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原標題：
Beyond The Domestic Labour Debate
超越家務勞動論爭
作者：Maxine Molyneux
翻譯：革利牙
原文鏈接：https://newleftreview.org/issues/i116/articles/maxine-molyneux-beyond-the-domestic-labour-debate
文章來源：《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第I/116期 1979年7-8月刊
“為了超越家務勞動論爭（20世紀70年代中期，在以英國為中心的英語世界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之中，興起了所謂的“家務勞動論爭”。家務勞動的論爭，顧名思義是以家務勞動為爭論之要點。探求壓迫女性的物質基礎的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者們，找出了資本主義與家庭的契合點，即家務勞動（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中分配給女性的非資本主義制度的勞動）這缺失的一環。可參考本公眾號往期文章《重讀家務勞動有償化運動》。——譯者注），需要將注意力從其迄今為止的主要關注點轉移出來。首先，如果主要的理論目標是概念化家庭領域的物質意義，那么重點必須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水平轉移到決定性社會形態及其再生產的水平。此外，分析不應狹隘地集中于家務勞動，而應有效地擴展到包括對家庭更廣泛的意義及其內部關系對更廣泛社會的考慮，同時不能忽視女性在這些結構中的具體地位。
其次，如果需要一種關于女性從屬地位的理論，那么作為第一步，必須在比迄今為止這場辯論中更普遍的層面上提出女性從屬地位與經濟之間的關系問題。對女性從屬地位的理解，以及克服這種從屬地位的政治策略，都不能僅僅從家務勞動的分析中得出。事實上，“家務勞動工資”運動的有限平臺在很多方面是這種方法的自然和合乎邏輯的結果。女性的政治經濟是一個至關重要的研究領域，但辯論的條件必須擴大，并且必須嘗試分析女性從屬地位所介導的物質關系的復雜組合；這種分析除了對家庭領域的考察外，還應考慮性分工、生育、勞動力市場、男性和女性勞動力價值的變化和差異，以及國家在維持女性在家庭中依賴地位方面的作用。然而，對女性從屬地位的理解不能僅僅歸結為經濟或物質因素，即便這些因素是從最廣泛的角度來考慮；它還涉及到對當前正在開展文化、性、語言和意識形態等領域的重要工作的考量。因此，它還延伸性地涉及對兩性之間和家庭之間關系的分析。
對婦女從屬地位得以形成的關系的復雜性的認識，警示人們警惕那種經濟決定論，這種決定論影響了有關家務勞動的文獻中得出的一些政治結論。關于婦女是否會參與社會主義斗爭的問題的答案，并不在于對家務勞動與資本主義的關系的概念化；它取決于婦女所處的政治形勢，特別是取決于社會主義運動以令人信服的方式闡明女權主義問題并面對婦女從屬地位的特殊性的能力。”
2025年國際婦女節快樂！
Beyond The Domestic Labour Debate
超越家務勞動論爭
前言
自家務勞動論爭中的第一篇文本出現以來，已經過去將近十年時間（本文首次發表于1975年）。自那以后，僅在英美社會媒體上就發表了五十多篇關于家務勞動的文章。對家務勞動的興趣來自廣泛的取向，包括女權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盡管存在這種多樣性，但它們都包含一個共同的潛在假設：即對這一此前被忽視的話題的調研有助于理解女性的從屬地位，并制定出一種足以超越這種從屬地位的政治。在這類文獻中，可以確定兩個主要關注點。第一個旨在展示女性的從屬地位，被各種描述為壓迫、奴役或剝削，盡管經常被視為“超經濟的”，但實際上是建立在物質基礎上的，并與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存在關聯。這種方法試圖通過提供勞動力再生產所需的必要勞動來證明家務勞動對維持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貢獻。它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多大程度上造就了現行的家庭制度，尤其是家務勞動。這一研究路徑常表現為一種理論嘗試：將原本局限于分析資本主義經濟中更具普遍性和常規化特征的核心概念（如價值、剝削、生產模式等），延伸并應用于家務勞動這一傳統上被視為私密領域的分析范疇。
第二個擔憂是更直接的政治問題，即確定婦女在社會主義斗爭中的實際和潛在作用。對這一問題的分析在或悲觀或積極的觀點之間交替：前者強調家庭主婦在政治活動中的所謂自相瓦解和保守作用；后者強調婦女（無論是家庭主婦還是領薪工人）的政治潛力。在更樂觀的第二種觀點中，人們認為婦女與無產階級一樣，都受到資本的共同剝削，因此在推翻資本方面有著共同的目標利益。
盡管這些方法對關于女性從屬地位的爭論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我在接下來的論述中將會指出，迄今為止關于家務勞動的理論工作未能充分解決它們所識別的問題。特別是，試圖構建女性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這是兩種關注點中更具分析可行性的，其目前還存在一個或多個以下限制：首先，存在經濟簡化論的傾向；其次，在構建資本主義與家務勞動之間的關系時，訴諸功能主義論證模式；第三，狹隘地關注家庭領域內的勞動，而犧牲了對更廣泛的家庭/住戶背景的理論化。后者導致，除其它外，過度強調女性家庭主婦所做的勞動對男性工資工人勞動的重要性，而幾乎忽略了為下一代工人撫養子女所做的勞動。因此，在這場論爭中，家庭勞動的某一個方面，可以說是其中最不重要的一個方面，卻得到了認真的考慮。文獻中偶爾對家庭主婦“再生產勞動力”的籠統提及，并不能彌補這一缺陷。
以下對家務勞動論爭的重新評估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對辯論中一項具體且具有挑戰性的貢獻的評估，即“家庭生產模式”論點。在這一部分，鑒于對“生產模式”這一概念的運用，對兩種截然不同的理論進行了批判，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另一種是非馬克思主義理論。討論了這些理論特有的某些誤解和假設，在某些情況下，也是整個辯論中常見的假設。特別是，對家庭勞動必然降低勞動價值這一常見假設提出了質疑；相反，有人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只有在勞動力的價值足夠高，工資足以支付家庭再生產的成本時，家庭領域作為生物繁衍的主要場所的維持在經濟上才是可能的。這就引出了第二部分，其中對這兩篇文本進行了一般性的批判，批判了家務勞動論爭中所依據的其它一些假設。最后一部分試圖在更廣泛的基礎上概念化女性與家庭領域之間的關系。
克里斯汀·道菲：女性的勞動從來沒有得到報酬
