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最需要堅持“社會主義本質”
郭海強
中國成功舉辦08北京奧運會，一度使得西方輿論針對中國的“抹黑攻擊”偃旗息鼓，也促使全球華人的民族自豪感及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空前高漲。然而，令人萬分遺憾的是，在京奧結束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已經接連發生山西襄汾尾礦庫潰壩以及河北石家莊三鹿奶粉這兩起危害嚴重、性質惡劣的重大公共安全事件。“襄汾潰壩”屬于生產安全問題，“三鹿奶粉”則屬于食品安全問題，都是以往已經一再發生、已經嚴肅處理卻又繼續一再發生的當代中國社會“老大難問題”。人們可以看到，中央政府在事件發生后已經迅速嚴辦各級主管官員及企業負責人，而且死難賠償和免費治療也迅速到位，但這些事后的“積極舉措”恐怕已經難以挽回廣大民眾的消費信心乃至公共信心（因為更多的安全災難仍在繼續發生）。
顯而易見的是，以上舉措都仍然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被動療法，病根的診斷以及根治的藥方仍然付之闕如（治標不治本）。如果醫生給一個已經惡疾纏身的重病患者老是開幾劑感冒藥了事，這個病人能夠痊愈康復的希望可謂等于零。事實上，許多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社會危機（如去年的山西黑磚窯以及今年的貴州甕安事件）莫不明白無誤地顯示當代中國已經只剩下“中國特色”（專制、人治、貪婪、腐敗）而丟失了“社會主義特色”。上述由于政策錯誤及制度缺失所造成的社會問題必然需要進行政策糾偏和制度重建才能得到有效的根治。今天的中國最需要的是根據立黨立國的基本政治路線來進行一番迫切而深刻的全方位、多層次變革與治理（標本兼治），如此全中國、全民族才有實現“可持續發展”及“偉大復興”的可能。
今天的中國為何失去了“社會主義特色”
自03年胡溫政府執政以來，其有別于上屆政府的親民形象及親民政策獲得了“胡溫新政”的美譽，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但在另一方面，恰恰是在胡溫當政期間，各種重大的社會危機及公共事故層出不窮，導致政府的形象與公信屢受打擊。這個看似頗為矛盾的現象其實不難解釋，根本原因在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歷屆政府所推行的政治及經濟路線在實際運作及現實效果上已經嚴重偏離了社會主義的本質和目標，形成了一個由官僚階層及權貴資本所主導的唯利是圖的畸形社會發展模式，導致中國政府的實質施政效果首重于維護國內權貴資本集團以及跨國壟斷資本集團的利益。在盤根錯節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嚴密操控和處處掣肘下，胡溫政府雖小有整改但在國家發展大方向上卻只能是“蕭規曹隨”，因而以往歷屆政府所積淀下來的各種弊端，到了今天在放大效應的作用下自然形成了社會危機“集中爆發”的危急局面。當代中國有如一個癌癥病人，在癌細胞潛伏的初期并沒有什么病狀或痛苦，因此往往為人所忽視而沒有及時診治；到了中期雖然出現了個別癥狀，但因忙于賺錢也就顧不上看醫生；可到了晚期這個癌癥自然就一下子爆發出來，其癥狀明顯而又痛苦無比。歸根到底，今天中國的病根在于現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逐步喪失了社會主義的原則與立場，在私欲物欲惡性膨脹的驅使下“發展”成為“中國特色走資病”。在長期的“諱疾忌醫”之下，這個癌癥難以逆轉并無可阻擋地“走”到了今天。
改革開放三十年，億萬中國人民的辛勤勞動換來了舉世矚目的巨大建設成就，但在這些光鮮亮麗的物質成就及硬件建設的背后，卻是令人震驚的全社會層面的精神淪喪、道德崩潰以及生存環境（包括自然與社會兩方面）的嚴重惡化。在“發展”成為“硬道理”之后，“發展生產力（理論層面）”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政策層面）”即成為中國社會發展不容置疑并全面推行的“國策”，在缺失社會公義原則及配套政治改革之下片面地通過追求經濟利益來驅動“改革開放”，忽視了人性中追逐利益的貪婪本性以及官僚資本的嗜血破壞性，以為“先富”能夠自覺帶動“后富”走向“共同富裕”，以為“市場”和“資本”能夠自動帶來正面的經濟發展和健康的社會繁榮，將“GDP”的增長作為考核、升遷各級地方官員的“唯一指標”。馬克思早已指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雖然“改革開放”仍然聲稱“以公有制為主體”，但現實卻是建國以來所構建的國營經濟及國有企業（除軍工與航天的核心企業外）幾乎全部通過“改制”變換成了不清不楚的“公私混合所有制”，在實質上就是被權貴資本所占有。權貴資本集團通過對公權的壟斷將經濟利益留給自己，而將經濟損失交給國家。另一方面則是權貴買辦階層為了攫取私利將大量的國有企業通過“合資”、“MBO”等形式賤價賣給（個別的等于白送）外國企業及投資公司，還使用各種明暗手段迫使優質的民營企業賣給外資。更有甚者，掌握中國金融大權的各級官員一面利用“引進來”政策向外資敞開中國的金融大門，任由外資進入中國市場撈走巨額資產；一面又利用“走出去”政策將中國人民辛苦積累下來的數以千億計美元購買了大量的外國“垃圾”債券或股票，造成國家重大的金融損失。這種內外勾結的瘋狂掠奪不僅造成了新中國前所未有的“經濟大失血”，而且這個“經濟大革命”無可避免地嚴重沖擊及破壞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導致新中國逐步喪失“社會主義特色”而偏離了“社會主義道路”，致使當代中國陷入了深重多難的發展困境。
