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吳敬璉唱唱反調：中國社會主義實踐60年

[1] 卡爾·波蘭尼 （馮鋼、劉陽譯）， 《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頁。

[2] 林行止，“企業多顯人性 共造和諧社會”， 《信報》，2007年10月16日。

[3] 林行止，“糧食危機中對富人和中國的期待”，《信報》，2008年4月28日。

[4] Jon Meacham and Evan Thomas, “We Are All Socialists Now,” Newsweek, February 16, 2009.

[5]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周年》， 1949年6月30日。

[6] 毛澤東，《中國人民站起來了》1949年9月21日。

[7] 毛澤東，《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

[8] 毛澤東，《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產力》，1956年1月25日。

[9]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12日。

[10] 毛澤東，《同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的談話》，1956年12月7日。

[11] 毛澤東，《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

[12] 毛澤東，《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1955年10月29日。

[13] 毛澤東，《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產力》，1956年1月25日。

[14] 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節選)》，1959年12月—1960年2月。

[15] 毛澤東，《同工商界人士的談話》，1956年12月8日。1979年，在與外賓談話時，鄧小平也明確指出，“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與蘇聯不完全一樣，一開始就有區別，中國建國以來就有自己的特點”。《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35頁。

[16] 同上。

[17] 毛澤東，《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談話》，1958年11月9－10日。

[18] 張建勤，《中蘇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比較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4年，第131-133頁。

[19] 劉國光、董志凱，“新中國50 年所有制結構的變遷”，《當代中國史研究》， 1999 年第5-6期，第27-28頁。

[20] 王鳳林，“我國社隊企業的產生與發展”，《中國農村觀察》，1983年第4期。 

[21]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22] 袁寶華，《赴蘇聯談判的日日夜夜》，《當代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1期，第16-26頁。

[23] 陳云，《關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幾點說明》，1954年6月30日，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83035/83317/83596/5738291.html。

[24] 柳隨年，《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的國民經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19頁。

[25] 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簡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2000年，第73頁。

[26] 同上，第71頁。

[27]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55-456頁。

[28]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56-361頁。

[29] 史云、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43-247頁。

[30]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1953年7月29日。

[31] 毛澤東，《論十大關系》，1956年4月25日。

[32]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796-797頁。

[33] 胡鞍鋼，《中國政治經濟史論》，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47-251頁。

[34] 趙德韾《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67-1984》，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2-43頁。

[35] 史云、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第225-232頁。

[36] 胡鞍鋼，《中國政治經濟史論》，第512-515頁；Thomas P. Lyons,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Planning in Maoist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213-218。

[37] 趙德韾，《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67-1984》，第60-62頁。

[38] 胡喬木，《毛主席在追求一種社會主義》，1980年6月9日。見《胡喬木傳》編寫組，《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0-72頁。

[39] 毛澤東，《對<這是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一文的批語和修改》，1957年9月15日。

[40] 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簡本）》，第40-41頁。

[41] 毛澤東，《對總后勤部關于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報告的批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頁。

[42] 毛澤東，《關于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1974年12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第413頁。

[43]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通知：毛主席重要指示》（中共中央1976年四號文件），1976年3月3日。該文件根據毛澤東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重要談話整理，并經毛澤東審閱批準。

[44] 對共和國前30年探索社會主義道路這段歷史，鄧小平指出，“我們盡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7頁。對長時段世界經濟增長頗有研究的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與鄧小平的看法一致：盡管中國在1952-1978年間遭到西方國家的阻隔，還與美、蘇對峙，與韓國、印度發生了戰爭，與過去100年相比，新中國經濟仍取得了巨大的進步。麥迪森對中國GDP增長速度的估計遠低于官方數據，但即使按他的數據，在此期間，中國GDP也翻了三倍，人均GDP增加了82%，勞動生產率提高了58%。經濟結構也實現了歷史性的轉型：1952年，GDP中的工業比重是農業比重的1/4，而到1978年，工業比重已超過農業比重。見Angus 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960-2030 AD, OECD, 2007, p. 59.

[45] 胡鞍鋼，《中國政治經濟史論》，第524-530頁。

[46] World Bank , China 2020: Development Challenges in the New Century, Washington , DC : World Bank , 1997 , p. 8.

[47] World Bank ,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1, Washington , DC : World Bank , 1991; A. Alesina and D. Rodrik, “Distribution,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 Cukierman, Z. Hercowitz and L . Leiderman, eds. Political

Economy, Growth and Business Cycles, Cambridge: MIT Press, 1992, pp. 23-50; T. Persson and G. Tabellini, “Is Inequality Harmful for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4, pp. 600-621; Roberto Pertotti , “Growth ,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Democracy: What the Data Say,”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 Vol. 1 (June 1996) , pp. 149-187;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 Income Distributio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Growth, Challenge, Vol. 41, No. 2 (March/ April 1998), pp. 61-80.

[48] 曼庫爾.奧爾森（呂應中等譯），《國家興衰探源》，商務印書館，1999年。

[49] 曼庫爾.奧爾森（蘇長和、嵇飛譯），《權力與繁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9-130頁。

[50] Susan Rose-Ackerman, “Was Mancur a Maoist? An Essay on Kleptocracy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Economics and Politics, Vol. 15 (2003), pp. 135-162. 蘇珊•蘿絲-艾克曼不知道的是，90年代初，中國學者張宇燕曾與奧爾森有幾次對話。奧爾森對于毛澤東關于“黨內的走資派”、“炮打司令部”、“摻沙子、挖墻角”、“從大亂達到大治”等論斷表現出極大興趣。當他聽說，毛澤東認為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來一次”時，更是激動地從沙發上站了起來。張宇燕，《跟奧爾森教授學習政治經濟學》，《經濟學與常識》，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45頁。

[51] 毛澤東說：“社會主義社會，不搞社會集體福利事業還成什么社會主義”。他批評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這本書在談到物質利益的時候，不少地方只講個人的消費，不講社會的消費，如公共的文化福利事業。這是一種片面性”。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簡本）》，第282-284頁。

[52] 例如世界銀行的《1993 年世界發展報告: 投資與健康》稱中國當年在醫療保障方面取得的成就在低收入國家是“獨一無二”的（a unique achievement for a low-income developing country）。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3: Investing in Health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3), p. 111. 也見Kenneth W. Newell, Health By The People (Geneva: World Health Orgnization, 1975); World Health Orgnization, United Nation Children's Fund, Meeting Basic Health Needs in Developing Contyies: Altemative Approache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75); Matthias Stiefel and W.F. Wertheim, Prodction, Equaty and Participation in Rural China (London: Zed Press for the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1983).

[53]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Primary Health Care.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imary Health Care (Geneva: WHO, 1978.); Dean T. Jamison, et al., China, the Health Sector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84); BMJ  Editorial Board, “Primary Health Care led NHS: Learning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BMJ, October 7, 1995, http://bmj.bmjjournals.com/cgi/content/full/311/7010/891 (2009年4月19日訪問);  Therese Hesketh and Wei Xing Zhu, “Health in China: From Mao to Market Reform,” BMJ, May 24, 1997, http://bmj.bmjjournals.com/cgi/content/full/314/7093/1543 (2009年4月19日訪問);   

[54] 賴立、張竺鵬、謝國東，《我國成人文盲十年減少近1億 女性文盲率降幅大》，《中國教育報》，2007年8月1日，http://www.edunews.net.cn/jzzx/OldNews/20078190600.html。

[55] 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編，《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第81-82頁。

[56] 參見羅默(Paul Romer)和盧卡斯(Robert Lucas)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

[57] 阿瑪蒂亞•森、讓·德雷茲，《印度：經濟發展與社會機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71頁。

[58] 同上，第80頁。

[59] 同上，第70頁。

[60] Giovanni 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Verso, 2007.

[61] 《蘇轍集》，欒城集卷十九，新論中，http://www.guoxue.com/sushiyjiu/szwj/szwj_019.htm。

[62] 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London: Penguin Group, 2009, p. 99.

[63]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2009》，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9年，第109、111頁）。

[64] 《鄧小平文選》第3 卷第225 頁。

[65] 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1979年12月13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40-153頁。

[66] 鄧小平，《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1979年9月16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26-128頁。

[67] 鄧小平，《社會主義首先要發展生產力》（1980年4月—5月），《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12頁。

[68] 鄧小平，《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36-140頁。

[69] 鄧小平，《吸取歷史經驗，防止錯誤傾向》（1987年4月30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27頁。

[70] 鄧小平，《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1979年11月26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31頁。

[71] 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984年6月30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64頁。

[72] 鄧小平，《答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問》（1986年9月2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71頁。

[73] 鄧小平，《目前的形勢和任務》（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58頁。

[74] 鄧小平，《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第236頁。

[7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347頁。

[76] 鄧小平，《實行開放政策，學習世界先進科學技術》（1978年10月10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33頁。

[77] 鄧小平，《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1980年8月21、23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44-353頁。

[78] 鄧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1985年3月7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0頁。

[79] 鄧小平，《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38頁。

[80] 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第372頁。

[81] 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984年6月30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64頁。

[82] 鄧小平，《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1985年5、6月），《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23頁。

[83] 鄧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第110-111頁。

[8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49-1350頁。

[8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364頁。

[86] 同上。

[87]李榮融，《進一步推進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和國有企業改革 實現國有企業的體制創新和可持續發展——在中國改革高層論壇上的演講》，2005年7月12日，http://www.sasac.gov.cn/n1180/n3123702/n3123987/n3125287/3188291.html。

[88]張卓元，《30年國有企業改革的回顧與展望》，2008年02月03日， http://finance.sina.com.cn/economist/jingjixueren/20080203/11264487740.shtml

[89]趙悅，《鄉鎮企業的“前世今生”》，CCTV中國財經報導，2007年04月23日，http://www.cctv.com/program/cbn/20070424/102108.shtml。  

[90] 國務院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一號）》，2005年12月6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12/06/content_3883969.htm。

[91] 國家統計局，《改革開放30年報告之三：經濟結構在不斷優化升級中實現了重大調整》，2008年10月29日，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jnggkf30n/t20081029_402512864.htm。

[92] 美國保守組織“傳統基金會”一位亞洲經濟研究員最近撰文批評，“自當前的中國領導人掌權以來，以市場為導向的自由化已經漸趨淡化。并且，當以市場為導向的自由化逐漸銷聲匿跡時，國家干預開始卷土重來：控制價格，逆轉私有化”。見Derek Scissors, “Deng Undone,” April 29, 2009 and “Liberalization in Reverse,” May 4, 2009, http://www.heritage.org/about/staff/derekscissorspapers.cfm. 又見“So much for capitalism: The opening up of China’s economy goes into reverse,” The Economist, March 5, 2009, http://www.economist.com/businessfinance/displayStory.cfm?story_id=13235115.

