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學雷鋒日”又到了。每年“學雷鋒”，基本上與做好事畫上了等號。我們學雷鋒，真的是只學習雷鋒同志熱心幫助他人嗎？或者說，雷鋒精神，只是做好事嗎？
不是，絕對不是。
那么，到底要學他的什么呢？
我們還是先看看當年風靡全中國的一首歌——《學習雷鋒好榜樣》的歌詞：
【學習雷鋒好榜樣
忠于革命忠于黨
愛憎分明不忘本
立場堅定斗志強
立場堅定斗志強
學習雷鋒好榜樣
放到哪里哪里亮
愿做革命的螺絲釘
集體主義思想放光芒
集體主義思想放光芒
學習雷鋒好榜樣
艱苦樸素永不忘
克己為人是模范
共產主義品德多高尚
共產主義品德多高尚
學習雷鋒好榜樣
毛主席的教導記心上
緊緊握住手中槍
努力學習天天向上
努力學習天天向上】
從歌詞中可以看到，學習雷鋒，學的是他的“立場堅定斗志強”，學的是他高尚的“共產主義品德”。
根據東方直心老師所著《毛澤東大傳》記載：
【1963年3月2日，《中國青年》雜志在第5、6期合刊（學習雷鋒專輯）上首先發表了毛澤東“向雷鋒同志學習”的題詞。3月5日，《人民日報》等在頭版顯著位置刊登了毛澤東“向雷鋒同志學習”的手跡?！?/p>
題詞之前，毛主席對他的秘書林克這樣說：
【學雷鋒不是學他哪一兩件先進事跡，也不只是學他的某一方面的優點，而是要學他的好思想、好作風、好品德；學習他長期一貫地做好事，而不做壞事；學習他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當然，學雷鋒要實事求是，扎扎實實，講究實效，不要搞形式主義。不但普通干部、群眾學雷鋒，領導干部要帶頭學，才能形成好風氣?！?/p>
根據《毛澤東大傳》，1963年3月6日周恩來總理第二次為雷鋒題詞（第一次題詞為前一天的3月5日）：
【3月6日，《解放軍報》獨家發表了周恩來等人為雷鋒題詞的手跡。周恩來寫的是：“向雷鋒同志學習：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風格，奮不顧身的無產階級斗志。”】
周總理的題詞，著重強調了“階級立場”、“無產階級斗志”、“革命精神”、“共產主義風格”。題詞的中心思想還是階級立場，到底為哪個階級服務。
毛主席的談話也強調，學習雷鋒，不是“不是學他哪一兩件先進事跡，也不只是學他的某一方面的優點”，而是“學習他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這種精神就是共產主義精神；“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就是階級立場，無產階級立場。
有人會說，難道做好人好事不是人民立場嗎？不是為人民服務嗎？
還真不一定！
如果站錯了立場，所謂的好人好事只能是蒙蔽人民。
我們以大地主劉文彩為例，他捐資助學，修路“為民”，這些都是好事，但這些好事的背后是建立在什么基礎之上的呢？
是建立在劉文彩對農民的瘋狂剝削基礎至上的。劉文彩可不僅僅是一個土地主。在上世紀20年代，劉文彩就被他的弟弟、大軍閥劉文輝任命為川南的百貨統捐局局長、護商事務處處長、川南水陸禁煙查緝總處處長、川南稅局總辦。從這些職務中，應該可以知道他在這里有多少強取豪奪。單單一個收稅，就收到幾十年以后了。
不止劉文彩將稅收到幾十年后，劉文彩的本家侄子大軍閥劉湘也毫不客氣，將稅收到30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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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彩做的的所謂的好人好事，無非是要讓被他剝削壓迫的勞動人民對其感激涕零，消磨勞動人民的反抗精神，維護大地主、大資本家、大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立場，而已。
說得更直白一些，是劉文彩們通過罪惡的剝削制度，將勞動人民的勞動成果據為己有，將這些據為己有的人民的勞動成果拿出來一點去收買勞動人民，迷惑勞動人民。絕大多數的所謂鄉賢、所謂開明士紳、開明大地主、開明資本家都是如此。
就相當于，一個人將你賣掉了，然后這個人拿著賣掉你的一大筆錢，做點好事——給了你幾毛錢，讓你買個燒餅，你還感激得鼻涕一把淚一把。當有一個明白人告訴你，那是賣你的錢，而你還對這個明白人破口大罵：居心叵測、忽忽悠悠。