在1976年英國出版的《主要敵人》一書中，克里斯汀·道菲批判了馬克思主義者傳統上將婦女壓迫視為階級斗爭次要地位的做法，后者“被定義為完全由資本對無產階級的壓迫所產生”。問題的根源在于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將階級從其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中推導出來。她認為，這沒有考慮到婦女與（非資本主義）家庭生產的具體關系。根據道菲的觀點，這種勞動通常被錯誤地視為無價值，但從任何內在意義上講，它與商品部門中存在的社會化形式的家務勞動并無不同。唯一的區別是洗衣店、餐館和托兒所的工作人員因其勞動而獲得報酬，然而家庭主婦卻得不到報酬。因此，已婚婦女在無償做家務時，正被這種情況的受益者——她們的丈夫所剝削。正是這種基于將家務視為生產的剝削模式，引發了道菲關于自主家庭生產模式的構想。
為了證明這一論點，她提出了一些關于女性勞動的論點。
（1）女性在家庭中的勞動一直對經濟做出了重要貢獻，盡管這種貢獻未得到認可。歷史上，女性除了做家務之外，還幾乎總是從事勞動，但這些勞動都沒有得到報酬。在家庭是生產單位的情況下，例如在小農場、零售企業和車間，情況尤其如此；即使在今天，法國仍有超過100萬女性被歸類為“家庭助手”，即無薪工人，其中大多數在農業部門。
（2）由于工業化和自給自足農業的衰退，女性勞動不再能完全在家庭單位內得到充分利用；因此，一些女性被吸納到有薪工作中，而其余女性則繼續做全職家庭主婦，失去了她們以前參與市場生產的機會。然而，女性進入有薪工作并沒有因為兩個原因而顯著改變她們的總體地位。首先，所有女性，無論是否從事額外的家務勞動，仍然會無償地做家務。其次，如果女性進入雇傭勞動市場，她們的工資很可能會受到丈夫的控制，并且很可能會被用于支付過去由女性自己承擔的服務（如兒童保育和洗衣）。那么，唯一的區別在于，以前從事工資工作是為了換取生計，而現在從事工資工作的女性則是為了賺取自己的生計，因為她們在工資部門賺取了自己的生計。
（3）維持這種狀況的是婚姻契約，大多數女性在生命的某個時候會進入這種契約。這種常見的契約——女性的社會地位是女性普遍階級狀況的基礎。通過婚姻，女性被剝奪了“控制自身勞動”的權利，因為她們不能自由地出賣自己的勞動。而她們如何處置自己的勞動及其產品則取決于丈夫的意愿。因此，男性剝削女性的勞動，并借此成為壓迫她們的階級。
道菲從這些論文中得出了兩個主要的理論和政治結論。首先，她認為在當代社會中存在兩種生產模式：一種是由資本主義私有制和資本主義剝削所定義的工業生產模式，另一種是由父權制/家庭生產關系和父權制剝削（即男性對女性的剝削）所定義的父權制生產模式。這些模式是不同且自主的，因為資本主義關系的推翻并不會導致女性壓迫的廢除。道菲進一步認為，就第二種父權制生產模式而言，女性構成了一個獨特的階級，她們因共同受到男性的壓迫而團結在一起，不論她們的職業或丈夫的階級地位如何。她得出結論，女性應該自主動員起來，推翻父權制及其所嵌入的社會。
一些初始問題
總的來說，道菲的一些論點和觀察是正確的：家務勞動是一項重要但被嚴重低估的活動，它仍然是女性受壓迫的一個根源和促成因素，而且，盡管存在階級和文化差異，男性在家庭勞動中確實從女性的工作中獲得了某些明顯的益處。然而，為了證實她的論斷并推進她的政治結論，她構建的理論體系在許多方面是不夠完善的。由于道菲的一些結論與哈里森的結論相似，這些將在后面的章節中一起討論。在這里，我們將把討論局限于那些更具體于道菲方法論的觀點。
首先，道菲關于女性從屬地位的理論建立在她所識別的婚姻內部的剝削之上，在這種剝削中，男性侵占女性的剩余勞動力。但作為女性受壓迫的理論，這理論的充分性如何呢？并非所有女性都處于婚姻關系之中，而且并非所有婚姻契約和婚姻內的實踐都是相同的；相反，它們在不同社會之間可能差異顯著，并給女性和男性帶來截然不同的勞動義務。道菲關于女性勞動力被侵占的大部分論點都是基于對法國女性在農場、車間和其他家庭企業中地位的分析，而沒有與那些女性無償勞動相對不重要的國家進行比較。因此，任何聲稱道菲已經提出了一種具有普遍相關性的理論的觀點都必須有所緩和，因為要認識到她的數據具有特定性，以及她的理論是經驗主義推導出來的。她的方法還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僅僅將女性的從屬地位歸結于婚姻關系，而沒有考慮到母性以及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地位所帶來的壓迫性。她局限于關注婚姻內部的勞動力分配，也使得女性受壓迫的問題僅僅局限于經濟問題；因此，她沒有考慮到意識形態和心理層面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對于理解婚姻為何會發生至關重要。
另一個與道菲的文本相關的要點是，它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立場。因為她的文本本質上就是一場針對馬克思主義的辯論，但它所批判的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種有些過于簡單化和漫畫化的版本。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由于《主要敵人》最初是在1971年寫的，但現在至少需要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和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文獻的興起進行一些修訂。她如此嚴厲地譴責的庸俗馬克思主義，而長期以來，它一直被許多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以及一般的馬克思主義者所摒棄，然而道菲卻繼續研究它，而非研究馬克思主義傳統中較新的成果。
這使我們想到了道菲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使用。一方面，她將其視為阻礙婦女運動的障礙，另一方面，她又試圖吸收其語言和概念，盡管她希望對其進行一些重大修訂。例如，她使用了諸如“生產關系”、“生產方式”、“勞動力”和“交換價值”等術語，但在每一個例子中，她都將其轉變為經驗主義、常識性的構建，與傳統的定義大不相同。例如，生產關系被定義為“謀生的方式”。對于為何使用這些概念而非其它概念，以及為何需要對它們進行重新定義，都沒有給出理論上的解釋。
道菲并不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因此，將她在運用馬克思主義概念時出現的眾多問題一一列舉出來或許有失公平。然而，她的修正并非偶然，而是其論證所必需的。因為正是她對幾個基本馬克思主義概念（剝削、生產方式、價值、生產）的重新定義，使她能夠得出其分離主義政治結論。如果沒有這些修正，她就無法維持其主要論點，即男性是主要的階級敵人；如果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定義，她的論點要么會崩潰，要么需要大幅修正。
哈里森：家務勞動，一種“客戶生產模式”
約翰·哈里森在《家務勞動的政治經濟學》一書的開頭，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整個社會形態和其內部的生產方式進行了區分。他認為，在一個特定的社會形態中，可能存在從屬模式，這些模式與占主導地位、構成性的模式是不同的。他指出，這與過渡時期有關；在這些時期，可能會有過去的遺留物，他稱之為“殘余的”模式，或者對未來模式的預期，他稱之為“胎兒”模式。他還在這些模式之外又增加了另一種模式，即“客戶”生產模式。這些模式既不是占主導地位的，也不是過去的遺留物，也不是未來的種子。它們要么是由占主導地位的模式創造的，要么是被其吸納的，以在經濟和社會體系內履行某些功能。它們的生存依賴于占主導地位的模式的持續存在，因為它們的再生產與該模式的再生產是緊密相連的。哈里森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家務勞動和大量的國家活動”屬于這一類，在邊緣社會結構中的某些非資本主義部門也是如此。“家務勞動生產模式”在很多方面類似于小商品生產：它們都具有勞動分工缺失、勞動社會化程度低以及生產者以個人為基礎進行勞動的特點。但與小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本身不同，家務勞動并不生產用于交換的使用價值。此外，盡管它為勞動者的再生產提供了使用價值，但它并非如瑪格麗特·本斯頓等人所認為的那樣，直接生產商品勞動力。
