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農村土地私有化
盧映西
十七屆三中全會之前，有些媒體就為農村土地私有化造勢，說什么“農民獲得承包土地產權的流轉權，雖然只是漸進式改革中土地產權制度變革中的一小步，但卻這是邁向新的發(fā)展歷史階段、奠定未來三十年持續(xù)增長與繁榮的一大步，是偉大的一小步。”（《偉大的一小步：承包地流轉權改革》，2008年10月07日，南方網(wǎng)）調門之高，令人咋舌。
現(xiàn)在全會已經(jīng)開過了，公報的表述只是“要穩(wěn)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jīng)營制度”，就是說土地政策還是以穩(wěn)定為主，并沒有邁開某些知識精英們期盼的全面推行土地自由流轉那“偉大的一小步”，說明中央領導層還是清醒的。土地自由流轉是否有助于解決三農問題，完全可以先試點，由實踐來回答，急什么？
但精英們仍在喋喋不休。今天看到陳志武先生的《農村土地私有化后結果不會比現(xiàn)在糟》，不得不感嘆精英們的忽悠本事又有長進了，不上“春晚”真對不起觀眾。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農村土地私有化后結果不會比現(xiàn)在糟”這個判斷是正確的，但他沒告訴大家的是，在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這只是一句正確的廢話，正如“農村土地集體化后結果不會比現(xiàn)在糟”一樣。要理解這一點，只需考察一下農產品市場在市場經(jīng)濟中的地位。
西方主流經(jīng)濟學教科書講到完全競爭市場時，總喜歡拿農產品市場來舉例，因為只有農產品的營銷最接近完全競爭。教科書輕飄飄地說，完全競爭市場的平均利潤為零。那么，一個處于完全競爭市場的經(jīng)營者的處境就是：累死累活最多只能混個溫飽，稍不留神就會破產倒閉。這正是目前三農問題的真實寫照。我們看到，最近豬肉價格剛剛回落了一點，經(jīng)營者馬上就面臨虧本壓力了。也就是說，市場經(jīng)濟有一個基本規(guī)律：誰落在完全競爭市場中，誰的處境就最糟糕。（西方主流經(jīng)濟學卻把這種置人于最糟境地的完全競爭市場視為市場的理想狀態(tài)，從一個側面說明這種經(jīng)濟學只是毫無人文關懷的偽科學。）已經(jīng)處于最糟境地的農業(yè)，再怎么折騰也不會更糟了，采用小崗村模式抑或南街村模式都一樣，所以說前面的兩種說法都是正確的廢話。
可是陳志武先生還在繼續(xù)忽悠：“看看今天成功的國家里，有哪個是以公有制成功的呢？答案不言自明。”這就有點睜眼說瞎話了。我們看到，今天發(fā)達國家農業(yè)的成功，關鍵早已不在所有制，而在于政府的高額補貼，高到養(yǎng)一頭牛每天得到2.2美元的補貼的程度－－世界上最窮的12億人每人每天的開支還不到這個數(shù)。設想一下，有這樣高的補貼，私有公有還重要嗎？要是陳先生在美國競選總統(tǒng)，他敢提出取消農業(yè)補貼的政綱嗎？我們一些留學國外的知識精英，明知自己忽悠不了美國人民，只好來忽悠自己的同胞，他們就是這樣“愛”國的！
善良的人們，常常只詬病某些知識精英鼓吹“全盤西化”，其實那是抬舉了他們。他們所鼓吹的，實際上只是“片面西化”，只把早被馬克思嚴厲批判過的資本主義破爛介紹進來，而對在馬克思之后資本主義國家針對自由市場弊病的矯正措施（例如社會保障和農業(yè)補貼）閉口不談。他們高唱市場經(jīng)濟就是好、私有制就是好，卻不告訴我們現(xiàn)在滿世界都是混合經(jīng)濟。我們不妨也學著陳先生的口氣問一句：看看今天成功的國家里，有哪個是以單純市場經(jīng)濟成功的呢？
答案同樣不言自明。
附：
農村土地私有化后結果不會比現(xiàn)在糟
2008年10月13日 金羊網(wǎng) 陳志武 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