[93] 世界銀行東亞及太平洋地區扶貧與經濟管理局，《從貧困地區到貧困人群：中國扶貧議程的演進—中國貧困和不平等問題評估》，2009 年3 月，第iii頁。

[94]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最初是由周為民、盧中原牽頭的“社會公平與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研究”課題組提出來的，其主報告以“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通向繁榮的權衡”為題發表于《經濟研究》1986年第2期。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正式使用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十五大堅持了這個提法。

[9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453頁。

[96]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02年11月18日。

[97] 劉國光，“把‘效率優先’放到該講的地方去”， 《經濟參考報》，2005年10月15日。

[98]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公報”， 2004年9月19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9/19/content_1995366.htm。

[99] 新華網2005年10月18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5-10/18/content_3640318.htm。　　

[100] 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07年10月15日）。

[101] 王紹光，《大轉型：1980年代以來中國的雙向運動》，《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1期，第129-148頁。

[102]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第1卷，第294頁。

[103] 王紹光，《學習機制與適應能力：中國農村合作醫療體制變遷的啟示》， 《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6期，第111-133頁。

附文：

吳敬璉：中國經濟六十年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57878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年來，從計劃到市場，在經濟建設上走過一條迂回曲折的道路，期間經歷過無數艱辛、動蕩、搖擺與反復，既有山重水復之困惑，也有柳暗花明之轉機。這是一段中華民族走向復興之路的歷史；一段打破思想桎梏、尋找經濟規律的歷史；一段摒棄少數權威、尊重大眾個體權利與貢獻的歷史；一段重新劃定政府與市場界限的歷史。這個過程是人類探索未來發展方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人類社會貢獻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寶貴經驗和教訓。

　　60年前，中國開始了一個以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體制來實現民族振興的宏大嘗試。這個嘗試以失敗告終，有其內在的必然性。當整個社會取消了微觀個體對外探索的權利與自由，只由少數精英通過制定計劃的方式來引導全國人民向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進行探索時，偶爾可能會走對了方向，但更多的可能是誤入歧途；甚至其糾錯機制都是非常僵化而低效的：認識錯誤時要高度依賴少數精英，改正錯誤時是整個社會一致行動——但這種行動，往往也未必是正確的，整個社會來回往復地試錯，為此付出的不必要的成本，難以度量。

　　30年前，中華民族窮則思變，摒棄了在原有計劃經濟體制內的修修補補，開始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轟轟烈烈的轉型。這個過程，在當時叫做“摸著石頭過河”；到今天，則可以斷言，市場經濟是引領中國經濟再鑄輝煌的必由之路。

　　與此前的改良不同之處在于，從中國決定在公有經濟之外開始市場化改革之日起，普通民眾作為個體，在開始獲得掌握自己命運的權利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擔了探索社會發展方向的使命。理想的市場經濟的優越性在于，社會上每個微觀主體都可以向不同的方向探索，由于稟賦不同，際遇不同，不同的人找到正確方向的概率也不同。而一旦有人找到正確的方向，社會其他人可以跟進，并分享這個好處。在這個過程中，價格體系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既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引導和優化資源配置，更對人們行為的優劣起客觀的評判作用。找到正確方向的人，還可以通過價格機制得到合理的回報。

　　私有產權、市場、企業，市場經濟體系中這三位一體的基本元素，在計劃經濟中一度完全缺失。基于產權基礎上的人力資本或者物質資本，到底是通過價格機制在市場上配置或者組合，還是在企業中通過行政命令的方式加以利用，取決于兩種方式何者更有效。對于同樣一種經濟活動，由各種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通過締結契約而成的企業，如果其管理成本高于市場價格機制配置所需要的交易成本，則說明該企業從事此經濟活動是低效的，應該將之歸于市場。這種市場經濟中屢見不鮮的企業重組，在計劃經濟中是無從得見的，因為整個國民經濟就是一個大企業，但其運作的好壞，由于沒有一個外在的市場和價格體系來衡量而無從知曉，最終流于低效、破敗。

　　中國經濟60年的發展歷程，迄今為止絕大部分時間就是在對這套體系進行改革的歷程。從原來徒勞無功的體制內改良，到發展公有經濟和計劃體制外的非公經濟和市場體制，再到公有經濟和計劃體制的全面變革，方向早已明確，目標漸次清晰。產權改革，市場（價格）改革，（國有）企業改革，以及政治體制改革，多管齊下，極大地釋放出國民經濟的活力，支撐了中國經濟30年來平均近10％的增長，使之迅速成長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

　　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國經濟的改革過程遠未成功：產權改革依然任重道遠；許多要素價格如能源、利率、匯率等仍受政府管制；國企改革到能源、電信、金融等國有壟斷行業便難以推進；政府和國有部門仍然控制著國民經濟中大部分的資源。這些由于改革不徹底而造成的問題互相交織，是貪污、腐敗、社會不公、經濟結構失衡、環境惡化等問題的根源。

　　盡管中國經濟60年來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如果在國民經濟這些舉足輕重的領域上的改革不徹底，矛盾不斷積累，改革開放的偉業將難免功虧一簣，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將失去可靠的基礎。

　　改革已到深水區。如果說改革初期是全民受益，則現在的進一步改革將不可避免地損害一部分既得利益，包括政府自身。中國政府不但要克服強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更需要有改革自身的勇氣，前路挑戰重重。但既然“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我們有理由期許，更為切實有效的改革方案能不斷推進。

　　中國經濟，不走回頭路。

　　——編者

　　在過去的60年，我們的國家始終是在應對挑戰的努力中度過的。正是因為有市場化改革對于嚴峻挑戰的成功應對，才迎來了今日的輝煌。然而，改革正未有窮期。只有認真總結60年來的經驗和教訓，才能從容應對我們面前的新挑戰，再上一層樓，實現騰飛于世界的中國夢。

　　回想60年前，天安門的禮炮聲迎來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在1949年－1953年的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中，曾經災禍縱橫的中國醫治好戰爭的創傷，國民經濟的面貌為之一新。這使億萬民眾從心底里唱出《歌唱祖國》的歌聲：“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

　　然而，勝利也有它的陰暗方面。恢復國民經濟的偉大勝利，使人們滋長了虛夸冒進的思想和高估自己的能力。在匆忙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上建立的蘇聯式的集中計劃體制，非但沒有進一步激發人民大眾的創造熱情，相反形成了毛澤東故主席所說“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缺乏生機與活力的局面。于是改革就提上了日程。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中國也同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一樣，為改變集中計劃經濟體制的低效率狀態，試圖對經濟體制作出一些調整。1956年提出的“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就是要在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大框架不變條件下，進行某些政策調整，以便給經濟注入活力。此后20多年，才在不斷摸索中，逐漸明確了市場化改革的正確方向。然而，對于要建立什么樣的市場經濟，以及如何建立等問題，仍然存在觀點分歧。

　　在半個多世紀的改革過程中，中國先后采取了多種措施，變革集中計劃的經濟體制，以及建立新的市場經濟體制。這些措施以不同的經濟理論和改革思路為背景，往往方向各異，有時甚至相互矛盾。為了簡化頭緒、深入討論，本文以主要的改革措施為標志，將中國經濟改革的歷程劃分為三個階段，對這些改革措施的利弊得失進行檢討，進而解析中國經濟的改革與發展之路。

　　第一階段是1958年至1978年，分權型命令經濟。改革的重點，是中央政府向下屬各級政府放權讓利。

　　第二階段是1979年至1993年，為增量改革階段，改革主要在國有部門以外的經濟領域中推進，并以民營經濟的成長壯大來支撐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發展。

　　第三階段是從1994年至今，為整體推進階段，以建立市場經濟體系為目標進行全面改革。

　　在中國改革歷程中，各個階段的多種改革措施是相互穿插的，在前一階段施行的改革中往往蘊含后一階段主要改革措施的某些萌芽；后一階段施行的改革，又常常保留前一階段改革的某些遺產。

　　上篇：分權型命令經濟改革（1958年至1978年）

　　完成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改造之后，中央計劃經濟得以全面推動，并在初期取得不小的成就，但其弊端也很快就顯現出來。整個國民經濟就像是一個“大企業”，中央政府是企業領導，各級地方政府是企業的各級部門，本該作為獨立經營主體的企業，類似于這個“大企業”中大大小小的車間。

　　在這個“大企業”中，中央政府制定目標，通過計劃指令層層下達至各級“部門”，然后由各級“部門”下達給各生產“車間”。這是一個無比龐雜、自上而下集體行動的體系，集生產和消費于一體，其計劃異常復雜而難以精準，且缺乏調整的彈性。整個國民經濟看似有序，卻難免陷入低效甚至僵化的境地。

　　當中央計劃經濟體制開始拖經濟的后腿時，中國政府試圖加以調整。不過，囿于當時的意識形態和認識水平，這個階段的種種調整不過是在計劃經濟框架下的修修補補。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許多措施又往往容易變形走樣，甚至走向更為錯誤的方向。

　　此后的實踐證明，建立在中央計劃體制下的改良，無法根除其弊端。相反，由于嚴禁分權決策下微觀主體的必要嘗試，計劃經濟體制每一次政策的調整，都意味著少數精英帶領整個社會都經歷一次震蕩，其間缺乏應有的緩沖和彈性。

　　“體制下放”

　　這一階段，調整的主要內容是中央向各級地方政府放權讓利。這是對計劃體制的第一次修補，類似于“大企業”領導在一定程度上向各級“部門”下放了自主經營權，也增加了“部門”之間的競爭，但其本質不變，仍然是把整個國家看成一個企業，主要靠行政命令進行運作，而不是依靠價格信號來對稀缺資源進行配置，其有效程度極端依賴事前計劃的周密度和精準度——而缺失價格信號作為客觀標準，主觀計劃的優劣無從作出合理評判。計劃本身的問題，執行能力的問題，執行者的動機問題，都可能造成各種無法度量的低效、浪費和損失。

　　1957年，中國政府根據1956年8月中共八大一次會議決定，制定了以向各級地方政府放權讓利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管理體制改革方案，并從1958年初開始了“體制下放”運動，形成一種分權型的命令經濟體制。與此同時，還發動了人民公社化運動，把農業生產合作社合并改組為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進一步加強了政府對農村經濟和社會的全面控制。由“體制下放”和“人民公社化”所形成的經濟體制，成為毛澤東在1958年發動的“大躍進”運動的制度基礎。