家務勞動模式的作用，首先在于為雇傭工人提供必要的使用價值，以促進勞動力的再生產；但哈里森認為，作為對妻子的勞動的回報，妻子只得到維持生計所需的費用，而她自己則貢獻了過剩的勞動，這些勞動在資本主義部門表現為剩余價值。“這種將過剩勞動從家務轉移到資本主義部門的機制，是資本家支付低于勞動力價值的工資。這是可能的，因為通過她的勞動，家庭主婦降低了勞動力的價值；她提供的服務，如果是在市場上購買的，會抬高生計的成本，從而最終影響工資。”家務勞動模式的存在對資本可能是把雙刃劍：一方面，將女性排除在勞動力之外，提高了男性工人的議價地位；另一方面，這造就了一批女性后備力量，有可能削弱這種議價能力。
哈里森最后指出，由于家務勞動的工作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之外進行的，女性構成了一個獨立的階級：因此，那些身為家庭主婦和領薪者的女性分屬兩個階級。他呼吁對資本主義和家庭的兩種壓迫形式進行斗爭。
盡管哈里森提供的論點不如道菲那樣堅定，而是更加詳盡，但他的分析引發了更多的理論問題，其中一個具體的問題需要在此進行討論：即他對資本主義與家務勞動之間關系的概念化。由于這一問題在其它地方已得到廣泛討論，我們將簡短論述。簡而言之，哈里森關于剩余勞動從家庭領域轉移到資本主義領域（在那里表現為剩余價值）的論點，建立在一個錯誤的前提之上：它將家庭領域的具體勞動與商品生產的抽象勞動時間視為等同的，因此是可比的。然而，它們并不是可比的勞動，因為家務勞動不受“勞動一般”平等的約束；因此，除非重新定義價值規律，否則沒有基礎計算這兩個領域之間的剩余勞動時間轉換。哈里森將家務勞動定義為非資本主義勞動，這一問題更加復雜。正如一位作家所說：“正如哈里森所主張的，非資本主義模式的具體勞動不采取價值形式，不會在資本主義部門以附加值的形式出現，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沒有物質基礎，那它又怎能以附加值的形式出現在資本主義部門呢？因此，哈里森關于家務勞動與資本主義之間關系的理論在核心上是有缺陷的。”
家務勞動與勞動力價值
除了這些問題之外，還有一種廣泛的觀點認為，家務勞動通過提供（“免費”）日常再生產所需的勞動力，降低了勞動力的價值。有人認為，如果沒有無償的家庭勞動，這些勞動力就必須通過市場以增加工資的方式購買。哈里森的分析基于這一前提，并在整個家庭勞動辯論中獲得了相當多的支持；事實上，家庭勞動的“補貼”經常被視為資本主義維持女性在家庭中從屬地位的主要原因。提出的問題當然是一個合理的問題，因為它代表了試圖解決勞動力價值決定問題的一種嘗試。但這種論證的呈現方式以及它所基于的一些假設，會導致錯誤的結論，特別是因為它混淆了兩個必須區分的關鍵要素。首先，是家庭勞動是否必然降低勞動力價值的問題；其次，這種所謂的勞動力價值降低是否令人信服地確立了資本主義在維持女性在家庭中從屬地位方面的利益。盡管這兩個論點通常被認為有效，但經過更仔細的審視，它們都存在著相當的問題。
勞動力的價值最終由勞動力再生產所需的商品的價值所決定。但這并不能簡單地歸結為一種經濟計算，因為還有其它同等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關于家務勞動的文獻通常認為，勞動力的價值可以一般性地討論，并且家務勞動與勞動力價值存在不變的關系，但實際上勞動力的價值只能在特定的社會和歷史時期中確定。它受到各種文化和政治條件的制約，這些條件決定了不同階層和類別工人可能的生活水平。它不僅因勞動的不同類別（熟練/非熟練、黑人/白人、男性/女性）而有所不同，而且還因在任何特定時間影響勞動議價地位的不同情況而有所不同，例如勞動力供給和階級斗爭的水平。此外，勞動力的價值還受到其它因素的影響，如積累的一般水平和速度、特定企業或生產部門的利潤水平、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之間的關系以及一般技術水平。在這種多重決定因素中，家務勞動對確立勞動力價值的影響相對較小。事實上，我們事先不能假定家務勞動在這種決定中發揮任何重要作用。
對于家庭勞動/勞動力價值的關系，也受到歷史/文化變化的影響。誠然，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對于大多數工人來說，勞動力的價值已經上升到足以覆蓋家庭勞動所需的成本的水平，即一個家庭。如果日常再生產所需的市場價格較高，那么出于意識形態和經濟上的原因，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都可能承擔一定量的無償家庭勞動（烹飪、清潔、洗衣）。在這些情況下，我們可以說這種勞動有助于將勞動力的價值維持在比所有勞動投入商品化的水平更低的水平上。然而，這不能被視為理所當然，需要經驗證據來證明工人自己進行家庭勞動的成本低于在市場上購買所需物品的成本。因為這是否如此至少取決于市場上是否缺乏低成本的服務，以及是否缺乏消費所需勞動很少或沒有的必需品。當然，不能說這些狀況不存在；即使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更不用說在第三世界了，工人對生育需求也有著相當大的依賴，這不一定只是高薪工人會這樣做。相反，恰恰是在勞動力價值最低的地方，家庭勞動的投入往往最少。單身男性工作者和移民，他們的勞動力通常每天都在自我再生產，沒有女性家務勞動的益處，他們的工資總是低于平均水平。即使假設他們有能力并且愿意購買必要的家務器具，這類工人所處的條件（貧民窟、宿舍、棚屋）也使得他們難以進行自己的家務勞動；因此，他們往往依賴市場上的服務和食物。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達成的工資協議不會假定有大量的國內勞動力投入。而且，如果工人不是購買市場上現成的生活必需品，而是在家里自己生產，勞動力的價值是否會下降，至少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例如，有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獲得使私有化消費和建立家庭所必需的烹飪和清潔條件本身可能取決于勞動力價值的提高。換句話說，由于勞動力的價值受到歷史和文化變化的影響，不能假定家務勞動和勞動力價值之間存在不變的關系。這使得任何關于家務勞動對資本主義重要性的更普遍的主張都存在問題，當然也削弱了任何認為家務勞動在某種意義上對資本主義至關重要的論點。
第二個傳統觀點是，家務勞動對勞動力價值的影響有助于解釋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與上述觀點一樣，這一論點也是基于一種過于靜態和缺乏歷史性的勞動力價值觀念。不應該像許多作家所做的那樣，假定勞動力的價值必然包括工人階級家庭的生育成本。勞動力價值是否包含這一成本取決于類似于上述提到的各種因素。
