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毛時代的文藝景觀,可以看到其深厚的民族風格:在審美上,呈現一種素樸中和、積極明快而又凈麗含蓄之美;表現上明白曉暢,通俗易懂,避免隱晦、荒誕的手法;整體散發著濃郁的抒情性和昂揚雄健的浪漫格調;以勞動者為主要表現和接受對象,關注現實社會和歷史題材,著力于塑造典型環境和典型形象,突出思想本質和政治、道義主題;重視文藝的群眾參與性和接受效果;由此,在文藝的功能上,激濁揚清,批判落后,贊頌崇高,關注現實政治和歷史發展,注重對人思想修養、人生境界、思想認識上的提高,引導人們積極參與現實生活、生產、政治活動。
這些,既是繼承和再造了一個浴血重生的民族的優秀傳統,同時又有不同于以往任何時代的進步性。文藝從少數貴族、精英的消遣娛樂而變成全民的精神財富,知識分子從文化占有者成為“文化工作者”,為人民服務。它的面向大眾的全民性、普及性,從而它的實踐性、政治性,是最突出的特點,也是理解毛時代及其前后文化發展包括各種沖突、糾葛的關鍵。
新華網陜西頻道10月20日電“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晨光熹微,十余青年誦讀梁任公《少年中國說》待旭日東升……這不是影視劇中給“五四青年”的鏡頭,而是每逢周五,你就有可能在西安科技大學臨潼校區土操場目睹的一幕。“朝話”的發起人叫楊飛。然而,年輕的他9月3日被第四軍醫大學西京醫院確診為重型再生障礙性貧血。在記者的訪談中,“同志”這個略顯土氣且已多義的詞語頻頻出現在楊飛的講述中,在楊飛看來,稱呼志同道合的朋友,沒有比這個稱謂更貼切的了。而他所謂的“同志”,是指和他一樣,有著經國濟世情懷,奔走在“支農”路上的一群人。據統計,自2008年至今,楊飛先后自費參加過20余次支農活動,他和他的同志們的足跡幾乎踏遍陜西各市,服務人群覆蓋1300余人次。
這幾天,上海的新聞里,每天都有關于上海紐約大學即將開學的消息。12號舉行首個開學典禮,總算是開張了。 上海“新聞綜合”電視臺,特意報道中方校長“用英語”告訴學生,可以稱呼自己“Lee”,或“Yu Laoshi”,或“Teacher Yu”,怎么方便怎么來。電視臺說,真幽默。 而美方校長,電視臺則特意剪裁了他的這句話: Until today, you&r
我們的文化中,可以很容易找出諸多的圣人名言,教誨人們要有責任感,要襟懷天下,不是“肉食者”才有這個責任,每個“匹夫”亦應如此。這個號召又是更多地面向年輕人的,年輕人是天生的理想主義者。讓人惋惜的是,如今這種精神在年輕人里幾乎消散不見了。我所接觸的青年學生往往直接走向了政策建議的方向。因為視野的局限,社會調查淪為攝像機式的記錄加上一點“政府應該如何如何”的老生常談,看不到表象背后的東西,更缺少思想的火花。這樣的調研報告讀起來像極了都市報的社會版與時評版的雜糅。這種現象可以稱為“天下情懷”的失落和“師爺心態”的興盛。
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專業的學生,我認為,從實踐上講,馬克思主義要求我們主動走入工人階級,了解他們的境遇、困惑。走進工人階級,可以幫助知識分子更清晰地認識現實,也可以使工人了解自身在社會化大生產中進而在歷史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如列寧所言,把馬克思主義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從而攜手推動社會的進步,主動地而非被動地推動歷史的進步。
我們要建設世界一流,就得從管理上下功夫,就得拿出點兒不一樣的管理思路,《鞍鋼憲法》就是一條好路子。
總而言之,《鞍鋼憲法》不僅能夠有效避免“加油站貴族”的產生,而且能夠改變部分管理人員脫離一線的情況,這就為我們學習廣東經驗奠定了基礎。我們是區外基層單位,必須結合實際情況來學習,而不能一切照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