　　向各級地方政府放權讓利的方針，與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講話中提出的向地方、生產單位和勞動群眾放權讓利的原意不完全符合，后面兩種放權讓利退居到微不足道的地位。原因主要是1957年－1958年國內政治事態發生變化，從而使向國有企業和職工放權讓利變成“政治上不正確”了。

　　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以前，不少經濟主管部門官員和國有企業領導曾經懷著很大興趣研究南斯拉夫的“企業自治”試驗，希望中國能夠有所借鑒。在中共八大上，企業自治曾是一個熱門話題。然而，在1957年，隨著中共對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聯盟“自治社會主義”的批判逐步升級，擴大企業自主權問題自然就從中國共產黨的改革綱領中刪除。

　　而毛澤東《論十大關系》中關于要向職工個人放權讓利，以便“調動”他們“積極性”的思想，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非斯大林化”過程中加強對國有企業職工物質刺激的思想潮流相一致的。1957年，中共和蘇共在對待斯大林主義問題上的分歧已經露出端倪，同時，“反右派”運動后期，更把“個人主義”定為“右派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想根源”，要求人們“斬斷名韁利索”。此時，通過對勞動者個人的“物質刺激”來“調動積極性”，就明顯地與主流意識形態相沖突了。

　　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放權讓利就只能以各級地方政府為對象。這樣，向各級地方政府下放權力和與此相聯系的利益，就成為1958年改革的基本內容，而“體制改革”也就被定義為“體制下放”。這種改革思路，對中國以后的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1957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是發動“大躍進”運動的一次會議，同時也是開始“經濟管理體制改革”來“為躍進運動準備體制基礎”的一次會議。會議原則通過了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組長陳云起草的《關于改進工業管理體制的規定》《關于改進商業管理體制的規定》和《關于劃分中央與地方對財政管理權限的規定》，并將這三個規定草案提交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總的精神，就是向各級地方政府放權讓利，把權力下放給地方行政機關，以便進一步發揮地方和企業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因地制宜完成國家統一計劃。11月1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它們自1958年起施行。

　　1958年的“體制下放”，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下放計劃管理權。中共中央在1958年9月發布《關于改進計劃管理體制的規定》，要求將原來由國家計委統一平衡、逐級下達的計劃管理制度改變為“以地區綜合平衡為基礎的、專業部門和地區相結合的計劃管理制度”，實行以地區為主、自下而上逐級編制和進行平衡，使地方經濟能夠“自成體系”。這份文件規定，地方政府可以對本地區的工農業生產指標進行調整；可以對本地區內的建設規模、建設項目、投資使用等進行統籌安排；可以對本地區內的物資進行調劑使用；可以對重要產品的超產部分，按照一定分成比例自行支配使用。

　　——下放企業管轄權。1958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關于工業企業下放的幾項規定》，提出國務院各主管部門所管理的企業，除極少數重要的、特殊的和試驗性的企業仍歸中央繼續管理外，一律下放給地方政府管理。這樣，原來由中央各部委所屬的企業和事業單位，有88％下放到各級地方政府，有的還下放到街道和公社；中央直屬企業的工業產值占整個工業產值的比重，由1957年的39.7％下降為1958年的13.8％。

　　——下放物資分配權。一是減少由國家計委統一分配的物資（“統配物資”或稱“一類物資”）和由國務院各部管理的物資（“部管物資”或稱“二類物資”）的品種和數量。二是對保留下來的統配、部管物資，也由過去中央“統配”，改為各省、市、自治區“地區平衡，差額調撥”。三是在供應方面，除少數部門外，都由地方政府的計劃機關負責分配和調撥。

　　——下放基本建設項目的審批權、投資管理權和信貸管理權。對于地方興辦的限額以上項目，只需將簡要計劃任務書報請國家計委批準，其余由地方審批；限額以下的項目，完全由地方自行決定。允許地方政府在中央下撥資金和地方自籌資金總額的范圍內興辦各種事業，包括限額以上的大型項目。地方銀行可以根據各地“生產大上”的要求，“需要多少就貸多少，什么時候需要就什么時候貸”。

　　——下放財政權和稅收權。為了增加地方的財力，擴大地方政府的財權，決定實行“包稅制”。

　　——下放勞動管理權。改變勞動用工計劃由國家計劃委員會統一制定、層層下達的做法，各地招工計劃經省、自治區和中央直轄市確定以后即可執行。

　　1958年的改革，雖然把向企業放權讓利從它的公開綱領中刪除，但實際上除了向地方政府放權讓利，也采取了一些向企業放權讓利的措施，包括：（1）減少指令性計劃指標，將國家計委層層下達給工業企業的指令性指標由12項減為主要產品產量、職工總數、工資總額、利潤等4項；（2）將原來分不同行業按一定比例從利潤中提取少量“企業獎勵金”（廠長基金）的制度，改為一戶一率的“全額利潤留成”制度；（3）擴大了企業的人事安排權，除企業主管人員和主要技術人員外，其他一切職工均由企業負責管理，企業還有權在不增加職工總數的條件下自行調整機構和人員；（4）部分資金可以由企業調劑使用，企業有權增減和報廢固定資產。

　　“放－亂－收－死”

　　調整之后，地方政府有了更多的資源和自主權，各級企業的自主權利也有了相應的增加，但仍似總體計劃下地方政府指揮的“車間”。掌控著企業和多種資源的地方政府之間有競爭，卻既無價格機制作為信號引導和評判標準，又無優勝劣汰的有效約束，于是沒有朝著創造財富的方向發展，卻形成了“大躍進”的制度和組織基礎。另一方面，由少數精英主導的計劃經濟，本身又極易受限于精英們的意識形態、認識水平、政治立場甚至情緒波動，容易大起大落。這一階段，中國經濟的進程更是被深深打上了政治活動的烙印。

　　在保持計劃經濟用行政命令配置資源總框架不變的條件下，向地方政府層層分權所形成的分權型計劃經濟體制，和農村人民公社一起，構成了“大躍進”的制度基礎。在這種體制支持下，各級政府響應毛澤東“三年超英、十年超美”的號召，充分運用調動資源的權力，大上基本建設項目，大量招收職工，無償調撥農民的資源，來完成“鋼鐵生產一年翻一番”之類絕無可能實現的高計劃指標。結果很快爆發了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爭奪資源的大戰，“一平（平均主義）、二調（無償調撥）、三收款”的“共產風”盛行，經濟秩序一片混亂。

　　由于經濟混亂，經濟效率大幅度下降，耗費大量資源所換得的，只是一大堆為了邀功請賞而制造的虛夸數字。后來的事實證明，當時號稱已經完成的鋼鐵、糧食等生產指標，完全是虛假的。

　　然而，一些領導人仍然陶醉在自己制造的幻象之中。在食品供需出現短缺，全國性饑荒即將爆發的時刻，毛澤東卻在思考“糧食多了怎么辦”的問題，提出采取“休耕制”“敞開肚皮吃飯”一類解決辦法。在人民公社中，紛紛采取了“公共食堂”“五包”“十包”等“各取所需”的分配辦法。

　　1958年末，這種一意孤行做法的消極后果終于顯現，生產下降，大批工商企業出現虧損，生活必需品供應不足，經濟陷入嚴重困難。

　　面對這種嚴峻局面，中共中央在1958年11月的“鄭州會議”、1958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擴大會議和1959年4月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要求“壓縮空氣”、糾正“左”的偏向。

　　1959年7月到8月間，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史稱“廬山會議”）。毛澤東在會議開始時提出這次會議要進一步總結“大躍進”以來的經驗，而且承認“大躍進”存在“沒有搞平衡，打亂了整個國民經濟的比例關系”“人權、財權、商權、工權等四大權力下放過多”等缺點。可是，后來因為政治局委員彭德懷致信毛澤東，要求認真總結“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經驗教訓，毛澤東臨時決定延長會期，對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活動”進行嚴厲批判，由此掀起了全國范圍的“反右傾運動”。整個政治氣氛從“糾‘左’”轉向“反‘右’”。

　　“反右傾”運動導致的第二次“共產風”，使經濟和社會狀況進一步惡化。1959年全國共生產糧食1700億公斤，比1958年的實際產量2000億公斤減少了300億公斤；1960年糧食產量降到1435億公斤，比1951年的1437億公斤還低，全國普遍發生饑荒。

　　由于封鎖消息和缺乏拯救措施，城鎮地區廣泛出現因營養不良導致的浮腫病，農村地區則造成2000萬至4000萬人的“非正常死亡”。

　　1960年秋季，黨中央終于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恢復了由陳云任組長的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采取堅決措施來克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造成的嚴重經濟困難。

　　“八字方針”的實施，主要采取了以下手段：

　　——中共中央于1962年1月召開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市、地、縣五級干部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毛澤東在會上表示承擔錯誤責任以平息干部的怨氣，同時要求加強團結，加強紀律，加強集中統一，做好工作，戰勝困難。與此同時，恢復了以陳云為首的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統管“調整國民經濟”工作。

　　——根據國務院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建立比1950年統一財經時“更嚴更緊”體制的要求，中央政府各部門在財政、信貸和企業管轄權等方面收回在1958年改革中下放的權力。例如，發布了加強計劃紀律的“十項規定”和一系列收回原來下放權力的決定，對金融、財政和統計實行中央的垂直領導。1958年下放給地方管理的企業，也大多回到中央由各行業部管理。

　　——憑借這一套高度集中化的體制實行稀缺資源的再配置，主要的措施是：大煉鋼鐵中興建的“小土群”和“小洋群”冶煉設施全部“下馬”；將“大躍進”中“招之即來”、進入城鎮就業的約3000萬農民工“揮之即去”，全部退回農村；對城市工業企業進行“關、停、并、轉”調整。

　　經過幾個月的調整，經濟逐漸穩定下來，并在1964年大體上得到恢復。

　　不過，在人們慶幸經濟秩序恢復的同時，卻發現集中計劃經濟的所有弊病又都卷土重來。于是又醞釀再次進行改革。

　　但是，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由于存在社會主義只能采取行政命令配置資源這樣的意識形態障礙，市場取向改革很難在政治上被接受。于是，進行向地方政府下放計劃權力，幾乎成了惟一可能的改革選擇。因此，此后仍然多次進行過類似于1958年的行政性分權改革，例如，1970年以“下放就是革命、下放越多就越革命”為口號的大規模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就是1958年“體制下放”的重演。

　　總之，1958年至1976年期間的多次“體制下放”，無一例外地以造成混亂和隨后重新集中告終。在“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循環下，形成了“放－亂－收－死”的怪圈。

