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公立醫院改革的核心不是產權

網易財經訊 2003年以來，經過近5年的思考和醞釀，醫改方案千呼萬喚才出來。今天和大家交流的幾個問題包括：本輪醫改的亮點和突破、定位和基本方向選擇的背景、方案的基本框架、五項近期改革的情況、醫改的重點和難點，以及一些趨勢和展望。

一、本輪醫改的亮點和突破點。

第一個和大家交流的問題是本輪醫改的亮點和突破點。第一個亮點是在定位上回歸到健康本位，將健康作為民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前的若干改革措施，一定程度上主要是為其他領域的改革（如國企改革）讓路，或者為其他領域的改革創造條件。大家可以看到，這次醫改方案確立的目標是為了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制度，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我們對健康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認識到健康是“人全面發展的基礎”。從過去的主要為解決看病問題，到現在為保障人民健康，這應該是一個非常大的戰略轉型。

定位上的這個重大改變，是我國“以人為本”為核心的科學發展觀的體現。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我們在社會發展方面，不盡人意，老百姓有很多的抱怨。民生的發展，是我們未來30年工作的重點。這一輪新的醫改，就是要解決我們目前面臨的一些問題。同時，我們對我國的發展也有了新的認識。今年，我們國家經歷了很多大事，從年初抗冰雪災害，到四川汶川抗震，到后來舉辦北京奧運會，我想在座的很多院長都是參與者。在參與的過程中，我們認識到，過去很多被我們自己否定的東西，在這一系列重大的事件中，都充分體現為我們制度所具有的優越性。

中國未來發展道路的選擇應該說并沒有完全確定，而我們正在探索的醫改可以說是在為未來全面可持續發展探路。在當今金融危機等形勢下，我們的發展面臨一個選擇。如果按過去傳統發展模式的話，我們基本上是用GDP衡量發展的結果。盡管現在我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經濟總量已經位列世界第二或者第三位，但在人均水平上，我們還很落后，還在100位之外。中國有13億多人口，要在人均GDP上達到目前發達國家的水準，可能是遙遙無期，甚至是不可能的。因為地球上的資源有限，它承擔不了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達到目前發達國家人均GDP的水準。也許我們未來得發展能找到新的模式，能夠讓老百姓得到健康的保障，解決13億人口的一個大國的健康保障，也是對人類的貢獻。因為這個問題，目前最發達的國家——美國都沒有解決，如果中國能解決這個問題，就是一個非常大的貢獻！我們有沒有能力呢？我們曾經依靠制度的優越性，在低水平上很好的保障了人民的健康，在經濟快速發展30年后的今天，我們更應該探索出新的模式來，實現覆蓋全民的健康保障，保障“病有所醫”，因為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

第二個亮點是從醫療衛生本身的規律出發。以前在醫療領域的改革一定程度上主要照搬了經濟領域的經驗，違背了醫藥衛生本身的規律，所以這些經驗在醫療衛生領域常常并不能實現預期的效果。這一輪的醫改強調“公益性”，無論是改革方案的設計，還是衛生制度的建立和服務體系的建立，都要以維護公益性作為一個出發點。同時這一輪的改革，正視政府的責任，強調政府主導，旨在實現人人享有基本醫療保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第三個亮點是立足國情，“雙管齊下”建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我國現有的醫療保障體系還不完善，醫療服務體系也存在很多問題，那么如何能夠讓老百姓在最短的時間內得到一定的保障？比較好的方法是“雙管齊下”，也就是說一方面擴大醫療保障的覆蓋面和覆蓋水平，另一方面加大對基本醫療衛生的投入。所以目前的定位就是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由政府提供，大病醫療通過社會醫療保險，包括職工醫療保險、新農合、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和醫療救助。這次醫改特別強調了醫療服務能力，尤其是基層醫療服務能力的建設。

第四個亮點是強調改革方案的綜合配套，強調制度的建設，并不是某一個單項的政策。這一次的改革俗稱“一個目標、四梁八柱”。目標是建立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制度，為實現這個目標，需要四個體系的建設和八項配套的措施。同時，改革目標遠近結合，有長期的目標，也確定了近期的重點改革。過去也實施了很多醫療改革措施，一些措施常常不能落實或者收效不好的原因，關鍵在于各項政策不配套、不協調。比如我們從2000年以來，一直試圖解決醫療費用中藥品所占比例偏高的問題，但是經過發改委24次降價、醫療機構行風整頓等各種方式，問題還是比較嚴重，就是因為沒有完整的配套措施。如果只是單項改革措施，往往可能一項政策導致一系列其他的扭曲。

第五個亮點是有一些新的舉措和新的決策方式。這次的方案提出了一些以前沒有提出的措施，比如，提出建立基本藥物制度，過去我國只有基本藥物目錄，沒有基本藥物制度。再如，提出建立人才的保障制度。我們目前的醫學、醫院管理、保險管理等教學培養方式和我們的需求有一定的脫節。我們應該從藥品、人才等等方面，綜合配套為實現這個目標提供了保障。又如，提出逐步建立統一整合的信息系統。這一點對中國未來的醫改是一個重大的基礎建設。如果我們能夠建立一個全國統一的人口健康信息庫，現在面臨的很多管理上的信息不對稱問題能夠得到有效緩解甚至解決，而這個信息庫的建立，我們中國具有制度上的優勢，在其他國家很難實現。還有就是國務院成立醫改領導小組。過去兩年，國務院成立了由16個部委組成的醫改協調領導小組，聯合制定醫改方案，方案制訂之后，成立醫改推動機構，這樣組織措施，才能真正保證醫改持續往前推進。

在決策方式上，這次也有一些新的舉措，在推動政府科學決策和民主決策販方面進行了很好的嘗試。比如這是中國第一次嘗試對于這么大的社會公共政策，采取全球招標改革方案，世界衛生組織、世界銀行、麥肯錫公司以及國內的多家研究機構都提交了醫改方案報告。同時，國務院層面、各省市層面，都召開開了很多座談會和進行了調研，征求各方的意見。現在又公開向社會征求意見。很多國外同行都非常羨慕我們，因為在國外也很少這樣嘗試過。