目前關于土地制度的討論，是先畫了幾個不可碰的“圈圈”：政治組織對農村的絕對領導、土地公有制、農村戶口與城市戶口不能合一，并且土地不可兼并轉讓。如果這四個圈圈不可碰，那么不要說找農村發(fā)展專家，即使叫上帝來給中國三農問題出主意，他也可能無能為力。
現(xiàn)在討論農村的問題、尋找解決方案時，大家都喜歡以“如果這樣做，會不會出問題？”來判斷方案的可不可取，所以，也總拿不存在的“十全十美”的方案作為參照的對象。
土地私有后會不會有問題？當然會有，但是不是比現(xiàn)在的局面更糟糕？各國的私有制經(jīng)驗證明——不會。現(xiàn)在的事實是，在土地國有或集體所有制度下，土地照樣在轉為非農用途，在此過程中權力和資本獲益最多。
相比之下，如果土地私有，在轉讓過程中擁有地權的農民至少還有點發(fā)言權，是交易的主體方，在許多情況下農民的所得不至于像現(xiàn)在這樣少。農村土地私有化的制度收益是，農民會更富有了；其制度成本是，那些掌權者少了撈錢、撈權的基礎。
我自己家還在湖南農村，有哥哥弟弟在那里務農。我們不能再拿農民去試驗什么“第三條道路”，而應該在世界各國已經(jīng)試驗過的“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間選擇一種。看看今天成功的國家里，有哪個是以公有制成功的呢？答案不言自明。
有些“圈圈”應該碰目前關于土地制度的討論，是先畫了幾個不可碰的“圈圈”：政治組織對農村的絕對領導、土地公有制、農村戶口與城市戶口不能合一，并且土地不可兼并轉讓。
如果這四個圈圈不可碰，那么不要說找農村發(fā)展專家，即使叫上帝來給中國三農問題出主意，他也可能無能為力。這就好像去找最好的救命醫(yī)生，同時又先規(guī)定這些醫(yī)生不能用哪些能救命的藥方與藥品。甚至說，“他們大多數(shù)不是專家，只是十足的白癡！”我們反倒應該問問自己：是真的要解決農民的問題，還是只為了自己以及權貴的政治前途，借農民的話題為既得利益說說而已？
聯(lián)產承包制度的建立以及其成功恰恰說明一點：應該讓農民個人的責任感盡量地發(fā)揮。也就是說，我們所有的制度設計都要圍繞這樣的基本原則：農民自己比官員更會對自己負責，農民自己比官員更知道什么、以及怎樣做，對自己、對后代更好。
照這一理念繼續(xù)走下去，下一步只能是把土地產權分回到家庭個人，這才可徹底發(fā)揮出農民最自然的責任感。也可以讓農民自愿、自發(fā)地形成以家族、宗族為基礎的經(jīng)濟自助體，也可讓他們自發(fā)“計劃生育”等等。如果沒有土地產權私有，這些自發(fā)的行為都很難。相反地，以生育為例，現(xiàn)在的制度反倒變相鼓勵多生。我所了解的農民，誰都比官僚們更負責任、更為自己的后代著想。
如果不通過土地私有等改革盡最大可能發(fā)揮農民自然的責任感，讓個人的空間盡可能達到最大，那么農民沒有別的選擇，只能事事靠國家，也只能事事怪國家。
與此同時，農民只是官方指令的被動接受者：他們只能聽命于官的安排，也任由官的擺布。一方面我們說官員的權力太大、太不受約束，另一方面又把對農民最要命的東西——土地權控制在官的手中，這讓農民的腰怎么能挺得直？解決官員權力過大的最起碼的辦法，是減少他們手中能控制的資源，把土地權還給農民。
十全十美、讓每個農民都好的方案是等不到的。不能因為幾個不負責任的農民，就要求所有負責任的農民都付出代價。
制度問題嚴重有人說，上面的“幾個圈圈都不存在‘不可碰’的假設，實際上這幾個問題在80年代就開始碰了”，這可能是我與他們理解的重要差別之一，我講的核心是對行政權力、對官員權力的實質性制約。而他們講的“土地私有公有在學界有爭論，但全國農村的實踐沒有什么爭論”，“農村戶口與城市戶口的統(tǒng)一，在80年代在很多縣市就開始了”，以及“土地的兼并和轉讓在貴州進行了20年了”，這些都是一些“換湯不換藥”的嘗試。
在政治組織對村、對基層的絕對領導沒有改變之前，如果在這些嘗試中問題不出現(xiàn)，那反倒奇怪了。
這些實驗都沒有形成氣候一點不令人吃驚。那么，為什么沒有進一步在那“幾個圈圈”上做文章呢？只要行政權力(官權)、既得利益集團的權力不受到實質性制約，那些“換湯不換藥”的嘗試，起初對改善農民收入可以發(fā)揮一定作用，但不能根本解決問題。
