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8年前的今天，1937年3月6日 (農(nóng)歷正月廿四)，老舍發(fā)表長篇小說《駱駝祥子》。 《駱駝祥子》是老舍的經(jīng)典代表作，是一部描繪舊社會底層人民苦難生活的現(xiàn)實主義長篇小說。小說以北平的車夫祥子為主角，通過他的命運沉浮，勾勒出那個時代的社會風貌，并深刻揭示了個人奮斗在黑暗社會環(huán)境中的無奈與悲劇。今天，我們回到了舊社會，讓我們回望離我們更近的九十年前，再一次探尋階級社會仇。
祥子，一個來自鄉(xiāng)間的年輕人，懷揣著對美好生活的憧憬，憑借堅韌不拔的意志，在城里做起了人力車夫。他的夢想很簡單，就是靠自己的辛勤勞動，攢錢買一輛屬于自己的車，從此過上自食其力、獨立自主的生活。他的汗水澆灌著希望，他的步履丈量著夢想，三年的辛勞終于換來了一輛新車。然而，好景不長，軍閥的亂兵無情地奪走了他的勞動成果，他被迫重新回到赤貧的境地。
不甘失敗的祥子并未被現(xiàn)實打倒，他仍然咬緊牙關(guān)，繼續(xù)努力。然而，這個社會卻一次次地將他推向深淵。被孫偵探敲詐、被虎妞脅迫結(jié)婚、孩子未出世便胎死腹中，一連串的打擊讓祥子苦不堪言。他的夢想被踐踏，他的意志被摧毀，他的希望最終被黑暗吞噬。曾經(jīng)意氣風發(fā)的祥子，逐漸變成了一個渾渾噩噩、茍且度日的人，徹底墮落為一個行尸走肉。
小說不僅描繪了祥子個人的悲劇命運，更展現(xiàn)了舊社會對勞動人民的殘酷壓迫。祥子的三起三落，象征著那個時代千千萬萬底層人民的掙扎與無奈。在那個黑暗的社會環(huán)境里，個人奮斗往往抵不過社會的無情碾壓，祥子的悲劇便是整個時代悲劇的縮影。
老舍以冷峻而富有同情心的筆觸，刻畫了祥子的變化過程。從最初的堅韌、勤勞，到中期的掙扎、痛苦，最終淪為墮落、麻木，這一過程極具震撼力，令人扼腕嘆息。同時，小說中的配角如精明世故的劉四爺、潑辣而又命運悲慘的虎妞、善良但脆弱的小福子，都各具特色，他們的命運同樣折射出那個時代的黑暗與無助。
《駱駝祥子》不僅是對一個人的悲劇描寫，更是對整個舊社會環(huán)境的無情控訴。它以細膩而真實的筆觸，記錄了那個時代勞動人民的掙扎和吶喊，使人們深刻反思社會的不公與命運的無常。老舍寫道：“苦人的懶是努力而落了空的自然結(jié)果，苦人的耍刺兒含有一些公理。”又說：“人把自己從野獸中提拔出，可是到現(xiàn)在人還把自己的同類驅(qū)到野獸里去。祥子還在那文化之城，可是變成了走獸，一點也不是他自己的過錯。”
創(chuàng)作出《駱駝祥子》的老舍，其本身也是一個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轉(zhuǎn)向無產(chǎn)階級文藝戰(zhàn)士的一生。
初識老舍：風雨人生的起點
老舍，本名舒慶春，字舍予，筆名“老舍”，1899年2月3日生于北京。因誕生在立春時節(jié)，父母賜名“慶春”。出身于滿族八旗家庭的他，從小便飽嘗家破人亡之苦——父親在八國聯(lián)軍攻北京時犧牲，家中全靠母親洗衣為生。1913年，他以公費生身份考入北京師范學院；1924年，他遠赴英國，成為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講師。在這段海外求學經(jīng)歷中，他廣泛閱讀從荷馬史詩、古希臘戲劇到但丁、狄更斯、莫泊桑等西方名著，曾一度迷戀但丁的《神曲》，想從中體悟偉大文藝的真諦。
文學之路：幽默與諷刺的探求
1925年，老舍拿起筆開始創(chuàng)作長篇小說，其處女作《老張的哲學》便以一個只信金錢的老北京小人物為原型，描繪了他那充滿荒誕和諷刺意味的“哲學”——一切都得圍繞金錢轉(zhuǎn)動。小說行文幽默自如，既帶著玩味又不失尖銳。不久，這部小說便隨手寄出，并由朋友轉(zhuǎn)呈給當時已轉(zhuǎn)向雜文批判的魯迅。隨后，老舍又完成了以20年代大學校園為背景的長篇《趙子曰》，書中刻畫了那一群只顧吃喝玩樂、甚至連教授也渾渾噩噩的大學師生，盡管這種“快樂主義”的筆調(diào)一度遭到新文學主流的非議，但他毫不在意，認為幽默本就因人而異。
