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憂，黨國英們仍沒有一點前瞻性

堪憂，黨國英們仍沒有一點前瞻性　　

前一陣子，好象重慶就有了農民土地流轉給開發商后農民生計有無保障的討論。而今，這一“討論”則需要全國人，尤其是農民面對了。因為，我們已有決議：允許農村土地流轉。　　

這里，本網民首先想問：我們對流轉土地后農民工失業有預估、有前瞻、有對策預案嗎？農民工一旦失業，自己的土地又被流轉，他們的生計如何保障？我們對此如有對策預案，其內容是什么？　　

這是一個極為現實的可預知的問題。請看一看現如今因美國金融危機波及到我國，我們一些企業破產、使我們出現諸多被動的情況吧。　　

有人有文章這樣列寫：　　

——《每日經濟新聞》報道，廣州火車站提供的最新數據，今年10月11日至27日，廣州站共發送旅客117.4萬人，同比增長了12.9萬人。這12.9萬人，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返鄉民工。　　

——安徽新聞網也說，合肥火車站也出現民工返鄉潮。　　

——《重慶晚報》說，300萬農民工重現返鄉潮。　　

——《楚天都市報》說，已經有30萬湖北農民工回家。四川、重慶、安徽、湖北都是農民工輸出大省，可以說這種現象具有很大代表性。　　

……　　

本網民這幾年多次回憶過，當年對改革的爭論，當時就有好多人對某些人設計的改革必然出現“社會風氣變壞、腐敗、兩極分化、進而出現私有和有人鼓噪搞資本主義……等”有過明確的論說，并籍此，希望改革者慎行他們的那種改革，但是，我們一些人對這種預見性研究全不理睬，執意摸了下來，結果——出現一連串的被動。　　

──改革開始，搞活激勵機制，要完全徹底地按勞分配，拉開分配差距，我們一些能干且勤勞的人們，著實高興過一陣子，收入確有增加； 　　

──可是，不久，出現了分配上的任意性。“拐點”出現了。此時，改革者提出的對策是承包，“這不，農村的經驗是承包，一包就靈啊”； 　　

──但是，承包了，更大的問題卻接踵而至，──經營管理者的短期行為來了，為了業績、政績，拚資源、拚消耗、拚機器，甚至拚消費……一切都好象“末日來臨，不這樣消費，拚消耗，便沒日子了”，改革又臨新“拐點”； 　　

──這種短期行為的情況，還算好的！請看，在公、私企業并存的情況下，一些公、私企業的負責人互相勾連，故意把公、國企業的肥水，流給私人企業；更有甚者，故意“毀廟肥和尚”的，也大有人在（一個開創在先，接著仿效不斷），致全國決大多數集體、國營企業，每況日下；趕快深化改革，拐過這個“拐點”呀！ 　　

──此時，胸有成竹的改革者裝出一付惋惜，但態度不失明確的樣子說“這是產權不明的原因所致”！搞股份制啊，或者干脆賣掉呀。于是就賣，一個諸城，兩個諸城，──直到今天，全國已沒幾個地方不象諸城了。 　　

工人能有什么錢去買企業（況且，在有個別人占較大股份的企業里，經濟上侵吞、排斥小股，有其必然性），下崗回家吧。 　　

于是，出現今天的某些下崗工人和農民抱怨：“開始聽信美好的改革許諾，被兜弄了一圈子，我們都被兜懵了”。 　　

鑒于已出現的這么多的問題，在后來的入世討論中，不少人們也還是在提醒：一旦入世，資本主義一旦發生經濟危機，我們就不可能獨善其身了 ……　　

關于這一點，又不幸被言中。近期的金融危機，我們被美元綁架，致不少人“飯也苦”“眠不香”了！　　

注意！眼下，一些嚴肅的站在人民立埸上實踐、研究者又在預言：如果說，這兩次金融危機，因我們的金融系統“涉‘世’”未深，雖受影響，但估計最終尚能通過我國“仍有”的公有、計劃功能，勉力支撐下來，那么，隨著我們我們完全開放，完全融入世界資本主義，完全市場化，——計劃功能喪失，不久的將來，資本主義的周期性危機就可能由我而發，或——必被深度卷入，那時，我們一切，都會十分地慘痛！　　

再讓我們把話題返回土地流轉。如今，土地向“大”資本集中式的流轉，又在不爭論中悄悄進行著。我們擔心，一些人由農民成了工人，一旦出現經濟危機，——或由我自身暴發危機，農民工失業回家，卻無地可種，——并且土地使用權若干年收不回來，而集約化農業又不需要他們，他們會變得一切無著！　　

鑒于此，所以，一些有灼見的好心者建議：如一定要實行流轉，當從根本解決農民工“進城”問題，——農民工們把土地使用權一次性包給別人后，可以到城市里作有生活保障的定居……等。不知改革者有無此類的預案對策？我們希望“一定要有預案性對策”，否則，一旦有“事”，危害將極其深重。　　

最后，本網民想對黨國英這類專家們說：“你們認為——農村的2億‘剩余勞動力’是被土地使用權給害的，拖住了后腿，一旦把土地使用權流轉出去，就能放心無慮地走上致富道路……的觀點及‘承諾’，是不是新一輪的‘決不會出現兩極分化、更不會有害社會風氣、也不會動搖公有制……’的大忽悠。　　

這三十多年，已發生的一切，讓我們不斷想起毛澤東的前瞻性認識：　　

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在　5月25日　送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下山的時候，“毛主席大聲地問：你是沒有忘記我在專列上的許諾吧。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張平化激動地望著毛主席。大聲地說：‘主席，我懂了’。”　　（馬社香：《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 當代中國出版社  2006年10月第1版，第1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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