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西方新視野下的中國抗戰

　　摘要：《盟友》說：“國民黨政權艱難維系到1945年，之所以最終滅亡，并不是因為盲目地反共、拒絕抗日，也不是因為愚蠢或原始的軍事思想作怪，而是源于內外交困以及不可靠的西方盟友。”

　　2014年7月，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英國教授拉納.米特(Rana Mitter)的著作《中國，被遺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戰爭全史》中文版(下簡稱《盟友》)。此書版權頁注明該書英國版書名為《中日之戰》，美國版書名為《被遺忘的盟友：中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1937-1945)》。到了中國，則在美國版的書名后加上了“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戰爭全史”。 該書在西方出版后即在西方社會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贏得《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泰晤士報》等媒體的贊譽，被英國《經濟學人》和《金融時報》評為2013年年度好書。國際問題專家、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為該書撰寫推薦語：“它描繪了成百上千萬中國人民的英勇抗戰史，以及戰爭如何促使現代中國崛起。”不少學者認為該書突破了以往研究中國抗日戰爭史的視角，為學界和關心此段歷史的讀者提供了一個新的視野。

　　讀罷《盟友》，發現書中的一些觀點和看法確實值得關注，這些對于我們全面認識我國的抗日戰爭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一些值得關注的觀點和看法

　　西安事變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大事。關于這件大事，《盟友》認為，從1935年開始，由于“莫斯科的新路線將使中國國內的政治格局徹底改變”(《盟友》第66頁，下面凡引自《盟友》的，均只標明頁碼)，蔣介石知道“剿滅共產黨的希望落空了”(66頁)，“蔣介石、蘇聯和中國共產黨三方進行的雙邊談判貫穿了1936年的夏秋兩季。”(66頁)因此，“在民眾看來，(在西安事變中)蔣介石似乎是被逼著加入了聯合抗日。但事實上，國共約定的具體條款與西安事變以前秘密達成的協議并沒有太大不同。”(68頁)這樣看來，蔣介石被迫抗日并不是西安事變迫使的，而是莫斯科新路線迫使的。這對蔣介石被迫抗日的緣由提供了另一種視角，是第一個值得關注的觀點。

　　第二個值得關注的觀點是《盟友》對當時毛澤東關于抗戰論著的看法。盡管《盟友》認為毛的論著“展現了一個思想家高屋建瓴的遠見卓識”(187頁)，但對其核心內容“游擊戰爭勢必成為國內戰爭的主導方式”(187頁)頗有微詞，稱：“但事實上，毛澤東關于傳統陣地戰已經失效的論斷并非完全正確。”(187頁)還舉出了長沙之戰的例子加以證明。

　　實際上，毛澤東從來沒有認為陣地戰“已經失效”，只是認為處于輔助地位。而且毛澤東關于游擊戰地位的觀點也被國民黨方面所接受。1938年11月，蔣介石在南岳召開了軍事會議。“白崇禧在會議上向蔣介石推薦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并說要全國人民都看。”白崇禧并就此提出兩點建議，都獲通過(張學繼、徐凱峰：《白崇禧大傳》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2 第355頁)。蔣介石在會上提出了“游擊戰高于正規戰”。于是，國共合作開始在南岳開辦游擊干部訓練班。1939年3月24日，白崇禧在訓練班開學典禮上作了題為《關于游擊戰的問題》的講話，他說，“我們只有用游擊戰為主配合必要的陣地戰為輔，以適應持久戰略，才是戰勝強敵的正確方針。”(同前書第426頁)。同年九月，白崇禧參與指導長沙之戰(同前書第358頁)。同時有必要指出的是，《盟友》一書也承認，長沙會戰“結合了正規陣地戰和游擊戰”(209頁)。因此不難看出，《盟友》關于毛澤東游擊戰思想的評價是相當不嚴謹的。

