢，不過是由很多因素促成的一個政策。
其一是農村幾乎全部分田單干了，家庭重新成為基本生產單位，而不再僅僅作為單純的社會組織，宗族觀念開始復興。作為外人的知青無以立足，只能讓他們離開農村。
其二是恢復了高考，雖然錄取率不高，但高等教育總算在錄取上解除了政治限制，基本上恢復了學而優則仕的唐宋明清傳統。知識重新資本化，為了尋找市場，他們只能回城。
其三是觀念的變化，這些人絕大多數是以積極的理想主義而上山下鄉的，目的是消除“三大差別”、接受思想教育。中央政策大變，這個計劃在國家意志的高度上被取消了。在一個美好的理想破滅的同時，只能制造回城這另一個理想來轉移他們的注意力，盡管城市并不缺少勞動力。
知青返城盡管只是配合國家意志轉軌的一個小步驟，盡管看似僅僅是返城知青個人生活的轉變，但知青的返城和造成知青返城的因素所造成的連鎖反應卻是排山倒海。
理想的破滅導致了理想主義的不張，城市文化迅速小資化了。在就業機會上，回城的知識青年則排擠了城市里的文盲。
與知識青年返城幾乎同時，合作化生產的群體性生活結束了，城鄉差別、工農差別、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差別這“三大差別”也重新凸顯，出身差異從單純的政治標簽變成了與經濟利益直接掛鉤的戶口差別。
以家庭為單位的小生產釋出了原先分工協作中的隱性剩余勞動力，“農轉非”的簡單理想貫穿于農村的八十年代，“賣戶口”的政策則于九十年代的城鄉結合部盛行，到21世紀初，“三農問題”成了痼疾，進城謀生的“農民工”已經近百倍于當年下鄉的知青群體。農村文化則逐漸荒漠化了。
先前的價值觀一下被全盤否定所導致的茫然惶惑和心理空虛才是這些年來英雄輩出的主要原因。新中國第一波讀書無用論就是文-革后改革初的那幾年開始的，再后來金庸小說之類的啟蒙讀物也制造了不少江湖人士。
法制的長期廢除既解釋不了嚴打前一些年社會治安的好，也解釋不了六法全書時代社會治安的壞，法令滋張盜賊多有，當前的治安情況就是個例子。文-革批逗人歸批逗人，沒有公檢法還有革委會，武斗雙方最起碼還有《毛選》這個緊箍咒，聽過來人說當時社會治安很好啊，男女老少一心向善革命得很，誰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啊？
這也說明，文-革當中人們砸爛公檢法，是因為在那種社會規則下公檢法是多余的。后來恢復公檢法，是因為這種社會規則需要公檢法。從改革迫使一些人不得不在競爭當中出老千這一點可以看出，犯罪率就是改革的代價。我這個代價論是揭示規律的，跟張維迎他們那個喪盡天良的代價論完全是兩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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