1928年，他創(chuàng)作了第三部長篇小說《二馬》，以更為成熟的筆觸揭示了因貧窮而受盡蔑視的中國人處境。老舍慨嘆：若一個民族終日沉睡，不愿掙扎，就永遠只能任人宰割；只有覺醒，挺起脊梁，方能改變命運。
在英國的五年時光里，這位年近三十、初次嘗試小說創(chuàng)作的作家，便憑借獨特的幽默諷刺風格寫就了三部長篇作品，漸漸在市場上嶄露頭角。他認為小說不僅是記錄人類生活經(jīng)驗的載體，更是關(guān)照自身和社會的鏡子，盡管創(chuàng)作中流露出的快樂背后往往隱藏著一抹沉郁。
回國建功：從講臺到文壇全職創(chuàng)作
1936年，老舍回國后在山東齊魯大學任教，期間以“53慘案”為背景創(chuàng)作了《大明湖》，書中描繪了一對因貧困而被迫淪落的母女，其悲慘命運折射出國家與民族的危機。緊接著，他又用寓言手法創(chuàng)作了《貓城記》，借火星異境映射現(xiàn)實中因內(nèi)耗和外侮而走向滅亡的國運。
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前夕，老舍已有十年寫作經(jīng)驗，長篇小說數(shù)量達七部，但他始終保持著獨立創(chuàng)作的姿態(tài)——無黨無派，淡然于文壇中心之外。1936年夏，他辭去教職，全身心投入寫作。就在這一年，魯迅辭世不久，經(jīng)典小說《駱駝祥子》問世。書中的主人公——一個從鄉(xiāng)間來到城市、靠拉車為生的年輕人，懷揣著擁有一輛屬于自己的車的夢想，艱難跋涉于生活的旋渦中。然而，一連串的不幸接踵而至：新車被搶、家破人亡、夢想幻滅……老舍不僅刻畫了祥子個人的悲劇，更折射出老北京底層社會的無奈和扭曲，諷刺了國民性中的種種弱點。
抗戰(zhàn)歲月與新中國的曙光
1939年，老舍逐漸放下自命清高的姿態(tài)，毅然投身抗戰(zhàn)洪流。在武漢三鎮(zhèn)，他與眾人合力成立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并當選為總務(wù)部主任。在這段歲月里，他以恢宏的氣勢寫下了巨著《四世同堂》：一部講述一個原本安穩(wěn)的四代同堂大家族因日寇入侵而走向滅亡的悲壯史詩。1946年，應(yīng)邀赴美講學期間，他完成了《四世同堂》的最后創(chuàng)作部分，其作品也由此遠播海外，成為中外讀者爭相傳閱的佳作。
老舍對美好生活滿懷熱望，他曾寫道：人就像一只自由的鳥，雖努力飛翔，終難逃世道的無奈；正如雨水既下在富人也降在窮人身上，但公正卻并非自然而然。正是這種對公平和美好生活的追求，使他在美國期間創(chuàng)作出《古書藝人》等新作，并使《駱駝祥子》和《離婚》等作品登上暢銷書榜，令西方讀者贊嘆不已。
新中國成立后，老舍懷著對祖國的深情回到故土。剛踏上闊別已久的北京土地，他便用“狂喜”二字形容自己的心情，與失散多年的親人團聚，共享翻身解放的喜悅。1950年，新中國的第一個元旦，他揮毫寫下《太平歌詞》，迎接新年的曙光；同年，他又用在海外積攢的版稅，購置了一座四合院，為自己安下了溫馨的居所。他不僅創(chuàng)作了大量話劇、相聲、快板和太平歌詞，鼓舞群眾投身建設(shè)，還在1950年夏天創(chuàng)作了《龍須溝》，以市井小巷中勞動人民的生活真實反映新中國的進步與變革。1950年5月28日，北京市文學藝術(shù)工作者代表大會開幕，老舍被推舉為大會執(zhí)行主席。6月5日，他當選為北京市文聯(lián)主席。1950年10月1日，是老舍回國后的第一個國慶節(jié)。在這一天，他寫道：“我的喜悅變成一團火，燃燒著我的心，催著我寫作。了解舊社會習性的老舍支持那些有勇氣、有決心改變社會現(xiàn)狀的人。這時的老舍真心信奉文藝，為工農(nóng)兵服務(wù)。”老舍說：“以一部分勞動人民現(xiàn)有的文化水平來講，閱讀小說也許多少還有困難，只要人民需要的，我就肯寫。”