上述觀點認為，勞動力的價值必須等同于再生產勞動力所需商品的價值。然而，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某些部門的勞動力價值已被設定在一個水平上，足以覆蓋一個受撫養家庭的費用，這就產生了所謂的“家庭工資”現象，即一份工資足以維持一個工人階級家庭在一定生活水平上的費用。同時，對于大量工人來說，勞動力的價值和工資低于這一最低水平，男性的工資就無法承擔家庭的生計費用。
這兩種情況之間的這種差異對女性的地位至關重要。如果工資是上述定義的家庭工資，那么它有可能維持已婚女性脫離勞動力市場，成為全職家庭主婦。如果不是這樣，那么家庭就會面臨壓力，需要獲取額外的收入，以維持家庭在可接受的生活水平上繁衍后代；常見的反應是已婚女性隨后進入勞動力市場。然而，在這兩種情況下，都不是家務勞動的執行或不執行本身解釋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可能重要的是，在男性勞動力的價值低于家庭工資，而依賴家庭主婦無法或不愿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情況下，她會加倍努力來維持家庭工資。這本身并不會降低勞動力的價值，而是對已經存在的情況的一種反應，然而，如果其它因素保持不變，這可能會導致勞動力的價值維持在那個水平上。
因此，即使我們承認在某些情況下家務勞動會降低勞動力的價值，這也不足以解釋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如果這一論點成立，家務勞動對資本有益，那么也必須解釋為什么通常是女性來做這些工作。當然，事實上，不僅女性從事家務勞動，單身男性、兒童和其他人也會從事家務勞動，家庭有時會分擔家務勞動。但只要家務勞動得以完成，資本肯定對完成家務勞動的社會關系以及從事家務勞動的主體毫不關心。仍然可以說，全職家庭主婦的存在對資本最有利，因為她們從事更多的剩余勞動，投入更多的勞動時間，總體上更努力地工作以擴大家庭收入。然而，這也很難成為普遍規則，因為我們必須記住，雖然家庭主婦的家務勞動確實有助于擴大家庭收入，但她本人以及家庭中的任何孩子都必須得到再生產，而且私有化家務勞動所需的額外家用電器必須購買和維護。如果家庭主婦是領工資的，那么這些費用部分會從她自己的工資中支付。但如果她是全職家庭主婦，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這種情況下，這不僅僅是一個家庭主婦的勞動導致丈夫勞動力的價值降低從而給資本家帶來隱性好處的問題，而是家庭整體以及其中個體的維持也帶來了隱性成本，在這種情況下，這一成本由向丈夫發放家庭工資來承擔。因此，對資本主義企業的益處是值得被懷疑的。
所以，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家務勞動的重要性不在于其“無償性”為資本帶來的經濟價值。而是，全職家庭主婦從事這種勞動的存在首先取決于足以維持妻子不從事有薪工作的工資能力。這并不適用于所有階級，更不用說工人階級的所有階層了，即使在非危機時期也是如此；但在經濟衰退時期，當通貨膨脹降低勞動力價值時，大量女性被鼓勵從事有薪工作，恰恰是因為她們丈夫的工資不足以及可能存在的國家福利不足。問題不在于家庭主婦的家務勞動簡單地壓低了勞動力的價值，而是取決于家庭主婦的生活狀況可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或者至少維持這種價值。
因此，勞動力的價值可能與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有關，但并非如哈里森以及大多數參與家庭勞動辯論的作者所暗示的那樣。需要進一步解釋的是這種關系的各種形式，以及導致某些階級和階層成員、男性而非女性、某些資本而非其他資本向家庭成員支付家庭工資的具體政治、歷史和經濟原因。
相似之處與不同之處
在分別討論了這些理論的某些方面之后，我們現在可以確定它們之間的異同。當然，主要的區別在于理論方法：哈里森的分析試圖將家務勞動置于一個始終如一的馬克思主義視角中，在某種意義上，是將一種“家務模式，及其特定的剝削形式”附加到傳統的階級分析中。在這里，資本主義至少在暗示中仍然是主要的敵人。另一方面，克里斯汀·道菲雖然譴責資本主義并呼吁推翻它，但她對馬克思主義分析懷有敵意。哈里森關心的是展示資本主義如何可能從家務勞動中獲益，而道菲關心的是證明主要的敵人（對女性而言）不是資本主義而是男性。再次，道菲對男女之間的關系感興趣，而哈里森對家務勞動與勞動力價值之間的關系感興趣。的確，他的文本的理論目標與其說是女性的壓迫，不如說是資本主義。至少，這兩位國內生產方式論的支持者之間存在這樣的根本分歧，表明僅僅運用這一概念并不能闡明女性運動政治實踐的問題。
然而，除了這一根本分歧之外，這些理論還有三個主要的共同點，需要進一步討論：第一，它們將女性視為一個階級；第二，它們將家務勞動視為非資本主義；第三，它們將家庭領域視為一種生產方式。以下將逐一討論。
1 女性是一個階級嗎？
馬克思主義者總體上傾向于抵制女性構成一個獨特階級的觀點，部分原因是尚未令人信服地確立出一種既具體又適用于所有女性的經濟階級地位。然而，哈里森和道菲關注于證明，盡管她們支持這一論點的論據存在很大差異，但確實存在一種經濟基礎，可以將女性（或至少是部分女性）視為一個階級。道菲關于階級的論點在一定程度上令人不滿意。在一頁紙上，女性被描述為處于“奴隸制”的關系中，“本質上是無產階級”，并涉及“農奴關系”。盡管如此，她從她所看到的婚姻關系中的剝削中推導出階級。我們已經注意到與普遍化和特權化婚姻形式以及未能考慮到女性/家務勞動關系中的重要差異相關的一些問題，但她的女性階級定位還存在其它困難。例如，她對剝削的概念，盡管是從馬克思主義話語中借鑒而來，在那里它有特定的理論應用，但道菲給出了一個更寬松的定義，即“勞動的占有”。然而，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看，即使這種占有可以被觀察到發生，也不足以證明階級的存在；在所有社會中，總是有一些剩余勞動是由某些特定類別的個人代表進行的，而這些關系不一定是剝削性的。此外，階級不能簡單地從對關系的實證觀察中推導出來。
人類主體之間的各種關系。階級剝削涉及在生產關系層面所呈現的關系，并非簡單地歸結為剩余勞動“被占有”這一事實。由于道菲關于階級的論述沒有理論基礎，她無法提出令人信服的論據來支撐它，而且如果嚴格應用她自己的定義，正如我們將會看到的，這些定義會導致與她的主要論點相矛盾的結論。
另一個難題來自道菲聲稱存在一個普遍的女性階級。她認為，所有女性都屬于同一個階級，因為婚姻是所有女性的共同狀況，超越了財富和地位的差異，大概也超越了婚姻契約中的文化差異。然而，當她的論點被分析時，一個關鍵的不一致性出現了。為了反駁關于女性從屬地位的理想主義理論，道菲堅持認為所有女性——妻子們——都在相同的“生產關系”下勞動，執行“相同的任務”，從而強調她們共同受壓迫的物質性。這種所謂的唯物主義強調是她整個論點的基礎，但當她試圖將更多特權女性納入她的模式時，卻無法令人信服地維持下去。因為在這里，她辯稱，家務勞動的形式并不重要；它可以是無產階級妻子的體力勞動，也可以是迫使資產階級妻子進行的“社交展示工作”。然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么能說女性因共同的“生產關系”，即因根植于“生產”的共同物質剝削而團結起來呢？“社交展示”的生產在何種意義上？顯然，雇傭仆人來做家務和照顧孩子的資產階級妻子的物質壓迫并不存在：而且，她的特權可能源自丈夫的財富，或者有一天可能會因離婚而被剝奪，這一事實也并不矛盾。當然，她可能在其他方面受到壓迫和歧視，這些是所有女性都常見的（并且可能構成某些運動的基礎），但這些并非道菲當下關心的問題，她感興趣的是從女性勞動力被剝削的角度所定義的女性從屬地位的重要性。