這樣的所謂“好人好事”，無一例外都是為了維護剝削階級的剝削制度。包括現在的特朗普、馬斯克所做的對官僚主義的開刀，竟然被有些人吹捧為“人民革命”。殊不知，那是特朗普、馬斯克們為了維護自己的階級利益避免美帝國主義的衰落而采取的改良措施。這個改良措施是為了維護資本主義制度，也就是更好地更隱蔽地剝削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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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后，興起了一股為大地主大惡霸們翻案之風。為劉文彩翻案就是一個典型。知乎《大地主劉文彩后人眼中的家》是這么給劉文彩翻案的：
【劉小飛是劉文彩二子劉元華的兒子。多年來一直為爺爺劉文彩平反而奔走，進行家史調查和聯絡族親。67歲的他至今未婚。他的個人傳略可以見丁芝萍所著的《劉文彩在宜賓》的劉小飛專門章節。
2010年劉曉飛搞出一個大事件：劉氏宗親族清明會。當年清明節，劉文彩家族后人從全國各地和海外回到安仁鎮劉氏公館,參加宗親聚會。赴會者逾千，內設75桌宴席的大棚綿延百米，有200人因無法入座離去。清明會上最惹人注目的面孔是那些當年劉家的長工、佃戶和傭人。這些已是耄耋年紀的親歷者的出現，有力的澄清了當年水牢的莫須有，......】
知乎還有一篇：
【【四川】民國的一個慈善家和教育家-劉文彩
......
歷史如一點點螢光,只微弱地活在大邑縣檔案局那些昏暗、冰冷的鐵柜中。這里,有兩份保存完好的材料，一份是收條：
今收到
劉董事長文彩捐來：一、校產一千畝，合國幣八千萬圓正；
二、校地一百二十五畝，合國幣一千六百二十萬圓正；
三、校舍四十六幢，計二百二十四間，合國幣二萬萬三千萬圓正；
四、圖書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一冊，合國幣二百六十四萬二千圓；
五、理化儀器一百二十三件，合國幣六十四萬圓；
六、體育設備,合國幣四百二十萬圓；
七、校具,合國幣一千五百四十余萬圓；
八、衛生設備,合國幣一百二十萬圓；
合計國幣三五0二八二000圓正。
此據
文彩中學校長高樹元
三十四年六月
另一份,是國民黨中央教育部發給劉文彩的花邊獎狀:
14735號
四川省大邑縣劉文彩捐助私立文彩中學國幣三億五千零二十八萬二千圓，照捐資興學聯條例之規定，特授興學一等獎獎狀。
此狀】
看了這段文字，這劉文彩簡直就是大善人、大菩薩?。?/p>
經過這樣的宣傳劉文彩的好人好事，絕大多數人都覺得是冤枉了劉文彩。映泉就是這樣其中的一位。
映泉在他的《天府長夜——還是劉文彩》一書的自序中，就坦露了他的心路歷程：
【1996年，我應某雜志社之約，寫一本關于劉文彩的紀實小說。
劉文彩何許人也?這之前，我對他的了解并不比對收租院里的泥塑了解更多。當年收租院的泥塑登了畫報，而劉文彩的罪惡只是文字，須用腦筋記的畢竟沒有眼睛看的直觀，只知道此人是川西一個罪惡累累生活腐朽糜爛的大地主。待讀了編輯部轉給我的有關此人的大量資料以后，發現這個人并非傳說的那么壞，原來幾十年的批判“冤枉”他了。也就根據那些資料就湯下面，以故事的形式敷衍成篇。】
映泉看到“編輯部轉給”他的“大量資料以后”，感覺“幾十年的批判‘冤枉’劉文彩了”。并“根據那些資料就湯下面，以故事的形式敷衍成篇”。這篇文章并沒有發表出來。
但隨著映泉繼續深入挖掘史料，他“對自己那篇東西的觀點產生了懷疑”。他在《天府長夜——還是劉文彩》一書的自序中繼續坦露他的心路歷程：
【有一天心血來潮，決定認真寫它一本。于是另查資料，找來有關四川軍閥混戰的各種書籍挨著啃。這一啃不要緊，竟對自己那篇東西的觀點產生了懷疑。劉文彩原來是在誰有槍誰就成王那樣的背景下橫空出世的，果真是個好人嗎?脊背一陣冒汗，心想，幸虧沒有發出來。同時，我對四川那段時期的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便動了去大邑感受一番的心思?！?/p>
正是“對自己那篇東西的觀點產生了懷疑”，映泉開始深入挖掘劉文彩的資料，最終完成了《天府長夜——還是劉文彩》這部書。他在自序中是這么總結劉文彩的：
【......再從國民黨時期的法律角度來審視劉文彩，他也屬于不法之徒。殺夫奪妻，強奸少女，霸人田產，登門逼租，可謂無惡不作。國民黨地方政府無奈他何，想要他的命的大有人在。如果背后沒有劉文輝撐腰，沒有老大劉文淵起潤滑作用，沒有軍隊幫他彈壓，即使不解放他也難逃掉腦袋的下場。至于打著政府旗號派捐派款、販賣毒品、勒索錢財，勾結土匪殺人越貨，更是罄竹難書。如果用土改的政策去給他定性，僅他殺害無數共產黨人這一條罪狀，皇天后土就饒他不得。貪官、污吏、土匪、惡霸、流氓、地痞……等等角色的惡行，他一個人占全了。】