目前，各種“權力＋資本”逐利行為歷史回潮般再度遍布當今中國的各個公共領域。如貪腐瀆職、買辦賣國、國資流失、偷稅漏稅、假冒偽劣、民工欠薪、霸占農地、強行拆遷、環境污染、生態危機等等；同時亦造成今天的中國社會顛倒黑白、是非不分、物欲至上、心靈空虛、崇洋媚外、嫌貧愛富、誠信缺失、奸詐盛行、道德淪喪、暴力泛濫，從政府官員、普通黨員到知識分子、城鄉居民等各個社會階層幾乎都成了“徹底的唯物欲主義者”，大多數的主流文藝和流行文化充斥著虛假、矯情、低俗、萎靡的作品，軟弱無能的外交及外貿政策屢屢導致各種國家權益的重大損失。這些極其嚴重的負面因素極大地損害了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和民眾權益，極大地破壞了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導致國內右派精英集團占有“改革成果”而跨國壟斷資本集團占有“開放成果”，造成中國正再度滑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可悲現狀，致使在憲法條文里本應“當家作主”的、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工人和農民階層，淪為一邊飽受官僚權貴和黑惡勢力欺壓、一邊背負“新三座大山”重擔的弱勢群體，因而現行的“改革開放政策”的合法性受到廣大民眾持續不斷的嚴重質疑。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明文規定：“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第六條（修正案）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第七條（修正案） 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第十六條（修正案） 國有企業依照法律規定，通過職工代表大會和其他形式，實行民主管理”。第一、二條是關于國家政治制度的最高法律規定，第六、七、十六條是關于國家經濟制度的最高法律規定，如果人們能夠客觀地、認真地將以上憲法條文與中國目前的政治及經濟現狀加以比照，即不難看出、亦不得不承認這兩者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反差。在相當程度上，中國的現實是對憲法的蔑視、諷刺和踐踏。
何為“社會主義”的本質與任務
既然強調“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自然首須明確究竟什么是“社會主義”，而對于“社會主義”的規定，主要涉及本質和制度兩個層面，首要的和最根本的問題，則是對“社會主義本質”的確定。在改革開放時期，中國領導人關于“社會主義本質”最具代表性的論述有三個，一是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講話”中提出的“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二是胡錦濤主席05年2月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講話里指出的“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涉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們黨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三是溫家寶總理在07年3月發表的《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和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一文里指出的“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必須認識和把握好兩大任務：一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極大地增加全社會的物質財富；一是逐步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極大地激發全社會的創造活力和促進社會和諧”。一般認為，社會主義本質的概念在馬恩列斯以及毛澤東的著作里都沒有出現過，因此鄧小平在歷史上首次較為明確地提出并闡述了社會主義本質問題，同時也是首次將“發展生產力”提到了“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論高度。胡錦濤則是首次將“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列為“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而溫家寶進一步將“發展生產力”與“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這兩個“社會主義本質”結合在一起，成為“發展社會主義”所要求的“兩大任務”。從上述三個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官方論述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此一理念的歷史發展軌跡，而胡溫的論述顯然是對鄧小平理論的“創新與發展”。但人們要問的是，為什么鄧的“共同富裕”到了現在卻被置換成“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呢？
