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發展：中國經濟的選擇和崛起
黃樹東
近幾年走了世界許多地方，最先進的和最落后的。目之所見，耳之所聞，使我對當代經濟現象和“流行潮流”進行了一些認真思考。這些思考大部分就反映在《選擇和崛起—國家博弈上的中國危局》這部書稿里，這本書已于2009年9月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本人認為，從國家博弈角度看，從權力和利益的高度集中角度看，目前的全球化體制是一個軟帝國體制。 從30年代大危機以來到20世紀70年代的歷史背景中，可以梳理出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緣起的歷史。這段歷史本身說明，這種左右世界經濟長達30年的思潮和實踐，是由美國國家利益和資本利益推動的。 從國際政治的歷史和利益的角度可以解讀全球化的實質， 從世界經濟體制的現實可以解讀全球化的權力結構，從發展的角度和關于發展道路的歷史爭論可以揭示全球化的面臨的誤區。 從成功后失敗的例子可以演繹國家博弈和所謂自由貿易對強國和弱國的不同意義。
《選擇和崛起》雖然是反思之作，其中對國際經濟金融體系的運作，做了許多分析和敘述。就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向而已，在世界尚未走出經濟危機的今天，和中國經濟受到貿易保護主義擠壓的時候，在《選擇和崛起》的基礎上，我主要思考了一下幾個問題。
我提倡“有公正的市場經濟，有保護的對外開放”。
一、融入世界的中國顯示了什么力量？
中國模式創造了偉大的成績。中國的崛起是21世界初期世界經濟歷史上的巨大事件。中國不僅經濟高速增長，不僅迅速融入世界經濟，而且有效避免了許多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快速增長時期由于貧富不公加劇而出現的社會波動。中國的崛起，中國模式舉世矚目。但是，對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讀。有人認為中國模式的成功是社會主義的成功；有的人認為中國模式是新自由主義的成功。有些經濟學家干脆認為中國的崛起是新自由主義的“改革”的成功。假如中國模式的核心是社會主義，那么中國進一步發展的前提是堅持社會主義。假如中國模式的核心是新自由主義，那么，中國的進一步的崛起就仰賴于進一步的新自由主義。
基于認知上的不同，有人提出中國必須來一場新自由主義的“攻堅戰”。有人干脆認為，全面降低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是這場“攻堅戰”的主要內容。這種將中國的崛起歸結于私有制，自由放任的市場，歸結于減少政府干預，歸結于無條件的融入世界的觀點，應當澄清。
這種觀點無法回答，為什么那些真正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國家，那些全面推行私有制，全面推行自由放任市場，全面放棄政府主導，全面融入世界經濟的國家，如拉美諸國和某些亞洲國家，他們的經濟沒有成功的崛起？中國模式的基本力量在那里？
（1）同減少政府干預相反，中國模式的主要特點是發展導向的政府思路。政府強勢主導經濟發展，把發展放在第一位，各級政府通過各種方式千方百計的發展經濟，等等，是中國模式的一個巨大特點。而這一點之所以得以存在，就是政府對經濟直接干預的存在，就是“大政府”的存在。新自由主義要以市場擠壓政府，要讓政府從經濟的直接干預中退出了。這種所謂的“改革”將掏空中國模式的重要內容之一。
（2）同提出全面私有相反，中國模式的另一個主要特點是公共投資。政府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對道路，公共交通，通信，能源，教育，對關鍵產業（如果國防）等方面的長期不斷的高強度投入，是中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