當然，因為我們在嘗試，所以征求意見稿出來以后，各方的反應非常熱烈，我覺得這是很正常的。征求意見稿的目的就是要得到更多人的建議和修改意見。現在有一些評論提出的問題比較突出，我也進行一下點評。

首先，很多人提出這個醫改方案太專業，看不懂。客觀的原因是，這畢竟是一個專業領域的改革方案，必然有很多專業的概念和名詞，尤其是醫療涉及生命，醫改是一個最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需要很多精確的闡述。何況這又是我們第一次經歷對特定領域的改革方案全民征求意見，沒有相關的經驗和必要的知識積累。但也不是說不可能改善一些，比如在醫改方案公布的同時，如果有配套的醫改知識普及、輔導閱讀等工作，應該更能讓老百姓真正看得懂、看得明白醫改方案到底是什么。

其次，有的人批評醫改方案太原則，都是一些框框條條，沒有一些看的見、摸的著的內容。國家層面的改革方案比較原則一定程度上也是必然的。我們設想一下，如果這是一個具體的、操作性的醫改方案，那就不是一萬多字能寫完的，不知道幾十萬字才能寫清楚，那就可能不僅是“看不懂”了，還要“看不完”了！這個方案實際上是定目標、定框架，具體的配套措施的實施方案我們還沒看到。另外，中國這么大，各地的發展非常不平衡，城市和農村，東部和西部的實際情況并不相同，所以在國家層面定下的原則目標和基本框架基礎上，需要各個地方因地制宜的設計適應他們實際情況的詳細醫改措施。因此，具體內容還要看八個配套方案和各地的具體措施。

還有一些批評認為這個醫改方案有很多前后矛盾的地方，邏輯上有問題。我認為這至少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這個方案確實是平衡部門利益基礎上的設計。由16個部門組成的小組設計了這個方案，要兼顧到甚至超過16個部門的利益。在平衡的過程中，前后的一致性可能就會存在一些問題。二是這個方案也是平衡價值取向基礎上的設計。至少到現在，對于醫改到底如何定位，醫改到底是為了什么等基本問題，社會上和政府部門都還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方案中的一些表述兼顧不同的取向，也導致了一些前后不一致的問題。

無論方案是專業的還是通俗的，是原則的還是具體的，對醫改方案的評論標準，我覺得還是應該回歸到“以人為本”，回歸到溫家寶總理所提出的要求，就是能否實現“讓老百姓受到實惠，讓醫務人員受到鼓舞，讓監管人員易于掌握“，尤其是能否讓老百姓受惠。

二、本輪醫改定位的背景

第二個跟大家交流的問題是這一輪醫改定位的背景。這次醫改為什么會選擇上面所分析的定位？說到底是因為它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正確學習和理解科學發展觀，才能正確認識和理解這樣的定位。科學發展觀的理論和現實背景也正是這次醫改所面臨的大背景。

科學發展觀的確立，是對發展目標的回歸。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不是以經濟為本，更不是以資本為本。我們一切發展的最終目標是讓人民得到幸福，因此我們接下來的改革應該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科學發展觀的確立，是對認識手段的回歸。調整和改建發展必然要求進一步解放思想。我們正在進行第三次思想解放。在這一次思想解放的討論中，我們首先應該對我們的發展階段和環境有重新的認識。30年以后的今天，中國所面臨的國情、世情已經完全不一樣，我們的發展階段已經完全不一樣。我們已經從解決溫飽問題，到邁向小康的發展階段。老百姓也從解決生存問題，到了有更高層次需求得階段，而這個層次的需求是社會發展方面的，包括教育、醫療、養老保障等。其次，我們應該對30年改革開放做認真的總結，吸取其中的經驗，也要能夠避免其中的教訓。另外，我們應該深化對市場經濟和政府責任的認識，尤其是最近正在發生的由美國引起的全球金融風暴，可能讓我們對市場的功能和政府的職責會有很多重新的思考。

科學發展觀的確立，是“實事求是”優良傳統的延續。實事求是，是我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重要法寶。“實事”就是我們所面臨的環境和階段，“求”的關鍵是解放思想，“是”就是適合中國發展的制度、道路。實事求是就是根據我們所面臨的環境和階段，用解放思想的辦法，找到適合中國發展的制度、道路，解決我們要解決的問題。什么是適合中國的道路？發展的目的就是為了人民的幸福和健康，發展的手段其實是政府和市場都要發揮作用，問題的關鍵是如何能夠掌握它們之間最佳的平衡點。

當前，正是“實事”變革的時點，我們正面臨著理論、國情和時局三重變革。首先，我們面臨著發展理論的變革。美國經濟學家Irma Adelman進行了很好的總結。發展是所有國家追求的目標，最基本的命題就是發展的兩個最大的推動力——政府和市場的互動。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每個國家都在尋求自己最佳的發展路徑，但各個國家的發展模式實際上跌宕起伏，由于知識、意識形態、國際環境、國內環境等的變化，基于各個國家實踐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也經歷了演變和革新。經濟學家比較有雄心壯志，總是要用比較抽象的、簡單的變量，把非常復雜的經濟問題刻劃出來，因為經濟學家有一個信條，就是“保持簡單，否則就是笨蛋”。但是發展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增長問題，它是跟一個國家的制度安排、社會環境、文化歷史、所處階段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這樣近乎僵化的信條，造成了發展理論的三個誤區：

第一個誤區是認為不發達只有一個單一的原因，也就是說在所有影響發展的變量里面，導致不發達的只是某個特定的變量，只要把這個變量改變了，其他所有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就能自動導致發展。實事上經濟學理論對這個特定變量的認識也在各國探索發展的過程中不斷演變。從二戰以后到上世紀七十年代，缺乏資本被認為是不發達的根本原因；從五十年代開始到六十年代，發現發展中國家企業家精神的缺失導致發展受到制約；到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又發現，發現不正確的相對價格沒有反映出相對的經濟稀缺程度，尤其是政府發起的“趕超”發展導致價格扭曲；作為這個觀點的延伸，從八十年代開始認為國際貿易才是發展源泉，要發揮比較優勢擴大國際貿易；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研究認為政府本身是阻礙發展的原因，這一時期是世界經濟普遍放慢的時期之一，新自由主義也在同時代達到頂峰；八十年代末開始，更多觀點認為增加人力資本的投入才能促進經濟的增長；但是由于東亞經濟的奇跡以及OECD國家對新自由主義的反對，很對研究認為無效的政府才阻礙發展，好的政府就可以促進發展。