2 家務勞動及其與資本主義的關系
在分析家務勞動與資本主義的關系時，兩位作者都認同家務勞動與資本主義是不同的，本質上是非資本主義的。然而，ta們在資本主義應給予家務勞動多少自主權的問題上存在分歧。在這一點上，哈里森的立場比道菲更為微妙。他承認，盡管家務勞動是非資本主義的，但它卻融入或與資本主義相互關聯，正如他對家務勞動是一種“客戶”或“縮減”模式的不安表述所暗示的那樣。事實上，家務勞動模式，就像國家模式一樣，是資本主義“創造”的，以“履行某些功能”。關鍵問題在于，鑒于家務勞動模式具有高度偶然性和依賴性，能否說它們構成了生產模式，我們稍后再討論這個問題。
然而，道菲認為家庭模式和父權模式是相互獨立的實體，彼此之間沒有理論上的聯系。然而，家務勞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視為與資本主義無關的自主活動是有疑問的，因為其與資本主義的聯系延伸到為整個家庭的生存提供保障，而后者是通過從資本主義部門獲得的收入來支付的。因此，家務勞動的執行、服務的提供和生存商品的提供都依賴于使用或轉化在資本主義部門生產和購買的商品。由于除了勞動力之外的所有家務勞動的投入都來自資本主義部門，那么，家務勞動在何種意義上可以被視為與資本主義無關呢？即使道菲聲稱這種自主性，她仍然認為，是資本主義“將家庭責任作為借口，在女性外出工作中剝削她們”。所以，如果父權制與資本主義勾結起來壓迫女性，那么這種“自主性”又有什么意義呢？
這種模糊性在道菲的默許中體現得最為明顯，即要解放女性，家庭生產模式的一場革命是不夠的；相反，需要推翻整個社會。道菲沒有詳細說明為什么這種雙重革命是必要的，因為這樣做可能會使論點令人不安地接近她所拒絕的立場。
這里還有一個問題，哈里森和道菲都沒有充分面對，那就是家務勞動的歷史和文化特性的問題。哈里森暗示家務勞動是資本主義的特有產物，而道菲賦予家務勞動的自主性則意味著它應該被視為獨立于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等主要生產方式發展階段的產物。這兩種觀點都不令人滿意，因為盡管關于家務勞動和家庭的記載很少，比較性的記載更少，但一些關于家務勞動的理論并沒有充分考慮到關于這個問題的現有證據。試圖將壓迫性的家務勞動追溯到現代資本主義的開端，特別是追溯到家庭作為主要生產單位的解體，往往過于簡單化了。即使家庭是生產單位，家務勞動仍然存在區別，一種是供家庭消費（如烹飪、清潔、洗滌、織布、縫紉）和育兒，另一種是為市場交換或以物易物而生產。這種差異在技術最落后的社會中也能發現；換句話說，家務勞動（即使是私有化的家務勞動）和性別分工先于資本主義而存在，而且即便不是普遍存在，也幾乎是普遍存在的。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家庭領域是永恒不變、一成不變的：雖然某些勞動過程可能看起來相似，但幾個世紀以來已經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其中許多變化與主導生產方式的變化有關。例如，向資本主義農業的轉變，正如道菲本人所承認的那樣，這增加了家庭購買而非自己生產的食物數量。在本世紀內，家庭生活的大多數領域都發生了變化：隨著住房條件的改善，更多的服務（供暖、供水、照明）被納入家庭，同時市場上其他服務也在增長。諸如熟食的冷藏和罐裝，或節省勞力的設施的可用性等技術發展，對家務勞動產生了影響或潛在的影響。國家也對健康、教育和兒童保育承擔了部分責任。這些發展表明，家務勞動絕非一個獨立的實體，而是受生產關系主導的經濟組織變化的影響，其勞動過程和社會關系在許多方面都受到了影響。這并不是說家務勞動完全由后者決定，因為這種變化對家務勞動和女性地位的影響一方面是有限的，另一方面是相互矛盾的。家務勞動的某些方面過去是，將來也會繼續抵制變革。但就家務勞動的歷史而言，這并非是一個自主的歷史。
3 可能會有家務勞動生產模式嗎？
在一種重要的意義上，家務勞動被正確地定性為“非資本主義”的，即它處于商品生產的范疇之外，因此本身不受價值規律的支配。正是哈里森對這一點的認識，使他得出結論，認為家務勞動必須構成一種獨立的生產方式，而我們現在要對此結論提出異議。
任何關于國內生產方式（DMP）的理論的出發點都必須是關于生產方式定義的界定。道菲并未給出定義，而是采用了將“生產的方式（way of producing）”用作“生產方式（mode of production）”的類比，并未試圖進一步定義它。因此，她將“生產方式（mode of production）”這一概念從馬克思主義語境中剝離出來，并將其作為一種描述性工具，用于總結她對家務勞動特征的清單。另一方面，哈里森采用了后來被稱為阿爾都塞式的概念化，其中結合了三個要素：一種自然（或勞動過程）的轉化方式；一種產品的占有方式；以及經濟財產的特定分配。由于他關于生產方式的概念是以巴利巴爾所闡述的概念為基礎的，我們將看看哈里森的應用是否符合這一概念。
在馬克思主義的用法中，“生產方式（mode of production）”這一概念通常指的是兩個分析層面：首先是生產結構的要素（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其次是相關生產方式的運行規律。這兩者共同構成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分析的理論目標：一方面，我們發現了一組資本主義特有的要素和社會關系（其勞動過程、所有權和分離的形式）；另一方面，我們發現了一種資本主義經濟再生產的理論，同時也是其統一性的概念——被視為一個系統，在這個系統中，資本循環、分配和生產關系以及企業之間的聯系形式構成了一個綜合的生產系統的一部分。以這種雙重意義所理解的生產方式，是對特定經濟系統及其社會關系高度抽象的概念化。給定生產方式的存在條件，那些未在一般概念中指定但對其再生產是必要的條件，屬于不同的分析層面——即社會形態的層面。雖然這些條件可以從有關的生產方式的抽象概念中推導出來，但這只能以非常一般的形式來表述，因為在特定的社會結構中確保這些條件的確切方式可能會有相當大的變化。
根據巴利巴爾對馬克思的解讀，“生產方式”這一概念有兩個作用：一方面，正如馬克思所說，它作為劃分時期的單位，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時代（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社會主義）”來劃分歷史；另一方面，它是一個概念，我們的對特定社會形態的知識依賴于它——因為它是關于其構成性經濟和社會關系的理論。但顯然，家務勞動的生產方式無法滿足生產方式這一要求。哈里森強調家務勞動生產方式在定義上的客戶特征，預先排除了這種生產方式為其所處的社會形態的知識提供基礎的可能性。事實上，按照他自己的說法，對家務勞動生產方式本身的認識是以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認識為條件的：它的再生產依賴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再生產，它是一種被截短的生產方式，與資本有著異常復雜、共生的關系。因此，這也意味著它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行規律的支配，并且自身缺乏任何這樣的規律。那么，國內的生產方式在何種意義上能夠提供關于特定社會形態的知識呢？