　　制度反思

　　“放－亂－收－死”的魔咒揮之不去，促使人們深刻反思，這種情況可能是由以公有制為基礎的集中計劃經濟體制所固有的缺陷所決定的，甚至進一步摒棄固有的思維模式。在這種思考的基礎上，人們的思想認識逐漸深入和提高，并為以后的改革實踐提供了思想基礎。

　　中國理論界第一個對“體制下放”思路提出批評的經濟學家是孫冶方。他在1961年給中國經濟工作領導人的上書中指出，經濟管理體制的中心問題，不是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權力應當如何劃分，而是“作為獨立核算單位的企業的權力、責任和它們同國家的關系問題，也即是企業的經營管理權問題”。在孫冶方看來，只有讓企業獲得權力，“才能調動其積極因素，全面地把國家交給它的擔子挑起來。”

　　不過，孫冶方的這種批評，并不是從稀缺資源有效配置和使用的角度，而是在“放權讓利”和“調動積極性”的理論框架下進行的。因此，他并沒有從理論上講清楚為什么向地方政府放權讓利不能解決問題，而向企業放權讓利，“擴大企業的管理權”就能提高國民經濟的效率。而且當時在極“左”路線統治下，即使孫冶方這種要求在計劃經濟框架下擴大企業自主權的主張，也不可能被當局所接受。所以，他在提出上述觀點后不久，就被說成是“比利別爾曼還利別爾曼”的“修正主義分子”而受到批判和迫害。在1976年極“左”路線統治傾覆后，孫冶方的意見才被許多人所接受。

　　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人們才開始運用現代經濟學理論去分析“體制下放”的利弊得失。在這一爭論中，經濟學家們形成了兩種不同的認識：

　　一種觀點認為，“體制下放”對中國經濟發展特別是非國有經濟成分發展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例如，上世紀80年代初實行財政“分灶吃飯”，向地方政府下放財權，導致了地區間的競爭，進而又引發了民營企業的產生和發展。在地方政府擁有某種財政獨立性的情況下，地方官員為了追求本地利益，運用手中的權力使鄉鎮企業得到融資、生產、銷售等方面的某些保護或便利，是中國非國有企業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張五常教授在他總結中國市場化改革30年的論文中，給予向地方政府放權讓利（層層承包）以極高的評價，認為正是由此造成的“縣際競爭”促成了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

　　持另一種觀點的經濟學家，對那種把“體制下放”作為改革主線的想法和做法持批評態度。他們認為，不應當籠統地把改革的目標規定為“分權”，而應當區分性質完全不同的兩種分權，即市場經濟下的分權狀態（“經濟性分權”）和計劃經濟下的分權狀態（“行政性分權”）。能夠從根本上改善經濟運行狀況和提高整體效率的分權，只能是經濟性分權，而不能是行政性分權。他們的論證如下：

　　——從計劃經濟的角度看，要使這種經濟體制多少行得通，必要條件之一就是在集中進行經濟計算的基礎上編制和下達計劃，并且做到令行禁止。如果不是這樣，而是政出多門，按照地方的利益和長官意志配置資源，結果只會使整個經濟陷于混亂。總之，計劃經濟的資源配置方式在本質上要求集權。分權的計劃經濟，是較之集權的計劃經濟還要糟的計劃經濟。要擺脫“集權的計劃經濟就是死，分權的計劃經濟就是亂”這一兩難境地，惟一的出路是進行市場取向的改革，建立市場制度，使得在市場競爭中形成的、能夠反映資源稀缺程度的價格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的作用。

　　——從建立市場制度的觀點看，市場經濟是一種分權的經濟。在那里，個人和企業等獨立的市場主體根據市場價格信號和自身的利益，自主地作出生產什么、生產多少、為誰生產等決策。行政性分權在短時期中的確有激勵地方政府積極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作用。但是，由此形成了企業與當地政府關系過于緊密的體制，既會促成地方保護主義的蔓延，也容易滋生腐敗。

　　從后一種觀點看來，中國在1958年、1970年和1980年實行的行政性分權的財政體制，的確為市場關系在地區之間競爭的縫隙中成長提供了可能性，但在另一方面，又使地方保護主義和市場割據的傾向得以滋長。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地區間相互封鎖、分割市場以及對本地企業實行行政保護等行為，已經成為形成國內統一市場（integratedmarket，即一體化的市場）的重大障礙。甚至有人把中國經濟稱為“諸侯經濟”。

　　因此，對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中國來說，當市場力量增強到一定程度，打破地區封鎖和形成統一市場就成為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

　　中篇：增量改革（1979年至1993年）

　　在計劃體制內多次徒勞無功的改良嘗試和震蕩，迫使中國政府進行深刻的反思，并考慮其他方向的變革。允許微觀主體在公有體制之外進行嘗試，成為這一階段改革極為重要的積極因素，在這個基礎上，才有了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空間，以及更為系統的增量改革戰略。

　　從小崗村的農地改革試驗開始，允許人們在公有體制之外進行嘗試，是一個里程碑式的抉擇。在分散的微觀主體成功嘗試的基礎上加以系統性的理論總結，并逐漸以制度化的形式將這些成果固定并加以推廣，是一個偉大的經驗。這種看似沒有理論指導的“摸著石頭過河”策略，蘊藏著一個內在合理性，即允許分散的微觀主體分頭探索社會發展的方向，并且一旦這些探索取得成功，整個社會可以分享其成果。

　　“增量”的強大生命力一旦釋放，便迅速為社會所認可，并吸引著越來越多的資源積聚，不但逐漸成為國民經濟的一個重要支撐點，更在與“存量”的競爭中占了上風。至關重要的一點是，能夠反映稀缺資源程度，并引導資源配置的市場價格體系在“增量”中逐漸形成，最終在大多數領域內將原有的公有經濟徹底融入了新的價格體制。改革開放的大門一旦打開，新舊兩種體制的優劣立判；在經濟力量的牽引和推動下，就無法再回頭了。

　　1976年10月，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被逮捕和“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使中國經濟發展出現了轉機，此后的經濟社會體制改革，是從擴大國有企業自主權開始的。在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驗不成功、國有經濟改革停頓不前的情況下，中國領導把取得進展的希望放到了非國有經濟方面，力圖通過一些變通性的制度安排使民營經濟得以破土而出并逐漸發展壯大，成為中國新的經濟增長點。我們把這種改革戰略叫做增量改革戰略。往后中國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所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與這一新的改革戰略有關。不過，由這種改革戰略長期延續所帶來的“雙軌體制”，也造成了一系列很難解決的問題。

　　“體制內改革”受挫

　　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固然已經難以為繼，但無論是意識形態、人們的認識水平，還是原有體制的慣性，都決定了新的經濟體制不可能從天而降。當改革已成大勢所趨，改革的方向卻存在爭議。究竟是繼續在原有體制下進一步改良，把重點從“給地方政府放權讓利”改為“給企業更多的自主權”，還是在計劃指導下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甚至全面建立市場經濟體制？

　　改良的主張在辯論和實踐上一度占據上風，但其固有的缺陷也很快再次顯現。與此同時，包括產權改革萌芽的市場化改革實踐，則開始在民間小心而積極地嘗試，并顯現出勃勃生機。

　　十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由于把整個社會變成牢籠和使上億人遭到迫害，絕大多數中國人對“全面專政”制度徹底絕望，全社會一致認為舊路線和舊體制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由此形成了必須通過改革開放變革救亡圖存的共識。這正像鄧小平所說：“不改革不行，不開放不行。過去二十多年的封閉狀況必須改變。我們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大家意見都是一致的，這一點要歸‘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這個災難的教訓太深刻了。”

　　啟動改革的第一項行動，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發動解除極“左”思想束縛的“思想解放運動”。當時主持中共中央黨校工作的胡耀邦，支持《光明日報》在1978年5月11日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評論員文章，以此為開端，全國掀起了一場以“解放思想”為基本內容的啟蒙運動。“思想解放”意味著原來認為天經地義的“階級斗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之類的理論是可以被懷疑的，原來認為神圣不可侵犯的計劃經濟制度和“對黨內外資產階級（包括所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全面專政”的政治制度是可以改變的。這次運動打破了數十年僵化思想的束縛，激發了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機關干部開動腦筋去尋找挽救危亡、求得發展的出路。他們認真總結自己的教訓，學習他國的經驗，提出了各種各樣變革的設想。中國政府也派出了許多代表團，分別到美國、西歐、東歐和東亞國家去考察取經，力圖汲取它們促進經濟高速發展方面的經驗。

　　在這種氛圍下，決策層提出了改革問題。1978年7月－9月召開的“國務院務虛會”印發了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等國進行企業改革和引進外資促進經濟高速發展的材料。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在務虛會上作總結報告時指出，當務之急，是既要大幅度改變目前落后的生產力，也要多方面改變生產關系，改變上層建筑，改變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改變人們的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

　　至于如何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大致上有兩種不同的想法：

　　第一種是以擴大國有企業自主權為主要內容。

　　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的政治思想和經濟政策的“撥亂反正”中，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和黨政領導人認同孫冶方的經濟思想，認為應當把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和提高企業活力放在改革的中心地位。

　　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的總結中指出：“過去20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主要缺點，是把注意力放在行政權力的分割和轉移上，由此形成了‘放了收、收了放’的‘循環’。在今后的改革中，一定要給予各企業以必要的獨立地位，使它們能夠自動地而不是被動地執行經濟核算制度，提高綜合經濟效益。”1978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也指出：舊經濟體制的“嚴重缺點是權力過于集中”，“應當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以便“充分發揮中央部門、地方、企業和勞動者個人四個方面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使社會主義經濟的各個部門、各個環節普遍地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

　　多位經濟學家也持有類似的觀點。例如，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的馬洪在1979年9月的一篇論文中提出，“改革經濟管理體制要從擴大企業自主權入手”，擴大企業在人、財、物和計劃等方面的決策權力。同一研究所的副所長蔣一葦針對中央集權的“國家本位論”和行政性分權的“地方本位論”，提出了“企業本位論”。他認為，改革的方向應當是“以企業（包括工業企業、商業企業、農業企業等等）作為基本的經濟單位。企業在國家統一領導和監督下，實行獨立經營、獨立核算，一方面享受應有的權利，一方面確保完成對國家應盡的義務”。他主張：“企業應當是企業全體職工的聯合體，……企業的權利是掌握在全體職工的手里”實行獨立經營、獨立核算。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董輔則把擴大企業自主權歸結為改變“全民所有制的國家所有制形式”，認為全民所有制經濟單位“應該具有統一領導下的獨立性，實行全面的獨立的嚴格的經濟核算”；“各經濟組織中的勞動者有權在維護和增進全體勞動者的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在統一計劃的指導下，結合本單位和自身的利益的考慮直接參加經營。”