從這個理論認識演變的過程中，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和逐漸遇到危機是其中影響最深的一個思潮變革。從亞當?斯密開始，都認為市場這只無形之手就能解決問題，政府只要做“守夜人”就行了。但是上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讓人們看到無形的手解決不了這個問題，以政府干預為特征的凱恩斯主義興起，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各國普遍實行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來穩定經濟，例如羅斯福“新政”。政府干預多了以后，確確實實帶來了所謂的“政府失靈”，再加上前蘇聯等國家的社會主義實踐也遇到了不少挫折，使得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思想盛行，成為撒切爾政府和里根政府經濟政策的哲學基礎，表現為私有化和減少甚至取消國家對經濟的監管。比如在上世紀70、80年代，撒起爾政府把英國鐵路都私有化了，但是私有化之后發現政府補貼比原來還要高，效率還不如原來高，當時英國的鐵路出了很多問題，車禍頻發。所以最后英國把鐵路又重新國有化了。這次以美國次貸危機為發端的全球金融危機也是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的結果。因為減少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取消對金融部門的政府規制，讓沒有任何有效規制的資本得到充分的自由，在很短時期里創造了世界經濟的“奇跡”。但是好景不長，沒過多少時間，終究演變成為今天的全球范圍的金融危機，美國等政府正試圖通過大規模的金融國有化來化解這次危機。

所以，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對經濟的發展起著推動性的作用，但也導致了今天的金融危機。從中可以看到，對于經濟的發展，在一段時期市場起主導作用，但放松監管以后，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也走到極端。當市場走到極端的時候，就需要政府的干預。政府干預過多之后，又需要放松政府的監管來使得經濟更有活力。

這次金融危機對中國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挑戰，但也是一次絕佳的機遇，為什么？它讓我們認識到我國正在走向一個新的發展起點，讓我們從更長遠的歷史視角，來思考未來應該怎么走。在當前世界格局風云變幻的情況下，與哈耶克同時代的學者波蘭尼所提出的大轉型理論值得引起我們重視。這個觀點認為完全自我調節的市場力量是十分野蠻的力量，會對社會與自然環境造成危害，尤其是造成兩極分化，激化社會矛盾。但是一個社會的發展總是在兩種力量之間進行平衡。市場力量發展到一定階段，就必然有政府等保護性力量的介入，提供公共服務、社會保險等公益事業，來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解決過度的市場力量造成的社會分化和矛盾。這是一個人心所向、規律性的趨勢。

發展理論的第二個誤區是認為用單一的指標就足以評價發展的績效。我們過去用GDP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指出，GDP的增長只表明了一個國家要改善大多數國民的福利所具有的潛力，而沒有說明社會實現這種潛力的程度。典型的例子是美國，美國是最富有的國家之一，但是缺少好的制度和安排，美國目前超過20%的人口沒有醫療保險，沒有得到很好的醫療保障。

發展理論的第三個誤區是認為發展是一個線性的過程。越來越的的研究表明，各國的發展道路不是獨一無二的，各國要因地制宜探索自己的道路，而且初始條件影響到后來的發展，因此必須充分考慮現有的國情，另外，國家的發展軌跡也是可變的，需要動態調整。發展理論的這些演進，為科學發展觀提供了深刻的經濟學理論基礎。

其次，我們面臨著國情的變革。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我國也存在不少問題。有學者指出從1978年到2003年，我國的發展模式有兩個明顯的不足，一是單一追求GDP增長，GDP增長速度是干部評價體系的最主要業績考核指標；二是社會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大，社會矛盾在加劇。王紹光教授通過分析我國衛生總費用支出結構的變化驗證了我國正處于波拉尼所指的“大轉折”時期。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我國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市場力量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在醫療領域，衛生總費用中的政府支出政府預算支出和社會支出開始是雙重下降，在很短的時間內使醫療負擔由老百姓自己承擔。這就是為什么老百姓抱怨越來越大。2003年以后，醫療衛生等民生發展問題得到了政府越來越多的重視，大家可以看到，社會支出和政府預算的支出都在增加，個人支出的比重在下降，也就是說政府等保護性力量在不斷發展，促進社會的平衡發展。

另外，我們還面臨國際時局的變革。可以說，今年世界各國政府都面臨著重大的考驗。頻發的生產安全事故、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引發的食品安全危機都是對我國的嚴峻考驗；從美國次貸危機不斷延伸的全球金融危機對各國政府，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政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這些給我們的啟示和思考是什么？任何機制本身都存在缺陷，都可能出問題，政府體制存在“政府失靈”，市場體制存在“市場失靈”。當出現問題、導致危機時，社會和老百姓都需要找一個負責方，出面解決危機，為危機負責。原則上說，應該政府的責任找政府，市場的責任找市場。但是，市場是“看不見的手”，市場的危機是無數個市場主體共同行動的結果，沒有具體的人為之負責，企業等法人，是可以破產的，只承擔有限的責任。而一個國家是要持續下去的，必須承擔無限責任。市場出了問題，老百姓還是要來找政府的，因為他們找不到“看不見的手”。也就是說我們不得不面臨這樣的狀態：有限的政府，無限的責任。無論問題是由政府失責造成還是市場失靈造成，甚至由自然災害等客觀原因造成；無論在公共領域，還是在經濟領域，最終政府都要負最終責任。理所當然，政府只能為市場機制帶來的問題兜底。這次三鹿奶粉事件導致的食品安全危機，應該說主要是企業的問題，但是如果找市場負責，那么面對無數的奶農、無數的奶站，很難找到他們負責，頂多就是個別企業破產，實際上還是政府來承擔這個責任，免費收治所有患兒，從而避免社會不穩定。金融、房地產等這些都是市場化程度最高的領域，美國是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也逃脫不了這一規律。為化解這次金融危機，美國政府如此大規模的介入，實施國有化，也就是政府最終買單，為什么呢？我想這都是考慮政府的責任，重新認識政府的責任。