當我們考慮家務勞動模式是否能按照其它標準，即作為周期化的單位來發揮作用時，同樣的問題就出現了。在闡述“客戶”模式的概念時，哈里森指出，一個社會形態可能包含不止一種生產模式。他的“殘余”和“胎兒”模式的概念就對應于這樣的分析。然而，這些其它從屬模式在關鍵方面與“客戶”模式不同：即它們過去是，將來也會成為普遍的。然而，像家庭主婦模式這樣的“客戶”模式永遠不會成為普遍的，因為它們永遠不會構成一個社會形態的經濟和社會基礎；換句話說，它們缺乏自己的生產基礎。不用說，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社會形態或其一部分是由家務勞動模式所支配的。這種缺乏生產基礎的情況，以及民主管理區域內沒有任何社會生產活動，使得在這種情況下使用“生產”這個術語本身就存在問題。
在試圖確定家庭生產模式的構成要素時，進一步的問題出現了。存在一個勞動者（家庭主婦）和勞動對象；但在一種沒有社會生產，產品是家庭主婦剩余勞動的形式的模式中，生產手段是什么？通過烹飪或園藝為私人消費創造使用價值，是否足以成為使用“生產手段”這一概念來指代此類活動中使用的工具的正當理由？認識到家庭勞動具有社會意義并不意味著它等同于社會生產，甚至等同于馬克思通常所指的生產。哈里森根據勞動者與生產手段的統一來描述家庭生產模式的“生產關系”；然而，即使我們接受他對這些概念的使用，也不清楚這些與產品的占有方式（在這種情況下是家庭主婦的剩余勞動）有何關系，以及家庭主婦是如何服從這些剝削性的社會關系的。
“生產方式”這一概念還包括巴利巴爾（也許這種表述有誤導性）所說的“非勞動者”，這里存在著更多的難題。“非勞動者”是占有剩余勞動或剩余產品的機構，因此，問題在于是什么機構占有了家務勞動中的“剩余勞動”，即按照哈里森和道菲的定義，是家庭主婦超出自身需求所做的勞動。克里斯汀·道菲的回答很明確——是男性這樣做的。但如果這是真的，那么孩子也“占有”了家庭主婦勞動的很大一部分，然而ta們既不能被歸入成年男性，也不能被合理地視為一個獨立的非勞動剝削階級。關于男性是剝削者的嚴格女權主義論點，事實上，這會導致一個難以置信的結論，即應該對不同的孩子加以區分；一個月大的男嬰會是剝削者，而一個月大的女嬰則不會。
如果我們按照道菲的觀點將丈夫定義為剝削階級，就會面臨更多的難題。從經驗的角度來看，毫無疑問，在大多數婚姻中，就家務勞動而言，丈夫是非勞動者。但在家庭之外，丈夫通常是勞動者，因為他通過出售自己的勞動力也為家庭的生計做出了貢獻。因此，用道菲的話來說，他也進行了一些“剩余勞動”，這些勞動被他的妻子和孩子“剝削”了。這會讓他們成為他的剝削者嗎？鑒于前面討論的道菲對剝削的定義，得出這種不太可能的結論是不可避免的。
哈里森通過完全不討論男性在家庭模式中的地位來規避這些問題。男性是否包含在家政模式的階級結構中尚不清楚，盡管其暗示只包含一個階級，即家庭主婦的階級。然而，如果女性可以屬于兩個階級，為什么男性不行呢？答案可能是，將男性置于家庭模式中可能會使哈里森過于接近道菲的結論，因為這會立即引發男性與家務勞動和女性的關系問題，而不是男性與資本主義的關系問題。無論如何，他對這個問題的沉默是更普遍地回避兩性關系問題的一個癥狀。
對哈里森來說，將女性的剩余勞動力據為己有的機構就是資本，因此它處于家庭模式之外。然而，這與巴利巴爾的概念又有進一步的偏離，因為在后者的概念中，非勞動者是生產模式的一個不變元素，嚴格來說，這并不允許這種外部占有。即使我們承認從屬模式可能以外部占有者為特征，但仍然存在一個問題，即被占有的東西是什么，以及它是否創造構成了生產。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就家務勞動而言，這些概念的應用存在疑問，至少需要比文獻中所提供的更多的理論依據。
家務勞動論爭中的問題
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家庭生產模式”論使道菲和哈里森無需犯下在許多有關家務勞動的文獻中經常重現的兩個錯誤，我們現在就來探討這兩個錯誤：一是將家務勞動納入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二是將家務勞動置于與資本主義完全功能性的關系之中。
將家務勞動納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理論的努力，常常被認為是有道理的，理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沒有對婦女家務勞動的系統分析，有必要為他們詳細闡述這一理論。一些作者將家務勞動與資本主義之間關系的理論缺失歸咎于歷史唯物主義創始人對性別歧視的忽視。其ta人則認為，即使在該理論的核心主題范圍內，馬克思的許多概念仍未得到充分發展，需要進一步闡述；這尤其適用于與家務勞動分析相關的概念。然而，盡管確實有大量工作有待完成以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但不應立即假定《資本論》中所有未被論述或未被理論化的內容都能夠或應該被納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理論中。尤其有必要質疑而不是假定，正如一位作者滿懷希望地所說，家務勞動能否“融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概念中。
一個主要的問題是，許多作家混淆了生產方式的抽象程度與社會形態的抽象程度。如果我們首先確定處于何種水平，這些問題就可以避免。
在家庭勞動的案例中，我們所探討的是抽象問題。因為對家庭勞動進行馬克思主義分析是一回事，而試圖將家庭勞動納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概念和資本主義經濟的運動規律則是另一回事。由于這些概念專門涉及商品生產和價值實現過程，家庭勞動作為不受價值規律支配的私有化個人勞動，處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理論之外。用馬克思熟悉的表述來說，勞動者屬于自己，在生產過程之外執行必要的生命功能，因此資本家可以放心地將（勞動者的自我再生產）留給（勞動者的）自我保護和繁衍的本能。換句話說，在這個抽象層次上，資本本身對家庭領域并不“感興趣”。然而，很可能在另一個層次，即具體的社會形態層次上，家庭領域的組織形式及其內部的社會關系在特定形態的再生產中確實發揮著重要作用。然而，無論家庭領域與社會再生產的要求之間的關系如何，它們都不是僅僅因為對資本主義的功能性而確立的。
這直接導致了第二個問題，即功能主義的問題。關于家務勞動和家庭的辯論充滿了功能主義的假設。例如，家務勞動有時被描述為對資本主義“至關重要”、“必要”或“不可或缺”；而資本主義有時則被視為創造了“家務勞動”，在某些表述中甚至“依賴”它來生存。我們已經對家務勞動對資本主義至關重要的觀點提出了異議，對于當前的家庭組織形式，也必須提出同樣的保留意見。在家務勞動的文獻中，這也被視為功能性的，而沒有認識到，無論家務勞動在特定時期可能有多益處，它也可能正在經歷深刻的變化。
關于資本主義的擴張或階級斗爭，也可能對資本產生矛盾的影響。正如一些作家所指出的，資本主義對家務勞動和家庭的這種假定依賴所導致的邏輯結論是，廢除家務勞動和家庭將導致資本主義的垮臺。這種世界末日般的觀點在理論上缺乏充分的依據，但它經常被附加到其它謹慎分析的結尾（例如本斯頓的分析）。這可能是出于一種愿望，即通過明確地將其定義為反資本主義斗爭的一部分來展示婦女運動的革命性特征；然而，這當然可以在不聲稱女性的從屬地位對資本主義的生存是必要的、等同于對無產階級的剝削的情況下進行論證。
一元論與經濟主義
