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將紅軍行動方針電告共產國際——
王明同志：絕對秘密
二、四方面軍已經全部集中甘南，整個紅軍的行動方針，必須早日確定。
為著避免與南京沖突，便利同國民黨成立反日[統一戰線]，為著靠近蘇聯反對日本截斷中蘇關系的企圖，為著保全現有根據地，紅軍主力必須占領甘肅西部寧夏綏遠一帶。我們這一企圖除在九月以下三個月中加緊與蔣介石進行談判，求得在一般基礎上要求他承認劃出紅軍所希望的防地外，還須解決一個具體的作戰問題，因為我們所希望的地區，為青海、甘西寧夏至綏遠一帶，這一帶的特殊地形條件是為黃河沙漠草地所束縛著的一個狹長地帶，而且其中滿布著為紅軍目前技術條件所不能克服的許多堅固的城池堡壘及圍寨，即使蔣介石承認紅軍占領這個地帶（這個可能是極大的），但不見得能使這一地帶的土著統治者自動的讓出其防地（這個可能是很少的），依紅軍現時條件如果不取得這一地帶，則不可避免的要向現時位置之東南方面發展，但要取得這一地帶沒有新的技術之及時的援助是很困難的，在時機上進取這一地帶僅能利用冬季黃河結冰之時，紅軍雖能奮勇抵抗最冷的天候，因地凍，也不利于用坑道方法攻城，在堅城前面即在平時坑道法也是不能必克的。但如果蘇聯方面能答應并且能做到及時的確實的替我們解決飛機大炮兩項主要的技術問題，則無論如何困難我們決乘結冰時節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與外蒙，其部署擬略變前電計劃大致可定為：
（甲）以一方面軍約一萬五千人攻寧夏其余擔任保衛蘇區，十二月開始渡河，因寧夏地形狹小不利回旋，城寨甚多守備堅固，估計紅軍本身只能占領其一部分，主要的多數的城寨非借助從外蒙來之飛機與炮兵沒有攻克之把握，如機炮能在十二月下旬或明年一月確實到達寧夏附近則可及時占領寧夏，寧夏占領則陜北與甘北蘇區均有保障，如不能及時占領則紅軍須乘河冰未解之際退回甘北，以后發展方面亦不得不往甘南與陜南，因陜北甘北蘇區人口稀少糧食十分困難，非多兵久駐之地，且北不出寧夏，東不出山西，亦無紅軍活動之余地，故勢必向甘南陜南一帶發展，然主力向南之后，蘇區必被湯恩伯馬鴻逵高桂滋高雙成等用堡壘主義逐步侵占而化為游擊區，目前陜北蘇區，即已大為縮小，紅軍之財政糧食已達十分困難程度，只有占領寧夏才能改變這一情況。
（乙）以四方面軍十二月從蘭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領青海之若干地方作為根據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涼肅三州前進。約于夏季達到肅州附近，沿途堅城置之不攻，待從外蒙或新疆到來之技術兵種配合攻取。
（丙）以二方面軍位于甘南，成為蘇區與陜甘南部的聯系。
以上是基于從今冬至明年以占領黃河以西為基本方針之作戰計劃，如此方針為蘇聯方面所贊同，則請兄代表紅軍直接向蘇聯關系方面談判許多具體準備之問題，主要的是援助中國之技術兵種組成輸送與按時到達，以及到達后使用的問題，因為我們即使得到技術在開始階段也不善于使用，此方針與準備問題希望早些解決，如果蘇聯不贊成目前直接援助之方針，而我們與南京之談判不能及時成立協定，或協定中不能達到使寧夏甘土著統治者自動讓防之程度，紅軍攻取不克結冰渡河時機又已過去，則我們只好決心作黃河以東之計劃，把三個方面軍之發展方向放到甘南陜南，川北豫西與鄂西，待明年冬天再執行黃河以西的計劃。但這種做法我們認為有下列的損失：
甲、將被迫放棄現有陜甘寧蘇區，這是非常不利的。
乙、紅軍發展方向不是與日本進攻方向迎頭，而是在相反方向，即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內戰方向。
丙、因此也就無法避免與南京在軍事行動上發生沖突。
丁、日本帝國主義有利用此時機截斷中蘇關系的可能。
戊、寧夏、青海、甘肅等反革命也將利用明年大大加強其堡壘主義將更加投靠日本使得爾后紅軍西進發生困難，鄧發同志為此使命赴蘇，但時機迫促，擬請兄全權代表紅軍進行交涉并以結果見告，我們希望同南京談判紅軍駐地問題的結果，能夠與向蘇聯提出的問題在大體上不相抵觸，使國際與蘇聯對中國的方針不致因紅軍局部要求而破壞其統一性，我們是想兩方面同時進行交涉以期不失時機的解決此問題。
洛甫、恩來、博古、澤東[1]
可見，中共中央在形成這個給共產國際的報告時，是充分考慮了紅四方面軍當前地理位置及現實狀況的，或許還多多少少也考慮或顧及到了張國燾等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成員可能會產生的復雜心境——當然，最主要最重要的方案設計依據，還是共產國際方面此前給出的信息：“……斯大林同意，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和北方發展，并不反對靠攏蘇聯。[2]”
“靠攏蘇聯”的概念很寬泛，按中共方面的理解，這應該包括了外蒙與新疆——紅二、四方面軍甘孜會師前的1936年5月25日，林育英、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在致紅二、四方面軍首長的電報中，給出的就是這樣的信息：“國際盼望紅軍靠近外蒙、新疆[3]”。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報告的這個方案中，戰役步聚是：先取寧夏，后圖甘西——取甘西的日程預計是“明年春暖”[4]，外蒙、新疆，兩個方向都要“打通”。
然而，“計劃”還是沒有趕上變化。
注釋
[1]《中央關于紅軍行動方針致王明電（1936年8月25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661～第66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林育英、張聞天關于國際指示要點及戰略方針問題》，《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上）》第92頁，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3]《林育英、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就目前形勢與戰略方針致朱德、張國燾、劉伯承、徐向前、陳昌浩等電（1936年5月25日）》，《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上）》第107～第108頁，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4]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3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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