　　另一種意見的思考范圍更加寬廣，認為改革的目標應當是建立一種完全不同于蘇聯模式的新經濟體制：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例如，中國經濟學界宿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長期擔任中央政府經濟領導工作的薛暮橋在1979年出版的、對當時的改革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的著作《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中指出，中國經濟改革迫切需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企業（包括集體經濟單位）管理制度的改革，使企業成為有活力的基層經營管理單位；另一個是國民經濟管理制度的改革，使它更適合于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他在1980年初夏為國務院體制改革辦公室起草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中明確提出：“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占優勢，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商品經濟。我國經濟改革的原則和方向應當是，在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占優勢的條件下，按照發展商品經濟的要求，自覺運用價值規律，把單一的計劃調節改為在計劃指導下，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薛暮橋在1980年9月召開的各省市區第一書記會議上就這個《意見》作說明時說：“所謂經濟體制的改革，是要解決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應當建立什么形式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問題，這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方向。將來起草的經濟管理體制改革規劃，是一部‘經濟憲法’。”薛暮橋起草的《意見》，得到了胡耀邦等領導人的支持，但是這種想法并沒有最終形成政府的決定。[$Page_Split$]

　　另一位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理論和政策有著重要影響的是杜潤生，他長期從事農村經濟研究，曾經輔佐過被毛澤東批評為1952年到1962年“十年一貫制”地“右傾”的中國農村工作領導人鄧子恢。杜潤生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從推行農村承包制開始，重新發揮他在制定農村經濟政策方面的影響。他廣泛吸收了現代經濟學的理論成果，主張全面建立市場經濟體系。

　　長期在宣傳部門工作的于光遠從恢復馬克思主義“原義”的角度批評斯大林、毛澤東的經濟理論和經濟體制。他和他的追隨者更多地傾向于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聯盟提出的“企業自治”和“社會所有制”的經濟體制。

　　在上述兩種思想中，第一種思想更加受到實際工作者和國有企業領導人的支持。受這種思想的影響，四川省率先開始了“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改革。1978年10月，四川省選擇了六家國有工廠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取得了明顯成績。隨后，四川省的試驗擴大到100家國有企業。1979年7月，國務院發布《關于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自主權的若干規定》等文件，要求各地方、各部門選擇一些企業按照這些規定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驗。到1979年底，全國試點工業企業達到4200個。到1980年，又擴大到6600個，它們的產值占全國預算內工業產值的60％、利潤占全國工業企業利潤的70％。

　　“擴大企業自主權”改革的內容與1965年蘇聯總理柯西金領導的“完全經濟核算制”改革大體類似，主要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簡化計劃指標，放松計劃控制；二是擴大資金數額，強化對企業和職工的物質刺激。

　　在開始的幾個月內，“擴權”顯著提高了試點企業職工增產增收的積極性。但是，這種和1965年蘇聯的“柯西金改革”相類似的做法的局限性很快就表現出來。在新體制下擁有某些自主權的企業并未受市場公平競爭的約束，也不處在價格信息的引導之下，因此，企業“積極性”的發揮往往不一定有利于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加之當時對發展工業要求過高過急，增加投資的壓力很大，造成了總需求失控，財政赤字劇增，經濟秩序陷于混亂。

　　“體制外先行”戰略

　　旱路不通走水路。當體制內改革的嘗試遭遇瓶頸時，決定整個改革方向的中央領導表現出足夠的包容度和靈活性。以微觀主體的自發探索為第一推動力，中央政府從默許到制度化承認，逐步在公有制之外推行市場化取向的變革。以家庭承包制度為基礎的農村土地改革，率先推動了產權制度層面的變革，并迅速在國有部門之外形成燎原之勢。此后，對外開放與對內改革齊頭并進，私有產權和計劃之外的價格體系得到事實上的認可，并不斷發展壯大。非公部門和市場價格對公有部門和命令價格體系形成有力的沖擊，成為公有制改革的強大外在壓力，但前兩者與后兩者長時間仍然并行運行，分別形成經濟體制與價格體系的“雙軌”。

　　當國有企業的擴大自主權改革陷入困境以后，已經掌握領導權力的鄧小平改變了改革的重點，從城市的國有經濟轉向農村的非國有經濟，其中最重大的政策轉變，是對農村包產到戶由禁止到允許的轉變。

　　1980年9月，中共中央決定允許農民根據自愿實行家庭承包制度。此后僅僅兩年時間，家庭承包制，即家庭農場制就在全國絕大多數地區取代了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農村經濟從此氣象一新。在此基礎上，以集體所有制為主的鄉鎮企業也蓬勃發展起來。從這時起，中國開始采取了一種有別于蘇東國家以改革現有國有企業為主的新戰略，這就是不在國有經濟中采取重大的改革步驟，而把改革重點放到非國有部門去，在那里創建市場導向的企業，并依托它們實現經濟增長。這種戰略被稱為“增量改革”戰略或“體制外先行”戰略。

　　當增量改革戰略在農業領域取得初步成功以后，中國黨政領導將這種經驗推廣到其他部門，采取的策略是在保持國有經濟主體地位的條件下，逐步放開對私人創業活動的限制，加上在這之前已經開始的對外資開放國內市場，為民營經濟的發展開拓出一定的空間，使非國有經濟（民營經濟）得以自下而上地發展起來。

　　發展非國有經濟的戰略，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允許非國有企業成長。

　　是否允許非公有經濟存在和發展，在中國一直是一個在政治上非常敏感的問題。即使在1976年以后幾年的“撥亂反正”時期，“愈大愈公愈好”“割資本主義尾巴”“要讓資本主義絕種”等毛澤東時代的教條仍然統治著人們的觀念。因此，在改革開始時期，只能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包產到戶”取得成功以后，這種思想禁錮才被進一步突破。1983年在事實上取消了對私人企業雇工人數的限制。也就是說，私有企業取得了合法地位。在那以后，私有部門得到了愈來愈快的發展。

　　第二，營造“經濟特區”的“小氣候”，實現部分地區與國際市場對接。

　　在各國以往的經濟發展史中，國內市場的發展往往是曠日持久的，需要很長時期才能形成。本來舊中國的商業文化傳統就十分薄弱，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經歷了30年的計劃經濟實踐，市場力量幾乎被消滅殆盡，國內市場的形成就更加困難。面對這種情況，要在改革開放初期的短時期內形成國內市場并全面與國際市場對接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汲取其他國家建立出口加工區和自由港的經驗，利用沿海地區毗鄰港澳臺和海外華僑、華人眾多的優勢，通過營造地區性的“小氣候”作為對外開放的基地。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宣布實行“對外開放”的方針，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1979年，中國政府確定對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以便發揮它們毗鄰香港、澳門的區位優勢；1980年，建立了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等四個經濟特區；1985年又決定開放沿海14個港口城市。對外開放以來，逐漸在沿海、沿江、沿邊地區形成了有一定縱深的開放地帶。

　　對外開放促進了國內經濟改革。參與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使中國的經營管理人員對國際市場有了更好的了解，同時也使他們對提高產品質量和降低生產成本，產生了緊迫感。為了在競爭中生存，取得更大的自主權和改進經營管理成為十分必要的事情。參與進出口貿易競爭，也促使中國國內價格結構向國際市場看齊，加快了國內價格改革的進程。

　　第三，建立經濟體制改革綜合試驗區，實行改革開放的“地區推進”。

　　在市場取向的改革不能在全國同時鋪開，改革又需要有系統性的條件下，選擇沿海某些市場一向比較發達、又具有較好的對外開放條件的地區建立改革試驗區，在改革和開放這兩個方面結合運用前面講到的兩種做法，使市場經濟體系能夠多少完整地建立起來，然后通過它們的示范和輻射，帶動內地的改革和開放。自從1985年廣東省的廣州、佛山、江門、湛江等四個市被國務院確定為“全國經濟體制綜合改革城市”，經過十來年的發展，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從遼東半島到廣西沿海一線涌現了已經初步形成成片市場、經濟具有很強活力的地區。在內地，也出現了某些初步“搞活”的地區。市場力量的作用，正在從這些地區向四面八方輻射，它們已經成為推動市場化改革的強大基地。

　　實施增量改革戰略最重要的成果，是使民營經濟得以從下而上地成長起來，并且日益發展壯大。上世紀80年代，中國民營工業的增長率約為國有工業的2倍。到80年代中期，非國有經濟成分無論在工業生產中還是在整個國民經濟中，都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工業中，其產出份額已經達到三分之一以上；在零售商業中，非國有成分的份額增長得更快。

　　十余年的增量改革，給中國經濟帶來了高速增長。在1978年至1990年的12年中，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4.6％，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13.1％。

　　“雙軌制”的形成

　　非公經濟與市場價格的持續發展，不可避免地與公有經濟和命令價格產生直接的沖突。“雙軌”不可持久。一者因為公有經濟部門長期處于命令價格的保護之內，既缺乏自我改革的動力，又使非公經濟部門在競爭中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二者因為兩套價格長期并行，以命令價格取得資源者可以利用價差牟取暴利，致使尋租、腐敗盛行，極大地擾亂經濟秩序。作為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雙軌制”曾經作出過重要的貢獻，然而隨著時代的進步，已經越來越不適應經濟發展的要求，甚至妨礙改革的進一步深化。

　　實行增量改革戰略，在大體維持國有經濟現有體制的條件下，容許私有經濟發展和引入部分市場機制，使中國經濟出現了命令經濟和市場經濟雙軌并存的狀態。這種經濟體制“雙軌制”最集中的表現，是生產資料分配和價格的“雙軌制”。

　　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生產資料由國家在國有經濟單位之間統一調撥，價格只是這些單位之間進行核算的工具；消費品由國營商業系統統一經營，各級物價管理部門統一定價。

　　在改革開放之初，國有企業獲得了銷售產品的自主權。1979年國務院轉發的《關于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自主權的若干規定》允許企業自銷超計劃產品，在計劃軌之外開辟了物資流通的“第二軌道”——市場軌。

　　與此同時，沒有物資調撥指標的非國有企業的產生和發展，也提出了從市場獲得原料等物資的必要性。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非國有企業工業總產值已經占到全國工業總產值的31％，通過市場流轉的生產資料份額也不斷擴大。在這種情況下，1985年1月國家物價局和國家物資局下發《關于放開工業生產資料超產自銷產品價格的通知》，允許企業按市場價出售和購買“計劃外”產品，從此開始正式實行生產資料供應和定價的“雙軌制”。具體的辦法是，對那些在1983年以前有權取得計劃內調撥物資的國有企業，仍然根據1983年調撥數（即“83年基數”），按調撥價供應所需生產資料；超過“83年基數”的部分，則按照市場價格從市場上購買。

