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針對《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的第五章——《德國“左派”共產黨人。領袖、政黨、階級、群眾間的相互關系》——發表一點自己的意見。
無產階級的紀律與黨的關系
“再說一遍，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取得勝利的經驗向那些不善于思索或不曾思索過這一問題的人清楚地表明，無產階級實現無條件的集中和極嚴格的紀律，是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
列寧在發展無產階級的主要理論武器也就是列寧主義的時候，為了滿足對資產階級進行最徹底的戰爭所需要的條件，列寧主義要求無產階級擁有無條件的集中權力以及鋼鐵般的紀律，這無疑是正確的真理，如果無產階級不能堅持使用批判的武器與暴力的武器去持續進行對資產階級的戰爭，無產階級革命的失敗只是時間問題。
但是在具體實現這一條件之時，列寧設計由無產階級先鋒隊構成的黨來作為革命的核心，然后依靠這個革命的黨來建立整個無產階級的鐵的紀律，這就給黨——這個由少數人組成的組織——提出了極高的紀律要求，列寧對無產階級政黨的要求如下：
“這里首先發生這樣一個問題：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紀律是靠什么來維持的？是靠什么來檢驗的？是靠什么來加強的？第一，是靠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覺悟和它對革命的忠誠，是靠它的堅韌不拔、自我犧牲和英雄氣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廣大的勞動群眾，首先是同無產階級勞動群眾，但同樣也同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聯系、接近，甚至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同他們打成一片。第三，是靠這個先鋒隊所實行的政治領導正確，靠它的政治戰略和策略正確，而最廣大的群眾根據切身經驗也確信其正確。”
列寧在這里強調了黨的純潔性問題，這與他可能已經意識到了黨內可能存在的腐化問題有關，但是在革命時期對黨的過分信任反過來讓列寧犯了一個超越其歷史時期的唯心主義錯誤。
在毛開始利用群眾運動試圖從根源上處理黨的腐化問題之前，革命時期黨的成員向來是通過資產階級強大的外部威脅來進行被動篩選的，黨對革命的忠誠是直接建立在保衛無產階級這一基礎上的，在革命心臟時時刻刻遭到階級敵人的殘酷攻勢之時，在官僚主義的政黨政治機關完全建立之前，如果黨要生存下去，就必須維持革命的意識形態，而維持革命的意識形態必須建立在無產階級對黨的直接或間接的考察之上。這種考察在革命戰爭早期表現為無產階級對革命軍隊的直接接觸，這一點被中國革命中毛提出的“軍民魚水情”發揚光大。
毛澤東寫在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封面上的批語（1948年4月21日）
但是列寧主義的現實實踐中，不是列寧提出的三條要求不足以牢牢維持黨的革命的純潔的意識形態，而是這三條要求逐漸由于某種或多種客觀因素失去了實踐的可能性，黨的紀律上層建筑逐漸失去了維持下去的經濟物質條件基礎，其中一個因素就是下一節要講的政黨國家化。
那么，在考查了列寧主義對無產階級紀律建設的理論之后，就必須提出一個影響列寧主義的基礎的問題——列寧主義的黨群關系是否符合無產階級革命戰爭的要求？列寧主義的黨群關系在無產階級徹底集中權力之后，事實上在無產階級內部放置了一個資產階級國家的雛形，通過黨的紀律建設來支配無產階級全體的紀律，這種領導與支配本身在列寧的看法下就是鋼鐵的紀律的一部分，這也是列寧在第五章對德國共產黨部分左派的強硬回復。列寧認為德國左派的意識形態是在破壞黨對無產階級的領導，進而威脅到了整個無產階級的紀律建設，并最終威脅到了整個共產主義事業。
列寧的意見其實是非常有道理的，德國所謂的左派提出的幾個主體之間的對立關系，本質上繞不開階級斗爭中無產階級成員的分化問題。列寧提出的只要保證黨的純潔性就可以維持住無產階級的鋼鐵紀律的意見是非常有道理的，前提是無產階級專政中黨的純潔性是否可以真正維持，以及黨對群眾的領導是否一直符合無產階級全體利益，這兩個根本問題能夠一直得到肯定的“是”的答案。不過可惜的是，這兩個問題并沒有這么簡單的解答。
政黨國家化對黨的影響
政黨的國家化不意味著這個黨或者那個黨已經建立了蘇維埃共和國，在這里我的意思是這個政黨已經建立了一套官僚化的已經在資產階級國家長期實踐的行政體系。在完善的政治機關建設起來之后，黨的官僚主義的領導完全可以在列寧主義的黨群關系的基礎上建立起來，從意識形態上的領導與支配過渡到行政關系上的領導與支配，在這個觀點下，列寧主義表現為無產階級內部對理論解釋權的集中以及行政權力的集中，在國家化完成之后這兩點是相輔相成的。
在革命早期政黨政治機關尚未建設起來且處于意識形態領導階段之時，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就已經將少數黨的成員置于意識形態解釋上的優勢地位，當然在這個時期是存在所謂勞動群眾對意識形態的監督與考察的，黨的純潔性可以得到某種程度上的保證，保爾·柯察金這樣的英雄好漢層出不窮也是現實里的一種證明，黨的工作依然可以打上無產階級的烙印，此時黨的經濟物質基礎也是來源于黨的革命實踐，這在物質上對黨的紀律做出了保證。但是，在政黨政治機關建設起來之后，黨的成員的經濟基礎就從進行革命實踐來獲取勞動群眾的支持，變成了按照黨員個人在政治機關內部的位置來標定其分配的物質，事實上這個過程完全可以說造就了一個新階級，具體可以參考夏爾·貝特蘭的“蘇聯國內階級斗爭”。按照《國家與革命》對資產階級國家的定義，這個黨從國家化的那一刻開始，就在與社會主義社會異化并走向整個社會主義事業的反面。
列寧主義的正確理解？
如果我在這里對列寧主義在國家化過程中遭受到的扭曲的理解是對的，那么現代馬克思主義者就必須面臨一個重新理解列寧主義的境地。毛曾經提到“黨的生命力來源于黨的政策”，這里指的自然是作為革命黨的生命力，但是黨一旦掌握了資產階級政治權力，這種排他性的政治優勢勢必會反抗任何來自外部的政治性實權監察，革命黨的腐化就成為了必然，因此如何讓黨不被資產階級政治權力異化，或者說讓黨真正利用無產階級政治來為人民服務就成為了重新理解列寧主義的核心問題。
在這里我稍微提一點自己的想法，列寧主義的精髓不在于列寧主義外殼的資產階級國家，而在于之前革命時期黨在意識形態領域對勞動群眾的正確領導，如果我們考慮在公社化的無產階級國家繼續維持黨在意識形態上的教導（非行政意味上的領導），是否可能維持黨的真正的先進性與純潔性？無產階級專政上如果不回歸無產階級全體作為新生國家的理念，不徹底改變少數人專政多數人的面貌，我以為政治上層建筑是難以在“公有制”這個概念上與經濟上的公有制相匹配的，資產階級政治在政治權力上的私有勢必反噬經濟上的公有以造成無可挽回的局面，或許這正是修正主義的一種體現？所以，在政治權力上實現“公有制”，正是對列寧主義最好的保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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