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網絡紛傳哈佛大學取消一批人文學科專業本科課程，再度引發全球范圍內關于“文科危機”的熱烈討論。一部分論者從實用性、就業狀況、考核機制、財政支持、國家戰略乃至大國競爭等角度分析文科衰落的原因；另一部分論者則從文科的固有價值出發，呼吁各界關注重視文科。但討論中似乎缺少一種聲音，即對文科現狀的批判。當前的文科成果是否滿足社會發展需求？文科發展是否實現了自身應有的價值？換言之，文科的衰落、萎縮是否有自身的原因？以下僅就中國歷史學界現狀談幾點個人看法。
當前中國的歷史研究領域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史學工作者隊伍龐大，發表和出版量居世界前列，各類學術會議、講座繁多。然而，從全球視野看，中國歷史學研究的整體水平仍相對落后。如何提升中國的歷史學研究水平，與快速發展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是學界同仁共同面對的問題。目前，中國歷史學界至少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重實證而輕理論。求真是歷史學的首要目標，考證史實是歷史研究的基本技能。重視考證，是理所應當的。然而，在當前史學界，拒斥理論，將考證史實視為歷史研究之全部的觀點，仍比較盛行。因此，目前中國歷史學界在理論、方法和研究范式方面的研究成果，尚在低水平徘徊。如當前較為熱門的海洋史、全球史、區域國別研究以及東方主義、大分流這些概念、框架和范式等，沒有一個是中國學界提出的。近二三十年來，我們沒有創建過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歷史理論。傳統的區域史、國別史諸領域，我們幾乎沒有取得居于領先地位的學術成果，這些領域中的經典著作、權威研究成果很少是用中文撰寫的。
第二，重引介而輕對話。我們熱衷于引介歐美、日韓的學術成果，國外一些重要學術著作出版幾年后甚至在出版當年就有中譯本問世，僅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已達千種，而各類海外中國學著作的中譯本估計亦不下千種。及時、大量翻譯引進國際學界優秀成果是必要的，但我們往往停留在引介層面，最多只是產生一些模仿或跟風效應，缺少深層次、實質性對話，更缺少有價值的批判。
第三，西方中心主義傾向根深蒂固。自19世紀以來，西方（歐洲）中心主義在全球范圍內造成深遠影響。它不僅試圖合理化西方殖民主義，而且隨著西方殖民運動的強勢開展和西方國家經濟、軍事、科技的突飛猛進，被不少被殖民的國家和地區“欣然接受”。在歐美學界，部分學者對西方中心主義進行了半個多世紀的廣泛批判。然而，中國學界關于現代化道路問題的歷史闡釋，有相當一部分觀點仍自覺或不自覺地帶有西方中心主義色彩。這一問題與中國遭受一百余年的殖民侵略密切相關。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實踐已充分證明，西方中心主義的中國近代歷史敘事和世界現代化歷史敘事，不僅與歷史事實相去甚遠，也背離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
遺憾的是，盡管我們對上述問題有所警覺，但學術界至今缺少對西方“東方話語”的系統批判，在我們對海外漢學的研究中也很少看到對“東方學”的薩義德式批判。如果能夠系統、深入地清理西方中心主義觀念和西方“東方學”話語，或將更進一步深化對中國文化和歷史（尤其是近500年）的認識。