　　在實行增量改革戰略情況下，由于國有部門和私有部門雙軌并存，除生產資料分配和價格形成的“雙軌制”外，還在其他領域形成了多種“雙軌制”，例如國家銀行貸款利率和市場利率的“雙軌制”、外匯牌價和調劑市場價格的匯率“雙軌制”，等等。

　　對于“雙軌制”的利弊得失，經濟學家的看法也非常不同。

　　劉遵義、錢穎一、G.羅蘭（GérardRoland）和張軍對價格“雙軌制”在穩定國有經濟生產和實現帕累托改進等方面的積極作用作出了肯定評價。他們根據一般均衡分析，論證了雙軌價格自由化的帕累托改進的特性。

　　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體制改革研究所1986年的一份研究報告，從經濟和政治兩方面論證了價格“雙軌制”的積極作用。報告認為，從經濟上看，在“雙軌制”條件下，“企業無論是增加或減少生產品或投入品，其增減變化部分的價格實際是按市場價格計算的。這同時也意味著，市場價事實上已對企業的邊際產出和投入產生了決定性作用，通過這種邊際作用，形成了調整短期供求的信號和影響力量。”從政治上看，“在雙軌經濟中有一種能夠用行政權力分配資源的機制存在。在一定條件下，這種憑證的貨幣化會向權力的貨幣化轉化，即分配憑證的權力，實際上是分配貨幣的權力，也就是說權力本身能夠用貨幣度量了。它完全可以把權力變成一種貨幣。這種腐化行為在經濟上是非常合理的。只要憑證貨幣化的機制發揮作用，在計劃所派生的行政權力又有所保留時，把對各種資源的分配權力當做一種資本來運用，就完全是一種非常自然的情況。”

　　美國經濟學家K.墨菲（KevinMorphy）、A.施萊弗（AndreiShleifer）和R.維什尼（RobertVishny）對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如果所有的價格不是一齊放開，就會產生資源配置的扭曲。而且，它會在能夠獲得變相補貼的國有企業與只能以市場價格獲得原料、設備和貸款的民營企業之間造成不平等的經營條件，因此愈到后來就愈益成為阻礙民營經濟進一步壯大的因素。

　　另外一些中國學者例如本文作者對“雙軌制”持續帶來的社會政治后果給予高度關注。

　　他們認為，“雙軌制”的制度安排所造成的經濟和社會后果是雙重的。一方面，正像前面一些學者所說，它給民間創業活動一定的空間，使各種類型的民營企業得以成長；另一方面，特別值得警惕的是，如果這種“權力貨幣化”或“權力資本化”的制度安排持續下去甚至得到加強，就會造成廣泛的尋租（rent-seeking）環境，埋下腐敗蔓延的禍根。而如果不能及時通過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鏟除這一禍根，就有可能助長權貴資本主義的發展，釀成嚴重的經濟、社會及政治后果。

　　下篇：“整體推進”全面改革（1994年至今）

　　“雙軌”的存在，意味著國民經濟中仍然存在著大量低效的公有經濟成分以及非市場化價格體系。公有經濟和計劃體制痼疾未除，與新生的非公經濟和市場體制之間的矛盾卻在日益尖銳。中國經濟的改革戰略從“增量改革”向“全面改革”進行轉變，遂成這個時期的必由之路。改革的主要措施，包括價格“雙軌制”的“并軌”，以及國有企業大刀闊斧的改革。許多改革措施卓有成效，為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作出關鍵性貢獻，但由于種種原因，許多重要的改革未能適時推進，導致進一步的改革更為艱難。

　　在國民經濟許多重要領域，如能源、電信、石油、金融等國有壟斷行業，改革難以深入。一些重要的要素價格，如能源、利率、匯率，也尚未放開，依然未能真正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從而影響資源配置的效率。更為嚴重的問題在于，政府和國有經濟部門依然掌控著國民經濟的大部分資源，與市場經濟的生產方式不相適應，而且“國進民退”等逆潮流的事件時有發生。

　　多年來的經驗證明，改革如果不徹底，則其在推進至某個特定的階段，在破除原有格局的同時，往往會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團，成為妨礙改革進一步推進的重要阻力。而由于改革不徹底而產生的種種弊端，包括腐敗、尋租、社會不公等，又必須通過繼續進一步深化改革才能去除。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其進程更加不容耽誤，中國經濟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采取增量改革戰略，目的是為了減少改革阻力，積蓄改革力量，縮短改革進程，最終目的還是建立統一的市場經濟體系。因此，改革終歸要推進到國有部門。在“體制外”改革已經為全面建立市場經濟制度準備了必要條件的基礎上，就應當抓住時機，在占用了國民經濟中大部分重要資源的國有部門進行整體配套改革，實現由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全面轉軌。

　　由于沒有能夠及時實現改革戰略的轉變，國民經濟中已經搞活的“體制外”部分和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傳統經濟體制束縛的“體制內”部分之間出現了劇烈的摩擦，經濟體系中存在著許多漏洞，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就經常受到威脅。正如青木昌彥（MasahikoAoki）在《比較制度分析》一書中所指出的，一個體系中的各種制度具有戰略互補性，某一項或幾項制度發生變革，其他的制度要么進行相應的變化，要么就會與新制度不相配合，對新制度的實施產生阻礙。因此，制度變革本質上就應該是整體推進的，雖然在實施上可以分步進行，否則，就會存在巨大的制度運行成本。所以，“雙軌制”拖得愈久，其消極后果也體現得愈嚴重。

　　隨著社會經濟矛盾的加劇，由局部市場化轉向全面改革的呼聲也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變得愈來愈強烈。1986年，在改革領導人的推動下，終于開始轉向進行全面改革的嘗試。

　　試水全面改革

　　這是中國改革以來又一個全新的階段，改革開始從非公部門推向公有部門，從農村推向城市，從價格體制推向以價格體制、稅收體制和財政體制為重點的配套改革，從經濟改革推向政治改革，進行了全面的嘗試。這些改革措施在許多領域，尤其是宏觀經濟體系建立和所有制結構調整兩方面都取得了重大進展，但由于突發性事件以及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出現重大反復，并未能取得預期的成就，這也使得后來的改革難度進一步加大。

　　鄧小平是“增量改革”的倡導者，但他并不滿足于改革前期在非國有部門取得的成就。當非國有經濟已經能夠為整個改革提供支撐點的時候，他提出了轉移改革戰略重點、把改革推向國有部門的要求。他在1984年6月指出，在農村改革見效以后，“改革要從農村轉到城市。城市改革不僅包括工業、商業，還有科技、教育等，各行業”。同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實施這一戰略轉變。

　　為了落實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和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制定第七個五年計劃（1986年－1990年）的建議》提出的通過企業、市場體系和宏觀調控體系等三方面互相聯系的改革，“在今后五年或者更長一些的時間內，基本上奠定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基礎”的要求，中國政府從1986年起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1986年初，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提出了以價格體制、稅收體制和財政體制為重點進行配套改革的設想。他宣布1986年國務院的工作方針是：在繼續加強和改善宏觀控制的條件下改善宏觀管理，在抑制需求的條件下改善供應，同時做好準備，使改革能在1987年邁出決定性的步伐。接著，趙紫陽就改革形勢和“七五”（1986年－1990年）前期改革的要求多次發表講話。他在這些講話中指出，這種新舊體制膠著對峙，相互摩擦，沖突較多的局面不宜拖得太長。因此1987年和1988年需要采取比較重大的步驟，促使新的經濟體制能夠起主導作用。這就需要在市場體系和實現間接調控這兩個問題上步子邁大一點，為企業能夠真正自負盈虧，并在大體平等的條件下展開競爭創造外部條件。“具體說來，明年的改革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去設計、去研究：第一是價格，第二是稅收，第三是財政。這三個方面的改革是互相聯系的。”“關鍵是價格體系的改革，其他的改革圍繞價格改革來進行。”

　　為了進行擬議中的配套改革，國務院在1986年4月建立了經濟改革方案設計辦公室。這個辦公室在國務院和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直接領導下，擬定了“七五”前期以價格、稅收、財政、金融和貿易為重點的配套改革方案。其中的價格改革，準備采取類似于捷克斯洛伐克在1967年－1968年改革的做法，用“先調后放”的辦法實施價格市場化：先根據計算全面調整價格，然后用一到兩年時間將價格全面放開，實現并軌。在財稅體制方面的主要舉措，則是將當時實行的“分灶吃飯”體制（Revenue-SharingSystem），改革為“分稅制”（Tax-SharingSystem）以及引進增值稅（VAT）等，上述配套改革方案在1986年8月獲得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決定從1987年1月1日起施行。鄧小平在1986年9月13日聽取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關于改革方案的匯報時，對這個配套改革方案作出了很高的評價，要求照此執行。[$Page_Split$]

　　與此同時，鄧小平在1986年再次要求啟動以“黨政分開”為重點的政治體制改革，使中國的政治體制適應于市場經濟的需要。20世紀80年代雙軌并存引致的諸多矛盾表明，問題的癥結在于：在雙軌體制下，“國家辛迪加”中政府控制和支配基本經濟資源的遺產尚未得到消除，使矛盾集中在政府身上。要消除這些遺產，就不能不徹底進行國家體制的改革。正是由于認識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鄧小平在1986年重提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遺憾的是，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沒能進行下去。

　　在經濟改革方面，在政府內部和學術界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見。國務院領導原來是堅持“價、稅、財配套”改革的，但是到1986年10月，國務院領導改變了原來的想法，轉向以國有企業改革為改革主線，并在1987年和1988年實行了“企業承包”“部門承包”“財政大包干”“外貿大包干”和“信貸切塊包干”等五大“包干”制度，回到了維持市場經濟與命令經濟雙軌并存體制的老做法。由于喪失大步推進改革的時機，行政腐敗、通貨膨脹等問題愈演愈烈，最后以1988年的搶購風波和1989年的政治風波告終。

　　1988年的經濟危機和1989年的政治風波以后，一些政治家和理論家把這次經濟和政治動蕩歸罪于市場取向的改革，指責“取消計劃經濟，實現市場化”就是“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于是，發生了改革開放以后的又一次回潮。直到1992年初鄧小平作了推動進一步改革開放的南巡講話以后，才迎來新的改革開放熱潮。

