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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問題表現的人權和經濟本質　　

葉勁松　　

我國主流媒體現在都以高調慶祝改革30周年。這高調慶祝，缺乏對改革中許多問題的必要反思。例如，對房改產生的住房建設模式及其這種模式給群眾帶來的住房難、住房貴等問題，就缺乏必要的、深刻的反思。本文以對房改的反思迎接改革30周年。　　

民眾以何種形式獲得房住，實際是民眾以何種形式實現自己應該享有的人的權利——居住權的問題。但是，民眾獲得住房居住的形式（或者換句話說，民眾實現居住權形式）只是表面現象，它表現的是這表面現象背后的、決定民眾實現居住權形式的社會經濟本質。　　

而我國關于房改或房市的討論，多只是對我國現行的主要居住權實現形式這種現象，以及相關其它社會現象的揭示。例如說現行的居住權實現形式不公正、房地產商暴富、民眾住房難等等。當然，這些都是指出了我國社會的實際狀況，但是，我國為何是目前這一種居住權（居住權應屬于人權，是人權表現之一）實現形式？或者說決定目前這一種居住權實現形式出現、存在的社會經濟原因是什么？卻少見有專文討探。我在這兒想談談自己的看法。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告訴我們，生產的性質將決定分配、交換和消費性質。不同的住房建設狀況，一方面表現不同的生產性質，另一方面它又決定住房的分配、交換和消費狀況。世界上主要有兩種生產方式：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世界上住房建設主要也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滿足民眾居住需求為目的的住房建設方式,另一種是滿足房地產商等追逐利潤最大化的住房建設方式。兩種不同住房建設方式造成不同的居住權實現。而一個國家采用何種住房建設方式,直接取決于該國的生產方式。　　

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以改善整個社會全體成員生活條件為目的，列寧指出，社會主義意味著“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生產過程來保證社會全體成員的福利和全面發展”（轉引自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三聯書店132）。而資本主義的統治階級是貪婪的剝削階級——資產階級，所以的經濟活動（包括工業生產和住房建設）和國家政策，以保證資產階級獲取最大利潤為目的。　　

經濟生產目的是滿足人民生活需要的社會主義國家（或工農掌權的國家）,其住房建設目的也是滿足人民生活居住需要。在這種經濟制度下,滿足人民生活居住需要,是國家或單位的任務。即國家（或單位）負有解決人民（或職工）居住問題的職責。　　

所以,在這種經濟制度下,城鎮中,一般由國家或單位建房,再由國家（或單位）分配給居民（或職工）居住,人民支付極少量的房租,作為使用住房的代價。為保證某些居民不至于因為收入低而不能實現基本住房要求，租房由國家（或單位）給予補貼。具體講，人民支付極少量的房租中，不含房屋建造成本，并且還應低于房屋修繕成本。即住房建造成本不能分攤在房租里，房屋維修成本也不能全由房租支付。例如蘇聯時期，“房租平均約占居民家庭收入的3％”（中國社會科學院蘇聯東歐研究所編《蘇聯概覽》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246）。我國房租在上世紀80年代及之前，房租平均約占居民家庭收入的2～3％。社會主義國家的建房成本、以及房屋修繕成本不足部分，這部分巨大資金差額，通過國家財政收入以積累、社會消費基金等給予支付。　　

例如，蘇聯“低廉的房租只使1╱3的住宅和公用事業經營費用有保證（約占蘇聯居民家庭收入的3％的房租，除狹義的房租外，包括自來水、電、暖氣、熱水和煤氣等公用事業經營費用。即蘇聯房租是所住房屋，以及房屋配套的水電氣供暖等設施總的使用付費，屬廣義的房租。我國房租不含房屋配套的水電氣供暖等設施的使用付費，屬狹義的房租──筆者注），而其余2╱3則靠國家動用總消費基金加以彌補”（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史第六卷》東方出版社1986.714）。　　

社會主義以改善整個社會全體成員生活條件為目的的性質，決定了勞動人民創造的物資財富的國家財政收入部分，除擴大再生產外，也同樣應該用于改善整個社會全體成員生活條件（包括居住條件）。例如，對房租只達到1╱3的住宅和公用事業經營費用，不足部分，蘇聯用財政中所列的“總消費基金加以彌補”，就是動用國家財政收入改善整個社會全體成員生活條件的表現。　　

而現在我國以住房由市場解決為借口，將民眾拋向由資本主宰、準備刮盡百姓油脂的房地產市場，國家財政基本不管勞動大眾住房、醫療，卻優先用于政府官員漲工資，用于政府官員公款吃喝、公款購車、公款旅游等等，根本違背了社會主義目的和性質。　　

