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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們學習馬列毛主義、學習原著，都要首先了解國際共運歷史。從今天起，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國際共運歷史，就是20世紀50年代、60年代的國際共運歷史。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出現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有十幾個國家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也同時風起云涌。
總之，當時世界形勢大好，打破了帝國主義一統天下的局面，也打破了蘇聯被帝國主義包圍、孤立的被動局面。
然而，就在這種大好形勢來臨之際，偏偏出現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赫魯曉夫的帶動下，意大利、法國等國的共產黨內部也出現了修正主義，再加上原先就反對蘇聯的南斯拉夫修正主義，整個國際運動被攪得四分五裂。
與此同時，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也趁此機會，掀起了空前未有的反蘇、反共浪潮。一時間，高天滾滾寒流急。
以毛主席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敏銳發現了這股修正主義現象。早在1957年，毛主席就指出，長時間以來，人們對于教條主義作過很多批判，這是應該的，但是，人們往往忽略了對于修正主義的批判。
毛主席1957年的時候指出，在現在的情況下，修正主義是比教條主義更有害的東西。我們現在思想戰線上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開展對于修正主義的批判。
然而，出于維護國際共運大局、出于斗爭策略，我們一開始并沒有點名批判蘇共和蘇共領導人。可是，赫魯曉夫之流肆無忌憚、得寸進尺，于1963年7月發表了“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擺出一種架勢，似乎要把國際共運中的分歧和爭論，告訴全體蘇共黨員。但是，他們的公開信，對國際共運中的一系列問題進行歪曲、造謠，掩蓋真相。
中國共產黨出于無奈，于1963年9月6日發表了《蘇共領導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九評”當中的第一評。
隨后，中國共產黨又連續發表了八篇文章，從各個角度，對蘇共中央的公開信進行了批駁；同時，也分各個專題，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進行了全面的剖析和批判。
總起來這九篇文章，就是我們后來所說的“九評”。
毛主席當年對國際上修正主義潮流來勢洶洶，發揚了革命的大無畏精神，帶領全世界真正的馬列主義者，同修正主義、同赫魯曉夫展開了一場大論戰。
在這場大論戰中，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馬列主義者，雖然在當時的國際共運中沒有獲得多數國家的共產黨的支持，但是現在回過頭來看，毛主席當時的很多觀點都是具有歷史穿透性的。特別是經過蘇東劇變，經過20世紀末、21世紀初，國際共運的大挫折，我們回過頭來看，更顯示出毛主席當年的英明、偉大，更顯示出毛主席的思想光輝。
所以，我從今天起，準備給大家一一介紹一下“九評”，以便現在的青年朋友們了解當時那一段歷史，以深化我們在相關各個問題上，對馬列毛主義的認識。
先給大家介紹一下“九評”中的第一評。
“一評”指出，我們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分歧，是從1956年的蘇共“二十大”開始的。
首先，在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惡毒攻擊斯大林。
其次，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的報告上，借口世界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鼓吹“和平過渡”的修正主義觀點。
再次，赫魯曉夫在報告中，也是借口世界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提出“列寧關于帝國主義、關于‘戰爭與和平’的學說是否繼續有效”這樣一個問題；并歪曲列寧關于“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的原則，提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和平共處、和平競賽”這樣的修正主義主張。
“一評”指出，蘇共“二十大”以后，中共領導人多次在內部會談中，對蘇共提出批評；并曾在1957年向蘇共提出過一個題為《關于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的書面備忘錄。
“一評”指出，蘇共中央公開信極力吹噓蘇共“二十大”“產生了偉大的結果”。然而，歷史是篡改不了的。只要是不健忘的人，總會記得，蘇共“二十大”并沒有帶來什么“偉大的結果”，而是敗壞了蘇聯的聲譽，敗壞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聲譽，敗壞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聲譽，給了帝國主義、反動派和其他一切共產主義的敵人以可乘之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惡果。
“一評”還指出，在這期間發生的最突出的事件，是發生在1956年夏天的波蘭事件和1956年秋冬季節的匈牙利反革命暴亂事件。這兩個事件，在性質上是有區別的。蘇共領導對這兩個事件都曾經犯了嚴重錯誤。波蘭事件時，蘇共領導調動了軍隊，企圖用武力壓服波蘭同志，犯了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然而，蘇共領導在匈牙利反革命勢力占據了布達佩斯——這樣的緊急關頭，曾經一度準備采取投降主義的政策，企圖把社會主義的匈牙利拋棄給反革命。