　　1992年10月中共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1993年11月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又作出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在以下的問題上獲得重要突破：

　　第一，明確提出“整體推進、重點突破”的新的改革戰略。也就是說，不只在邊緣地帶進攻，而且要在國有部門打攻堅戰，要求在20世紀末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

　　第二，為財稅體制、金融體制、外匯管理體制、企業體制和社會保障體系等重點方面的改革提出了目標，擬定了方案。

　　根據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從1994年初開始，中國政府在財稅、金融、外匯管理、企業制度、社會保障體系和國有企業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來推進改革。同時，國務院要求按照《公司法》進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以便在取得經驗后全面推廣。在以上諸方面的改革中，外匯改革進展最為順利，提前實現了全會《決定》所規定的在經常賬戶下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的目標，財稅體制也進入了預定的軌道。其他方面，特別是國有經濟改革雖有一定進展，但仍未達到現代市場經濟的要求。

　　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改革在宏觀經濟體系建立和所有制結構調整兩方面都取得了重大進展。基本標志是原來國有經濟一統天下的局面發生了改變，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有了比較大下降。不過從全面建立市場經濟所有制基礎的角度看，改革的大關并沒有過。直到1993年，雖然國有經濟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中所占的比重不到一半，但政府和國有企業仍然是稀缺經濟資源的主要支配者。以資金為例，國有部門占用了70％以上的信貸資源。此外，由于政府和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地位，使適合市場經濟的金融、財稅等體系難以健全。發生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在于，舊有的國有經濟體制，亦即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所說的“國家辛迪加”（TheStateSyndicate），或者用現代語言說，黨政經一體化的大公司（TheParty-StateInc.），乃是整個舊體制的核心或基礎。以此為依據的利益關系盤根錯節。如果在舊體制中既得利益者不能以整個社會的利益為重，就會以種種口實（包括政治借口）阻礙國有部門改革和改組的進行。于是，改革和改組就會遇到很大的阻力。

　　世紀之交的改革與矛盾

　　隨著改革的深入，改革與反改革的力量交鋒日益激烈。從某種意義上講，此后的改革比改革初期更為艱難。改革初期的阻力主要來自意識形態，而此時則主要來自既得利益；改革初期的措施有帕累托改進的特性，而此時國有壟斷企業和政府部門已經享受改革的成果，但進一步改革會損害它們的利益。推動國有壟斷企業和政治體制改革，意味著政府要對自身進行改革，改革由此進入更為艱難的攻堅戰，進度明顯放慢。

　　中國經濟改革面臨的舊所有制結構的障礙，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上取得了某些重要的突破。

　　從經濟方面說，中共十五大否定把國有經濟比重大小同社會主義性質的強弱直接聯系起來，明確肯定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是至少一百年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在世紀之交，一個以混合所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的輪廓開始顯現在人們的面前。據此，代表大會要求根據“三個有利于”的原則，調整和完善國民經濟的所有制結構，建立今后長時期的基本經濟制度。調整包括三項主要內容：（1）縮小國有經濟的范圍，國有資本要從不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領域退出；（2）尋找能夠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多種公有制實現形式，發展多種形式的公有制；（3）明確宣布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鼓勵個體私營等非公有經濟的發展。

　　1998年，中共十五大的上述決定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

　　在此后幾年中，中國的經濟改革取得了不小進展。

　　第一，國民經濟的所有制結構明顯優化，從國有經濟一家獨大的結構轉變為多種所有制企業共同發展。除少數壟斷行業外，民營經濟一般居于主要地位；在就業方面，民營企業成為吸納就業的主體，2006年民營企業就業人數達到全國城鎮就業人數的72％。

　　第二，國有企業改革取得重大進展。主要表現在：一是國有企業已從國有獨資的產權結構，變為以股份多元化的公司制企業為主。目前在非金融類企業方面，絕大多數國有二級企業已經改組為國家相對或絕對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在金融類企業中，21世紀初實現四家國有商業銀行的海外整體上市，為中國金融市場提供了必要的微觀基礎。二是這些公司在股權多元化的基礎上搭起了公司治理結構的基本框架。

　　中國雖然在20世紀末建立起市場經濟制度的基本框架，但是市場經濟的若干重要架構，例如規范的金融市場，現代市場經濟所必需的法治體制，并沒有建立起來。所以說，距離原來確定的經濟改革目標還有不小的差距。有鑒于此，2003年的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不過，這一決定的執行不是沒有阻力和障礙的。由于改革有所放緩，社會矛盾的態勢也發生了新的變化。

　　首先，按照中共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的要求，國有經濟的布局調整和國有企業的股份化改制都有了重要的進展。到了21世紀初期，全國中小型國有企業，包括基層政府所屬的鄉鎮企業已經全面改制，其中絕大部分成為個人獨資或公司制企業，但是，當國有經濟改革改到能源、電信、石油、金融等重要行業的國有壟斷企業時，改革步伐就明顯慢了下來。

　　近年來，圍繞重要行業中國有企業究竟應當“進”，還是應當“退”的爭論又起。有些論者提出，在這些行業中，國有經濟的比重不但不應當降低，還應當提高。2003年，國資委有的官員宣傳一種“國有經濟是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的觀點，引起相當程度的思想混亂。直到200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黨政領導對此做出了澄清，但類似的論調在一部分人中間仍然很有市場。2004年爆發市場化改革的大方向是否正確的爭論以后，社會上又出現了被媒體稱為“再國有化”或“新國有化”現象。這種“回潮”的趨勢主要有兩種表現形式：一是有些領域在已對民營企業進入發放“許可證”的情況下，又往后退縮，不讓民營企業繼續經營；二是一些國有獨資和國有絕對控股的公司對民營中小企業展開了收購兼并，使這類企業的壟斷地位進一步強化。

　　第二，政府對企業微觀經濟活動的行政干預，在“宏觀調控”的名義下有所加強。

　　從2003年四季度開始，中國經濟出現了“過熱”的現象。為了保持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中國政府決定采取措施促使經濟降溫。宏觀經濟是一個總量的概念、全局的概念。在發生了宏觀經濟過熱，即總量需求大大超過總供給的情況下，就理應按照市場經濟的常規，以匯率、存款、準備金率等間接手段為主，進行總量調控。當然，在中國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夠完善的情況下，還有必要運用某些行政手段，例如對銀行信貸的“窗口指導”作為補充。但是，必須明確，它們只能是輔助性的手段，而且應當在運用這種手段時，對它們的局限性和副作用有充分的估計。但是，當時，在對宏觀經濟形勢進行判斷時，主流意見卻把問題的性質確定為“局部過熱”，采取的主要措施也是由主管部委聯合發文，采用審批等行政手段對鋼鐵、電解鋁、水泥等“過熱行業”的投資、生產活動進行嚴格控制。從那時起，“宏觀調控要以行政調控為主”就成為正式的指導方針。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各級政府部門紛紛以“宏觀調控”的名義加強了對微觀經濟的干預和控制。使行政力量配置資源的能力和手段大為強化，而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則遭到削弱。英國的阿克頓勛爵（LordActon）說：“權力易于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會絕對地腐敗”。行政權力的擴張，導致尋租活動制度基礎擴大，使腐敗日益盛行。

　　第三，政治改革滯后。鄧小平在1980年發動全國農村承包制改革同時，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著名的“八一八”講話，啟動了政治改革。1986年他又多次指出，不搞政治改革，經濟改革也難于貫徹，要求加快政治改革。不過，這兩次改革都沒有能夠進行下去。鄧小平逝世以后，新一代領導人在追悼會上再次提出政治改革問題。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口號，“十六大”又重申了這一主張，而且還提出建設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問題。但是，十年來進展十分緩慢。例如《物權法》《反壟斷法》等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律，都用了13年的時間才得以出臺。對于一個所謂“非人格化交換”占主要地位的現代市場經濟來說，沒有合乎公認基本正義的法律和獨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執行難以得到有效保障。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活動的參與人為了保障自己財產的安全，就只有去“結交官府”。于是，就出現了尋租的“新動力”。

　　由于尋租規模的擴大，腐敗活動日益猖獗。根據1988年以來若干學者的獨立研究，中國租金總數占GDP的比率高達20％－30％，年絕對額高達4萬億至5萬億元。巨額的租金總量，自然會對中國社會中貧富分化加劇和基尼系數的居高不下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第三次改革大辯論

　　改革的時間拖得越長，新舊兩種體制之間積累的矛盾就會越多；既得利益者積累了更多的利益，也就有更多的動力去阻撓可能影響自己利益的進一步改革。社會存在的種種矛盾，尤其是與經濟問題相關的不公事實，根源在于改革不徹底，而非改革本身，這一點在中央決策層已經明確，并指出“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但要將改革深化推進，還需要有更切實、有力的措施。

　　由于實行“雙軌制”的社會存在法治的市場經濟和權貴資本主義這兩種不同的發展前途，于是，近年來就一直存在這樣的情況：當市場化改革大步推進，例如，當20世紀90年代初期商品價格放開，商品市場尋租的可能性大幅縮減時，腐敗被抑制，大眾滿意的聲音占有支配地位。又如，當世紀之交包括大量“蘇南模式”的鄉鎮企業在內的中小企業實現“放小”改制，促成了沿海地區經濟的大發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時，雖然出現了某些局部性的不公正行為，滿意的聲音仍然占有優勢。反之，當進一步的改革受到了阻礙，比如說國有壟斷企業的改革停頓不前，或者改革遭到扭曲，比如說推行了所謂“斯托雷平式”的權貴私有化時，就會造成腐敗活動猖獗，貧富差別進一步擴大的態勢。

　　面對這種形勢，提出了兩種完全不同的解決方案：

　　支持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和與之相適應的政治改革的人們認為，既然中國社會存在的種種不公是由市場化經濟改革沒有完全到位和政治改革嚴重滯后，權力不但頑固地不肯退出市場，反而強化對市場自由交換活動干預壓制等尋租活動基礎所造成的，根本解決之道就只能是堅持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鏟除權貴資本主義存在的經濟基礎，并使公共權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約束和民眾的監督。

　　然而，也有人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解決方法，這就是回到1976年以前極“左”路線支配下的舊體制去。一些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支持者諉過于市場化改革，將腐敗猖獗、分配不公等消極現象的正當不滿，南轅北轍地引向反對改革開放的方向，挑起了新的一輪改革大辨論。

　　改革開放30年來，類似的爭論已經有過多次。例如，1981年到1984年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進行過一次，1989年到1992年的十四大又進行過一次，2004年－2006年已經是第三次。這次爭論的焦點問題，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路線，究竟是一條應當堅持的正確路線，還是一條應當否定的錯誤路線？