社會主義下，居民（或職工）極低的房租,保證人民（包括因為工資較低或家庭人口較多而經濟較困難家庭）享有居住權不是停留在理論上、口號中。這種制度下,人民基本都有住房居住,人民居住狀況則主要取決于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以及一定的國家財政收入中，擴大再生產、國防費用、住房、教育、醫療……等各項所應占據的比重。　　

在主要由國家和單位提供住房情況下,如果有些職工對國家或單位分配的住房不滿意,有住較好住房的要求,而職工又有一定的積蓄用于建房,在較多情況下,國家或單位也支持這些職工合作建房。如蘇聯對職工合作建房，國家免費提供建房土地（而我國則要用公用土地賺取盡量多的錢），對建房費用超過職工儲蓄部分，國家提供無息貸款（我國銀行房屋貸款也要通過利息獲利）。因為,滿足人民生活需要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根本目的，全民所有的土地、全體勞動人民創造的物質財富（貸款這種錢財是物質財富的一種形式），用于民眾基本人權形式之一的住房權的實現時，是不能用作賺錢的工具來賺錢的。　　

社會主義國家住房建設目的，是滿足人民生活居住需要，所以建好住房后，房屋是免費分配給職工或居民居住。住房人只需交納約合住宅維修費用的1╱3的房租就行了。而資本主義經濟的目的是追逐利潤最大化,不是滿足人民生活需要。資產階級力圖把一切領域（包括人民的醫療權、住房權等人權領域）都作為榨取民眾血汗而賺錢的領域。這決定了作為資本主義經濟一部分的資本主義住房建設,其目的首先也是獲取最大利潤,而不是首先滿足人民的生活居住需求。所以，雖然勞動人民創造的物質財富，大量被國家以稅收形式，企業以利潤形式提走，但一般說來, 國家和單位不承擔向居民和職工提供住房的職責。資本主義社會要求，就象購買一般消費品由市場解決一樣,住房也由市場來解決,由“自由”市場中的一些市場主體──房地產公司等來解決。因此，社會主義住房建好之后，房屋進入的是分配領域，無償分配；資本主義住房建好之后，房屋進入的是市場交換。　　

市場經濟中的市場主體都有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特性,而作為市場主體的房地產商也具有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特性。房地產商這種特性，使其將房價定得很高，這使民眾只有通過支付高房價或高房租（房租常達勞動者家庭收入的20～40%）才能在“市場”上實現居住權。所以似乎是超階級的、純經濟的話語——住房也由市場來解決,實際掩蓋著讓資本通過高房價或高房租賺錢為資本謀利的階級傾向。而民眾的基本人權——居住權，只有被資本榨取血汗才能實現，充分顯示了資本主義人權（包括《╳╳憲章》所談人權）的虛偽性。　　

社會主義下，住房是以國家補貼向民眾提供福利的場所；資本主義中，住房是讓資本通過榨取民眾血汗而大賺特賺的賺錢領域。在不同社會制度下，同樣為住房，卻顯示出截然不同的階級性質。因此，事實就是，在高喊人權，高喊以人為本、和諧的資本主義社會，民眾應該享受的、作為基本人權之一的居住權問題，呈現的卻是廣大民眾被資本任意殘酷榨取和宰割的景象。社會主義下，住房問題是首先要保證居民居住權容易實現，而盡量不影響衣、食、行等方面生活。資本主義中，住房問題如其他問題一樣，首先要服從統治階級——資產階級追求最大利潤的要求，而不是首先要保證居民人權——居住權容易實現。　　

資本主義社會下，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權人、房產商、建筑公司、房屋廣告公司、房屋中介公司、發放房貸的銀行等都把住房作為賺錢的工具,以追求最大利潤的目的參與進來。由于參與環節很多（例如僅土地就可能幾次轉手）,每一環節都要賺取利潤及交納稅收,使房屋價格大大增高。如果再加上房屋的投機炒作,房屋的價格將更高。這種情況必然使很多勞動者沒有能力購房，不少勞動者甚至沒有能力租房，這使不少勞動者的人權——居住權不能實現（“ 法國首都巴黎大約100名露宿街頭者27日占據一家體育館，要求暫時棲身以御寒”，以及文章后面附圖中幾千香港人住籠屋，證明即使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也使不少民眾不能實現居住權）。我國地方政府現在以地產主的面目出現，高價出賣土地，加重了廣大勞動者人權——居住權實現的難度，加重了勞動者的生活困難。　　