“一評”指出，1957年兄弟黨會議，在許多重大原則性問題上，拒絕并糾正了蘇共“二十大”的錯誤觀點。毛澤東同志親自率領中共代表團，在會議期間進行了一系列的工作。中共代表團一方面同蘇共領導進行充分的協商，對他們作了必要的、適當的斗爭，幫助他們改正自己的錯誤；另一方面又同其他兄弟黨領導人反復交換意見，力求達成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文件。
經過中共代表團和其他兄弟黨代表團的共同努力，會議最后通過的宣言，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上，同蘇共領導第一次提出的草案相比較，做了重大的修改。
另外，經過中共代表團和其他兄弟黨代表團的共同努力，1957年宣言還糾正了蘇共領導在蘇共“二十大”提出的關于帝國主義、關于戰爭與和平等問題的錯誤觀點。
現在，蘇共中央公開信口口聲聲地把蘇共“二十大”的決議同1957年宣言等同起來，企圖用蘇共“二十大”的錯誤路線代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共同路線。
“一評”指出，1957年莫斯科會議以后，有了一個各國兄弟黨一致協議的宣言，我們本來希望，蘇共領導能夠遵循這個宣言的路線，改正自己的錯誤。不幸的是，同我們的愿望相反，同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兄弟黨的愿望相反，蘇共領導反而越來越嚴重地違背宣言的革命原則，違反兄弟黨、兄弟國家關系的準則，離開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軌道越來越遠。蘇共領導的修正主義有了新的發展。這就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分歧隨之加劇，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蘇共領導根本不顧1957年宣言的革命路線，在赫魯曉夫的言論和蘇聯報刊的文章中，大肆宣揚他們的所謂“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等修正主義路線，宣揚在帝國主義還統治和控制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情況下，就可以實現“沒有武器、沒有軍隊、沒有戰爭”的世界，宣揚全面徹底裁軍“能夠為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開創一個嶄新的紀元”，等等。
“一評”指出，本來，在1960年6月初，蘇共中央提出，利用六月間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機會，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社會主義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中國共產黨不贊成匆忙地召開這樣的會議，也不贊成只召開社會主義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代表會議。我們積極建議召開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并且主張為了開好這個國際會議，必須作好充分的準備。我們的這個建議得到蘇共的贊同，兩黨并且商定，為了準備這個國際會議，參加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兄弟黨代表，可以就這個國際會議的召開日期和地點，初步交換意見，但不作任何決定。
出乎我們意料的是，蘇共領導竟然背棄自己的約言，在布加勒斯特對中國共產黨發動了一次突然襲擊。
在會談前夕，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代表團分別向兄弟黨代表散發并宣讀了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通知書。這個通知書，對中國共產黨進行了全面的、毫無根據的誣蔑和攻擊，這是蘇共領導的反華綱領。在會談過程中，赫魯曉夫帶頭組織了對中國共產黨的大規模圍攻。
赫魯曉夫在這次會談中發動的反華運動，對于許多兄弟黨來說，也是一種突然襲擊。一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兄弟黨代表，是不同意蘇共領導的這種錯誤做法的。
在這次會談中，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代表團拒絕服從蘇共領導的指揮棒，堅決反對蘇共領導的宗派活動，蘇共領導就把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看作眼中釘。他們從此進行了越來越激烈的反對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活動。
蘇共領導對于在布加勒斯特沒有能夠壓服中國共產黨并不甘心。緊接著布加勒斯特會談之后，蘇共領導采取一系列步驟，把中蘇兩黨之間的思想分歧擴大到國家關系方面，進一步對中國施加壓力。
1960年7月，蘇聯政府突然片面決定，在一個月內撤走全部在中國的蘇聯專家，從而撕毀了幾百個協議和合同。蘇聯方面還無理要求中國政府召回駐蘇使館的一名工作人員，并挑起了中蘇邊境糾紛。
1960年11月，八十一個兄弟黨代表會議在莫斯科舉行。蘇共領導不顧中國共產黨和其他許多兄弟黨代表團要求消除分歧、加強團結的愿望，竟然在會議前夕，向齊集莫斯科的兄弟黨代表，散發了一封更加粗暴地攻擊中國共產黨的、長達六萬余字的信件，挑起了更加尖銳的爭論。
八十一個兄弟黨代表會議，就是在這樣的極不正常的氣氛中舉行的。蘇共領導的惡劣做法，曾經使會議瀕于破裂的邊緣。由于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和其他一些兄弟黨代表團堅持原則、堅持斗爭、堅持團結，由于大多數兄弟黨代表團要求團結、反對分裂，會議最后還是達成了協議，取得了積極的成果。