關于劉文彩做的所謂的好人好事，映泉在書中時這么說的：
【說到這里，還有對那些“善事”的認識問題。
劉文彩辦沒辦過善事?辦過，而且有人一件件都數得出來，那都不是假的。比如前面說過，劉澤高爹死無棺木，劉文彩就曾慷慨捐贈一副棺材;劉澤高還說，有兩戶農民無牛耕不了地，劉文彩就買頭牛讓人送去了。修學校更是善事之一。其他方面細數起來，證明劉文彩“慷慨好義”的材料還可以發掘不少。但這些善事是否能夠證明一個人品質的優劣呢?回答是不能。須知，做善事與心善良是兩碼事。無統治欲和不損害他人利益，這是善良;先滿足我再由我賞賜你，這是善事。劉文彩當屬哪一種?對他而言，不掠奪是最大的善事，然而他做不到。他必須掠奪他人滿足了自己精神和物質的需求之后才來做善事，這時的善事其實就是居高臨下的賞賜。通觀劉文彩的一生，沒有跟誰平等過，凡跟他勢均力敵的，無不是拼得你死我活，以他占上風為最終結局。正因為大多數人的生存必須仰仗少數人的善事，這個世界才混賬，才應該推翻!如果今天我們還不懂民主自由之可貴，喋喋不休地計算劉文彩做了哪些善事，即使譚嗣同活過來，也不能不搖頭嘆息?！?/p>
其中的這段話說得非常好：“對他而言，不掠奪是最大的善事，然而他做不到。他必須掠奪他人滿足了自己精神和物質的需求之后才來做善事，這時的善事其實就是居高臨下的賞賜。”
不分階級立場，一味地談所謂的“好人好事”，一定是騙人的。因為不懂辯證法，將支流當做主流去宣傳。正如有人為常凱申翻案一樣，覺得常凱申做了不少好事。殊不知，常凱申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人民公敵，他是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的總代表。
總是有人糊涂。
如果不愿意相信，請仔細想一想大慈善家皮帶許。他捐建了很多學校、醫院，還成立了“恒大貧困學生助學基金”，等等。2020年疫情初期，恒大向武漢捐贈2億元現金及5000噸蔬菜。2020年以30億元捐贈額位列第二。
皮帶許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人，相信讀者會清楚。
汶川地震時，X漢因為捐贈質量過硬的學校而名噪一時。但實際上他是一個什么人呢？——欺壓百姓的黑社會（性質）頭子。
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就有人大肆宣揚武訓做好人好事的愛國精神。
我們不妨重溫一下當年的武訓傳事件。
根據東方直心老師《毛澤東大傳》：
【《武訓傳》究竟是一部什么樣的影片呢？說來話長，這部電影是由孫瑜根據歷史人物武訓行乞興學的事跡編導、由趙丹主演的一部傳記片。影片的主人公武訓，是山東堂邑人，排行老七，故名武七，綽號“豆沫”，生于1838年，卒于1896年。后來，他名字中的“訓”字，是清政府在其死后為表彰他“行乞興學”而賜給的，意在“為天下后世訓”。
武訓出身于貧苦農民家庭，幼年喪父，隨母流浪乞討。稍長，他曾給地主扛活，后一直行乞。年青的武訓在扛活和行乞的困苦生活中，十分羨慕富家子弟進學堂念書，有時到私塾學堂附近逗留、觀望，往往招來欺凌、侮辱和被驅逐。由此他以為沒文化是受苦受難的根由，便決心行乞興學，好讓窮人孩子們都能上學讀書，免受富人的欺壓。他為了攢錢“興義學”，討得富人的施舍，便裝出笑臉，任人拳打腳踢，豎蜻蜓逗人樂，學狗爬任人騎，表演喝臟水、吃屎尿、吞蛇蝎，以博富人的圍觀、取樂。只要能討到錢，什么屈辱都能忍受。這樣積蓄下來的錢，一分也舍不得花，全部委托地主給他放高利貸，購置土地，租給農民。30年的行乞生活和放債、收租，終于攢下了一筆錢，辦起了3所義學。他的“行乞興學”，受到封建統治者的嘉獎，死后被稱為“義乞”、“乞圣”。
導演孫瑜在談到編導電影《武訓傳》起因時說：“遠在1944年的夏天，陶行知先生在重慶北溫泉送給我一本《武訓先生畫傳》，武訓行乞興學的故事深深地感動了我，于是就改編成了和現在大致相同的《武訓傳》電影劇本。”
