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權域：胡錦濤總書記“搧謝韜兩記耳光”

胡錦濤總書記“搧謝韜兩記耳光”

喻權域

在學習、討論十七大文件期間，學術界有幾位同志給我打電話：請注意，胡錦濤總書記的報告“搧了謝韜兩記耳光”。
我仔細讀了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開幕那天作的報告，果然可以說是“搧了謝韜兩記耳光”。
十七大之前，我國的“資改派”（打著改革開放旗號搞資本主義的那一派）掀起了三股錯誤思潮，企圖影響十七大。這三股錯誤思潮是：歷史虛無主義、（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其中，氣勢最兇的是“民主社會主義”。
去年（2007年）二月，《炎黃春秋》發表謝韜的文章，鼓吹“只有民主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當即受到“社改派”（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派）的批駁。《人民日報》、《求是》雜志等報刊發表八篇文章批駁謝韜。我們中國社會科學院辦的學術刊物上，發表的“批謝”文章更多。《炎黃春秋》仗持其有執掌大權的趙紫陽舊部作后臺，對批評不予理睬，還支持謝韜去香港發表演說，繼續宣傳其“只有民主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的謬論。
去年（2007年）10月15日，胡錦濤代表中共中央在十七大作報告，在其第二部分就明確宣告：“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這是“搧向謝韜的第一記耳光”。
謝韜及其同伙李銳、辛子陵等，都猛烈攻擊毛主席，全面否定毛主席，特別攻擊上世紀50年代開展的“一化三改造”——走社會主義道路。他們把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說成是“劫富濟貧”的“暴力社會主義”，“造成了幾十年來社會主義的停滯和衰退”。誣蔑毛主席是“左傾修正主義”。
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的報告中，明確地提出了三個“永遠銘記”。
第一個“永遠銘記”是——
“我們要永遠銘記，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和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這不是“搧向謝韜的第二記耳光嗎”？
我是在1950年春天參加革命干部隊伍，長期在基層（四川新繁縣）工作的人，親身參加了剿匪、減租退押、土地改革、統購統銷和“一化三改造”。其后的大躍進、公社化和“三年困難時期”，我是在金沙江畔的會理縣農村度過的。待我身體好轉（我已病了一年多），我會寫出并發表我的回憶文章，講述當年的實況，批駁謝韜、李銳、辛子陵一伙的謊言。這里只簡單地講三點：

一、互助合作運動和“對私改造”（即私營工商業的“公私合營”），不僅沒有使用“暴力”，連行政命令也沒有使用過。農民是自愿報名組織或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建社、擴社后，大家敲鑼打鼓地舉行慶祝會。私營工商業者是成群結隊、敲鑼打鼓地到縣、市人民政府去遞交申請書，要求“公私合營”的。我在新繁縣工作時就接待過好多批。資本家的私營企業實行“公私合營”后，資本家作為企業管理人員或“資方代表”，月月拿工資，年終拿“定息”，拿了二十年。

二，關于經濟。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只用了三年時間（中間還打了一場抗美援朝戰爭），在1952年就使我國經濟恢復并超過了抗戰前的最高水平（1936年水平）。1958年以后，盡管我們犯過“大躍進”、“公社化”的錯誤（這些錯誤與今日那些“資改派”當年的虛報浮夸有關），我們畢竟在二十多年的時間里，把一個貧窮落后的農業國建成為一個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工業國。我在上世紀90年代初撰寫、出版的《論三個時間差——與兩代人談社會主義》一書，大量引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經濟學家的統計資料，以及世界銀行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發布的經濟數據，說明蘇聯和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取得的勝利。這里只講一點：從1952年到1980年，我國經濟的增長速度，比世界經濟增長速度快一倍，比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快兩倍。我國與美、英、法、日等國的經濟差距已大為縮小，怎么能說“走社會主義道路失敗了”呢？

