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就一位農民工在北京地鐵5號線乘車時受辱一事，引起網上熱議。
此事件剛公開時，輿論是一邊倒的斥責那位罵人的人，點贊那位仗義執言的那女士“我愿意挨著他”。
但是，隨著罵人者被行政拘留，現在網絡輿論場出現一種逆流，出現另一種聲音。
有的說：公共場合你就不應該穿臟衣服出現。勞動者可以衣服臟，但你不能坐地鐵。上地鐵之前你為什么不換干凈的衣服？
這些人完全顛倒黑白，這些人不說譴責罵人的人，卻在攻擊農民工不應該窮臟衣服上車來了。
有位網名叫“大浪陶沙”的，竟然惡毒地說那位農民工是“邋里邋遢…破罐子破摔…我弱我有理…渾不吝的行為”。
還攻擊主流媒體替勞動者發聲是：與論導向存在嚴重問題！沒有做到客觀公正，甚至有激化矛盾，偷換概念，道德綁架之嫌，必須澄清事實，給北京人民一個交待。
你能代表北京人民嗎？
就你這種扭曲的價值觀是應該“大浪淘沙”掉了。
在一般人看來，到底是誰對誰錯，這都是很明顯的，凡有一點良心的人，都會譴責罵人的人，都會點贊那位女士。
那又為什么又出現這種另類聲音呢?而且還形成一股勢力？
在我看來可能有以下幾種原因：
一是，有一種逆社會主流心理。這就像反腐敗中出現的一種現象。一說反腐敗、反貪官，說起來好像人人痛恨貪官、人人同意反貪官。
但當某一貪官被抓起來了、被判刑了，于是，社會上又出現另一種聲音：某某是被冤枉了，做出多少貢獻啊！不就是貪那一點嗎？現在的貪官比某某腐敗多了。
對于這件事也似乎有這種因素。當此事件剛報道出來時，輿論幾乎是一邊倒的在譴責那位罵人的人，在點贊那位女士。
而當罵人的人被行政拘留后，另一種同情的聲音就出現了。
比如，有人說：罵人是不對，但是，也不至于拘留啊？那位山東女士是煽風點火、激化矛盾。
二是，這是一股逆流、是一陣妖風。不排除一些對社會不滿的人，在是在故意地混淆視聽，故意地搞亂輿論。也不排除這里有水軍，在故意地制造社會對立，在渾水摸魚。
三是有一些人其價值觀發生扭曲，他們從骨子里就看不起勞動人民，自以為高一等。說穿了，如何看待這件事，根本就不是農民工衣服臟不臟的問題，而是站什么立場的問題、屬于個人價值觀問題。
關于如何看待農民的衣服臟不臟的問題，教員早在上個世紀的四十年代就明確地論述過。
1942年5月，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干凈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臟的。
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干凈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為是臟的。
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
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干凈了，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凈。
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
1957年2月，主席說：“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
1957年3月，主席又說：“知識分子如果同工農群眾結合，和他們做了朋友”，“我們大家就有共同的語言，不僅有愛國主義方面的共同語言、社會主義制度方面的共同語言，而且還可以有共產主義世界觀方面的共同語言。”
主席說：什么是正確的世界觀？從一定意義上講，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教員以上的論述，才真正地說出了到底如何看待農民和工人穿衣服的臟不臟的問題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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