這部影片自1948年夏開機拍攝，后因淮海戰役正酣，南京岌岌可危，制片廠經費困難，被迫停機。1949年2月，上海昆侖公司買來了《武訓傳》的拍攝權和部分膠片。全國解放后，上海市文化局和藝術界認為《武訓傳》仍有拍攝價值，腳本由編導者作了部分修改，在1950年12月由昆侖公司完成拍攝，1951年初先后在上海、南京、北京、天津和全國各城市放映。僅兩三個月間，北京各界觀眾就多達13萬人次左右，絕大部分人都為武訓“行乞興學”的“奇行”所癡迷。在此期間，各種報刊上發表了許多評介文章，大都肯定了武訓和影片《武訓傳》，說電影《武訓傳》是一部富有教育意義的好電影。這些文章還頌揚說，武訓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勞動人民企圖使本階級從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幟，是為人民服務的革命者，是人民的戰斗英雄和勞動模范；武訓堅韌不拔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崇高精神和行為，是永垂不朽的，是值得學習的榜樣；武訓興學之革命意義，和太平天國那樣的革命有某種相同之處——都是為了勞動人民的解放，只不過是一個重在革命武裝，一個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武訓是一個勞動人民的偉大典型；武訓這種忘我精神，為廣大貧苦階級服務的精神，任何人都會深深地受到感動。
據不完全統計，從1950年12月30日至1951年3月下旬，上海的《大公報》、《文匯報》、《新聞日報》、《新民晚報》，北京的《光明日報》、《工人日報》、《大眾電影》、《北京文藝》，天津的《天津日報》、《進步日報》等報刊，發表贊揚或者肯定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文章，有30余篇?！洞蟊婋娪啊愤€把《武訓傳》列為1950年10部最佳國產影片之一。與《武訓傳》放映的同時，1951年還出版了3本關于武訓的書，一本是孫瑜的電影小說《武訓傳》；一本是由李士釗編寫、孫之雋繪畫的《武訓畫傳》；一本是由柏水撰寫的章回小說《千古奇丐》。這些書同樣受到了贊揚。郭沫若也曾為《武訓畫傳》題了封面，作了序言。】
武訓做了那么大的好事，真的是“為人民服務嗎”？
根據《毛澤東大傳》：
【直到1951年3月底，文壇上才開始出現了對《武訓傳》的不同意見。而對《武訓傳》的嚴肅批判，則是賈霽在4月下旬打響的第一炮。
......4月25日《文藝報》第4卷第1期發表的賈霽的文章——《不足為訓的武訓》，說武訓和《武訓傳》對于歷史以至于今天，沒有任何意義和價值，武訓的行為是不值得贊揚歌頌的。
5月10日，《文藝報》又在第4卷第2期發表了鄧友梅的《關于武訓的一些材料》和楊耳的《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積極作用么?》一文。楊耳在文章中說：陶行知先生在蔣介石反動統治下表揚“武訓精神”，沒有什么“積極作用”，“在某種意義上說，在反動統治下宣揚‘武訓精神’，比起今天人民取得了政權之后宣揚‘武訓精神’，它的危害決不可能更小些。相反，倒不如說是可能更大些。因為，在反動統治下面宣揚‘武訓精神’，就會更直接的‘降低和腐蝕群眾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戰斗力’，那不更加是不應該的嗎?”】
毛主席也對這部歌頌武訓的電影《武訓傳》提出了批判。1951年5月20日，經過毛主席審閱修改的《人民日報》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刊登在《人民日報》頭版顯著的位置上。
根據《毛澤東大傳》：
【《人民日報》為批判一部電影而發表社論，這還是頭一遭。毛澤東在社論中加寫了許多重要內容，構成了這篇社論的主題。他寫道：
“《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斗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并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丑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向著人民群眾歌頌這種丑惡的行為，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斗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所能夠容忍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蔑農民革命斗爭，污蔑中國歷史，污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的宣傳。