三，關于民主社會主義。正如許多學者所說，那是“有所改良的資本主義”。被“資改派”們奉為“民主社會主義國家典范”的是瑞典和芬蘭。這兩國都是私有制經濟為主體的國家，政府征收高額的所得稅，以增加財政收入。他們不像美國、英國那樣把大量財力用于軍隊，搞侵略戰爭；而是把大量財力用于公共教育、公共的醫療衛生和扶貧濟困事業。
2001年秋，我作為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代表團成員，訪問芬蘭。當時，美國的人均GNP是三萬多美元，芬蘭的人均GNP是兩萬五千多美元，屬于發達國家。但是，芬蘭的物件很貴。簡單地說，美國商店里的日用商品價格比我國高二三倍，芬蘭商店里的日用商品價格則比我國高四倍以上。我們中國制造的打火機，在北京賣一元人民幣一個，在美國賣一美元一個，在芬蘭則賣一歐元一個。我身上帶了四五百美元，想買點小物件回來給家里的孩子們作紀念品。面對那高得出奇的價格，實在買不起，只買了幾個“圣誕老人像”回國。
芬蘭的人口是500多萬，2000年和2001年的失業率為23％（瑞典、挪威等北歐國家的失業率為18—21％）。由于失業救濟金甚高，人人都有教育、有飯吃、有房子住，大街小巷沒有叫花子，也看不到“無家可歸，露宿街頭的人”（美國的紐約、華盛頓則到處是這種人，全國有三四百萬）。
芬蘭經濟主要靠三大企業作支柱。一是諾基亞手機，行銷全世界，連美國的摩托羅拉也不是它的對手。二是自動電梯，即飛機場候機室、火車站候車室安裝的那種自動電梯，行銷全世界，沒有競爭對手。三是利用芬蘭豐富的森林資源發展起來的造紙公司和彩色印刷公司。
我們應邀訪問了這三大公司。按他們自報的數據加起來，三大公司的職工約為二十萬人，創造的GNP占全國GNP的三分之二。
簡單地說，芬蘭是靠三大企業在全世界賺錢，使本國500多萬人過上比較寬裕、比較安穩的生活。
中國的人口有13億多，是芬蘭的二百多倍。我們中國能像芬蘭那樣辦嗎？
芬蘭國會聘請來給我們代表團當導游兼翻譯的人，是一位中國女子。她告訴我，她原是北京一所大學的碩士研究生，在學校認識了芬蘭來的一位留學生。兩人相識、戀愛、結婚，畢業后隨丈夫來到芬蘭，已加入芬蘭籍。
休息時閑談，我對她說：1996年春，我應聯合國秘書處邀請去紐約參加聯合國總部的一個專門會議，順便走訪了美國的幾個大城市。在紐約和華盛頓街頭，既看到趾高氣揚、興高采烈的人，又看到很多愁眉苦臉的人。特別刺眼的是，到處都可以看到無家可歸、露宿在街邊花園長凳上或街邊熱水管道鐵蓋上的人。他們整天不說一句話。1997年10月，我應俄羅斯科學院邀請去參加他們舉辦的國際學術討論會，順便走訪了莫斯科和彼得堡。蘇聯解體，紅旗落地之后，經濟下降一半，人民生活很苦，整個民族變得灰溜溜的。在街道上走，沒有看到無家可歸、露宿街邊的人，但是也沒有見到高高興興的人，連笑臉也沒有見到幾張。這次到芬蘭也走訪了幾個城市。芬蘭的經濟是增長的，已屬于“發達國家”。我在街道上沒有見到過無家可歸、露宿街頭的人。芬蘭人的生活水平遠超過俄羅斯人，也超過美國的藍領和“下層人士”。但是，在芬蘭街上見不到高高興興、喜氣洋洋的人，也沒有見到幾張笑臉。這是什么道理？
這位女翻譯說：“我也注意到了您說的這些情況，并且思考了幾年。照我看，原因在于，芬蘭的絕大多數人是老板（boss）的打工仔，不是國家的主人，更不是本單位、本企業的主人，所以高興不起來。這就是資本主義芬蘭與社會主義中國的差別。”
她還講了她的家庭情況。她和丈夫，經常有一個人失業、半失業。由于芬蘭的社會福利搞得好，失業救濟金高，生活并不困難。她還有一個特殊情況：公公是握有大量股票的富人，公公婆婆都喜歡她這位“中國來的兒媳婦”。她的家庭是溫暖、幸福的。但是她說：“我走出家庭，來到工作單位就高興不起來。因為我畢竟是老板的打工仔，我做了工作沒有‘事業感’，沒有‘成就感’。”
芬蘭那位華人女子講的話，也是“搧向謝韜的一記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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