盡管道菲和哈里森總體上避免了上述問題，但ta們與家務勞動論爭一樣，存在一個主要的局限性，那就是對家務勞動的經濟分析的獨家強調。辯論所探討的主要問題一直是家務勞動是否創造價值，是否產生勞動力商品，是否受價值規律的支配，是否是生產性的或非生產性的等等。鑒于這場辯論最初是在馬克思主義內部發展起來的，其最初的關注點，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是將對女性壓迫的分析建立在“對女性勞動的唯物主義分析”的基礎上。起初，這被視為對某些女權主義分析的必要反駁，這些分析假設存在一種普遍且非歷史的“父權壓迫”，同時也是對某些馬克思主義分析的反駁，這些分析純粹從意識形態關系的角度看待家庭。但家務勞動方法不僅受到其經濟主義的限制，還受到其對家務勞動和家庭主婦的狹隘關注的限制，而犧牲了對女性經濟（和 ）的整體分析。
（非經濟）活動以及它們所嵌入的關系。因此，即使從自身有限的范疇來看，我也未能提供一個關于女性政治經濟的全面理論。
有趣的是，這種狹隘的關注點與經濟主義相結合，導致女性主義對家務勞動的批判完全被排除在分析之外，這在關于家務勞動對勞動力價值抑制作用的論點中體現得最為明顯。這一論點只關心如何證明家務勞動對資本有利；它沒有表明，實際上也無法表明一些可能更重要的東西，即為什么家務勞動由家庭主婦承擔，以及它與女性從屬結構的聯系。此外，對資本來說至關重要的勞動通常被視為與（男性）工人的日常再生產相關的勞動，而不是例如與女性育兒活動相關的勞動。最后，該理論中沒有任何東西解釋為什么這種勞動不能簡單地在男女之間平均分配，甚至不能由單個的雇傭工人自己承擔。不可避免的結論是，結束家務勞動作為女性責任的形式，消除這種女性壓迫的形式，對資本不會有任何損失。在這種情況下，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道菲的顯著例外，許多對這場辯論的貢獻完全避開了對兩性關系的討論；這些貢獻很少被視為在任何方面相互對立的，因為其目的是表明，主要是資本，而非例如男性，從女性的從屬地位中獲益。總之，在只關注家務勞動對資本的經濟貢獻（這一關注是從女權主義視角發展而來的）時，女權主義問題（盡管并非有意地）就被排除在了論述之外。
一種雙重置換
為了超越家務勞動的爭論，需要將注意力從其迄今為止的主要關注點轉移出來。首先，如果主要的理論目標是概念化家庭領域的物質意義，那么重點必須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水平轉移到決定性社會形態及其再生產的水平。此外，分析不應狹隘地集中于家務勞動，而應有效地擴展到包括對家庭更廣泛的意義及其內部關系對更廣泛社會的考慮，同時不能忽視女性在這些結構中的具體地位。
其次，如果需要一種關于女性從屬地位的理論，那么作為第一步，必須在比迄今為止這場辯論中更普遍的層面上提出女性從屬地位與經濟之間的關系問題。對女性從屬地位的理解，以及克服這種從屬地位的政治策略，都不能僅僅從家務勞動的分析中得出。事實上，“家務勞動工資”運動的有限平臺在很多方面是這種方法的自然和合乎邏輯的結果。女性的政治經濟是一個至關重要的研究領域，但辯論的條件必須擴大，并且必須嘗試分析女性從屬地位所介導的物質關系的復雜組合；這種分析除了對家庭領域的考察外，還應考慮性分工、生育、勞動力市場、男性和女性勞動力價值的變化和差異，以及國家在維持女性在家庭中依賴地位方面的作用。然而，對女性從屬地位的理解不能僅僅歸結為經濟或物質因素，即便這些因素是從最廣泛的角度來考慮；它還涉及到對當前正在開展文化、性、語言和意識形態等領域的重要工作的考量。因此，它還延伸性地涉及對兩性之間和家庭之間關系的分析。
對婦女從屬地位得以形成的關系的復雜性的認識，警示人們警惕那種經濟決定論，這種決定論影響了有關家務勞動的文獻中得出的一些政治結論。關于婦女是否會參與社會主義斗爭的問題的答案，并不在于對家務勞動與資本主義的關系的概念化；它取決于婦女所處的政治形勢，特別是取決于社會主義運動以令人信服的方式闡明女權主義問題并面對婦女從屬地位的特殊性的能力。
目前正在為有關資本主義下家務勞動角色的三個核心問題仍待得出答案。這三個問題是：我們如何概念化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與資本主義經濟有何關系？以及需要采取哪些政治措施來結束這種從屬形式？由于這些問題的答案目前還相對不發達，以下言論僅旨在指出需要進一步工作和研究的領域。
女性與家庭
我們上面已經指出，女性/家庭的關系并不是一種不變的關系，也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再生產所必需的。相反，這種關系必須被理解為各種決定因素復雜結合的結果，其影響將因特定社會形態的特定性而有所不同。考慮到這一警告，在更普遍的層面上，有可能提出其中一些決定因素是如何起作用的。
當今的民族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有所體現。在這些國家中，有四個可以特別提及：
一、工資形式
這在許多重要方面與女性的地位以及她們在家庭中的地位有關。正如我們所論述的，全職家庭主婦的存在在經濟上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有足夠的男性工資，在較小程度上是因為國家通過生育和婚姻提供的補充福利。家庭工資的存在，即足以（盡管微薄地）維持失業妻子和子女的工資水平，與所有工資水平一樣，是各種不同決定的結果。這甚至可能包括男性工人為這種工資計算形式以及由此延伸的女性依賴形式的自覺或潛意識斗爭，因為放棄家庭工資就有可能面臨勞動力價值下降的風險。但毫無疑問，這種女性依賴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對男性有利，對女性不利，正如我們將會看到的，這對女性的總體地位有著某些重要影響。但在繼續探討這些影響之前，應當強調的是，男性享有特權工資的同時，女性工資處于劣勢地位；雖然某些類別的男性工人能夠獲得家庭工資，但鑒于目前的性別分工，女性的勞動力很難達到這一價值；女性也很少像男性那樣為家庭工資而奮斗。相反，女性的工資通常被視為對男性工資收入者的補充，即使許多女性工人自己也是如此。這些差異可能導致男女之間的利益沖突，因此需要得到充分的認識，并探討其對政治實踐的影響。
二、性別分工
家庭工資分配給男性往往可以從性分工的角度來解釋，傳統上這被視為實現了公平分配。兩性之間的責任分工，如使它們相互補充。然而，性別的分工不僅僅是一種技術上的分工，因為它有助于強化支配和從屬關系，創造特權和歧視的結構。對于女性來說，它既有家庭內部的影響，也有家庭外部的影響，兩者緊密交織。女性被分配承擔家庭責任的重擔，即使她們在工資部門工作也是如此；如果她們確實在工資部門工作，大多數女性會被分配到薪酬最低和最缺乏流動性的工作中。家庭職責與無回報就業的結合是女性外出工作的強大障礙，并可能使她們打退堂鼓。因此，勞動力市場本身補充并強化了女性的生育角色，在她們在家庭領域的位置與她們在家庭之外的存在之間建立了直接聯系。因此，認為女性的社會地位完全由她們在家庭領域的位置決定是錯誤的；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弱勢地位會進一步強化她們在家庭中的從屬地位。
三、高失業率，尤其是女性失業率更高
在經濟衰退時期，在非性別隔離的就業環境中，女性的勞動力往往是最先被裁減的。這通常還因以下事實而更加嚴重：在經濟衰退時期，主要雇用女性勞動力的企業往往是最難生存的。但在混合勞動力的情況下，在這些危機中，往往首先被裁減的是女性而不是男性，這通常被理由為家庭收入必須由家庭的“家長”（即丈夫）的經濟活動來提供。換句話說，即使“家庭”工資的形式并未普及，女性失業在一定程度上也被這種理由所合理化。
四、大多數社會賦予女性的生育角色以高價值