　　第三個值得關注的是《盟友》中對正面戰場“三大戰役”的看法，書中寫道：“如今，令中國命運危在旦夕的戰斗及戰役名稱，如臺兒莊戰役、長沙之戰、豫湘桂會戰，很難像硫黃島決戰、敦刻爾克大撤退、庫爾斯克會戰、塞班島戰役及諾曼底登陸等引發強烈的文化共鳴。”(16頁) 從一個視角看，作者講的有一定的真實性。但從另外一個視角看，作者對這三個戰役的實質性影響還理解得比較膚淺。抗戰初期，中共武裝力量弱小，但其代表的正能量卻不小。長沙之戰前面已經說過，在此不贅。臺兒莊戰役是抗戰時期正面戰場上中共唯一介入的戰役。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周恩來傳》，詳細介紹了周恩來、葉劍英和張愛萍等人如何建言和配合白崇禧、李宗仁打好臺兒莊戰役。“這些建議，促成了臺兒莊戰役的大捷。平型關戰役和臺兒莊戰役是抗日戰爭初期中國軍隊取得的兩次重大勝利，周恩來對這兩次戰役的勝利都做出了重要貢獻。”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以后，敵后戰場逐漸強化，而正面戰場逐漸弱化。發生在1944年4月至12月(一說至1945年1月)的豫湘桂戰役，國民黨軍隊遭到大潰敗。軍隊損失50多萬兵力(《盟友》稱75萬人)丟失146座大小城市、6000萬人口的20多萬平方公里國土。當時在豫湘桂戰役范圍內的國民黨兵力約250萬人，是日軍用兵力的5倍，消滅日軍7萬。此時國民黨軍隊的武器裝備通過美援得到改善，另外還有美國航空兵的支援。順便提一句，美國航空兵非常自信，援華“飛虎隊”隊長“陳納德保證在六個月內將日本人趕出中國”(291頁)。無怪蔣介石在戰役后悲哀地說：“1944年對中國來說是在長期戰爭中最壞的一年”，“我今年58歲了，自省我平生受到的恥辱，以今年為最大”。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國民黨把什么地方丟給日本，共產黨會就馬上派軍隊進到那里建立解放區。隨著形勢的發展，敵后戰場很快地發起了對日軍的大規模反攻，收復了大片國土。到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時，中共光正規軍就已經發展到一百二十多萬人，連同地方武裝已經有三四百萬，控制著連接東北的通道和包圍著北平、天津、青島、南京、上海的大片敵后根據地。而國民黨的軍隊則退縮到了云、貴、川、陜等邊遠地區。因此，將這三個戰役簡單地類比硫磺島決戰和諾曼底登陸等二戰中的那些戰役，顯然是膚淺的。特別是豫湘桂戰役的后果，使“美國總統羅斯福認為中國戰場可能崩潰，急于請求蘇聯參戰，因而在雅爾塔會議上用中國領土權益同蘇聯做交易。”“導致戰勝國的領土損失面積比戰敗國還大。”(見徐焰：《全面、科學地宣傳抗戰史至關重要》)2013年第八期的《國家人文歷史》的封面有這樣醒目的大字“改變中國歷史的豫湘桂戰役 國民政府形象一落千丈”。

　　該書最值得關注的一個觀點還是關于蔣介石最后失敗的原因。《盟友》是這樣說的：“國民黨政權艱難維系到1945年，之所以最終滅亡，并不是因為盲目地反共、拒絕抗日，也不是因為愚蠢或原始的軍事思想作怪，而是源于內外交困以及不可靠的西方盟友。”