（3）同金融自由化相反，中國模式的另一個主要特點是國有銀行體系。包括中央銀行在內的銀行體系，是經濟發展的手段。我們在《選擇與崛起：國家博弈下的中國危局》（以下簡稱《崛起》）中指出，金融自由化必然導致金融體系周期性的金融危機。中國政府主導的金融體系使中國避免了這種金融危機。中國在60年的發展中避免了大規模的金融危機，這是中國經濟得以長期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中國融入世界，而沒有出現拉美-亞洲許多國家在相似的過程中出現的金融危機，關鍵就在這里。
（4）中國模式的另一個巨大特點就是保持了長期社會穩定的政治體系。這是中國模式的政治前提。任何動搖這個前提的做法，都有可能打斷中國崛起的進程。
（5）中國模式在這次反危機中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
把中國放在世界大背景下面，把中國同其他推行私有制和市場化改革的發展中國家做一個橫向比較，我們必然要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國模式的力量在于政府干預，而不是新自由主義。用更加概況的語言講就是：中國模式的核心是社會主義。這就是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國家在研究中國模式，而任何國家都無法照抄中國模式。融入世界的中國現實的不是新自由主義的生機，顯示的是社會主義的力量。中國的進一步發展的關鍵在于堅持社會主義，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如
二． 貿易保護說明了什么？
當然，中國模式也面臨做新的挑戰。中國模式除了政府干預以外，它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出口導向和大量積累外匯儲備。我在《選擇與崛起》一書中指出，由于中國的最終的出口市場集中在美國，中國的大量的外匯儲備集中在美國，導致中國在國家博弈中處于戰略劣勢。高速增長的中國經濟，如同一輛高速運行的火車。然而中國這輛經濟火車的兩根鐵軌卻掌握在美國手中：市場和財富。美國市場和美元儲備成了中國經濟的兩個巨大的外生變量。這兩個外生變量不掌握在中國手中。假如，美國動一動這兩根鐵軌，中國的經濟火車就有可能出現顛簸。而美國動不動，什么時候動，如何動，則完全取決于美國自己的國家利益，及其需要。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經濟火車，在某種程度上依賴于她是否符合美國利益。這是中國模式中最大的一個潛在挑戰。
不僅如此，這種潛在挑戰還威脅著中國的國家安全和統一。正如我在《選擇和崛起》一書中指出的，假如臺灣將來什么時候出現一個其他什么“扁”，選擇臺獨。按照美國目前已經毫不含糊的戰略，美國必然干預。在進行熱干預以前，美國可以選擇經濟干預。它只要把市場大門對中國關上，中國的GDP就會垮掉一大批，大批的企業就會倒閉，就會出現大量的失業；只要凍結中國的外匯儲備，中國的許多持有美元儲備的金融機構和個人就可能要破產。總之，關閉市場和凍結資產，僅這兩項就可以徹底擾亂中國的經濟秩序，打擊中國的經濟體系，打擊中國的GDP。中國可能出現未戰而先亂的局面。這種戰略態勢，是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的。
即使臺海不出現我們不愿看見的情況，這種經濟戰略上的態勢，也將把中國置于不利的境地。從美國經濟戰略的演進，可以看出中央（聯邦）權威、國家統一、利益集團和政治家的選擇，戰爭、意志、草根等對國家發展的重大作用。
由于拉美自身的歷史限制和美國的全球化戰略，拉美如何走向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如何出現危機的歷史，實際上可以當成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打擊的典型案例。 美國通過新自由主義改革和金融全球打退“日本挑戰”，則是美國抑制新的競爭者的典型案例。美國是在自由貿易的旗幟下，對日本發起經濟戰爭的。