由資產(chǎn)階級作家蛻變?yōu)闊o產(chǎn)階級文藝戰(zhàn)士
1956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激發(fā)了老舍長久沉淀的創(chuàng)作靈感。短短三個月，他便寫出了三幕劇《茶館》，這部作品以逾七十位人物和近半個世紀的歷史為背景，展示了新中國歷史文化生活的真諦。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他針鋒相對地批判了文藝界中的右派分子，并于當年7月在《文匯報》上發(fā)表了題為《創(chuàng)作的自由》的文章，論述了創(chuàng)作與思想自由的辯證關(guān)系。他說：“有人說，創(chuàng)作必須自由，不受任何干涉。這似乎是說，作家亦有絕對的自由，否則很難創(chuàng)作。可是，世界上從古至今有沒有絕對的自由呢？沒有。絕對自由只是個抽象名詞。一個人若真的有了絕對自由，別人就必定吃不消。在我們的社會里，有人若寫出反社會主義的作品，人民便不答應(yīng)。”
然而，在同年8月的作協(xié)擴大會議上，老舍針對丁玲的反黨言論毫不留情地發(fā)聲，直言“來參加這個會，丁玲同志，我不是抱著幸災(zāi)樂禍看熱鬧的態(tài)度，我以前尊敬過你，我愛黨愛作協(xié)，但是你反黨破壞團結(jié)，我又不能不恨你。你以為你是政績文學，沒有你不行，我看沒有你更好，除非你能改過自新。一個黨員而又極端的個人主義就不能不反常。我希望你改過自新。說實話吧，別顧面子，面子不過是臉皮那么厚薄，掩蓋不住骯臟的靈魂。丁玲同志，洗干凈靈魂吧。”8月20日，他又猛烈抨擊吳祖光偽裝與兩面派作風，認為其言行不只是思想問題，而是將會引發(fā)嚴重的政治后果。老舍的直率與尖銳，使他在政治斗爭中始終保持著批判的鋒芒。
回顧老舍的創(chuàng)作生涯，他的作品無不充滿對黨的熱愛，對社會主義的謳歌，對勞動人民的深情厚誼。他用自己的筆，塑造了一批忠誠于黨、歌頌社會主義、反映人民生活的經(jīng)典形象。在話劇《女店員》中，陶月明面對抉擇時，余志芳擲地有聲地說道：“你要站，能不站在黨這邊嗎？”在《全家福》中，劇中人物更是滿懷激情地高呼：“黨和毛主席是我們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老舍以筆為槍，為時代吶喊，為革命發(fā)聲，他的作品深受工農(nóng)大眾的喜愛，并且在社會主義文藝建設(shè)中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他創(chuàng)作的歌頌社會主義建設(shè)的話劇《龍須溝》，不僅展現(xiàn)了新社會帶來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更讓他成為新中國首位獲得“人民藝術(shù)家”稱號的小說作家，這是黨和人民對他卓越貢獻的高度認可。
老舍以一生踐行了對黨的忠誠，對革命的熱愛，對人民的承諾。他的生命雖短暫，但他的精神永存。正如他生前所言：“我無愧于人民，無愧于黨，無愧于毛主席。”他是無產(chǎn)階級文藝戰(zhàn)線上的先鋒戰(zhàn)士，是文化革命的堅定捍衛(wèi)者，是社會主義文藝的巨人。他是文藝界盡責的小卒，政治上先進的巨人。他的光輝形象，將永遠銘刻在革命歷史的豐碑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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