1960年兄弟黨代表會議的聲明中，蘇共領導提出的許多錯誤論點，都被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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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我們繼續給大家介紹“九評”當中的第一評。
“一評”指出，1957年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在莫斯科召開的會議，是在擊退了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嚴重進攻以后召開的。
蘇共中央公開信說，蘇共“二十大”在制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事實恰恰相反。1957年兄弟黨會議，正是在許多重大原則性問題上，拒絕并糾正了蘇共“二十大”的錯誤觀點。
在這次會議中，我們同蘇共的爭論，主要是“和平過渡”問題。蘇共領導原來提出的宣言草案中，硬要塞進蘇共“二十大”關于“和平過渡”的錯誤觀點。這個草案，根本不提非和平過渡，只提和平過渡，而且又把和平過渡說成僅僅是“議會道路”。
經過中共代表團和其他兄弟黨代表團的共同努力，會議最后通過的宣言，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上，同蘇共領導第一次提出的草案相比較，有兩點重大修改：第一，在指出和平過渡的可能性的同時，也指出非和平過渡的道路，并且強調“列寧主義教導我們，而且歷史經驗也證明，統治階級是不會自愿讓出政權的”；第二，在談到取得“議會中的穩定多數”這一問題的同時，強調“開展議會外的廣泛的群眾斗爭，摧毀反動勢力的反抗，為和平地實現社會主義革命準備必要的條件”。
同時，我們向蘇共中央提出了一個《關于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全面地、明確地闡明了中國共產黨對于這個問題的觀點。
另外，經過中共代表團和其他兄弟黨代表團的共同努力，1957年宣言還糾正了蘇共領導在蘇共“二十大”提出的關于帝國主義、關于戰爭與和平等問題的錯誤觀點，并且在一系列的原則性問題上，增加并補充了許多重要內容。
“一評”指出，蘇共中央的公開信說，在1960年兄弟黨代表會議上，中共代表團“只是在被孤立、被威脅的時候，才簽署了聲明”。這又是在撒謊！
事實的真相是怎樣的呢？
事實是：蘇共領導提出的聲明草案中的許多錯誤論點都被否定了。舉例來說：
蘇共領導關于“和平共處與經濟競賽是社會主義各國對外政策總路線”的錯誤論點，被否定了。
蘇共領導關于“資本主義總危機新階段的出現是由于和平共處與和平競賽”，這樣的錯誤論點，被否定了。
蘇共領導關于“和平過渡的可能性越來越大”，這樣的錯誤論點，被否定了。
蘇共領導關于“反對社會主義各國‘單干’”， 這樣的錯誤論點，也被否定了。這種觀點，實際上是反對社會主義各國以自力更生為主的建設方針。
蘇共領導關于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反對所謂“集團活動”和“派別活動”——這些別有用心的錯誤論點，被否定了。這種觀點，實際上是要兄弟黨聽從蘇共領導的指揮棒，取消兄弟黨關系中獨立、平等的原則，用多數壓服少數來代替協商一致。
蘇共領導企圖否認現代修正主義的嚴重危險性，這種錯誤論點，也在聲明中被否定了。
當然，也應當提到，在蘇共領導同意刪掉他們的錯誤論點、接受兄弟黨的正確意見之后，中共代表團和其他一些兄弟黨代表團，也作了一些讓步。例如，關于對蘇共“二十大”的態度，關于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形式問題，我們都是有不同意見的，只是為了照顧蘇共和一些兄弟黨的需要，我們才同意在聲明中照抄1957年宣言關于這兩個問題的文字。但是，我們當時就告訴蘇共領導，關于對蘇共“二十大”的態度，我們只能照顧這一次，以后決不能照顧了。
從以上事實可以看到，1960年莫斯科會議的整個過程，貫穿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兩條路線的斗爭。在這次會議中表現出來的蘇共領導的錯誤，較之前一時期已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從蘇共領導提出的聲明草案中和他們在會議的發言中，已經可以明顯看到，蘇共領導企圖強加給兄弟黨的錯誤路線，在政治上是以他們的所謂“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的錯誤觀點為中心內容，在組織上是實行宗派主義、分裂主義的錯誤政策。
“一評”著重指出，1961年10月舉行的蘇共“二十二大”，是蘇共領導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分裂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新的高峰。
在這次大會上，蘇共領導干的一件大事，就是在斯大林逝世八年之后，在蘇共“二十大”全盤否定斯大林的五年之后，又一次集中地大反斯大林。
“一評”指出，只要稍微認真研究一下蘇共“二十二大”綱領和赫魯曉夫的報告，就不難看出，蘇共領導提出的，是一個根本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違反1957年宣言和1960年聲明的革命原則的，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綱領。
例如：把“和平共處”說成是對外政策的總原則，片面強調“和平過渡”的可能性，把社會主義國家以自力更生為主的建設方針誣蔑為“單干”，等等。
這個綱領，把蘇共領導從蘇共“二十大”以來執行的錯誤路線更加系統化，它的主要內容就是所謂“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