　　在這場爭論中，改革前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支持者發表講演，印發書刊，組織“學習”，重彈他們在1989年－1991年大爭論中唱過的“取消計劃經濟，實現市場化，就是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舊調，指責改革的市場化方向。他們把中國改革說成是“由西方新自由主義主導的資本主義化的改革”，指責改革的領導人是“背叛了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走資派”和“資改派”：“一是經濟上繼續推行私有化”；“二是在政治上繼續推行自由化”，“莫名其妙地提出一些沒有階級性和革命性的口號和主張，例如什么‘以人為本’‘和平崛起’‘和諧社會’‘小康社會’等”；“三是在外交上繼續實行投降妥協的路線”，“根本不講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了”，“反而跟著帝國主義的屁股后面污蔑那些民族民主革命運動是什么‘恐怖主義組織’‘破壞穩定的力量’”。“在改革中，私化、西化、腐化、分化基本完成，并且一再借改革開放在制度上肯定下來，培養了一些親美的新資產階級分子。”他們還攻擊說，當前醫療、教育體制存在的弊端以及國有資產流失、貧富兩極分化乃至礦難頻發等問題，都是由這種市場化的“資改路線”造成的。

　　這些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捍衛者極力鼓吹，目前我們遇到的種種社會經濟問題，從腐敗猖獗、分配不公直到看病貴、上學難，甚至國有資產流失、礦難頻發等都是由市場化改革造成的，由此鼓動扭轉改革開放的大方向，重舉“階級斗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旗幟，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七八年再來一次，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實現“對黨內外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

　　改革開放前舊體制和舊路線的支持者對中國現狀所作的這些主張，不論就他們的“診斷”，還是就他們的“處方”來說，都是不正確的。

　　以貧富分化為例。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捍衛者宣傳說，贊成市場取向改革的人們主張擴大貧富差距，而市場化改革也正是中國貧富差距擴大的罪魁禍首。這種說法完全不符合事實。中國收入差距過大，正是一批主張改革的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提出并逐漸引起社會注意的。

　　問題的焦點在于，中國社會中的貧富分化加劇的原因何在，解決這一問題的著力點又應當在哪里。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捍衛者斷言，這是由市場取向改革造成的，因此，他們主張把矛頭對準在市場經濟中由于勤于勞動、善于經營而取得中高收入的人們，以便拉平他們和低收入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主張用改革的辦法解決中國面臨的社會問題的人們則認為，目前中國社會中貧富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機會不平等，也就是由于各級黨政機關有過大的支配資源的權力，能夠接近這種權力的人就可以憑借這種權力靠尋租活動暴富，或者由于部分企業的行業壟斷所造成。根據這種分析，縮小貧富差距的著力點應當是通過推進市場化改革，挖掉尋租活動的基礎，打破對競爭性領域的行業壟斷，堅決打擊“權力攪買賣”的腐敗行為。

　　當然，在市場經濟機會平等的情況下，由于人們的能力有大小，也會產生收入的不平等。特別是中國目前傳統低效農業和現代先進工商業二元經濟并存，這種差距就會比一元經濟中更大。對于這種結果不平等，也應當采取切實措施加以補救。但最重要的補救辦法，應當是由政府負起責任來，建立起能夠保證低收入階層基本福利的社會保障制度。

　　中國原來實行的只覆蓋國有部門的社會保障體系本來就很不完善。像公費醫療費體系，只覆蓋國營企業和黨政機關，支出主要用在城市居民，特別是黨政領導干部身上，普通工人、特別是農民卻缺醫少藥。改革開放以后，這一套體系完全無法運轉了。因此，1993年的改革方案里對建立新的社會保障體系做出了框架性的設計。從現在的情況來看，這一設計也是基本正確和大體可行的。如果能在實施過程中進一步完善，完全有可能為中國居民編織一個能夠有效運轉的安全網。

　　可是14年過去了，由于某些部門出于部門利益的考慮，采取消極甚至抵制的態度，使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方案由于國有企業老職工“空賬戶”補償問題未獲解決而不能實現。

　　如果說他們對中國社會問題所作的“診斷”屬于“誤診”，他們開出的“處方”，即回到“全面專政”時代，就更是有害無益了。我國社會中目前存在的種種權貴資本主義現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約束的權力對于經濟活動的干預和對于經濟資源的支配，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支持者要求加強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加強政府及其官員不受約束的“專政”權力，不正是強化腐敗的制度基礎，和他們所宣稱的目標南其轅而北其轍嗎？

　　這樣，雖然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支持者利用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煽情和他們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某種優勢，在對醫療、教育、住房以及國企改革等具體問題的討論中，通過蒙蔽蠱惑大眾，取得了某種程度的成功，但是一當他們亮明底牌，即扭轉歷史車輪，回到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巨大民族災難的舊路線和舊體制去的時候，那些雖然對于改革開放的某些具體做法和中國社會的現狀懷有意見，但能夠理性思考問題、并不反對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大方向的人們，也就離他們而去了。

　　對于這種開倒車的主張，中國的黨政領導也明確地表明了自己的態度。胡錦濤總書記2006年3月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海代表團的講話中指出，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200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七大，在中央委員會的報告中尖銳地提出“舉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問題，對那種走回頭路的主張進行了正面的批判。這份報告指出：“改革開放符合黨心民心，順應時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成效和功績不容否定，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中國是否能夠在未來的30年續寫輝煌，將取決于我們能否正確應對新一輪的挑戰。（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新中國60年經濟體改大事記

　　1952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成立國家計劃委員會及干部配備方案的決定》。各級人民政府相繼成立地方計委，全國性計劃管理機構初步建立。

　　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總任務，要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完成國家工業化以及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1955年7月3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關于農業合作社問題》的報告，由此掀起全國農業合作化高潮。

　　1958年2月19日，中共中央轉發毛澤東提出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重申要在15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內趕上或超過英國的口號。

　　1958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在全國范圍掀起了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高潮。

　　1961年，中共中央作出《關于調整管理體制的若干暫行規定》，強調集中統一，經濟管理大權應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區），以克服經濟困難。

　　1964年9月21日，全國計劃會議召開，決定根據“大權獨攬、小權分散”，“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的原則改進計劃管理體制。

　　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反對經濟主義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門立即停止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鬧經濟主義的傾向。

　　196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進一步打擊反革命經濟主義和投機倒把活動的通知》，堅決取締無證商販、個體手工業戶等。

　　1976年3月3日，財政部決定從1976年起實行“定收定支，收支掛鉤，總額分成，一年一變”的財政管理體制。

　　1978年11月25日，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民在當時的生產隊長的帶領下，商定“私下”實行大包干，并當場立下字據，按上手印。這標志著中國農村改革的開始。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和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標志著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針對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的情況，決定用三年時間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

　　1982年9月1日，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大提出，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正確貫徹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的原則，是經濟體改中一個根本性問題。

　　1983年6月6日，六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召開，《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全國經濟體制改革要改革計劃經濟體制，發展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改革財政體制、工資制度和勞動體制。

　　1983年7月8日，深圳寶安縣聯合投資公司成立，在深圳公開發行股份證，是全國第一家股份制集資企業。

　　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1984年農村工作的通知》，提出延長土地承包期，一般應在15年以上。

　　1984年10月4日，國務院批轉國家計委《關于改進計劃體制的若干暫行規定》，強調要根據“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開、放活”的精神，適當縮小指令性計劃的范圍。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1984年11月8日，上海飛樂音響公司成立，并向社會發行股票。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家比較規范的股份公司。

　　1986年3月3日，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銀行——廈門國際銀行正式成立。

　　1986年8月3日，沈陽市防爆器材廠宣告破產。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后，正式宣布破產的第一家國有企業。

　　1986年12月5日，國務院作出《關于深化企業改革增強企業活力的若干規定》，提出全民所有制小型企業可積極試行租賃、承包經營；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要實行多種形式的經營責任制；各地可以選擇少數有條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進行股份制試點。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共十三大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制定了到下世紀中葉分三步走、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戰略。

　　1988年3月25日至4月13日，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舉行。會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將“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等規定載入《憲法》。

　　1989年11月6日至9日，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強調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當前要著重落實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財政包干制、金融體制、外貿承包體制等方面的改革。

　　1991年9月23日至27日，中央工作會議強調，把搞好國營大中型企業作為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大事擺到突出位置。

　　1991年11月25日至29日，中共十三屆八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決定》，提出把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作為中國鄉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一項基本制度長期穩定下來。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發表重要談話，強調基本路線要堅持100年不動搖，指出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四大確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1993年3月15日至31日，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修改后的憲法，肯定了中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肯定了農村中的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是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肯定了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1993年11月11日至14日，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

　　1993年12月25日，國務院作出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確立中國人民銀行作為獨立執行貨幣政策的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體系。

　　1995年9月25日至28日，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

　　1996年1月12日，中國首家主要由民營企業投資的全國股份制商業銀行——中國民生銀行成立。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五大指出，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非公有制經濟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

　　1998年3月19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在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提出“三個到位”：一是確定用三年左右的時間，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進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二是確定在三年內徹底改革金融系統，中央銀行強化監管、商業銀行自主經營的目標要在本世紀末實現；三是政府機構改革的任務要在三年內完成。

　　1999年9月19日至22日，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認為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是一項重要而緊迫的任務，首先要盡最大努力實現國有企業改革和脫困的三年目標。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貿易組織第四屆部長級會議在卡塔爾首都多哈以全體協商一致的方式，審議并通過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決定。

　　2003年10月11日至14日，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2003年12月16日，中央匯金公司成立，并于當月30日向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注資共450億美元，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革拉開帷幕。

　　2004年8月26日，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由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整體改制為國家控股的股份制商業銀行。隨后三年，中國建設銀行、交通銀行、中國工商銀行相繼轉變為股份制商行。2006年底，上述四家銀行全部完成股改上市。中國農業銀行股份制改革正在進行中。

　　2005年2月24日，國務院發布《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針對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問題，提出了放寬市場準入、加大財稅支持七方面的政策措施。

　　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公告稱，中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形成更富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

　　2006年11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發布。根據加入世貿組織承諾，中國將在2006年12月11日前向外資銀行開放對中國境內公民的人民幣業務，并取消開展業務的地域限制以及其他非審慎性限制，在承諾基礎上對外資銀行實行國民待遇。

　　2007年7月23日，國務院發布《關于開展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決定這一年在79個城市試點，擴大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覆蓋面，爭取2010年覆蓋全國。

《財經》雜志2009年第20期     2009-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