我在《選擇和崛起》中指出，由于日本經濟在市場和財富兩方面依賴美國，在日本經濟、日本技術、日本體制全面挑戰美國的時候，美國對日本發起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經濟戰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經濟的崛起，是建立在美國市場上的崛起，建立在美元上的崛起。高速運轉的日本經濟火車，在別人的軌道上行駛。看似轟轟烈烈的日本經濟，實際上離開美國寸步難行。日本在經濟崛起的同時，失去了經濟獨立。美國可以通過控制火車軌道而控制日本經濟。它既可以讓日本經濟火車高速前行，也可以讓它迅速停滯。表面上看，日本經濟高歌猛進，大有取美國而代之的勢頭。實際上，日本經濟的命運盡在美國的掌控之中。
在這場經濟戰爭中，日本想說不，而不得不說是；想抗拒美國的經濟戰略，而不得不接受美國的所有條件。為什么？日本的經濟火車跑在美國市場和美元這兩個軌道上。日本不得不承受美國對這兩根軌道的干預。在那場經濟戰爭中，什么議題，在什么時候提出，以什么方式提出，完全取決于美國。由于在戰略態勢上的主動權，美國可以說占盡了一切先機，實現了所有目的，完成了對日本高科技產業的打擊，完成對日本體制的新自由主義改造，成功實施了對日本的貨幣和金融戰爭。最后，日本陷入漫長的停滯。即使如此，美國依然不放松。在日本經濟停滯期間，迫使日本實施了進一步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導致日本長期走不出停滯的陰影。
現在，美國在通過幾十年的經濟戰略以后，將美國市場和美元這兩根軌道延伸到了中國經濟火車下面。從而在國家博弈中占了先手。我在《選擇和崛起》中預測到，美國為了走出危機，為了避免長期的停滯，必然選擇保護主義和美元貶值。而受到保護主義打擊最大的就是對美國依賴最深的國家和經濟體；受美元貶值最大的就是擁有美元儲備最多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提出要實現國際經濟的“平衡”，實際上是對中國實施如同當年對日本的經濟戰爭的宣戰書。
用歷史和現實將全球化和美國霸權聯系起來可以看出，出口導向是為美國量體裁衣的全球戰略，全球化導致經濟剝削，導致發展中向底部競爭，導致鐵定工資定律。全球化導致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全球性抑制。從歷史條件的差別看，像美國在第二次大戰以后一樣，大規模出口（出口導向）不再是強國崛起的道路。
貿易保護主義這個幽靈已經在新世紀的天空中徘徊。中國應當如何因應？
三．中國崛起動了誰的奶酪？
我在《選擇和崛起》一書中指出，一個大國的崛起必然改變世界權力和實力格局。而歷史上所有霸權的揮之不去的永恒憂慮就是新強權的崛起。
“任何新的強國的崛起，必然導致國家間綜合實力的相對變化，以及由此帶來的世界權力分配格局的變化。這種權力的再分配必然打破現有權力壟斷，改變現有國際格局。這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是一個隨著國家綜合實力的相對變化而產生的自然過程。無能你怎么解釋，現有強權絕對不會幼稚到無視這種自然過程的程度。任何現有強權都不希望一個實力相當的競爭對手的崛起，都不愿意改變體現自己利益的現存秩序。在拳擊場上，一個選手實力的增加，就是另一個選手實力的相對消減。一個國家的崛起就是另一個國家的相對衰落。近代歷史就是強權相替的歷史。荷蘭取代西班牙，大英帝國取代荷蘭，美國取代大英帝國。沒有一個強權愿意通過幫助另一個強權的崛起而加速自己的衰落過程。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理性的強權扶持過挑戰者，哪怕這個挑戰者是自己的戰略盟友。”（《選擇和崛起》）
當代國家的經濟競爭，主要是資源-資本-技術的競爭。而中國的成功崛起將從這三個方面動一動美國的奶酪。
中國是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美國是擁有3億人口的大國。3億人口的國家現在是世界上主要資源的主要消耗者。假如中國成功崛起，中國將成為世界資源的主要需求者。資源的競爭是不以人們意志轉移的。為了保證美國在21世紀的資源競爭中占據先機，美國從本世紀初實施了一系列的非市場戰略，確保美國對主要石油資源（中東和中亞地區）的戰略控制（《選擇和崛起》）。在這種資源競爭中，所謂的世界市場戰略，永遠會輸于非市場戰略。