在這一輪醫改機制設計中，我們應該提早認識到這個問題。醫療和金融、房地產具有不同性質，它有更多的公益性、福利性，所以應該充分認識到政府的責任，政府該管的，那就管到底、管住，而不該管的，是可以交給市場，但是在交給市場的同時，不能放松監管的責任，因為最后的責任承擔者還是政府。我們知道，在這次美國的金融風暴中，最后實際上是這些金融、房地產企業“綁架”的美國政府，美國政府面臨兩難的境界。如果讓它們倒閉，經濟就會垮掉；如果對它們實施救援，那就要用納稅人的錢去為資本所犯的錯誤買單。現在美國政府所采取的方法是直接干預，至少保證現在的穩定。但這個辦法也會產生很大的問題。在美國政府決定對這些金融和房地產公司實施國有化的時候，美國三大汽車公司已經向政府提出，要求政府介入，它們也要求政府買單。美國兩大航空公司也開始要求政府買單。近年來，美國的汽車制造業和航空業一直面臨虧損，一個重要原因是醫療保險費用太貴了，如果把醫療保險費用都算進去，它們都要破產，所以它們要求政府買單，否則就不能生產了。這就存在很大的道德風險問題，企業可以為所欲為，發展到了一定程度，就可以“綁架”國家和政府，反正到最后該拿的錢我早就拿了，損失就由政府替我兜底。

這次的金融危機除了讓我們重新認識政府的責任，同時對醫改也有一些直接的影響。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我們中國應該說有信心只受比較小的影響，但是經濟也確實已經開始放緩，最后受多大影響，能否獨善其身，還有待觀察。對醫改來說，有利的一面是，外國尤其美國經濟放緩之后，我國的出口受阻，需要拉動內需來保證經濟的增長，而醫療衛生等社會事業的建設是拉動內需的有效手段。一方面，政府直接增加了消費，另一方面，醫療等保障制度的建立可以穩定老百姓的預期，讓他們不需要拼命存錢為未來看病，從而釋放老百姓消費潛力，促進經濟增長。因此，現在是推動醫改的非常好的時機。不利的一面是，如果我國經濟顯著放緩，財政收入就會下降。而這一輪醫改政府將承擔更大責任，要加大政府投入，如果

財政收入收縮，政府的投入不能到位的話，就會影響到醫改的順利推進。

不僅中國醫改面臨這樣一個時機，美國有經濟學家也認為現在是醫改的最好時機。美國目前正在進行如火如荼的總統選舉。美國《新聞周刊》請幾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給下任總統提一些建議。其中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茲教授就認為美國經濟有兩大資源浪費，一個是大肆擴張的軍費開支，另一個是醫療。美國目前的狀態，已經影響到了美國整個社會的健康狀況和總體經濟的健康發展。剛剛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克魯格曼教授也認為醫療改革不能等了，并希望下任總統能夠拿出魄力來，迅速推進美國的醫改。

通過以上對我們所面臨的理論變革、國情變革、時局變革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科學發展觀具有深刻的理論和現實背景，這也是這次醫改所處的大環境。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解放思想的關鍵之一就是要正確認識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和互動。關于監管的理論認為，任何社會都必須對經濟生活施加控制，以追求對整個社會有利的目標，可以分為四種策略，包括市場競爭、私人訴訟、公共強制監管和政府所有，它們各有利弊。從市場競爭到政府所有，管制帶來的社會成本逐漸增加，但從政府所有到市場競爭，無序帶來的社會成本逐漸增加。到底采用何種方式，需要在兩種社會成本之間進行權衡。所以市場和政府都只是手段，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的時候，面對不同的產品和社會目標，應該選擇不同的、最適合自己的制度安排。我們現在醫療基本上是比較放任的，各級醫院看什么病都可以，病人也可以很自由的選擇就醫，但是這樣方式帶來的無序的成本和浪費也是非常厲害的。

實際上，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政府和市場也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市場和政府的互動是一個演進的過程。從政府職能的歷史演變看，原始社會是沒有政府的；資本主義初期，政府的作用也非常少，只是充當“守夜人”；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之后，政府干預增加，發揮更大作用；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中，政府的作用發揮到了最大；而上世紀70、80年代開始，市場的力量占據了優勢；但是東亞經濟和中國的發展又讓人們重新看待政府的作用。

三、本輪醫改的基本框架和內容

第三個問題，我們看一看本輪醫改的基本框架和內容是什么？醫療衛生體系包括籌資體系，公共衛生體系，醫療服務體系，監督管理體系，藥品、器材供應體系和人才的培養體系，是一個綜合的、配套的社會系統工程。

這次醫改的目標是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制度。四大體系包括公共衛生體系的建設，醫療服務體系的建設，醫療保障體系，就是籌資體系或者保險體系的建設，還有藥品保障供應體系的建設。這覆蓋了我國醫藥衛生體系的主要內容，還有人才培訓等等配套的機制。

具體地說，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就是建立健全各專業公共衛生服務網絡。我們都知道公共衛生對促進健康卓有成效，這個也是我們這次醫改非常強調的一個部分。我們過去的醫療衛生發展，雖然一直強調防治結合，但是事實上更主要的發展在體現在醫院的發展，尤其是2003年SARS之前，我們都關注治療疾病，努力找病來治病。但是，對13億人口的中國來說，主要靠治病、靠吃藥是解決不了健康問題的。我們更應該做的是無病防病，治“未病”。所以公共衛生體系的建設非常重要，對我國人民的健康起著關鍵作用。因此，這次醫改非常強調公共衛生體系的建設。醫療服務體系，就是在城市基層各級各類醫院形成結構合理、分工明確、防治結合、技術適宜、運轉有序、覆蓋城鄉的格局，特別強調加強農村衛生體系的建設，這一點也是針對我們最薄弱的醫療環節。另外就是醫療保障要堅持廣覆蓋、保基本、可持續的原則，加大推廣城鎮職工的醫療保險，城鎮居民的醫療保險和新農合的籌資水平和保障水平，而且還要逐步把農民工的醫療保險問題解決。還有就是藥品供應體系，要以基本藥物制度為核心，同時規范藥品生產流通規范藥品生產流通。八個支撐就是要建立協調統一的醫藥衛生管理體系，建立規范高效的運行機制，建立政府主導的多元投入機制，建立科學合理的醫藥價格形成機制，以及監管體制、人才保障機制、信息系統、法律制度，這個就是四梁八柱的內容。簡單的說，醫改方案的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一個目標、四梁八柱”。