第四，重專題研究而輕通史編撰。粗略回溯一下就會發現，21世紀以來，中國歷史學界不僅甚少產出中國通史類著作，而且幾乎沒有推出大部頭的世界通史類著作，而“劍橋中國史”、“哈佛中國史”卻在中國擁有廣大的讀者群體。這是中國歷史學界的悲哀，也是我們缺乏長時段、整體性考察歷史脈絡的意識和能力的表現。扎實的專題研究是必要的，但這并不意味著研究可以碎片化，更不能成為忽視通史寫作的借口。
興起于美國的全球史在21世紀成為世界性的顯學。從20世紀90年代起，全球史在中國越來越受到重視，不過這種重視更多地表現為對西方全球史理論及成果的譯介。二三十年過去了，全球史理論在中國并未得到進一步發展，在歐美乃至日本學界全球通史著作推陳出新的時候，中國學界幾乎沒有參與全球通史的書寫，對美國的全球史理論也缺乏足夠的反思與批評。全球史理論絕非沒有進一步討論和完善的空間，全球史書寫也應該存在更多的可能性。全球史書寫肩負著打破西方中心論的使命——至少目前出版的大部分全球通史著作都是這么聲稱的，但如果全球史僅由西方學者研究和書寫，則難免陷入“醫者難自醫”的窠臼。只有把全球史“復數化”，使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歷史學家都參與其中，將本國歷史與全球史聯系起來，才可能真正實現全球史的時代價值。
第五，重史料而輕敘述。重視史料本是史學研究題中應有之義，但是簡單看一下國家社科基金立項目錄和各種史料編纂類出版物便可發現，其中存在大量重復研究。隨著檢索工具的普及和升級，很多歷史類的論文和著作大量堆砌史料，缺少敘述和分析，可讀性極差。很多歷史學者已經不會講故事了，著作結構呆板，讀起來味同嚼蠟。中國史學歷來有講究敘事的傳統，司馬遷《史記》被贊為“無韻之離騷”，清代桐城派學者提倡“義理、考據、辭章”并重，但近些年中國歷史學界的成果在表述水平和可讀性方面，可謂乏善可陳，有些論著半文不白、生造概念、表述西化甚至病句連篇。我們是該想想如何改善和提高自己的文筆與文風了。
第六，重論文而輕著作。有學者說，一篇優秀的論文抵得上十本著作。但我們也可以說，一部傳世之作是多少論文都無法替代的。論文和著作是不同的成果形式，彼此都具有對方不可替代的價值。但遺憾的是，現在很多歷史學著作越來越像論文集，這與當前的學術評價和考核體制有關，也與浮躁的學風有關。學術機構越來越熱衷于定期考核成果數量，而允許學者“十年磨一劍”的寬松環境越發難得。
此外，當前國內的高校、科研機構過于重視項目基金。在一些高校的考核制度中，要求預聘青年研究員在三年內必須獲得省部級以上的項目資助，甚至很多高校和科研單位把這一條列入職稱晉升辦法。這些規定不利于年輕學者的成長。預聘考核和職稱晉升，本應考察科研能力和發展潛力，而科研項目只是對某一問題的研究方案和預期，并非真正的科研成果。而且，設置科研項目的初衷，是引導科研方向并為科研攻關提供資金等條件支持。若將獲得項目本身作為考核標準，就有本末倒置甚至無的放矢之嫌。
一些高校和科研機構在招聘應屆博士畢業生或博士后時，設置極高的準入條件，要求“核心期刊”甚至“權威期刊”的論文成果，卻不太重視應聘者博士論文的水準，從而導致博士生把寶貴的時間和精力用在撰寫單篇論文上，影響博士論文的整體質量。博士論文是一個學者學術生涯的奠基性成果，是其學術潛力的集中體現。不重視博士論文而重視單篇論文的發表是舍本逐末。也正因為上述學術評價機制，不少優秀的博士論文可謂璞玉，卻因為缺少機會而長年躺在資料庫中，沒能轉化為優秀的學術著作，十分可惜。
事實上，上述問題已經引起國家和學界重視，并就解決這些問題作出了有益嘗試。然而要徹底扭轉這一局面，不僅要不斷凝聚共識，更需要錨定目標，勇毅前行。上述文字或許有些“責之過深”，但愛之深責之切，希望能借此推動學界同仁對中國歷史學困境進一步關注。因為這樣的情況得不到改善，我們可能將長期處于學術研究的“第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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