這個綱領，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核心，即關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關于無產階級政黨的學說，作了粗暴的修正，宣布無產階級專政在蘇聯已經沒有必要，宣布蘇聯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已經改變，提出了“全民國家”和“全民黨”的謬論。
“一評”指出，從1962年11月起，蘇共領導在國際范圍內更加猛烈地反對中國共產黨和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掀起了一個新的分裂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逆流。赫魯曉夫接二連三發表講話，蘇聯報刊連篇累牘發表幾百篇文章，在一系列問題上攻擊中國共產黨。在蘇共領導人的指揮之下，保加利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五個兄弟黨的代表大會，變成了反華大演出的舞臺；四十多個兄弟黨發表了決議、聲明和文章，攻擊中國共產黨和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
在這種嚴重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不得不對一些兄弟黨的攻擊進行公開的答辯。我們從1962年12月到1963年3月，發表了七篇答辯的文章。在這些文章中，我們仍然留有余地，沒有對蘇共領導進行公開指名的批評。
“一評”最后指出，從1956年至1963年，七年來的事實充分證明：在中蘇兩黨之間，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分歧的產生完全是由于蘇共領導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背離了1957年宣言和1960年聲明的革命原則，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推行了一條修正主義、分裂主義的路線。蘇共領導沿著修正主義、分裂主義的道路越走越遠的過程，也就是分歧的發展和加劇的過程。
“一評”指出，中國共產黨人發現蘇共領導的錯誤，不自今日始。從蘇共“二十大”開始，我們就憂慮地注視著蘇共領導走上了修正主義的道路。
面對這種嚴重的情況，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黨曾經幾十次地反復考慮：怎么辦？
我們曾經設想，可以不可以跟著蘇共領導走，一切照他們的意見辦呢？當然，這樣做，蘇共領導會高興，但是我們自己豈不是也變成修正主義者了嗎？
我們也曾經設想，可以不可以對蘇共領導的錯誤保持沉默呢？我們認為，蘇共領導的錯誤不是偶然的、個別的、無關宏旨的，而是一系列原則性的錯誤，危害著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對于蘇共領導這樣的錯誤，我們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隊伍的一員，怎么能夠無動于衷、緘默不言呢？如果我們那樣做，豈不是放棄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責任了嗎？
我們也考慮到，我們批評蘇共領導的錯誤，勢必遭到他們報復性的打擊，這就不可避免地給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帶來嚴重的損害。但是，共產黨人難道可以采取民族利己主義的立場，因為害怕報復性的打擊就不敢堅持真理嗎？共產黨人難道可以拿原則做交易嗎？
我們還考慮到，蘇共是列寧締造的黨，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全世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因此，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們對他們進行批評，特別慎重、特別耐心，盡一切可能約束在中蘇兩黨領導人內部會談的范圍內，盡一切可能使分歧能夠通過內部的討論得到解決，而不要公開進行論戰。
但是，中共中央負責同志在幾十次內部會談中對蘇共領導的同志式的批評和勸告，都沒有能夠使他們迷途知返。他們在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蘇共領導對我們的好意規勸的報答，就是對我們施加了一系列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壓力，是對我們發動越來越粗暴的攻擊。
“一評”指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論戰，是由蘇共領導一手挑起和擴大起來的，是由他們強加在我們身上的。既然蘇共領導對我們發動了大規模的攻擊，不擇手段地對我們進行種種誣蔑，既然蘇共領導公開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公開撕毀1957年宣言和1960年聲明，那么，他們就不能指望我們不答辯、不辟謠，不保衛宣言和聲明，不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論戰已經開始，就必須把是非徹徹底底地弄清楚。
我們愿意在這里再一次呼吁蘇共領導改正錯誤，回到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軌道上來，回到1957年宣言和1960年聲明的軌道上來。
“一評”強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正處在一個重要的時期。目前的論戰，關系到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前途和人類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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