四、近期五項重點改革

我們在近期內要做什么呢？近期內是五項重點的改革。五項重點的目標是在2010年建立全國基本醫療制度框架。

這五項重點中，一是加快推進醫療保障制度的建設，要使三大保險目標人口覆蓋率達到90%以上，各項制度能夠協調發展。對人民群眾的醫療保險要做到應保盡保，要覆蓋盡可能多的人群。

第二個就是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要從藥品的選擇、生產、報銷、使用建立一整套制度，使得老百姓得了常見疾病的時候，隨時可以以個人、社會可承受的費用，得到所需藥品。對于基本藥物制度，也有批評意見認為這是回歸到的計劃經濟時期，其實大家如果細讀這個基本藥物制度，會發現其實政府在主導的同時是盡量利用市場機制的，因為它是用競爭的方式來定點生產，并不是政府指定誰生產，而是由大家來競爭，看誰更有資質生產。同時在流通和使用領域，也盡可能的利用市場機制，保證各方利益能夠兼容，而不是簡單回歸到我們過去的計劃經濟體系。同時基本藥物制度并不是中國首創的，大部分發達國家和主要發展中國家，都有基本藥物制度。這是行之有效地保障老百姓用藥安全廉價的制度。最近，我國各地也有很多的試點，比如寧夏始于２００６年的“統一招標、統一定價、統一配送”的藥品流通體制，確確實實非常有效，給老百姓帶來了福利。鄭州市也在試點，衛生局在推廣統一的招標配送，效果也是非常好。所以市場和計劃都是手段，問題的關鍵是我們如何選用最佳的手段和方法，達到我們保障人民健康的目標。

第三個是健全醫療衛生服務體系。我們目前“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出在我們基層醫療體系的薄弱，為什么資源都走向大醫院和大城市？其實一個重要原因是市場力量的帶動，因為市場是逐利的，使資源流向了有購買力的地方，走向大城市、大醫院。如何健全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設，靠的是有效的機制設置，僅僅靠市場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我們要靠一系列的機制設置，逐步建立分級診療的制度。要有好的政策吸引有水平的醫務人員到基層社區工作、到農村工作。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的建設應該是整體連貫的，從一級到三級，形成一個全程的健康保障，要使一級機構到三級機構圍繞著成本控制形成一個共同體，才能真正實現內部人才的流動、醫療資源的流動、病人的流動，這樣他們才能真正的用最少的成本替老百姓保障健康。而不是像現在每個醫院都有動力把病人截留在自己這里。我們要有一系列的機制設置，使得我們的醫院能夠變成一個成本的中心，而不是利潤的中心，最終才能使醫療的費用降低。

第四個是公共衛生均等化。這是這次醫改面臨的非常突出的問題，我們目前無論是農村醫保和城市醫保，還是城市中的職工醫保和居民醫保，福利的差別是非常大的。如何能夠縮小城鄉的差別？公共衛生服務是一個非常好的切入點，讓老百姓得到相同的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無論是城市居民還是農村居民，這樣才能逐步縮小城鄉的差別，否則我們現在所有的政策是走向另外一面，是在擴大差別。

第五個工作是推進公立醫院改革的試點，這個是作為院長最為關注的問題。其他四個近期的工作非常都確定，只有公立醫院改革是試點，為什么要試點？這就回到我前面的題目，試點就是說還不明確彼岸在哪里。公立醫院的定位到底是什么，在這次的醫改方案里面也沒有明確。我們現在在推進公立醫院試點改革，強調的只是規范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加大政府投入，改善治理等等。公立醫院的改革是最難的，但是公立醫院改革是醫改能否成功的一個關鍵點。

五、改革的重點和難點

因此，這次醫改的第一個重點和難點就是公立醫院改革。一方面，公立醫院改革是重中之重。為什么它是在試點呢？因為公立醫院是最難的環節，公立醫院改革也是整個醫改關鍵的環節，所有其他體系的建立和配套政策的落實，都依賴于公立醫院改革的成功，因為我們現在公立醫院是提供醫療服務的主要力量，看病難、看病貴和老百姓的抱怨，最直接體現在醫院這個層次，而且醫院改革和其他各項醫藥衛生改革都有密切關系，絕大部分醫藥衛生改革的措施，最終都要通過醫院這個平臺來實現。對于醫療保障制度而言，提高覆蓋面和覆蓋水平，要靠制度的建設，但是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益，要靠公立醫院的改革。否則保險方和醫院方不斷在博弈，有限的資源得不到最佳的利用，保障水平越高，資金浪費越多。對于基本藥物制度的改革，研發、生產和供應要靠相關政策解決，但是最根本問題是，醫院要有動力主動使用基本藥物和控制藥物費用，這要靠醫院改革來實現。如果便宜的、廉價的、可靠的藥生產出來，醫院不用，這個制度也是形同虛設。而發展基層醫療和公共衛生，涉及現有醫療資源的重新布局，重新調整公立醫院的職能，尤其是醫院是發現傳染病等公共衛生問題的重要載體，也是基層醫療的后盾。

另一方方面，公立醫院的改革也是難中之難。如此重要的改革，為什么現在還要試點呢？就是因為醫院改革的方向還沒有非常明確，我們到底給公立醫院的定位是什么？而這個不明確來源于這次醫改方案其實沒有確定我們中國醫療衛生制度的目標模式，我們只講了需要哪些體系，比如公共衛生，醫療保障，醫療服務，藥品供應等，而任何一個國家的醫療體系都有這些東西，這些體系如何組織起來，也就是醫療衛生制度的模式更為關鍵。而這一點在這次醫改方案中是沒有明確的，我們只是明確了短期內“雙管齊下”，也就是同時抓醫療保險和醫療服務，但未來的醫療衛生制度的模式是什么，在醫改方案里沒有明確。沒有明確當然有其難處，因為各個方面的爭議太大，很難達到共識。

