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紅四方面軍高級領導成員，無論張國燾，還是徐向前，均已表現出了不愿“在西蘭大道附近與敵決戰”的態度，而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呢，當時也的確沒有在此間與敵全面決戰的意圖，“甘南風波”之前中共中央與西北局之間達成的共識是“乘胡敵在西北公路上運動之時機，協同消滅其一部”、“阻止胡宗南西進，并相機打擊之”。只是因為中央因共產國際指示而作出的部署調整觸動了張國燾的糾結心態，這才整出了一場置疑與釋疑“決戰”的是是非非來！
在后來說服張國燾“北進”乃至此后幾天的電報中，為了不再在這個很糾結的問題上分歧再現，中央甚至連“相機打擊”、“消滅一部”都不再提起了（倒是紅四方面軍回頭北進的“通莊靜會戰役計劃”和致中央電報中反而還有“相機消滅胡宗南西進先頭部隊”、“相機消滅胡敵一部”的句子）。
但后來發生的事實證明，要想真正成功地“拒止”強勢進取之敵，僅靠并非紅軍所長的陣地防御或確系紅軍所長的游擊襲擾是不夠的，最好的防守是進攻，既或是防御也應該是攻勢防御，決戰防御，的的確確必須有不怕打仗、不怕打大仗硬仗惡仗的決心和意志，以爭取和造就局部決戰的有利條件，最后各個擊破敵人！
如此，“相機消滅一部”這樣的局部決戰或“部分決戰”，那是不能回避也是回避不了的！
如此，陳昌浩“我軍則慌忙應付，種下了以后戰局上極嚴重的惡果”中“慌忙應付”之批評對象，也應該包括了毛澤東在內的中共中央領導層：如毛周彭10月2日14時電中最后這一段，確有意圖欠清晣決心欠果決之嫌——明明表示了有必要“選擇有利機會給南敵以打擊”之意向，卻又并列出了一個“但如果四方面軍之渡河技術能保證迅速在靖遠、中衛地段渡河，則自以早渡為妙。對南敵一般可暫取箝制手段”。
最起碼，這太容易給人以“只要能早渡河，在河這邊能不打仗就不打仗”的錯覺了！
這段日子里，毛澤東等在對張國燾等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表述意圖時顧慮很多禁忌很多還有一個可靠概率很高的緣由：他們太不希望看到擅長變臉的張國燾對即將來到的會師即將實施的計劃再次變臉再生枝節了！而這位“張主席”他現在要變臉生枝節的理由很可能也是現成的：不是你們說“目前對胡宗南不宜進行決戰”[1]么？不是你們在說隆、靜、會、定道上“不會有嚴重戰斗”[2]么？怎么現在又要讓我們打大仗哩？而且還是擔綱挑梁唱主角？……
至于為什么會造成這樣的局面，這樣的局面的造成是不是有自己應負的嚴重責任在內，“不宜決戰”是不是就連“造成有利條件下局部決戰”也在禁行之列……，這等等極不利于其“變臉”的理由，他是不可能去認真反思的，更遑論拿上桌面來說道！
還有，按毛澤東當時的掂量，這個“早渡”，它早不了！
1936年10月5日，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電報道出了他所估計的“早渡”時間：
新戰略計劃開始執行時，依四方面軍造船情況為斷，大概至快也在十一月初，或須如你們提的十一月中，請按此準備一切。[3]
看見沒有，毛澤東還算得樂觀一點，彭德懷更悲觀——“十一月中”。
后來的事實證明：他們的這筆賬，都算得太悲觀。
他們算得太悲觀的原因是他們對紅四方面軍出色的“造船技術和能力”并不了解，雖然也有“所聞”——比如月前“甘南風波”期間張國燾執意要在永靖、循化西渡之時，毛澤東就曾對彭德懷言：“他們有造船工人，據云，渡河不成問題[4]”。而不客氣地說，紅一方面軍在這方面的能力，可是“很成問題”。
毛澤東等“奪取寧夏”計劃原來的啟動時間之所以預定在“冰期”，主要是基于這樣的考慮：“遠方物資”預計運抵中蒙邊境的時間是12月份[5]，紅一方面軍如果在此前過早渡河而又無力攻堅——接受了軍火才有能力攻克銀川，將徘徊于堅城與沙漠之間的黃河河套的狹窄地帶，吃飯穿衣等等生存問題將難以解決。如此，他們在8月25日給共產國際報告中所估計的“紅軍須乘河冰未解之際退回甘北，以后發展方面亦不得不往甘南與陜南[6]”之被動局面，也就難以避免了。
然而紅一方面軍“造船能力”的局限，也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
事實上，紅四方面軍是極擅長于組織實施強渡江河行動的一支紅色勁旅，在當年紅軍三大主力中可以毫無愧色地堪稱“之最”！在整個土地革命戰爭中，他們組織實施的強渡江河行動次數很多規模也最大！比如年前的強渡嘉陵江戰役，就堪稱土地革命戰爭強渡江河的規模之最；比如紅四方面軍主力南下綏崇丹懋時的強渡大金川河、強渡綽斯甲河等戰斗，就堪稱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強渡江河的難度之最！而正是這些強渡江河的戰役戰斗中，他們煅煉培養出了一支相當精悍能干的造船隊，這支百余人的造船隊由一批能工巧匠組成，就地就能取材，取材就能成舟，50人的大船他們可以日成一舟，日成兩舟——西渡嘉陵江時他們個把月就能造出30余艘大船，后來西渡黃河時甚至日成三舟乃至四舟！……
讓寧夏計劃開始時間僅“依造船情況為斷”，確有易生歧義的“敗筆”之嫌。
站在“事后臭皮匠”的角度客觀而言，寧夏計劃的執行，是絕不可能僅以“造船情況”為唯一前提的。如果不能拒止南來北進之敵，讓其直驅中衛、中寧一帶的黃河沿岸，與馬鴻逵的隊伍結成一團，你那些船造得再大再多又有什么意義？而從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此前此后一系列往來電報中我們可以看出，其實他們一直都在考慮如何“打擊南敵”的問題，但卻因為對“造船情況”先入為主的誤判，總認為成船可渡之前還有時間來跟張國燾友好切蹉以就“打擊南敵”取得共識達成一致，結果成船可渡的時間一旦超前，“三軍競渡”馬上成了大熱門，甚至本來還在拒敵的隊伍都一門心思地奔渡口而去，“打擊南敵”自然也就成了要么三心二意，要么就無暇顧及了的事情了……
這個時候，你就是扯起嗓子喊破喉嚨，也未必能喊回已經鼓起的“競渡”風帆！
