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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北廊坊三河市商戶被要求將招牌“改綠色”，此事一經曝光，立刻引發社會廣泛關注。
據報道，3月中旬以來，三河市燕郊開發區的商戶們就陸續收到城管的口頭通知，要求更換不符合規定的招牌顏色，部分商戶招牌甚至被相關部門工作人員直接上門拆除。
為什么要“改綠色”？
坊間猜測很多。有人說，背后有宗教因素；還有人說，可能和主要負責官員迷信有關。
不過，在我看來，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輿論擾攘了這么久，到底誰下令“改綠色”？至今還是沒人說得岀來，也沒有人看到過具體文件。
簡言之，這件事簡直成了羅生門，沒有真相，也無人負責。
也許，這正是相關決策者想要追求的效果——他預見到了這件事可能導致混亂，于是預先做得不留痕跡，以逃避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
可是，行政命令影響到成千上萬人的利益，發布命令者卻無須承擔責任，行政系統變成了百姓難以一窺真相的黑暗叢林，這不是太可怕了嗎？
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很多地方、很多領域的治理，變得像是在搞地下工作：口頭傳達、不發文件、不準記錄、更不準錄音錄像……，最終無人負責。如果最后搞砸了，上級追究起來，就把責任轉嫁給基層執行者。
這樣的狀況，導致了許多荒謬、蠻橫的決策，如三河市發生的事情那樣。
之所以這樣，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掌握行政決策權的人，意識到自己的決策得不到輿論支持。
可是，即便如此，難道不應該通過宣傳、溝通、以及讓人民群眾有更多渠道參與決策的方式來贏得輿論，而不是把決策轉入地下嗎？
現代行政，必須是公開透明的、程序化的行政，而不應該是密室策劃。
類似三河市這“改綠色”這樣的事，首先，要有一個聽證的程序，聽證會不僅要有官員、專家參加，還要有行政對象，具體說就是商家代表參加；其次，正式的整改決定，應該以書面的形式送達行政對象，上面必須有主要行政首長，如局長、市長的個人簽名，以示對這一決定承擔責任。
當然，在今天的技術條件下，行政命令也可以以可復制、可下載、可作為行政訴訟證據的方式公布在官方網站上。
今后，能不能規定：凡是沒有正式書面文件、沒有主要行政首長簽名的行政命令，可以被一律視為非法無效？
我們的政府，是人民政府。毛主席說，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
既然如此，那些躲在密室中匿名決策的官員，究竟是在怕什么呢？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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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重慶榮昌“鹵鵝哥”連追5座城市精準投喂“甲亢哥”出圈。
4月11日，在榮昌區美食旅游消費暨鹵鵝產業高質量發展新聞發布會上，榮昌區委書記高洪波表示：我們真誠地歡迎全國各地乃至全球的游客到榮昌來打卡，來看一看全球知名的“鹵鵝哥”生活的城市怎么樣，政府的公共市政停車場全部免費，游客來了馬路邊也可以停，不罰款，做好服務，同時也加強對旅游市場食品餐飲市場的監管，保證質量保證安全。
榮昌區想像前段時間淄博燒烤爆火時那樣，接住這波“潑天富貴”，這可以理解。
開放“政府的公共市政停車場”供游客免費停放，也值得點贊。
在這些停車場停車，曾經意味著某種小小的、不言自明的特權，如今，這些特權暫時地為平民所享用了，也不妨說是一種進步。
但是，對“游客來了馬路邊也可以停，不罰款”的宣示，就不敢茍同了。
很明顯，這屬于越權，是缺乏法治觀念的表現。
如果要追根溯源，馬路邊停車罰款的依據，來自全國人大常委會制訂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6條：“機動車應在規定地點停放，禁止在人行道、妨礙通行的地方停車。”
有了第56條，重慶市政府、榮昌區政府再制訂實施細則。
這樣依照法律程序層層制訂，并已經昭告天下的法律法規，怎么能夠為了吸引游客，一句話就不再執行了呢？
這種宣示的潛在危險性還在于：如果今天，違法違規可以不被處罰，那么明天，你完全守法，也仍然可以被莫名處罰。
因為，處罰或者不處罰，都在書記的一念之間。
榮昌區的做法，明顯帶有九十年代市場經濟初期草莽時代的印記，如仇和在宿遷的種種作為。
遺憾的是，草莽時代的很多違規行為，并未得到反思與批判，反而作為經驗被繼承下來了，這就在今天形成了某種荒誕的畫面：違法違規了，還渾然不覺，自鳴得意。
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有了法治，人們對自己的行為后果才會有穩定的預期，才會有穩定的營商環境，才會有可持續發展與可持續繁榮。
這是常識，筆者今天在這里說，有點冬烘，何況美國總統都開始胡作非為了……但總要有人說吧，不說，連常識都沒有了，鹵鵝是賣了不少，但馬路卻變得無法無天了，那還成個什么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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