從金融上講，美國是當今世界最大的債務國，美國建立在債務基礎上的霸權最害怕的就是其他國家同美國競爭世界資本。假如中國成功崛起而成為世界上同美國競爭資本的凈資本輸入大國，美國將面臨許多國家面臨的問題：利息上升，外國資本短缺的問題。
從技術上講，假如中國成為自主技術創新的技術大國，將打破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技術壟斷，從而徹底改變整個世界經濟格局。美國通過資本-技術-體制這種三位一體的專政，而謀取壟斷利潤，實現體制尋租（《選擇和崛起》）的經濟戰略，將被終止。
從這些意義上講，中國的成功崛起，動的是超級大國的奶酪。所以中國的崛起，不要對超級大國抱幻想。
四．和平崛起，以何為依？
金融全球化是美國霸權同金融資本對國際金融體系的共治。共治符合霸權和金融資本的利益。這種共治導致了霸權和金融資本的相互依賴，導致金融自由化。共治和生產過剩導致金融危機。美國從國家利益出發必須以拯救金融資本為優先。這種戰略成功與否取決于與中國的合作。
因此，中國要實現和平崛起，必須以獨立自主為依托。
和平崛起是依賴強權的善意，還是依賴自己的實力？答案不一樣，選擇就會不一樣。和平是國際政治舞臺上非常熱門的議題。尼克松曾經講過，“和平”本身不是目的。“持續的和平”，“符合美國利益的和平”才是美國追求的目標。
大國崛起不是一個自然過程。世界歷史上，崛起和反崛起的沖突導致了許多戰爭.大英帝國曾經以戰爭阻止法國對其霸權的挑戰，先是7年戰爭，后是拿破侖戰爭；大英帝國也以多種方式介入阻止美國崛起的過程，甚至企圖分裂美國。在前蘇聯和中國剛成立時，有些國家也曾經嘗試過通過戰爭來實現打斷這兩個國家崛起過程的目的。只是當戰爭失敗以后，只有當通過戰爭獲取的邊際效益遠遠低于邊際成本的時候，只有當戰爭無法獲取它希望獲取的利益時候，只有當戰爭無法以他所能承受的成本獲取目標利益的時候，它才被迫尋求其他方式。
戰爭還是和平的關鍵不是掌握在霸權手中。它掌握在崛起國家手中。只要這個國家有足夠的能力使任何強加在頭上的戰爭無法達成上述目標，戰爭就不會產生。無法提高霸權對戰爭成本的預期，無法使戰爭的邊際成本超過通過戰爭獲得的邊際利益，是戰爭發生的重要原因。美蘇在二戰后長達40幾年的冷戰中成功避免了熱戰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彼此的實力讓對方對戰爭的成本預期達到極限—共同毀滅。冷戰以后，北約敢于打擊并肢解南斯拉夫，美國敢于攻戰伊拉克，是因為預期中的邊際成本遠遠低于預期中的邊際效益。
歷史老人告訴我們，一個大國的和平崛起，必須建立在有效阻止戰爭的前提上，必須有捍衛和平的實力，有捍衛有尊嚴的符合國家核心利益的和平的能力。這個實力，就是獨立自主的完整的經濟體系和技術體系。中國的和平崛起，必須依托在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上，依托在自主創新的技術體系上。只有獨立自主才是中國和平崛起的堅實平臺，才有可能無限提高對手對戰爭成本的預期。假如一個國家將自己的經濟崛起建立在超級大國的市場和貨幣的基礎上，這種經濟崛起能否成功最終都取決于別人的善意。國家博弈，善意是短暫的，利益才是永恒的。美國對日本這個多種其羽翼下的盟友，尚且不擇手段，何況其他國家乎？
從國家經濟安全的角度看全球化對中國挑戰看，中國必須有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才能在這種國家博弈和軟帝國體系面前，捍衛國家利益。
五．中國應該有怎樣的未來？
經濟崛起的核心是經濟獨立。經濟獨立是一個國家戰略安全的基礎，沒有經濟獨立，就沒有國家的戰略安全，就沒有國家的獨立。一個經濟上不能獨立的國家，缺少一雙托起崛起的翅膀。希望崛起的民族，一定要眼睛向內，走一條獨立自主，建立完整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的道路，把對外的依賴降低到最低限度。在數量和質量上迅速提高國家的實力資源。中國的未來，必須以內源性發展為主。
