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食物主權編者按】廣東省中山市南朗鎮的崖口村在整個珠三角地區都是一個異常鮮活的存在。上世紀80年代初“分田到戶”的政策席卷大江南北時，崖口人卻決定逆流而上，繼續走集體生產、共同致富的道路。三十年過去了，如今的崖口已是富甲一方。 崖口的成功雖然不具有可復制性，但它讓我們看到集體經濟與社會主義理想溫暖的光輝，以及在資本主義的夾縫里生存發展所需要的智慧和勇氣。
初走進崖口，人們常常不由自主地將目光投向那些張貼在祠堂里的工分表，而萬里碧空下村民伴隨著收割機的轟鳴集體出工的場面，對于許多慕名而來者更是一場視覺的盛宴。的確，無論是為了懷舊，或是獵奇，在這個村子里，人們仍然可以找到許多遺留自那個集體經濟時代的印記：祠堂外墻上的毛主席語錄，百年老屋門楣上“徹底革命”的標語，排工的竹板，還有村民言談中的大隊、生產隊、社員。
崖口村乃一行政村，位于廣東省中山市南朗鎮，與孫中山的故鄉翠亨村毗鄰。村莊東臨珠江入海口，氣候溫和，雨量充沛，自然環境得天獨厚。上世紀80年代初，當中國大多數農村迫不及待將土地分到各家各戶，期望以家庭為單位組織生產提高農業效率，從而擺脫多年貧窮落后的陰影時，崖口人卻決定繼續走集體生產、共同致富的道路。三十年過去了，如今的崖口已是富甲一方。
村莊的財富積累主要來自于圍墾，有據可查的圍墾歷史可以追溯到清代中葉。至新中國成立前夕，崖口人就已經開墾出了八千多畝土地，在土改運動中，本著天下農民一家親的階級感情，他們敲鑼打鼓將其中的幾千畝送給鄰近的土地資源貧乏的村莊。之后的幾十年，崖口同全國其他地區一樣，經歷了大大小小的各種政治運動，但其圍海造田、增加集體財富的努力從未間斷，終于在土地價值飆升的今天看到了可喜的回饋。而這，也正好成為崖口獨辟捷徑與市場經濟結合的堅實的基礎。
崖口村土地面積大約6萬畝，可耕種土地達4萬畝，其中3000畝用于種水稻，其余均出租給人養殖咸淡水產。水稻種植一年兩造，每造生產的糧食，大隊(村委會)以遠高于市場價格收購，留足口糧以后，再將其余以市場價售出，這種高價買進低價售出的補貼方式，對深陷農業低效、低附加值結構性困境之中的生產者來說，無疑十分寶貴。而使這一補貼成為可能的，則是村莊多年來圍墾的土地：每年崖口將土地收入的一半用于補貼本村從事農業生產的人。
目前居住在崖口的戶籍人口有3000多人，勞動人口達1600人，而參加農業生產的約600人，按所屬村落和人數分為生產隊，由生產隊組織生產勞動。這些人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上了年紀的人。五六十歲仍在生產隊開工的老人家不在少數。二是返鄉務農的村民。他們大多文化層次偏低，缺乏在外與人競爭的謀生技能。三是需要在家照顧老人和小孩的留守婦女。這三類弱勢群體，若是放在別處，估計早已掉入市場經濟自身自滅的泥潭，而在崖口，他們找到了足以棲身的港灣。他們以勞動換取工分，到年底按工分分紅。崖口農業機械化程度很高，各種農用機械，從插秧機、收割機到拖拉機、谷粒烘干機，大大小小共六十多臺。耕作的現代化，不僅促進了生產，而且還極大地減輕了勞動強度，即使體質弱者也能勝任大部分的工作。而每日勞作時間也因機械化大大縮短，農閑時為1～2個小時，農忙時4～5個小時，全年出工不足百天。難怪瑞平過了花甲之年仍在開工。她說，現在開工等于做運動。要不然，整天坐著不舒服。
不過，說起當年拒絕分田單干，滿叔稱其實也是無奈之舉。因鄰近港澳，新中國成立后青壯年偷渡出境謀生之事從未杜絕，并且在上世紀70年代末達到高潮。原本1700多個勞動力，到80年代初只剩下900個，崖口成為中國最早的“空心村”。留下來的老弱婦孺，顯然無法承擔依然繁重的“三糧”任務。在這種情況下，大隊召集干部、黨員、農民代表，討論了半個月，定下“一村兩制”，無論外出打工，“自己選擇走私有制”，還是在家參加生產，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村民享有絕對的自由。這個決定，獲得了全村人的支持。今天的崖口村民依然享有這種自由。
隨著上世紀80年代以來外出打工者人數上升，今天留在村里參加生產的只占勞動力人口的三分之一，這使得長期運行的“雙軌制”遭遇了廣泛的非議。畢竟，一種看上去只讓少數人受惠的制度安排必然是非理性的。然而，滿叔說，這種體制是不考慮經濟成本的。維持農業就業是保護弱者的手段，不是為了經濟目的，是政治目的。當年選擇保留集體，也正是出于對弱者的保護。而在經濟發展、財富積累的今天，崖口沒有用貨幣直接救濟貧弱者，而是安排他們參加農業生產獲取報酬，“按勞分配”，真正體現了勞動光榮、勞動者有尊嚴的社會主義公平、公正的價值追求。
崖口的成功雖然不具有可復制性，但它讓我們看到社會主義理想溫暖的光輝，以及在資本主義的夾縫里生存發展所需要的智慧和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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