事實上，從理論層面而言，鄧小平的“社會主義本質論”所指出的都不過是社會主義的外在特征和外部現象，或者說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幾個途徑及指標而并非社會主義的“本質”。譬如對于某個人的歷史評價，老百姓就會說他是“好人”或“壞人”，而不會說他是“富人”或“窮人”，因為不論好人和壞人里面都會有富人或窮人、男人或女人，但“好人”里面就絕對不會有“壞人”，反之亦然。因此，“本質”的哲學定義是事物的內部聯系，是決定事物性質和發展趨勢的根本因素；而“現象”則是事物的外部聯系，是事物本質的外在表現。雖然說世界上沒有離開現象的本質，也沒有離開本質的現象，但若是將本質與現象混為一談，甚至將現象等同于本質，必然導致“盲人摸象”式的錯誤；一旦這種錯誤作為“國策”在全國范圍內加以全面推行，即使其具有良好的本意，也必然會在實際操作中產生各種各樣的扭曲、變形以致造成重大危害。換言之，“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其實只是社會主義的一項基本的、正常的重要職能，根本無須將之提升至政治綱領的高度。而且其它社會形態同樣具有這個職能，只是作用大小有別而已，尤其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更是達到了迄今為止人類社會所能達到的最高峰。因此，“發展生產力”不應該也不可能成為社會主義區別于其它社會形態的“本質”。此外，雖然“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里面也包含了一定程度的“公平正義”，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卻并不能保證自動實現這個“良好愿望”，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與現狀，尤其是中國的“改革開放三十年”歷程無不證明了這一點。據媒體報道，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認為中國目前的基尼系數為0.45，占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占收入和消費的份額只有4.7%，而占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和消費的份額高達50%，這個現實說明，自“發展是硬道理”之后，經過十多年的“發展生產力”，中國不僅未能“消滅剝削”，反而在僅僅一代人的時間之內急劇地擴大了“兩極分化”，所謂“共同富裕”自然成了一個笑話。這正是顛倒了“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與“發展生產力”這社會主義兩大本質任務的主從地位及主次關系的必然惡果。馬克思早已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余的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3頁）。
由此可見，鄧小平的“社會主義本質論”既違背了邏輯思維的理論原理，亦不符合“科學發展觀”。其重大缺陷在于忽略了“社會主義本質”此一概念的內在要求，亦即這個“本質”概念需要規定社會主義從思想到運動、在運動中的制度化和社會結構化此一歷史過程的內在聯系，如果僅僅抓住其中某一方面或一個因素必然不足以規定社會主義本質。若要對“社會主義本質”作出規定，首須考慮社會主義的主體和目的，又要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特點及其內在關系加以概括，由此而得出的本質性認識，不僅要反映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及其它社會形態質的區別，更要為社會主義國家發展和制度建設提供指導性及決策性的依據。另一方面，在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的社會精英階層包括權力精英、知識精英和經濟精英，真正關注“社會公平正義”問題的人少之又少。精英們在不質疑自己行為本身是否合乎正義或者是否有利于促進正義的前提下只顧為“發展神話”添磚加瓦，他們天真地或盲目地以為中國社會必然會在這種經濟增長中順利前進。因而中國學術界本身關于“社會公平正義”的專著可謂鳳毛麟角，主流學界討論的都是來自西方的羅爾斯、桑德爾、洛齊克、麥金泰爾等人的有關著作。可見“社會公平正義”在當代中國的官方視角和主流話語里是缺席的，在其主導下的社會公義狀況可想而知。因此，雖然社會主義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進程，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及其本質的規定，同樣也需要一個長期的探索過程，但人們必須深刻認識鄧小平“社會主義本質論”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的歷史局限性，才能真正理解胡溫在今天將“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提升為“社會主義本質”之一的時代背景與根本原因。質言之，“發展生產力”必須從屬于以及服務于社會公平正義原則，為了切實“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必要時應該放棄部分經濟利益或減緩經濟發展速度。胡錦濤主席近來將經濟發展模式從“又快又好”調整為“又好又快”以使之符合科學發展觀，估計就是基于此一認識。
