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曉軍：日本全面對華戰爭前的中國學生就業

日本全面對華戰爭前的中國學生就業

 宋曉軍

   最近經常有人與聊大學生就業的問題，有人問我在《中國不高興》中寫的一段話：“從現在開始，他們（指年輕人）又要經歷中國經濟被美國金融綁架的痛苦，這種痛苦很可能成為他們畢生最深刻、最難以忘懷的記憶。”是什么意思？我說主要是產業結構過于扁平化，而高校擴招大都是“文、經、管”這種節省教學資源的專業，同時理工科很多學生的專業又有多少能與國有自主產業對口呢？
    1937年，中國進入了危機的一年。我手頭剛好有一本1937年6月10日、也就是距離“七·七事變”不到1個月時間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教育雜志》，這期雜志上有一篇由陸覺先、趙廷為撰寫的《中國的生產教育》一文。文章開頭是這樣寫的：

                                  中國的生產教育

                                      陸覺先、趙廷為

   中國自受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武力、政治、經濟、文化等侵略以來，自身的社會便在畸形的發展過程中，供列強無厭足的敲骨吸髓，既未跟著歐美資本的生產的路子跑，又不知自己去另闖出路，擺脫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羈絆，還是只向著不生產的不節儉的浪費方面奔走。于是有資產者把全由直接剝削而來的大量資金，聚集起來，不愿作生產事業，只知斂取利潤以自肥，作個人享樂，甚至把數千萬的現金送到外國銀行去保險，間接幫助外國資本家剝削中國人民的汗血。這在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一方面來說，是得了極大的便宜，即利用我們的大宗游資，變為生產的資本，復以廉價來收買我國的原材料或勞動力，制造出商品，再用貿易的方式對我們實行剝削；但在中國一方面來說，卻不僅是一種極大的浪費。白白斷送了整千萬生產的資本，而且還受了國際資本主義的貿易方式的剝削，加速地促進了我國農村的破產，工業的衰落，商業的調敝，而使中國的整個產業界，幾乎很難有抬頭和發展的希望。
 中國產業界既如此不景氣，當然無由容納大量的具有生產技術的人才，同時他們莫不中了傳統教育的思想的遺毒，對“學而優則士”的觀念，還沒有打破。因而學工程的、學采礦的、學紡織的等等，多跑入政軍學三界。據何清儒氏的調查（注一）：職業學生就業的，占74%，而能用其所學的，仍屬極少數，便是一個有力的證明。可是軍政學三界容納人才究竟有限，學校的畢業生還是逐年增加，人浮于事的現象，日益顯著，于是奔走、鉆營、擠軋、為謀生上所必要。另一方面事業的學生多半在城市里已染上了奢侈的惡習，不大愿意還鄉去從事農村或其他社會工作，其結果往往流浪在城市里，成為高等流氓；就使甘愿還到農村服務的，莫不裝束入時，享用奢侈，其結果不過替帝國主義做推銷員，實無異使生產加速地降低，而浪費一天天地增加。還有占絕對多數的農工，他們終日勞動，尚難溫飽，當然也沒有時間去受教育；同時其子弟的入學費用，不但無能力擔負，而且還要犧牲他們的寶貴的應該用于求學的時間去幫工，以維持一家的生計，結果民眾與教育絕緣的程度，使日甚一日……

    以上就是1937年研究教育的人寫下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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