而為了把張國燾拉回頭，中央不止在一個問題上打過妥協性質的“含糊牌”。
此前，在“甘南風波”尚未止息的9月27日14時，中央為使仍然堅持在循化、永靖間西渡黃河的張國燾止步回頭，曾經表明過這樣一種態度：紅四方面軍“迅從通渭、隴西線北上，不過半月左右即可到達靖遠、海原地域，從靖遠渡河；一方面軍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寧夏，或分途并取寧夏、甘西，二方面軍仍在外翼制敵，則萬無一失。[7]”
這才應該是“提前攻寧”的最早雛形。
這當中“或合力先取寧夏，或分途并取寧夏、甘西”一句，就是針對著張國燾等人孜孜于甘西的糾結心癥而去的，旨在拉近雙方距離，緩和對立的情緒，釋放的是一種善意——也可以視作是對張國燾的一種遷就和讓步：只要實現了會合，一切都可以再商量——數十年后，朱德在回顧這段歷史時也曾似乎不太準確地概括而言：“后來他又想過黃河去西寧，中央過黃河的意見也是他的意見，這也是中央遷就了他的意見。[8]”
中共中央為了團結紅四方面軍這支當時力量最大的紅色武裝，的確是相當“遷就”張國燾的。在紅二、六軍團與紅四方面軍甘孜會師前的5月28日在瓦窯堡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為了爭取紅四方面軍與紅二、六軍團北上，中共中央甚至“遷就”到了對張國燾“組織上可以讓步到不一定受我們指揮[9]”的地步——以至于彭德懷都曾為此產生出了“商量態度不便作戰[10]”之抱怨。
然而這對于已經習慣于他人對自己讓步妥協的張國燾來說，中共中央的這種求共識求團結且相忍為國的態度，他當然也完全有理由作出這樣的解讀：只要實力在手，整出一個既成事實來，中共中央甚至共產國際，恐怕也不得不認賬買單。
張國燾干這種活計是熟門熟路，信手就能拈來！
注釋
[1]《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關于集中先占領寧夏問題復朱德等電（1936年9月15日15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134～第113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中共中央領導人關于紅四方面軍若西進將爾后行動困難致朱德、張國燾電（1936年9月26日12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14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毛澤東關于執行新戰略計劃及后勤供應等問題致彭德懷電（1936年10月5日15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0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毛澤東對張國燾決定西進及紅二方面軍如何北上等問題致彭德懷電（1936年9月26日12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147～第114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5]《共產國際關于援助中國紅軍軍火物資的決定（1936年9月11日）》，摘自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1936年9月11日日記，《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第46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另：紅四方面軍西渡黃河是中央的寧夏戰役計劃的一部分，并不完全是張國燾個人意見所致。朱德此句的意思有可能是指中央此電中的“或……，或……”之句所表現出來的“可以商量”的緩和態度，也有可能是指后來對紅四方面軍三個軍已經西渡并開始西進實施“平大古涼戰役計劃”這個“既成事實”的事后追認。
[6]《中央關于紅軍行動方針致王明電（1936年8月25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66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7]《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關于黨中央對紅四方面軍行動討論結果致朱德等電（1936年9月27日14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154～第115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8]《朱德談紅二方面軍北渡金沙江同紅四方面軍會合前后的經過情況紀要（1960年11月9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㈣》第27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9]《毛澤東在1936年5月28日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記錄》，轉摘自《張聞天傳》第367頁，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10]《彭德懷關于配合四方面軍在靜會段作戰致毛澤東、周恩來電（1936年9月19日14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70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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