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是人類近幾十年來面臨的一次重大挑戰。它對世界經濟、現存國際秩序沖擊和改變的程度，甚至比20世紀的資本主義大蕭條時期還巨大，并迫使人們對某些經濟和政治教條重新進行思考。包括中國和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采取的措施，例如社會動員、資源調配、政府強力干預、個人權利的某些限制等，就其廣度和深度而言，只有在戰爭時期才可以相比。因此，如同任何戰爭一樣，新冠肺炎疫情必然會深刻而廣泛地影響并改變人類社會。
一、新冠肺炎疫情對新自由主義教條的沖擊
第一，政治上的自由主義思潮受到沖擊。這場抗疫，讓全世界重新思考個人權利或自由與公共利益之間的關系。究竟是個人自由高于公共利益呢?還是為了公共利益，政府可以限制個體的某些自由和權利呢?西方自由主義政治思潮把個人自由和權利視為社會契約的起點和終點，把個人權利絕對化，甚至把個人同社會對立起來，把個人自由和社會公共利益對立起來，并以此種透視鏡來觀察世界上其他不同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組織形式，將其作為判斷一切的價值標準，從而掀起了世界范圍的爭論。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他認為人類歷史發展的最高階段已經來到，那就是西方的以個人自由為核心的社會組織形式。
然而，這場全人類的抗疫無意中改變了這場爭論。最初，當中國為限制病毒傳播而采取了限制居民流動的措施的時候，中外自由主義人士都紛紛站出來指責中國政府限制了個人自由。然而，隨著中國對疫情的控制，這種指責的聲音逐漸稀落。再后來，西方以及世界其他許多國家，為了控制疫情，在最初的猶豫之后，紛紛在不同程度上選擇了中國的方案。這時候，全世界才認識到，自由主義思潮是無法解決當前人類面臨的困境的。在抗疫中，幾乎所有國家都選擇讓個人自由從屬社會公共利益，即中國方案。只有捍衛公共利益，才能讓個人權利有保障。
第二，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受到沖擊。這場疫情讓世界重新思考市場與政府的關系。新自由主義強調經濟自由和競爭，忽視社會公共福利;過度強調市場，貶低政府作用，提倡所謂的小政府和大社會;提倡競爭而貶低合作。在許多推動市場改革的經濟體中，這種思潮設下了許多禁區，立下了許多教條。以醫療衛生系統為例，新自由主義反對公共醫療機構，反對社會醫療保障，提倡完全的私有化和市場化，甚至要市場來配置公共衛生資源，即讓市場競爭中的優勝劣汰來決定人的生老病死。
然而，這場抗疫改變了人們對新自由主義的看法。首先，在抗疫中，幾乎所有抗疫國家的政府在公共衛生資源的產業鏈(供給)和分配(需求)中扮演著支配者的角色。其次，以中國的經驗看，公立醫療機構具有無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西方國家的政府也在采取多種措施，提供巨大的公共醫療資源，建立公共的醫療場所等。最后，在拯救經濟的過程中，政府的作用變得非常重要。例如，美國的財政刺激高達2萬億美元，占美國GDP的10%;美聯儲除了無限制地量化寬松及其他激勵政策外，還撥出4萬億美元專門用于中小企業的直接貸款，央行直接為處于困境的中小企業提供貸款，相當于央行擔負了商業銀行的職能;對失業工人發放了相當于4個月工資的救助;對收入低于某個標準的家庭發放大約3000美元的救助。
美國采取的的種種拯救經濟的措施，早已不是所謂的“逆周期調節”，而是超越市場的社會收入再分配。這些對經濟規則大幅度改變的做法，是過去幾十年未曾見過的，只有羅斯福時期可以相比。央行重新扮演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角色——為經濟復蘇買單，央行的獨立地位，央行與財政的關系，央行與赤字的關系，央行與直接貸款的關系等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大政府已經形成，政府將采用多種方法全力拯救那些可能破產的產業，如航空業等。可以說，這場疫情為新自由主義敲下了一顆釘子。
二、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化思潮的沖擊
這場疫情讓許多國家開始思考本國與世界的關系問題，并對全球化思潮造成沖擊。這里講的逆全球化，不是世界各國彼此孤立，而是相對于全球化而言，國家出于安全(如衛生安全)考慮將會選擇把至關重要的產業配置在本國。決策者首先考慮的不再是如何降低成本，而是如何保證國家的安全，包括經濟安全、就業安全、生存安全。這場疫情讓我們看到過度依賴世界市場和世界產業鏈的經濟體的脆弱性。無論是西方國家之間，還是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之間，關閉邊境和斷航現象使世界產業鏈瞬間中斷，使人才、信息、商品、資金的流動瞬間停滯。