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于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許多作者看來，歷史的發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舊事物，而是以種種努力去保持舊事物使它得以免于死亡；不是以階級斗爭去推翻應當推翻的反動的封建統治者，而是像武訓那樣否定被壓迫人民的階級斗爭，向反動的封建統治者投降。我們的作者們不去研究過去歷史中壓迫中國人民的敵人是些什么人，向這些敵人投降并為他們服務的人是否有值得稱贊的地方。我們的作者們也不去研究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中，中國發生了一些什么向著舊的社會經濟形態及其上層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爭的新的社會經濟形態，新的階級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決定什么東西是應當稱贊或歌頌的，什么東西是不應當稱贊或歌頌的，什么東西是應當反對的。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如像武訓），具體的反歷史的思想（如像電影《武訓傳》及其它關于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斗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為了上述種種緣故，應當開展關于電影《武訓傳》及其它有關武訓的著作和論文的討論，求得徹底地澄清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思想。”】
可見，所謂的好人好事，是表象。我們要抽象出來總結：為誰做好事？
只有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做的好人好事才是“共產主義品德”。
站在剝削階級立場，也會做好事，但那不是共產主義品德。發點救濟金，搞一些慈善基金會，做一些慈善事業，這都是好事，但這個好事是站在哪個階級立場？真的是“為人民服務”嗎？
1951年6月16日，《學習》雜志第5期發表了署名楊耳的文章《評武訓和關于武訓的宣傳》。
根據《毛澤東大傳》：
【毛澤東在此前審閱了這篇文章，還在其中加寫了一些重要文字，他寫道：“武訓的中心事業是所謂行乞和辦‘義’學。這件事，迷惑了很多天真的孩子般的不用腦筋的老好人，其實是一個騙局。武訓也許想過要為窮孩子辦學堂，但事實只能為有錢人的子弟辦學堂，不可能有真正的窮孩子進他那樣的學堂。”“我們說，武訓自己怎樣想是一件事，武訓的后人替他宣傳又是一件事。武訓自己一個人想得不對，是極小的事，沒有什么影響。后人替他宣傳就不同了，這是借武訓來宣傳自己的主張，而且要拍成電影，寫成著作或論文，向中國人民大肆宣傳，這就引起了根本問題了。”】
即使毛主席對此提出了批判，但還是有人持不同意見。根據《毛澤東大傳》：
【然而，此時的XX卻依然說：“武訓這個人，究竟有沒有進步意義，不能武斷地下結論，要聽聽群眾的意見，要請示YY同志，要做調查研究，不能急躁魯莽。”
ZZZ也說：“《武訓傳》本質上是好的，革命的，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態度。真理究竟在誰手里，現在下結論還為時尚早。”】
《毛澤東大傳》記述：
【毛澤東沒有想到批判《武訓傳》的阻力竟然會有這么大，他說：
“看到了吧，有人還想秋后算賬呢。那好，通知有關部門，進行調查研究，現在就把這個問題來一個徹底解決，看看到底武訓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到底值不值得如此歌頌？”】
不久，《人民日報》社和中央文化部根據毛主席的意見，組織了一個武訓歷史調查團。
根據《毛澤東大傳》：
【毛澤東在調查團出發之前指示說：“武訓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經死了幾十年了；武訓辦的義學也不重要，它已經幾經變遷，現在成了人民的學校。重要的是我們共產黨人怎樣看待這件事——對武訓的改良主義道路，是應該歌頌？還是應該反對？”】