社會主義下，消滅了剝削階級，所以建房中，沒有地產主、房產商，也就沒有他們的加價盤剝。社會主義實行計劃經濟，建房時已經知道有多少特定住戶要進住這新建的住房，只有建筑公司參與并獲取合理利潤（并且，除職工合作建房外，建筑公司的成本和合理利潤，由國家財政等以積累支付，這筆費用不用勞動者用個人收入支付），沒有房屋廣告商、房屋中介、炒房客參與抬高房屋價格，再加上國家對住宅免費提供土地，使建房成本比資本主義社會大大降低。據資料，被美帝封鎖制裁的朝鮮，其城市家庭普遍擁有國家免費提供、面積達100余平方米的住房。這一方面表現了社會主義國家關心每個家庭居民人權——居住權的實現，另一方面也表現出社會主義能以更低成本提供住房，從而更易解決人民住房問題。　　

那么，這兩種建房模式的房屋價格差異到底有多大呢？由于社會主義社會中，房屋價格（如要記價的話），應只為建筑公司的成本和合理利潤。而這在我國國內，依不同地區，建筑公司的成本和合理利潤，磚混結構的房屋應不超過600～800元╱平米，框架結構不應超過800～1000元╱平米。但我國許多城市的房屋價格每平米在3000元以上，上海、北京、深圳等在10000元以上。這中間的差價，就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作為地產主的地方政府、房地產開發商、房地產廣告商、金融資本、房屋中介等的參與，以及政府稅費加價的結果。這中間巨大差價，就是按資本主義經濟方式運作后加壓在勞動大眾身上的大山，它遠比建房成本負擔大。　　

因此，資本主義下，通過所謂房地產市場，一方面房地產商等資本家榨取勞動大眾血汗而缽滿盆滿；另一方面勞動大眾則在榨取勞動大眾血汗的高房價、高房租前，面臨住房貴、住房難的窘境，處于或淪為房奴，或每月支付高額房租的艱難選擇。　　

所以，住房也由市場來解決的房改，是使住房滿足資本榨取民眾血汗而獲利的利益要求，而不是為了使勞動人民在支付最低成本情況下實現基本人權——居住權。而在以前社會主義時期，沒有這些資本存在，也就不存在這些資本在住房上加價獲取利益的問題，勞動人民因而能在支付最低房租成本情況下實現基本人權——居住權。　　

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運行歷史使人們認識到,私有企業變為公有企業,生產也能正常運行,被資產階級御用學者（以及我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吹噓為社會中不可缺少、因而應該享受比勞動大眾收入高許多倍的收入的資本家,并不是經濟生活所必需的人物。歷史實踐證明,資產階級是經濟生活中的多余人物,資產階級已失去存在的歷史理由。同樣,社會主義時期建房模式的成功運行,使人們認識到,不要資產階級的那一部分──房地產商、房屋廣告商、房屋中介商等,房屋建設也能正常運行,并且房屋成本更低，更易讓勞動者實現基本人權——居住權。這一切說明,房地產商等并不是房屋建設所必需的人物，他們不過是吸附在房屋建設中的寄生蟲、吸血鬼,他們是房屋建設中的多余人物,他們已失去存在的歷史理由。他們靠吸取勞動大眾血汗養得又肥又大,成為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億萬富翁,而勞動者生活卻更加困難。因此，住房也由市場來解決的房改對誰有利，它的階級性質是什么，是不言自明。　　

而我國建設部的官員們和不少地方官員，熱衷于維護現存的、對房地產商等資產階級有利，但損害勞動大眾利益的住房政策。這些官員們可以喊喊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等動聽的口號，但他們對推翻壓在老百姓身上的三座大山之一的住房大山是不感興趣的，他們對改變房地產商等資產階級盤剝勞動者血汗的狀況是漠不關心的。主流經濟學家倡導了市場經濟改革,它們要求一切由市場來解決,要求人民的利益服從于它們倡導的市場經濟,即要求人民利益服從于市場強勢主體──資本家的公司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要求。表現在房屋建設上, 主流經濟學家和一些高官們，要民眾希望以較低成本實現基本人權——居住權的要求,服從于房地產商等吸血鬼為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對民眾的盤剝的要求。他們實際上是要維護使房地產商等靠吸取勞動大眾血汗養得又肥又大,而勞動者生活卻更加困難的現行房屋狀況。而主流經濟學家中的部分人卻在《╳╳憲章》憲章簽名做出爭人權狀，并在自己博客中大談人權，真是虛偽透頂。　　

綜上所述，我國現行房改政策，根本問題不是好不好或是否成功的問題，而是它們到底代表了那個階級的利益的問題。要徹底推翻壓在勞動大眾身上的大山（包括住房難、住房貴的大山），只有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才能實現。沒有包括房地產商、房屋廣告商、房屋中介商等在內的資產階級，才不會有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政策出現，勞動大眾才能徹底翻身，才能是真正當家作主人。　

附文：

令人觸目驚心的香港“籠民”

2008年7月16日，香港大角咀，一位老人在“籠屋”內睡覺。籠屋是罐頭沙丁魚似的貧民窟，老弱的窮人住在以鐵絲網圍住的床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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