我們來看看全世界有哪些能夠實現全民覆蓋的醫療制度模式。一種是政府醫療保險模式，政府來舉辦保險，向醫療機構購買服務，加拿大、瑞典、挪威、臺灣地區都是這樣的模式。還有政府醫療服務模式，政府直接舉辦醫院為公眾提供醫療服務，但也并不是全免費的，而是老百姓支付起的服務，像英國、丹麥、希臘、香港都是這樣的模式，我們曾經也是采用這樣醫療服務模式。還有以市場化為主的模式，比如美國。但是美國沒有能夠實現全民醫療保障。

為什么像美國這么富裕的國家，還實現不了全民醫療保障？我們可以看一下醫療制度演變的過程。在現代社會之前，醫療都是個人得責任，個人自己支付費用。隨著現代社會也就是工業化以后，人類活動日趨復雜，面對的不確定性越來越大，加上勞動與其他生產資料分離，以及傳統家庭結構的解體使得個人沒有能力單獨抗拒風險。所以在近代的行會、工廠等組織中產生了互助性的保險組織，慢慢的就演變為商業保險的形式，由更多的人分擔這個風險。但是醫療大病的發病率是非常低的，醫療也適用“二八定律”，即很少的人用大量的資源，大部分人僅僅是分擔風險，因此有大部分人是不愿意買保險的，而保險公司不愿意賣保險給不健康的人。如果它保的都是有重大疾病或疾病風險很高的人，肯定要虧錢；如果它以利潤為中心，就要把不健康的人排除在外，不賣保險給他們。這就是美國以市場為主導的醫療體系，雖然美國政府已經給窮人和老年人提供醫療保險，但到目前還有20%人沒有商業醫療保險，而且政府也不提供保險給他們。德國1883年在全世界率先建立了社會保險制度，通過政府的力量，立法強制每個勞動者都要加入保險，基本解決了全民覆蓋的問題，但這個模式中保險方和醫療服務提供方的目標還是不一致的。因為在按服務項目支付的前提下，醫療方要從保險方得到收入，它就有積極性多花多要，而保險方就想方設法控制醫療方，雙方進行著博弈。實行全民保險的國家，其醫療費用都相對高于實行全民醫療的國家，原因就在于“醫、患、保”之間的三角博弈。醫療跟別的領域不一樣，它不是買方和賣方的直接買賣，中間還有保險支付這一環節，無論是醫療放還是患方都想使用更昂貴的診療項目，所以醫患聯手推高醫療的成本，保險公司必須想出各種招來控制醫療成本。但是在這個博弈的過程中，醫療服務的提供方起主導作用，所以在保險公司和醫療提供方博弈的時候，常常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醫療費用的控制并不是很好。美國在上世紀80年代實行按病種付費之后，一個普遍的現象是醫生把病種升級，比如說普通肺炎可以升級到病毒性肺炎，病毒性肺炎可以升級到有并發癥的肺炎，服務提供方總是有辦法把它想要得到的那部分得回來。如何解決他們之間的利益不一致呢？美國在上世紀90年代，推行了把保險公司和醫療服務提供者合起來的改革，成立聯合的管理保健集團，讓雙方的利益相一致。然后把一定范圍人群的健康和醫療按人頭付費包給管理保健集團，比如每人每年支付5000塊錢，這一年這個人的醫療就歸管理保健集團負責，如果多花了，就是管理保健集團的損失，如果能控制成本，省下來的就是利潤。這就從機制上改變了提供者的激勵機制，把醫院從一個利潤中心，改變成一個成本中心。實際上這個設置參照的是社會主義國家曾經的醫療體制。由商業保險公司和醫院構成的新型醫療組織叫做管理保健集團，但如果國家把社會醫療保險的職能和醫療服務的職能合二為一的話，就成了公立醫院的職能。

所以從醫療衛生制度的演變過程，我們可以看出醫療衛生的特殊性。國際趨勢是越來越多的國家，選擇國家直接舉辦醫療機構的方式，從而有效控制成本，為老百姓提供服務。我們這次醫改中，大家在這方面的爭議應該是最大的，這也使公立醫院改革成為難點，沒有能夠明確改革的方向。

到底是政府提供服務，還是政府購買服務（購買服務就是保險形式）更合適呢？有的學者認為購買服務可能比提供服務更有效。但正如我們前面講的，從“醫、患、保”三角博弈看，購買服務的成本是很高的，購買需要建立一個契約，買方和賣方的契約，而醫療恰恰是契約失靈的領域。我們目前這么尖銳的醫患矛盾，其根本就來源于這個契約失靈。在很多其他領域，商品和服務都能實行“三包”，但是哪個醫院能“三包”？現在一些患者在商品經濟里熏陶了以后，認為到醫院花了錢，就要包治好，沒治好就是醫生的責任。這是商品經濟異化社會觀念的結果，患者對醫生普遍不信任。

