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9月9日電(記者李斌)：9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邀請8位來自基層的中小學教師，參觀中南海，并進行座談。在座談中，溫總理提到“我非常贊同教育資金的來源多樣化。這項工作可以列入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我們說，企業家身上要流著道德的血液，實際上，企業的收益回報社會最好的方式就是投入教育。”
溫總理上述話實際上講了兩層意思，其一，教育資金來源要多樣化；其二，企業家投資于教育是回報社會。這兩點都不錯，我認為十分正確。教育是社會的大事，自然是全社會都要積極參與，由此可以引申出，企業家的財富歸根結底是來自社會，用其來辦教育自然是題中應有之意。但是在教育這個問題上，如果要說“道德”，如果要提出企業家應流著“道德的血液”，我以為，為政者身上應率先流著“道德的血液”！為政者要責無旁貸的做出表率。
教育固然需要全社會的重視，但是政府應當是辦教育的第一責任人，教育經費毫無疑問應該是政府出大頭。企業或者個人希望投資辦學、捐款資助當然值得鼓勵，然而這只是“錦上添花”，政府的投入才是“中流砥柱”。世界上沒有任何強國的政府是不重視教育投入的，也沒有任何重視了教育的國家卻不能成為強國的，只有政府帶頭，才有全社會的踴躍助學，才有教育的興旺發達，才有國家的興盛強大。這個道理，每個為政者都應該明白。如果講“道德”，保障教育投入就是為政者的道德之一。
我以為，為政者永遠都不應以“經濟困難、財力有限”等為借口來辯解教育投入的不足，國家再困難，政府砸鍋賣鐵也要保障孩子能讀書，無非是絕對數額不高，但是相對比例（教育經費占財政支出比例）不能低，這是為政者的道德底限。連這都做不到，只能說為政者身上缺乏“道德的血液”。
我很高興，因為“十一五”末我們的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終于要達到4%這個及格線了，雖然直到2005年這個比例還只有2.8%，雖然4%的目標原本預計是要2000年實現的。然而想想代課教師駭人聽聞的40元工資，想想上萬上十萬的擇校費，想想前些年教育投入上的大筆欠帳，我又實在高興不起來。呼吁社會資助教育已經有很長的時間了，起碼能追溯到“希望工程”開展的時候，這個時期內，政府的教育投入是個怎么樣情況，網上的資料都是公開的，無須多說，我只是想說一句：自己沒有負起責任，如何能呼吁他人盡力呢？自己放棄了道德制高點，卻要評判他人的道德，可能嗎？
“道德的血液”是否難以具有呢？說難也不難。看這么幾個數據：2006年3月13日發表在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上的《政府管理改革的幾個切入點》一文指出，2004年，中國至少有公車400萬輛，公車消費財政資源4085億元，大約占全國財政收入的13%以上。與公車消費相聯系，據各種資料顯示，全國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億元以上，二者相加總數高達6000億元以上，如果財政收入按3萬億元計算，幾乎相當于財政收入的20%左右。
6000億是個什么概念？根據教育部、國家統計局、財政部《關于2006年全國教育經費執行情況統計公告》顯示，2006年，我國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包括各級財政對教育的撥款、教育費附加、企業辦學中的企業撥款以及校辦產業減免稅等項）為6348.36億元；具體看人均經費，普通小學生均1633.51元，普通初中生均1896.56元，普通高中生均2240.96元，職業中學生均2163.69元，普通高等學校生均5868.53元。
不用多了，那6000億削減一半用于教育，就等于（以2006年為例）：教育經費總體增加47.2%；能再多供給1.8億小學生或者1.5億初中生或者1.2億高中生或者5000多萬大學生.....有了這筆錢，哪里還會有40元工資的代課教師？哪里還會有被高學費逼的自殺的家長？
6000億公款消費能不能削減一半甚至更多？這不是一個法律或者政策問題，純粹是個道德問題、良心問題。任何法律或者政策的制定都離不開人，要人來構思、人來起草、人來執行，人才是最關鍵的。人要是“缺德”，再好的法律或者政策也是空談。面對坐在土胚房里面求學的孩子，面對每天的工資只夠買一斤玉米的老師，還能心安理得的享受公款消費的人，可有絲毫的良心或者黨性？只怕連人性都沒有了，遑論“道德的血液”？
為政者只有率先帶頭，展現那“道德的血液”，才好號召社會來捐資助學，一邊是天文數字般的公款消費，一邊是擠牙膏般艱難的教育投入，卻要呼吁其他人來“道德”，能有說服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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