這使得女性難以與男性平等地進入勞動力市場；這是一種簡單的基于生理的分工。（生育）逐漸嵌入一個復雜的社會關系網絡中，這些關系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女性的選擇。在女性生命的早期階段，媒體、教育和家庭期望引導著她們走向婚姻，尤其是婚姻中母親的角色。此外，關于“母性”的假設，再加上自然主義或本質主義論點，有助于決定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劣勢地位。換句話說，這些意識形態具有物質有效性；因為女性被期望成為家庭主婦和母親，或者最多是賺取“零花錢”的兼職工作者，她們在技能和期望方面的正規和非正規教育通常都朝著這些觀點。性分工也強化了這一趨勢，性分工往往將女性分配到旨在利用她們所謂的“天生”能力來忍受枯燥、精細或復雜工作的崗位上；與此同時，這些工作的薪酬往往低于男性從事的類似工作。這種不平等的情況部分是由于女性就業被視為次要于其作為母親的主要角色，部分是由于對許多女性而言，至少在其承擔家庭責任期間，就業是次要的。由于缺乏充足的兒童保育中心，這使得大多數女性失去了選擇的余地。
我們現在可以考慮女性傳統狀況所產生的一些影響，這些影響通常會以福利的形式降臨到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但要記住，這些福利并非總是能獲得，也不一定對所有資本主義社會形態都有益，正如功能主義觀點所暗示的那樣。在某些情況下，將女性限制在家庭領域可能是有利的，但在其他情況下則不然；在快速積累時期，或者在戰爭時期等勞動力嚴重短缺的情況下，國家可能需要干預，將家務勞動社會化，以便向市場釋放足夠的女性雇傭勞動力。另一個需要記住的是，對資本的“一般利益”適用的一般情況，對特定的資本而言可能并不適用。雖然在某些特定的形態中可能是這樣，但如果國家政策旨在抑制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那么特定資本的存續可能取決于女性提供的廉價勞動力。
正如家務勞動論爭所強調的那樣，家庭不僅是消費單位，也是勞動力再生產所需商品和服務的使用價值的生產場所。雖然這種再生產工作在所有社會中都是必要的，但它的場所并不總是家庭，也可能由家庭之外的機構承擔；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許多勞動力日常再生產所需的商品和服務已經可以在市場上獲得，或者通過國家機構獲得。然而，家庭領域對再生產的貢獻仍然相當重要，通常包括兩種活動：第一種活動對資本來說是最不重要，它涉及滿足現有工資收入者的日常需求；第二種活動涉及滿足未來生產代理人（即兒童）的需求。在某種程度上，這包括與為工資收入者執行的任務類似的任務；但此外，它還涉及更多的工作和整體責任，尤其是當涉及到年幼的孩子時，這種責任通常會落在女性身上。在另一個層面上，下一代生產勞動者的再生產需要初等教育——即讓那些最終會形成不同性別和階級特質的人“社會化”，這些特質將影響他們在勞動力市場內或市場外所占據的地位。在這里，女性的工作是對教育機構等其它機構工作的補充，但仍然相當重要。
在這兩項生育活動（具體形式為家務勞動和照顧孩子）中，照顧孩子的工作對女性來說是最具束縛性的物質關系，同時也是對資本主義國家最有利可圖的。因為雖然家務勞動的負擔有可能被降至最低，然后在成年家庭成員之間平均分配，對于一個家庭而言，解決兒童保育問題需要一次重大的社會結構調整，至少包括通過提供足夠的兒童保育機構來使這項工作社會化。因此，與家務勞動不同，解決兒童保育問題需要大量資源的分配，以及國家或其他有組織的機構承擔起這一領域的責任。
對國家而言，成本無疑是資本主義社會往往抵制提供托兒所的原因之一，但這并非唯一原因。在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先進資本主義條件下，如果不改變為激進干預主義國家，要創造有助于婦女擺脫家庭領域束縛的條件會極其困難，因為勞動力市場提供的就業機會不足以容納她們。從這個意義上說，“家庭工資”和“家庭主婦綜合征”有助于掩蓋高失業率——尤其是女性高失業率，在某些方面還使其合法化。女性可以被視為構成勞動力后備軍的一個特定階層，在戰爭或快速積累時期被召喚出來，但如果這些工作減少或男性回歸家庭，她們就會回到家庭中的“本位”。由于這種“本位”的存在，以及女性被認為天生就傾向于這種“本位”，女性的失業在政治和社會上可能引發的問題較少；而且，如上所述，這在為資本主義國家提供最低成本的兒童保育服務方面也發揮了有用的作用。
然而，這不能被視為婦女處于從屬地位的原因，也不能簡單地認為它對資本主義有任何作用。因為這是把雙刃劍。嚴格地說，從資本的經濟利益來看，盡可能多地把工人無產階級化是有利的，這樣既能獲得剩余價值總量增加的雙重好處，又能獲得伴隨工人數量增加而來的勞動力價值下降的好處。因此，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盡管在某些方面對某些資本主義國家有益，但具有矛盾的影響。
除了這兩個方面之外，資本還有第三個優勢，即能為那些需要廉價勞動力的資本部門和積累時期提供廉價勞動力。雖然男性勞動力的價值可以定得包含家庭生育成本的水平，但女性勞動力很少能達到這個價值，除非是在女性人數最少的非種族隔離職業中，或者在極少數情況下，勞動力女性化沒有降低勞動力價值。因此，性別分工不僅在薪酬和工作條件方面造成了差異，而且在職業機會方面也造成了差異，而職業機會又因以下兩個事實而合法化：a）女性的工作被視為次于其生育角色的次要工作；b）女性的工作被視為從屬于有特權地位的男性收入。低薪工作、兼職工作和外包工作等現象對某些資本主義企業非常有利，但它們之所以存在，恰恰是因為女性的矛盾地位，她們既處于生產和生育領域之間，又被假定依賴于其他收入。總的來說，成功組織起來反對這些形式的資本主義剝削的困難，再加上以男性為主的工會運動的消極態度甚至抵制，對女性的充分平等意味著，盡管制定了逐步的立法旨在消除針對女性工人的一些最嚴重的歧視性做法，但這些做法往往以修改后的形式繼續存在。
因此，女性的從屬地位是通過社會結構的不同層面來體現的，并嵌入在許多不同的關系之中；它不能簡單地歸結為任何一種因果關系，當然也不能僅僅歸結為家務勞動的問題。要結束這種從屬地位，需要采取哪些措施？
這場斗爭必須在兩個主要戰場上進行，即家庭內部和公共領域，它要攻擊家庭內部的壓迫結構，并消除家庭外的歧視性障礙。在這兩個領域，最重要的是通過展示家庭和公共領域之間的聯系來對抗性別分工及其社會影響。傳統的社會主義立場以及當今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的立場——即敦促婦女參與就業和政治——本身是不夠的，因為它只關注外部戰線，而通常忽略了同時以平等的基礎上重組家庭內部關系的需求。要實現這種平等，需要采取兩種措施：一是平等分配家務勞動負荷，對于無子女家庭來說，這可能就足夠了；二是對于有子女的家庭，要將傳統家務勞動的一部分社會化。在工作場所內外提供足夠的托兒所是這一方面最緊迫、最明顯和最關鍵的方面。還有一個需求是重新安排工作時間，縮短工作周，以便父母在愿意的情況下能夠分擔照顧孩子的責任。最近的技術創新首次使這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成為現實需求。當然，如果這些措施沒有伴隨著旨在消除對女性歧視的公共部門變革，其成功將受到限制。家庭平等要求女性能夠與男性平等地工作，從而增加女性的就業機會，并消除女性對特權男性工資的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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