我們現在所說的“看病貴”，實際上指的是醫療費用貴，而不僅是醫療價格貴。理論上講，醫療費用是醫療價格乘以醫療服務量，由“價”和“量”共同決定。首先，“價”由誰來決定？對于患者來說，生命是最寶貴的，尤其是患重大疾病的時候。經濟學一般假設人們追求的目標是效率最大化，也就是利潤最大化或者成本最小化，而去醫院看病人們追求的目標往往是風險最小化，即如何挽救生命，讓患者生命沒有風險。對于一個患者或者其家人來說，什么都可以省，但這方面不能省，一定要盡最大的可能，看最好的醫生，去最好的醫院，用最好的藥，做最好的治療。所以在醫療市場上，競爭往往使得價格往上走，因為患者為了降低風險，愿意選擇高價而不是低價。其次，“量”由誰來決定？對于醫院的競爭，也許可以在表面上把價格降下來，比如在一些競爭的醫療市場上，掛號費免了，藥品、檢查的單價降了，但是醫院完全有能力讓你多做一個檢查，多吃一些藥，因為醫療服務的量更主要是由提供者來決定的，而不是消費者決定的。最后，醫療服務還涉及質量的問題。醫療是信息高度不對稱的領域，即使購買服務，也還要有非常強的政府監管，政府還是要有非常大的投入。這點上，醫療和金融領域很像。美國的金融業到最后為什么會引發如此大的風暴，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監管太難了。誰來監管這些華爾街的弄潮兒？他們都是博士，得培養多少博士甚至博士后才有可能監管得了他們，這是什么樣的成本？醫生是一個良心活，靠各種規章制度使勁管他，最后一定會扭曲，只有給醫生天使的地位、天使的待遇，他們才能行使天使的職責。而從“購買服務”模式的一些實踐看，雖然購買服務的理念滿足了“市場化”的追求，但是在醫療領域最后往往演變成“政府買單的市場化”，簡單地說就是市場放開，政府買單。其實完全市場運行，從患者口袋掏錢，老百姓能直接感受，會有一定的反饋機制；完全政府運行，是從政府口袋掏錢，便于控制成本；而政府買單的市場化，一只手從政府口袋掏錢，一只手從患者口袋掏錢，既控制不好成本，老百姓也不能直接感受到，最后的結果是有錢人得到了實惠，普通人在支付成本。在醫療領域我們要避免政府買單的市場化，醫療費用可以說是一個黑洞，如果采用政府買單的市場化，那多少錢也不夠。美國的醫療提供了非常好的例子，政府給窮人和老年人買單，但是醫療服務是市場化的。這兩個項目現在是美國政府最頭痛的項目，每年費用的增長速度都非常快，政府根本承擔不了。如果去美國的一些大醫院里看看，會發現里面住了很多老年人、窮人，醫生拼命給他們提供醫療服務，反正最后政府買單。這樣的好處是可以促進醫學科技的發展，壞處是成本失控。美國這么富裕的國家，都無法承擔這么高的成本。而且無論從法律體系完善程度還是人的綜合素質水平，我們國家和美國還有一定的差距，我們千萬不能重蹈覆轍。而從我國自己的實踐看，這些年在推廣城鎮職工的保險和新農合，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籌資水平的提高，費用的上升也是非常明顯的。上海的籌資水平是最高的，職工醫保籌資水平達到工資水平的14%，新農合的籌資水平達到450元，高于全國的50-100元，但是老百姓仍然感到看病很貴。“新農合”的推廣使得農民就醫有了一定的財務保障，但是也提高了農村的剖腹產比例和“三素一湯”（抗生素、激素、維生素和鹽水）的濫用。所以不僅要有醫療保障制度的建立，同時要有配套的醫療服務體系。

美國現在也從它的經驗和教訓里面認識到公立醫院的重要性，美國很多大城市的政府是在加大建立公立醫院醫院的力度。美國窮人和老年人的醫療是政府買單，建立了公立醫院以后，讓他們到政府的醫院看病。美國有20%的人是沒有保險的，付不起就賴帳，最后還是要政府兜底，政府動員這些人到政府的醫院看病，可以把成本控制起來。無論是相對市場化的美國還是其他國家，公立醫院的地位都是不可替代的。德國、澳大利亞、泰國等都在進行醫改，總的趨勢都是政府加大對公立醫院的投資，以此來改善老百姓享受醫療服務的福利。因為這是最直接的方式，能夠把政府的投入變成老百姓的福利，是最可控的方式。這也是世界各國的一般經驗，采取醫療服務體系的國家和地區，一般來說是成本相對低的。提供服務也是最主要的保障方式，目前世界上有100多個國家主要采取國家直接提供醫療服務的保障模式，一些曾經采取社會醫療保險模式的國家，例如巴西、泰國、埃及，后來也紛紛改為國家醫療服務的模式，效果良好。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在2006年的文章中，在分析美國醫療現狀和問題，總結各國經驗的基礎上，推薦公立醫療機構為基礎的全民醫療服務模式。這是真正解決醫療費用黑洞最有效的方式。只有醫生和公立醫院承擔起人民健康的責任，醫療支出才能有效的轉化為老百姓的福利。克魯格曼還特別推崇美國退伍軍人醫療體系，這一體系曾經和我們公立醫院一樣，有效率不高，監管不利等等問題。上世紀90年代以后，退伍軍人醫療體系進行了重構改革，統一整合資源，直接提供服務，利用現代信息手段創新管理模式，成為國際上成功的案例，目前是全世界最有效的醫院體系。英國這幾年一直在借鑒美國退伍軍人醫療體系的經驗，尤其是信息化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醫生給病人診斷，是一個信息處理過程，醫院的管理也是一個信息處理過程。過去我們缺乏有效的手段，現在借助信息技術，可以創新有效率的管理機制，整合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和機制。美國已經創立了非常好的醫院管理體系，但是非常可悲的就是美國很難在自己的國家推廣，因為美國的醫療服務體系是分散的，很多醫院都有教會背景，目標是不一致的，因為各個宗教的理念都不一樣。要在一個信息平臺上整合資源，需要有共同的目標、統一的理念，所以美國沒有辦法實現全國總體整合。英國是國家醫療服務體系，它在學美國經驗的時候，推進的非常快。我國其實是有先天優勢的，因為我們有統一完整的公立醫療體系，我們為什么不在這個基礎上創新改革呢？我國未來走什么樣的路，發展什么樣的醫療衛生制度模式，這一長遠目標還沒有確定。這個目標沒有確定，模式選擇沒有確定，這次醫改中有很多很多重大的問題也就沒辦法確定，比如公立醫院的規模、資源布局和職能如何確定；政府對公立醫院補貼的規模、方式如何確定；社會醫療保險的籌資水平、保障范圍如何確定，只保大病還是大病、小病皆保；門診和慢性病是否納入統籌？醫保機構和醫院之間的支付和結算方式如何確定；醫保和衛生的行政管理體制如何理順。就目前的方案來看，它是一個近期改革框架的，重點是目前可做的，我覺得從可行性出發也是一個務實的現實選擇。現在能做的是什么呢？既補貼供方也補貼需方，服務保障和財務保障雙管齊下。在這樣的背景下，現在進行公立醫院改革的試點，長遠來看，需要大家能夠創造出更多更好的思路和模式。