1951年7月23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武訓歷史調查記》：
【我們在堂邑、臨清、館陶等縣，先后進行了二十幾天的工作，調查了5部分材料：
一、和武訓同時的當地農民革命領袖宋景詩
二、武訓的為人
三、武訓學校的性質
四、武訓的高利貸剝削
五、武訓的土地剝削
被我們直接或間接訪問過的當地各階層的人們共有160多位。那些親自見過武訓的老年人（多數），或者是確知武訓某些情況的壯年人（少數），是我們直接訪問的對象。
......此外，我們還收集了臨清、館陶、聊城、冠縣等《縣志》、《山東通志》、《山東軍興紀略》、《興學始未記》和《興學創聞》等清末或民初的著作和1934年國民黨人郭金堂等出版的《武訓先生九七誕辰紀念冊》，除《興學創聞》無甚可取外，其余都是很重要的材料?？上]有找到清末的《堂邑縣志》，我們在堂邑、臨清、聊城、館陶、冠縣等縣及北京、濟南兩處的圖書館，都沒有找到這部書，有人說是因集稿未刊被火災損失了。”】
《武訓歷史調查記》中，關于武訓剝削的結論是：
【“武訓是一個以流氓起家，遵從反動封建統治者的意志，以‘興學’為進身之階，叛離其本階級，爬上統治階級地位的封建剝削者。”“大地主武訓以‘興義學’為手段，對農民進行了十分殘酷的剝削。我們從被訪問的農民口中，知道武訓憑借特權，可以規定租種他土地的佃戶不得退地不種，可是武訓卻可以隨時抽地不給某一佃戶續種。武訓憑借特權，還可以隨時漲租子。遇到荒年欠收，卻又不準有任何減免，而是‘死租子’。農民們說：‘武訓的租子不能欠，不交不行。’在我們所能見到的那些地畝文約上，沒一處是直書‘武七’這個名字，而是一律尊稱為‘義學正’。從這里也看得出當時這個地主的地位的特殊和威風不少了。因此，我們說，武訓是一個以‘興義學’為手段，被當時反動政府賦予特權而為整個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這難道還不確切嗎？”】
根據《毛澤東大傳》，jq在此處又加了一句話：
【“現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代了，用武訓這個僵尸欺騙中國人民的惡作劇應當結束了，被欺騙的人民也應當覺醒了。”】
《毛澤東大傳》記載：
【調查團將《武訓歷史調查記》呈送給毛澤東后，毛澤東從文字上對每一部分都作了認真修改，重要的改動和加寫的地方多達15處。他在武訓興辦“義”學一處加寫的是：
“只有地主階級能夠壟斷文化，辦學校。被剝削被壓迫的農民階級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學文化的機會的。在封建地主階級看來，使用簡單工具從事農業生產勞動的農民，也沒有要使他們受教育學文化的必要。這是幾千年封建制度的規律，是唯物史觀所指示的法則。被剝削被壓迫的農民階級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辦學校，學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推翻地主階級的政權，建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政權，并取消地主與農民間的封建的生產關系即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變成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這種可能?！?/p>
在批判《武訓傳》34年后的1985年9月6日，《人民日報》在第1版刊發了這樣的一篇報道《胡喬木說對電影<武訓傳>批判非常片面、極端和粗暴》：
【本報訊 記者畢全忠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喬木9月5日在談到武訓這個有爭議的歷史人物時說，武訓這個人物應該如何評價，這是一個歷史學的問題，需不抱任何成見加以重新研究。胡喬木是在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和陶行知基金會成立大會上談這個問題的。
