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發生的年代，在宋朝，而宋朝的皇帝，姓趙。據說，人的命運既要依賴個人的奮斗，也取決于歷史的行程。當歷史的大媽抖著顫巍巍的小腳，行進到宋徽宗那個年代的時候，宋朝這艘已經支撐了一百多年的老船，已經呈現出了種種藥丸的跡象。
宋徽宗在中國歷史上，應該可以算是藝術造詣最高的皇帝。本該是個藝術家的他，卻偏偏投胎變成了帝王身。不但有一身的榮華富貴，而且有文化，有內涵，琴棋書畫無所不能，談情說愛古今無雙（據說還精通契丹語、突厥語、西夏語、女真語等多門語言，仰泳姿勢還很帥噢），放到現代，肯定能傾倒一片。他如果老老實實地當他的文學家、藝術家或情圣的話，或許還能在史書上留下不少美談。可誰知他那寶貝哥哥哲宗，連太子都沒生下，就忙著西去了。眾大臣商量來商量去，最后還是把那只逍遙猴——當時是端王的趙佶給推了上去。據路邊社報道，當太后找趙佶談話時，他一開始是拒絕的，“我說另請高明吧，我一個藝術家怎么能當皇帝呢”，但是太后表示：朝廷已經決定了，由你來擔任大宋的新皇帝。趙佶推拖不過，念了兩句詩：“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就走馬上任了，這就是后來是宋徽宗。
在內憂外患不斷的情況下，宋徽宗只顧著自己欣賞字畫、女人，后宮藏著一萬多名全國挑選出來的美少女，天天不是喝酒聽曲就是忙著采陰補陽，根本無心管理國家大事。隔三差五還要微服出宮，跑到紅燈區的足療店去嫖宿才藝雙全的失足婦女李師師。兩位軍委副主席童貫和高俅，也都只顧自己忙著自己貪贓枉法，賣官鬻爵，欺上壓下，和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關系，過著紙醉金迷的奢侈生活。朝堂尚且如此，基層政權就更加潰爛，整個大宋王朝烏煙瘴氣，風雨飄搖，朝不保夕。
梁山的故事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我們知道，大宋是一個既講法治，又講德治的國家。欠債還錢，殺人償命，這都是王法；父慈子孝，鄰里和諧，愛皇帝愛朝廷，這是核心價值觀。從這個角度來說，雖然民營屠戶鎮關西，生活作風略失檢點，但未犯死罪，魯達作為一名基層警官，擅自將這位優秀企業家毆打致死，破壞招商引資的大好局面，顯然是違反了大宋的法治精神，也不符合大宋以儒家立國的核心價值觀。
其實何止魯智深，整個梁山好漢的故事，就是一群有暴力傾向的好漢從打架斗毆、擾亂社會治安，發展到聚眾鬧事、煽動群體性事件，最終走上顛覆國家政權的不歸路的故事。對于好漢們的行為，歷來評價不一。文革的時候有一股評《水滸》的熱潮，這場水滸熱的核心，是批判睡在晁蓋身邊的赫魯曉夫——宋江所推行修正主義路線對于梁山革命的叛賣，批判他沒有帶領好漢們將暴力革命的道路走到底，反而滑向了向舊的反動勢力妥協投降的修正主義泥潭，從而葬送了大好的革命前程和好漢們的性命——就像領袖所評價的那樣，“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
而20世紀80年代以來，朝廷翰林和學界大儒們對于《水滸傳》的評價，則出現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前兩年，在新翻拍的《水滸傳》熱播的時候，有全國政協委員提出要對這部電視劇予以禁播，理由是其中有嚴重的暴力傾向。而著名學者劉再復在他的一次訪談中，也嚴厲批判了諸位好漢們的暴力傾向，同時堅決主張要為宋江平反，他認為應該充分肯定宋江的招安和妥協路線，不可簡單化地罵他為投降派。而在劉再復和李澤厚合著的《告別革命》中，明確宣稱要告別《水滸傳》所謳歌的“暴力”傳統，他們相信，世上沒有什么爭端不可以用對話、協商、妥協的方式來解決，大規模的、群眾性的、流血暴力的方式並非歷史的必由之路。
世界和平是全人類的共同理想，社會和諧是人民群眾的普遍愿望。作為朝廷來說，總是希望能夠國泰民安，社會和諧，黎民百姓都遵紀守法，馴良謙讓。對于小老百姓來說，最大愿望也是能安安穩穩的過好自己的小日子——哪怕是安安穩穩地當奴隸。我們都很希望可以用博愛精神和普世價值來化解人世間的恩恩怨怨和階級仇恨，打打殺殺的事情，總歸是不好的行為，砍別人一刀，自己也難免會挨兩板磚，沒有人愿意生活在暴力和恐懼中。
可是當皇帝昏庸，朝政腐敗，領導干部橫行不法，飽受欺壓的草民無法通過“王法”或者“核心價值觀”來伸張正義，捍衛自己最后那點可憐的尊嚴，連安安穩穩當奴隸的愿望都無法實現時，那該怎么辦呢？
水滸中有很多這樣的故事。擔任八十萬禁軍教頭的林沖，作為一個懷才不遇的基層小公務員，就想抱著自己的鐵飯碗和帝都戶口過一份安分守己的小康生活。雖然頂頭上司高俅設下重重陷阱，步步緊逼，刻意陷害，他則是一味地委曲求全，忍氣吞聲，不愿觸犯大宋的“王法”走上不歸路——但最后終歸是忍無可忍，這才殺死仇敵，落草為寇，活活被逼上梁山。武松殺嫂，也是不得不為。目睹亡兄冤死的慘禍，他一開始抱著對大宋王法的信任和熱忱，選擇了向縣府報案。但是縣官由于長期收受西門慶的巨額賄賂，反把作為縣公安局局長的武松打了四十大板。大仇不能得報，又不可不報，這才拼上性命，奮然以殺虎之手殺人……科級干部尚且如此，遑論普通老百姓？
暴力是飽受欺壓的弱者最后的尊嚴和正義。李逵說得好：“王法王法，若還依得，天下便不亂了。”《水滸傳》從來不曾宣揚破壞法制和社會和諧而另行暴力，而是提出了一個當“法制”已經被破壞，而“道德”變成了只鉗制弱者的武器的時候，如何爭取和恢復正義的問題。當鄧玉嬌揮出手中的水果刀，刺向凌暴者的胸膛時，我們沒辦法判斷出她的哪一刀是正義的，哪一刀是不正義的。要求走投無路、憤而抗爭的弱者投鼠忌器，面面俱到，就等于黃世仁要求楊白勞成為圣人。把法制和道德被破壞的責任轉嫁到遭受壓迫的苦難者身上，這是一種典型的霸權思維。一切暴力都既有明暗之分，又有正義和非正義之分，不去反對強勢集團的軟刀子暗暴力，卻一味打壓弱勢群體反抗強權的明暴力，這種論調本身就是暴力的。
而革命，則是弱者暴力的最高形式。毛委員說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作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力的行動。”林沖式的個體暴力雖然悲壯，但是無益于整體性社會結構的改變，既難以改變個體的命運，也無法實現群體的解放。只有無數的林沖、武松、魯智深共同走上梁山，匯成一股階級抗暴的洪流，才能砸碎這大宋趙家吃人的宴席。只要強權的暴力一直存在，弱者的集體抗暴就永遠不會消失。被宋江所斷送的梁山革命事業，終歸是要走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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