一些國家開始認真思考，這難道不是未來某種情形的預演嗎?難道不是巨大的潛在風險嗎?難道不是一場戰略演習嗎?較小規模的經濟體別無選擇，但一些實力較強的國家必然認識到，國家無法在戰略上承受這種全球化風險，必須把核心技術、關鍵產業、糧食、能源、醫藥、主要市場和主要就業放在能夠控制的本國邊界以內。
對中國而言，這完全就是一場未來低概率事件的預演，但需要認真深入思考它對國家可能產生的消極影響，而不是把它視為不可能再發生的偶然事件。我們必須把它當成一次戰略演習，并從這個角度來反復認真思考這一生存問題。我們必須回答：我們需要把自己的生存建立在對別國的依賴基礎上嗎?我們能不能獨立自主?我們原有的全球化思路可能需要適時調整，并在當下就思考未來如何構建本國經濟發展和世界經濟秩序。我們要參與世界，但是參與世界就不能把自己的生存放在對別國的依賴上。我們必須是這樣的一種“立于不敗”，即一旦我們被關閉了，我們也能屹立不倒和生存下去。不只是中國，疫情以后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大國都會思考這一問題，從而為全球化帶來新的變量，繼而改變世界秩序。
三、新冠肺炎疫情對世界秩序的重塑
這場疫情將對世界秩序產生巨大影響。世界秩序的重塑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于世界各國在抗疫階段和經濟復蘇階段的競爭。
第一，抗疫階段的競爭。面對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幾乎世界上所有大國都先后選擇了中國方案。中國是最早控制住疫情的國家，中國的成功得到了全世界的認可，中國在世界抗疫中具有重要的話語權。中國應善于運用這一話語權，介入疫情后的世界秩序的構建。現在西方許多人都說，美國或特朗普在抗疫中沒有起到領導作用，七國集團沒有統一的抗疫行動，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也沒有幫助歐洲抗疫的統一規劃，西方國家各自行動。是民族國家而非那些跨國組織和集團在抗疫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當這些機構在抗疫中處于邊緣位置的時候，它們同這些國家的人民的關系也必將走向邊緣化。
第二，經濟復蘇階段的競爭。回顧歷史可以發現，在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成為亞洲第二大經濟體;在世界金融危機中，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那么，這一次中國將如何轉危為機呢?這取決于中國和世界其他經濟體利用何種手段、以多大的力度、以什么觀念來推動經濟的復蘇。可以說，世界大的經濟體在刺激經濟復蘇上面臨著一場競爭。如果中國經濟不能在復蘇中領先，那么中國在疫情后的世界新秩序中的地位將難以想象。如果中國應對成功，無疑會對世界秩序的重塑產生巨大影響。
刺激經濟復蘇，動作要早，力度要大。應放棄所有不利于實踐的關于市場和政府的教條，一切以解決問題而不是以某種市場觀念為出發點。在目前形勢比較嚴峻的情況下，經濟復蘇可能呈現V、U、L三種情形。V型復蘇是指在強大的刺激下，經濟迅速反彈，目前的經濟困難將是一個短期過程;U型復蘇意味著經濟短期內無法反彈，許多企業破產，供給(產出能力)大受打擊，銀行因大量企業破產而受到牽連，從而演變為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如果是L型，那么經濟就可能進入漫長的大蕭條。因此，應竭盡全力爭取經濟V型復蘇。為此，僅僅是“逆周期調節”是不夠的，因為這首先就不是一場經濟周期的波動，我們有可能面臨更加嚴重的大蕭條。我們必須放棄“逆周期調節”的輕度調節思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利用一切手段，把握住這場歷史性機遇，在經濟復蘇的比賽中勝出。
作者：黃樹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
文章來源：原文載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0年第4期
*本期筆談文章成稿于3月份，故部分數據明顯和當前不符，本欄目文章的一些觀點和提法也和當時的疫情相關，特提醒讀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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