胡喬木說，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經發生過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這個批判涉及的范圍相當廣泛。我們現在不對武訓本人和這個電影進行全面的評價，但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明，當時這種批判是非常片面、極端和粗暴的。因此，這個批判不但不能認為完全正確，甚至也不能說它基本正確?！?/p>
《人民日報》1985年9月6日第1版
在歐美，也有很多的慈善家，成立各種慈善協會、基金會，做了很多“好人好事”。比如全球聞名的“愛潑斯坦名單”的主角——大慈善家、億萬富翁愛潑斯坦。
愛潑斯坦于1998年創立了國際失蹤和被剝削兒童中心(ICMEC)，致力于尋找和保護全球失蹤和受剝削兒童的非政府組織，在五大洲29個成員國都設立了分支機構，旨在“促進人類的進步和福祉”，并擔任其董事會成員。
這簡直就是一個大慈善家、活菩薩。
但誰能想到愛潑斯坦是一個性侵兒童的罪犯，誰能想到他是一個為全世界精英服務的皮條客，誰能想到他的的私人莊園“蘿莉島”竟是一個色情大本營呢？
所以，我們要睜大眼睛，認清好人好事到底是為誰服務的，到底是為哪個階級服務的。
作為普通老百姓，我們做的好人好事當然是善良的，這樣的風氣當然要弘揚，但這不是全部。千萬不要因為好人好事而忘記最根本的：階級立場。
不要糊涂。
尤其是毛主席對《武訓傳》的批判，大家一定要反復仔細品味。
映泉的《天府長夜——還是劉文彩》自序有這樣一段：
【站在那塊土地上，歷史仿佛并不遙遠，你依稀能夠感受到那個時代的腥風血氣。然而，為什么有人竟對劉文彩唱起了贊歌呢?風動樹搖，使我看見了現代人觀念微妙卻可怕的變化。當年老百姓無不對劉文彩切齒痛恨，不幸歲月的塵垢漸漸淹沒了受剝削受迫害人的淚水和吶喊，以致讓他們的后輩兒孫轉而為仇人不平，悻悻道劉文彩“其實不是那么壞”。
劉文彩只是個線頭，扯出來的是二十世紀前半期四川的風土人情，和今天一些人的感情傾向。他很壞，卻有人賦于他權力;他愛賭，獨自一個人是無法賭的;他愛玩女人，卻有人自覺地送上門去讓他玩;他幾乎是個文盲，卻有飽學之士為他歌功頌德;他不是東西，但你落到他的地盤也不能無視他的存在;他販毒，當的卻是禁煙委員會的頭兒……總之，此人是面鏡子，反射出來的名堂頗多。
重新改寫，便成了現在這個樣子?！?/p>
如果不能改變剝削制度，哪怕做一千件、一萬件、一億件好事，最廣大的勞動人民也無法翻身。
如果不能推翻剝削制度，所有的好人好事，無非是改良。正如毛主席所說的：重要的是我們共產黨人怎樣看待這件事——對武訓的改良主義道路，是應該歌頌？還是應該反對？
對最廣大人民群眾來說，推翻吃人的剝削制度，人民翻身當家做主，才是最大的好事。
什么是人民翻身當家做主？以美帝、越修、蘇修為例，人民肯定不是當家做主。
美帝、越修、蘇修，兩極分化及其嚴重，占其人口1%的最頂級富豪占有的財富超過了占這些國家人口50%、60%、70%所擁有的財富總和；美帝的1%頂級富豪，甚至超過了占美國人口90%的普通勞動人民的財富總和。在這樣的社會，任憑做多少好事，人民也是不會翻身當家做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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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如何看待學雷鋒？毛主席的談話與周恩來總理的題詞給了我們答案：
“學雷鋒不是學他哪一兩件先進事跡，也不只是學他的某一方面的優點，而是要學他的好思想、好作風、好品德；學習他長期一貫地做好事，而不做壞事；學習他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
“向雷鋒同志學習：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風格，奮不顧身的無產階級斗志。”
做一兩件好事，這是好事，但這還不是真正的學雷鋒。
1963年10月8日，《人民日報》第1版刊登了《高干部和群眾階級覺悟的重要方法——論深入開展學習雷鋒的活動》：
【一個有著同雷鋒類似遭遇的年青人說：“我前半截受的苦和雷鋒差不多，后半截做的事和雷鋒比起來，差得太遠。這是忘本。今后我要像雷鋒那樣，永遠不忘本，聽黨和毛主席的話，走社會主義道路。”】
這篇報道告訴了我們應該學習雷鋒什么：
聽毛主席的話，永遠不忘本，走社會主義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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