　　1949年2月3日，蔣介石下野后在奉化老家反省，在日記中寫道：“痛感當政20年，黨政機構守舊腐化，只重做官，不注意實行三民主義”，“對于社會與民眾福利毫未著手”在中國這樣一個民眾困苦不堪的國度中，最高當政者20年間“對于社會與民眾福利毫未著手”，怎能不被憤怒的人民推翻呢?因此也可以說，一個政黨對待民眾，特別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的態度，就可以決定它的生死存亡。著名的美籍華人史學家徐中約所著的《中國近代史》，一直是歐美、東南亞地區的權威教科書。他把當年的農民比喻成一塊石頭，說道：“一塊造屋者拋棄的石頭變成了另一個人的房屋之柱石。”1950年1月12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全國新聞俱樂部發表講話時說：“蔣介石并不是為軍事優勢所擊敗，而是為中國人民所拋棄的。”實際上，即使從《盟友》一書本身的論述看，也道出了國民黨失敗的主要原因：“國民黨最大的失敗之處，即無法解決農村地區固有的貧困問題，為共產黨鞏固自身提供了絕佳機遇。國民黨政權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自身與富有階層的關系，而這些有錢人則希望無論在城市的工廠，還是廣大的農村，他們都能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52-53頁)戰后“國民政府不僅獨裁而且非常腐敗”，“導致他們喪失了民心。”(353頁)因此，《盟友》總結出的蔣介石最后失敗的主要原因顯然是難以自圓其說的。

　　盡管《盟友》在前言中指出國民黨軍隊“同樣貢獻巨大”(這也是很多書評認為的最重要的看點)，但是該書論及到正面戰場具體事件所表達的出來的看法，大部分則可以說是負面的。例如：

　　(1)《盟友》認為“20世紀30年代初，國民黨就制定了周詳的對日備戰計劃。”(60頁)但到1937年7月抗戰全面爆發，蔣介石卻說;“我們現在對于國防上作戰的準備與外人比，不但十分之一沒有，就是百分之一也沒。”(91頁)蔣介石給出了具體例子：“官方報告稱南京的防空工事已接近完成，但在飛機上往下一看，事實是十個里有九個還暴露在外，極易遭到空襲。”(91頁)。這不能不使讀者納悶：6年多的時間，蔣介石的軍隊主要精力究竟放到哪里去了?

　　(2)《盟友》論及淞滬會戰時，認為蔣介石一開始就知道“上海的命運是更大的棋局和賭局里的一部分”(95頁)“國民政府誤導宣傳上海南部地區將拼死守衛”(99頁)結果造成“恐慌西逃”(103頁)。接下來的南京保衛戰，“蔣介石守不住這座城市，政府的不作為表明它根本不關心被困的幾十萬中國人。”(137頁)關于黃河決堤則是“蔣介石政府對自己的國民犯下了最嚴重的暴行之一。”(159頁)關于蔣介石的妥協意向則指出，一直到1943年10月，“重慶政府并非只在‘靠不住的盟友’一邊下注，也與南京汪偽政府保持聯系”(294頁)。《盟友》認為1942年的河南大饑荒是“無能和腐敗才是這場大饑荒的罪魁禍首。” 《盟友》還提到了重慶的中美合作所并指出：“‘白公館’是一座集中營，關押在那里的政治犯多被折磨致死。”(281頁)

　　但值得注意的是，對于延安方面，《盟友》著墨并不多，但其看法則相當正面。《盟友》認為當年來到延安的的人普遍感覺“他們來到了另一個國家，正接觸著一個完全不同的民族”(317頁)。“在日本軍事和工業中心周圍都有共產黨的革命根據地，它的抗日經驗豐富”，是“中國最具凝聚力最有紀律性和最強勢的抗日政權。”(315頁)

　　盡管有延安這個亮點，但正面戰場的越戰越弱還是對國內外造成了更大的影響。特別是豫湘桂會戰使盟友對國民黨軍隊的信心“一落千丈”(310頁);國內老百姓感覺“好像都在說：‘難道抗戰勝利完全依靠的是逃到中國腹地的國民黨嗎?’”(354頁)這種狀況下的中國的抗戰貢獻，當然難以得到盟友真正重視。對此，蔣介石也認識到“彼誠視中國為附庸矣。”(342頁)。因此，中國(說中國人民更切確一些)的抗戰貢獻，長期以來被當年的盟友所遺忘也就不足為奇了。