結語：“社會公平正義”就是最大的“社會主義特色”
筆者認為，“社會公平正義”才是社會主義的“唯一本質”，也就是社會主義的“最大特色”。這個結論并非因為“發展生產力”已在上文里被剔除而“順理成章”地得出，而是基于“社會公平正義”此一理念的內在構成特質所決定的。“社會公平正義”理念其中包含了社會、公平、正義三個概念，這三者共同形成了相互聯系、相互作用而不容割裂的一個有機整體。在這里，“社會”是指公平正義的社會性，它明確規定了公平與正義的適用對象和適用范圍。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公平正義并非僅僅適用于某一個人、某一集團或某一階層，而是適用于全社會，亦即必須惠及社會主義國家里的每一個合法公民，因此一切法律、政治、經濟及社會制度均應構建于“社會公平正義”的理念基礎之上。從“社會公平正義”原則出發，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制度必須確立能夠體現最廣大人民意愿的國家憲法及法律體系；政治制度應該立足于憲政基礎之上，實施體現現代政治文明精神的民主政治制度，允許公民以個人名義參政議政；經濟制度應該堅持以公有制為主多種所有制為輔、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的指導方針，根據分配正義原則保障全體公民獲得平等的經濟發展權，通過發展經濟不斷提高國民幸福感；社會制度應該致力于保障與改善民生，采取各種積極的財政手段調節社會財富的再分配，為全體公民提供有效的、完善的社會服務。總而言之，只要能夠切實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這個國家和社會就必然能夠走上正確的社會主義道路。
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國家的公平正義社會性不僅要求在國內“維護和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它同樣要求在全人類社會范圍內推行和維護公平正義原則，聯合其他具有維護世界和平意愿的國家共同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為此在必要時可以犧牲或貢獻部分的國家利益，這就是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在本質上的區別。二戰后的世界歷史告訴人們，西方資產階級政府為了維持其合法統治，不得不順應時代與民眾的要求對本國人民施予一定程度的“公平正義”，但對于別國人民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卻采取了不公不義的“雙重標準”。例如，美國不僅罔顧《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國家主權不受侵犯原則，以莫須有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由出兵侵略伊拉克，還采取駭人聽聞的恐怖手段實施虐囚以及濫殺大量無辜平民，犯下了極其嚴重的戰爭罪行。因此，伊拉克戰爭引發了世界各國（包括美國）的廣大民眾舉行了持續不斷的“反戰維和”示威活動，反美浪潮在全球此起彼伏、聲勢浩大。但令人不解的是，全世界只有中國從政府部門、主流媒體乃至民間組織均對美國的暴行保持“驚人一致”的沉默；面對“反戰維和”此一確鑿無疑的普世價值，中國的右派精英和“自由學者”同樣表現出“驚人一致”的冷漠，仿佛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這個問題，個別無恥之徒和媚外媒體甚至為美國的侵略罪行大聲叫好或開脫辯護。這種“不公不義”現象顯然有悖于公平正義的社會性，也是對“社會主義本質”的公然背叛。
古巴前領導人卡斯特羅于9月20日發表文章指出，“目前，斗爭是人民爭取實現社會公正和尊嚴的惟一途徑。在實現這一目標的硬仗中，最可怕的敵人是人類自私的本能。如果資本主義意味著不斷利用這種本能，那么社會主義就是要與這種自然趨勢作不懈的斗爭。這是一場關系到從根本上解救我們的光榮的黨的斗爭。所有特權、腐敗和盜竊都必須受到打擊，對于一名真正的共產黨人而言，對此沒有任何借口可言。在此意義上，任何形式的懦弱都絕對不可接受”。事實上，當前美國正在發生的源于私欲膨脹、過度消費所造成的經濟危機，對于當代中國刻意模仿美國發展道路的現行重商主義政策無疑是當頭棒喝。面對日益嚴重的官員貪腐、貧富懸殊以及社會動亂局面，中共中央曾經多次在政治文件上提出了“亡黨亡國”的嚴重警告。鑒此，今天中國的政府和人民迫切需要根據憲法重新闡釋及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定義與本質（啟動再度修憲），以此凝聚全社會的政治意志及發展共識，在此基礎上尋求國家與民族救亡圖強的“復興之道”。
08、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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