但是，無論未來的模式是什么，公立醫院改革的核心是管理，要不斷提高服務的質量和工作的效率。一個關鍵是進行管理手段的創新，就是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這應該在全國范疇內的統籌設計和分步實施，如果我們能建立包括全國的人口健康信息的網絡，那我們的醫療管理就會上一個臺階。另一個關鍵是管理制度的創新，就是建立有效的問責機制，包括政府官員、公立醫院院長等在內的相關人員的責任和權利應該明確和配套。

第二個重點和難點是農村醫療發展。“三農”問題是長期困擾中國發展的問題。促進農村發展是建設和諧社會的迫切要求。如何讓我們農民有基本的醫療衛生保障，不僅僅是社會穩定經濟發展，而且為我們下一步的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健康的人力資本。十七屆三中全會關于農村改革的決定中提出“大力推動城鄉統籌發展 ”、“建立促進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制度”。城鄉二元結構導致我國農村醫療衛生發展嚴重滯后于城市，是全面發展的瓶頸，因此發展農村醫療是這次醫改的又一重點。那如何發展農村醫療呢？和農村的發展類似，主要有兩種思路，一種是城市化，農民遷出農村進入城市，就可以逐漸享受到城市的醫療服務。且不說農民進城后能否順利獲得城市的服務，即使我國城市化水平達到70%，我國可能還有4億農民，超過美國的總人口，這些農民的醫療問題如何解決還是個問題，因此城市化無法解決中國的農村醫療問題。另一種是就地發展農村醫療。投保資金補貼、硬件設施建設等相對容易解決，能夠讓農民看得起病，一定程度上看得上病，但農村現在最缺少的是醫療人才，農村怎樣吸引和留住人才，能夠讓農民看得好病？這是又一個難點。

第三個重點和難點是方案落實的綜合配套。醫改涉及面太廣了，是一個系統社會工程，需要各個方面的配合。一個環節沒有處理好，就可能影響其他方面，以往改革成效受限的關鍵原因之一就是落實中綜合配套不足。因此這也是此次醫改的一個重點。但是綜合配套是非常難的，因為涉及到的利益方多，協調的難度非常大。這次醫改的方案，本身體現了綜合配套，是整體改革，但是都是原則性的，每一個提法都有專業的研究背景，同一個原則也可能有不同的解讀，可能帶有部門的利益，都可能以其認為對自己有利的方式解讀。醫改落實的關鍵是各項配套政策的綜合協調，目前還沒有看到具體的實施政策，這將會是非常大的挑戰。這次醫改方案的設計由16個部委共同參與完成，幾乎研究了2年的時間。這一方面說明審慎，也一定程度上說明部門協調的難度。執行應該比設計涉及更多的協調問題，尤其是細節問題，醫改能否順利推進，就要看各部門如何來配套協調，特別是下一步國家要成立的醫改領導小組能否克服部門利益給配套協調帶來的問題。

六、未來發展趨勢和展望

最后談一些對中國醫藥衛生體體系未來趨勢的展望。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但談中國的衛生發展，視角可能應該拉得更長一些，從建國近60年的發展來看。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時候，中國人還被扣著“東亞病夫”的帽子，但黨和國家非常重視人民的健康，把愛國衛生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我們用組織的力量，通過全民發動的方式，真正落實了預防為主、以農村為重點、面向工農兵和中西醫結合。我們以較少的投入，實現了老百姓的基本醫療保障，成效是最大的。1978年人均壽命已經達到68歲，是當時發達國家的水平，因此中國醫療衛生發展的經驗曾經在世界上被廣為推廣。回顧60年，我們難免要思考中國當時為什么在政府的推動下，能夠如此有效的使醫療衛生服務推廣到農村，讓新的制度創新得到實現。我們查了一下人民日報，從1968年到1970年12月，《人民日報》開展了整整40期“關于農村醫療衛生制度”的專題討論，共發表了241篇文章。在以后的醫改中，希望人民日報等媒體能起到更重要的作用，通過輿論和宣傳，使醫改深入人心，能夠得到各方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從近30年來看，通過放權、讓利、搞活。我國大醫院的發展可以說突飛猛進，尤其是近10年來的發展，我國很多醫院的設備和就醫環境都是超過發達國家水平的，現在很多歐洲、美國的醫院的硬件條件都不如我們的醫院。我們的醫院靠自身的力量，得到了非常好的發展。但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在發展的過程中，過重的負擔是由老百姓承擔的，而老百姓現在承擔不起了，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就是要使公立醫院回歸公益性，以老百姓的利益為我們未來發展的推動力。從2003年SARS以來，我國政府已經加大了對醫療衛生的重視，尤其是公共衛生方面，并逐步確立了“政府主導”的方向，雖然在一些具體問題上還需要進一步謀求共識。

從長遠的發展來看，我國還是需要解決短期和長期協調的問題，我們目前是“雙管齊下”，但是其他國家的實踐證明，醫療衛生制度的發展必然要以一種模式為主。明確將來醫療體制的模式選擇，并在此基礎上明確公立醫院的走向，是醫改必須要回答的問題。未來的模式應該是在政府主導的前提下，一手抓住醫療籌資體系，一手抓住醫療服務的供方，讓他們的激勵機制能夠兼容，有效的把政府的投入，變成老百姓健康保障的福利。

總結

總結一下，本輪醫改和以往相比，有很大的突破和進步，這些突破和進步是基于理論發展、國情變化和時局的變革的。公立醫院的改革是難點也是關鍵，我們未來醫療衛生制度模式的選擇，決定了公立醫院改革的方向。只有政府責任到位、建立正確的政績考核體系、治理機制，使各級政府、公立醫院院長明確自己在醫療衛生領域的責任和權力，才能真正解決對目標模式的選擇問題，進而明確公立醫院改革的目標和方向。但無論選擇什么模式，公立醫院改革的核心是管理而不是產權，信息化等管理創新是醫院未來發展的真正競爭力。

美國在相對完善的法律制度、監管等體制下，最后還是會面臨目前這樣的困境，我們要在總結自己歷史和各國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勇于創新，走出我們中國人自己的路。我覺的我們應該都感到非常榮幸，有機遇參與這么一個大變革、大創新的時代下的醫改事業，相信我們會用自己的智慧和創造性，找到能夠保障中國人民健康的合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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