　　關于對本書的評價

　　《盟友》在歐美受到不少好評，在國內也受到不少人的好評。該書中文版的推薦序1是很有代表性的。

　　該序言寫道：“肯定整體的抗戰歷史，當然就要肯定所有的抗戰勇士。今年3 月間的一段微博說：‘廣西老兵關懷計劃志愿者在訪問時，遇到一名隱沒鄉間多年的抗戰老兵。這名老兵生活困苦無人過問，志愿者來進行慰問時，他不敢相信，當志愿者說‘凡是打過日本的都算’，老人竟孩子般地嚎啕大哭起來。’當然，這位抗戰老兵屬于‘國軍’，但無論是‘國軍’還是‘共軍’，當年打的都是同一個日本鬼子! ”

　　關于國軍抗戰老兵的貢獻，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央政府就給予了肯定。1950年《內務部關于革命烈士的解釋》中明確指出：“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因參加抗日戰爭犧牲的國民黨官兵(包括空軍)確因抗日陣亡者也包括在內。”當然，在后來的的落實過程中未能引起各級部門的足夠重視也是事實。但至少表明，共產黨一直沒有否定國民黨官兵的抗日貢獻。如果再看看臺灣方面的關于抗日的歷史教科書，就會了解到國民黨究是怎樣看待 “共軍”的。臺版教科書里有一段這樣的描述：“竄往陜北的殘共，為求生存，一再向政府表示輸誠。政府為團結抗日，允其所請，將陜北之殘共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旋改稱第十八集團軍);潛伏江南之殘共，編為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表面服從政府，暗中擴張勢力。羽毛既豐，故態復萌，竊據地盤，襲擊國軍。”整本教材找不到共產黨抗戰的內容(參見《看世界》2010年第5期《歷史的味道——兩岸歷史教科書深度解析》)。

　　該序言的結尾是這樣的：“我們終于懂了，要人家公正看待我們的抗戰，我們更應該以同樣的公正看待自己，還自己一個公道。”

　　的確，我們要公正地看待我們的抗戰。公正地看待，我們就要看到當時的中國是四分五裂且非常落后的農業國，而且以蔣介石為核心的國民政府非常腐朽，導致了國民黨軍隊的片面抗戰越戰越消極。《盟友》一書提供了足夠多的資料證實了這一點。當年我們這種民族恥辱是不應諱言的事實。今天我們紀念抗戰英雄，主要還是應該弘揚他們頑強持久奮戰的精神。

　　我們要公正地看待我們的抗戰，就應該實事求是地看待兩個戰場。沒有兩個戰場的共同努力，抗戰是不可能取得勝利的。作為戰時國家領導人的蔣介石，是無可否認的抗戰領袖。但更不能否認的是兩個戰場仍有各自的領導核心。在防御階段正面戰場是主戰場。但進入相持階段后，敵后戰場逐漸轉化為主戰場。改革開放后，大陸方面對國民黨抗戰給予了更多肯定，但臺灣方面還在繼續堅持臺灣有關教科書中的觀點。例如參加過抗戰的國軍將領、曾任臺灣行政院長的郝伯村前兩年還寫道，共軍“其抗日戰績不及國軍九牛一毛。”這樣的說法難道是公正地看待我們自己的抗戰嗎?歷史學者、《楊虎城大傳》的作者楊瀚對這種現象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去臺灣很多次，發現，因為他們以反共為己任，所以對很多歷史事實都研究得很簡單，很浮皮潦草的。”

　　說到底，只有國家的強大，人家才能真正公正地看待我們國家的歷史。而國家的強大，離不開國家的統一。只要那個被貼上過“附庸”、“棋子”(均為蔣介石語)標簽的“中華民國”還在，那它抗戰期間的“巨大貢獻”就不會出現在當年盟友的頭腦中，這當然也使得共產黨對抗日的貢獻難以被這些盟友提起。

　　今天回顧那段歷史，我們不要忘了當年“中國在開羅會議上如此‘崇高的地位’竟在幾天內就被削弱”(304頁)那段屈辱的歷史。因此，今天我們也不可指望，靠一本《盟友》那樣的書就就會讓當年的盟友真正記住中國人民的抗日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