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長篇小說《黑與白》英文版即將在美出版，由亞馬遜向全球發行。經授權，左評發表作者為英文版撰寫的序言。標題為編者所加。】
《黑與白》英文版平面圖
我出生于中國中部的江漢平原農村。我有一個未出五服的叔伯曾祖父，是地方上有名的鄉紳，經常給打不起官司的窮人代寫訴狀，還做過民國政府的基層官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雖然他手上并無血債，但害怕遭到新政權清算，死于逃亡的路上。小時候我聽村里老人談起他時，語氣中充滿了尊敬。我的祖父抽鴉片敗光了家產，很早就離開了人世。我的叔父抗日戰爭時期參加新四軍，后因患肺結核離開隊伍回家治病，肺結核在當時屬于絕癥，年輕的叔父不治而亡。土改時，我家尚有些田產，但也許因為叔父當過新四軍，才沒有被劃為富農或中農，而是定為下中農，進入了貧下中農行列——在社會主義中國，這曾經屬于領導階級。
“我的父親是個剛直倔強且脾氣暴躁的人，我的母親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2004年，我在接受德國漢學家蒂洛·迪勞巴赫博士采訪時說。也許因為家道中落，父親很早體會到世態炎涼，骨子里透露出一種對人和世界的不信任。小時候，我看見乞丐上門乞討，父親板著臉像對待蒼蠅似地驅趕他們，母親卻不顧父親阻攔，進房間里抓一把或半碗米給乞丐。在父親眼里，乞丐都是一些好逸惡勞的人。我有個雙目失明的舅舅，曾在我不滿周歲時照看過我。舅舅家距我家隔著幾座村莊，他每次來我家都很不容易，經常走錯路不說，還被調皮的小孩子故意引錯方向，早上出發晚上才磕磕絆絆找到我家，有時還要遭受我父親的白眼。我上小學時，可憐的瞎子舅舅離開了人世。我大哭了一場，比母親哭的還傷心。大人們說：“這娃心善……”我相信，這種“心善”來自母親的遺傳。而且，我從小性格內向，敏感多思，不太合群，長大后也如此。這種性格深刻影響了我的寫作和生活。
我想說的是，《黑與白》決非一部偶然產生的作品，或許因為家族遺傳，也或許因為母親生下我時播下了培育它的種子，譬如愛、同情和憐憫之心，這使我剛開始寫作時便選擇站在弱者的立場，并且貫穿了一生。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一次名為“尋找王晟和顧箏（《黑與白》中的兩位主角）”的讀者交流活動中，來自中國山西省的張先生拿出兩套港版《黑與白》請我簽名，“一套寫上我的大女兒，一套寫上我的小女兒。我以后要送給她們作為嫁妝。”看見他臉上莊重的表情，我感到了一個作家的責任。這種責任就是站在最大多數普通人和“被侮辱與損害”的人一邊寫作。正如我在韶山的一次讀者見面會上說的那樣：“《黑與白》是為你們而寫的。在這部120萬字的作品中，我不僅寫出了對“短二十世紀”中國革命以及我們共同經歷的這個時代的深入思考和觀察，也寫出了你們的悲與喜，苦與樂，光榮與夢想，抗爭與吶喊。因此，我不在乎主流文壇如何評價它，是否接受和喜歡它，我在乎的是你們能否接受和喜歡它。”
我一直認為，理想的長篇小說應該努力揭示被各種強勢和流行話語遮蔽、扭曲和閹割的現實，向世界發出真實的聲音。站在被壓迫者立場上寫作——這不僅是所謂左翼作家應該肩負的使命，而且是一切有良知的作家和知識分子的義務，這已經成為了一種源遠流長的傳統，從雨果、哈代、狄更斯、左拉、托爾斯泰、德萊塞、高爾基、魯迅、斯坦貝克、薩特、加繆，一直到加西亞·馬爾克斯，這位獲得過1982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百年孤獨》的作者，在中國曾經被許多作家當做先鋒文學大師受到尊崇甚至模仿，殊不知，他終其一生都是一個親共產主義的左翼知識分子。而獲得2022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法國女作家安妮·埃爾諾，在受獎詞中表達的更直接：“我寫作，是為了給我的人民復仇。”
亞馬遜網站對《黑與白》的介紹
遺憾的是，這種文學傳統在四十多年來的中國文壇逐漸被邊緣化。《黑與白》英文版的問世，不僅讓一部文學作品從被格式化的空間釋放出來，還意味著對某種樸素的階級正義和人文精神的堅守仍然受到尊重。
我的父親去世于1982年，母親去世于2002年。我想將此書獻給他們，感謝他們不僅賦予我生命，也賦予了我倔強善良的品格。
也感謝譯者兼出版商Chensequip先生，由于他的努力，使這本書得以在較短時間內同英語讀者見面。
2025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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