舉例說，前些年在農村試驗過的農村信用社，當時允許他們完全按照市場規(guī)則去運作，政府放手不干預，這聽起來不錯。可是，當掌握大權的村長、鄉(xiāng)長、村支部書記、鄉(xiāng)支部書記開始寫條子，要這些鄉(xiāng)村信用社為其關系戶提供貸款時，這些鄉(xiāng)村信用社就不好辦了。如果遵命就意味著不良貸款、信用社未來可能要垮；如果不遵命，信用社今后的存在資格可能要泡湯。
這些權力當然還掌控著許多其他。只要這種權力結構還在，產權保護、合約權益保護、農民的致富空間都會非常有限。什么做起來都是四不象。
阻礙農民致富、阻礙農民享受公民待遇的障礙之一是現(xiàn)存的權力結構，而土地公有不僅沒削弱官權，反而加強了，使官權掌握了更多的物質基礎。如果是這樣，減弱官權的答案之一，不就是把土地權還給農民自己嗎？
如果有些農民選擇把地賣掉然后進城生活，這又有什么錯呢？如果我們真的在為他們的權益與福利而努力的話，那么看到他們境況的改進理所當然是令人高興的。有人可能會說這對留在農村的人不公。其實不是這樣，因為一方面留在農村的人可以有更高的人均耕地面積，他們的生產力可以提高，有利于其生產效率的改進；另一方面這些農民也有權選擇把地賣掉進城。要知道，改變中國農民收入的必然出路只能是讓相當多的農民進城，改為非農。
道理很簡單，人們對食物的需求是不會因農業(yè)的增長而增長，但非農需求卻無止境，新的技術創(chuàng)造新需求。因此，如果農民選擇把地賣掉進城生活，我們應該恭喜他們，那才是我們?yōu)樗麄冏隽艘患檬隆?/p>
因此，不能再保留維護行政權力、維護城鄉(xiāng)和地區(qū)間收入不平等、維護城鄉(xiāng)和地區(qū)間發(fā)展機會不平等的公有產權基礎了，“還產于民”才對。
中國農村的根本問題卻是“鄉(xiāng)村社會的官權過剩，民間權力衰落”。導致這種局面又是由于兩方面原因：不受制約的行政權力、所有財產（包括土地）公有。
有一點是顯然的：在腐敗盛行的社會里，規(guī)避腐敗的首要方法是把腐敗所能碰到的資源減到最小。換句話說，如果一個社會腐敗盛行，同時你又把所有的資源和土地交給他們控制，那么沒辦法在世界上找到比這更糟糕的組合了。
在中國農村，現(xiàn)在掌握在官權手里的資源有兩大塊：第一，公有的土地；第二，他們不受約束的行政攤派、各類名目的稅費權力以及行政審批權。只要這兩塊還不變，農民的鼻子只能被官權牽著走，“還權于民”和“以民為本”都不可能。
上面講的第一塊資源——公有土地——如果能通過土地私有，那么那些官權就少了牽著農民鼻子走的最重要物質基礎了。而土地又是農民的命根子，沒有自己的土地，他們就只能求著官權，就不會有“還權于民”。有了“還產于民”才會有“還權于民”。但如果像在一些地方試驗的那樣，只有名義上的“私有產權”而同時行政權力不受制約的話，那么真正的“私有產權”會很難，因為行政權力可隨時侵犯你的產權。
因此，官權是問題中的最關鍵之處。這一點就涉及到政治與組織行政架構這個最關鍵之處。實際上，只要官員的權力結構不改變，任何意在制約官權的努力都難辦，這也是為什么我們前面談到的那些嘗試最終都難以成功的原因。因此，我個人認為，行政的領導權首先要退回到縣這一級（就像中國歷代皇權都到縣一級為止一樣），讓鄉(xiāng)村權力真正由農民選舉的人擔任。實現(xiàn)“鄉(xiāng)鎮(zhèn)自治”。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xiāng)！」
烏有之鄉(xiāng)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wǎng)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wǎng)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wǎng)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