中國要堅持毛澤東的獨立自主道路。毛澤東關于建立獨立經濟體系，關于建立獨立工業體系，關于地區，階層，產業平衡的思想，透徹的指明了經濟體系的完整和平衡，與經濟獨立的關系。在毛澤東的經濟思想里，沒有經濟體系的完整就沒有經濟的獨立；而沒有經濟的獨立就沒有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自主！民族產業的支離破碎，外國資本的掠奪式競爭是毛澤東要取消的對象。毛澤東的經濟思想，還體現在他藐視困難的崇高和浪漫。“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可以寫最新最美的文字，畫最新最美的圖畫”。只有對自己的事業和民族無比自信的人，才有這種自信和自豪。這種自信和自豪就是走自己的路敢于創新。這種自信和自豪開創了中國最繁忙的創新時代。沒有這種自信就沒有今天支撐起中國安全的那些關鍵技術。在毛澤東的經濟思想里，沒有自暴，自欺，和自棄。沒有盲目崇拜別人，沒有寄希望于他人。作為偉大戰略家的毛澤東知道，寄望于人，最后就是受制于人。
近代史上的強權都是在內向發展的基礎上崛起的。大英帝國是這樣，美國也是這樣。美國自1812年戰爭后的發展戰略有兩個方面：經濟上的保護主義，外交上的門羅主義。這套發展戰略的核心內容就是告訴歐洲的霸權，我不管你們歐洲的事，不管你們誰稱霸誰做盟主，你也不要干涉美國和美洲的事務。在經濟上我不融入大英帝國主導的自由貿易的經濟體系；在政治上我不容許你在我的國家和我周圍搞代表歐洲列強利益的“顏色革命”。美國用保護主義來保護和扶持自己的產業。由于沒有進入大英帝國的國際分工體系，這條發展戰略就意味作美國必須建立完整的經濟體系，必須建立那些他幾乎沒有能力建立的產業，必須在“買比造便宜”的情況下堅持自己制造。意味著它必須為了實現經濟獨立，而“不按經濟原則辦事（買）”。美國的這條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延續了100多年。直到美國成為世界上實際上最強大的國家。
前蘇聯在二戰以前也是這樣。
國際交往要有精確的成本風險計算。中國要改變出口導向，不能走金融全球化的道路。中國的崛起，不能走不合理的國際分工，和財富輸出的道路。
六．中國企業怎么辦？
中國必須走內向發展的道路。中國的發展戰略，和中國企業要主要眼睛向內。有人也許要指出，內向發展，中國幾乎相當于GDP40%的出口將失去市場，中國將出現生產過剩。所謂生產過剩，是相對于需求而言。而需要決定于分配。中國有13億人口，廣闊的國內市場。只要中國解決了貧富懸殊問題，中國的不斷增長的甚至勃發的內需將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強勁動力。不斷增長的就業，不斷增長的工資，不斷完善的社會保障，這些公平措施將會為中國創造出無窮的需求。不斷增長的需求將給中國經濟帶來高額的利潤。公平帶來高利潤。公平和效益是一致的。
保護主義和美元貶值是美國為了防止長期停滯而不得不選擇的政策目的（《選擇和崛起》）。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要果斷的走內向發展的道路。迅速降低對美國市場的依賴。中國的出口企業，要開始拓展國內市場，要制定內發展的戰略，不能到時候束手無策；擁有許多美元儲備的企業和個人，要及早制定資產風險計劃和戰略，要制度對沖美元貶值的戰略。只有這樣，中國，中國的企業，和公民，才能以更加獨立自主的姿態走向世界。
中國企業必須要正視保護主義的現實，在這種現實條件下，中國企業要努力保護好國內市場這一大塊屬于自己的蛋糕。通過轉向國內市場和保護國內市場而實現做大做強的目的。
中國企業和中國的投資者，尤其要避免美國的金融陷阱。我在《選擇和崛起》一書中解密了美國金融資本的運作方式和必然走向繁榮-破滅的宿命，接露了美國為了捍衛債務霸權必然推動金融泡沫的戰略選擇，揭露了美元貶值給美國帶來的戰略利益。這就是為什么，美國要用新一輪泡沫來拯救舊泡沫的原因。中國投資者應當警惕，不要陷入必然破滅的泡沫之中。
《選擇和崛起》力圖通過解密美國金融體系，解釋美國政府反危機思路，為中國企業和投資者提供了捍衛財富，避免損失的背景和思路。
新作：《選擇和崛起：國家博弈下的中國危機》人大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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