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納吉奧蒂斯·索蒂里斯（Panagiotis Sotiris） 著
Alex 譯
2025年2月28日，希臘經歷了多年來最大規模的群眾抗議。全國罷工期間，希臘各個城鎮都舉行了大型集會，幾乎所有有希臘人小區的國外城市也同時舉行了抗議活動。單是在雅典，參加示威的人數就高達四十萬至八十萬，各方都認為這可能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示威活動。這次行動是繼2025年1月26日星期日另一次抗議之后的又一次大規模行動，當時希臘各地的示威活動已是自2010年代以來規模最大的。
要了解這波抗議浪潮，我們得回溯兩年。2023年2月28日，一列開往塞薩洛尼基的客車與一列開往雅典的貨車在坦皮山谷附近正面相撞。客車以時速150公里行駛，貨車則以近90公里的速度行駛。這場悲劇造成57人死亡，多人受傷，其中許多是返回塞薩洛尼基的學生，是希臘多年來最嚴重的火車事故。大部分死者死于碰撞，但有些人在碰撞后幸存，卻在隨后的火災中喪生。這場火災是由尚待確定的易燃碳氫化合物引起的，這些物質可能是貨車所載但未列在清單上的。
悲劇的直接原因是兩列火車在同一條線路上行駛，因為拉里薩站站長未能正確設置轉轍器。但真正的原因在于多年來對鐵路網絡和基礎設施的忽視、預算削減、維護人員大幅減少以及客運和貨運服務的私有化。目前，希臘每公里鐵路的維護和基礎設施人員最少，每公里鐵路的支出在歐盟中最低。事故發生的線路是個“盲點”，沒有實時顯示列車位置的遠程系統，而本可防止事故的ECTS系統雖已建設多年，卻未投入運行。當班站長犯下了未將線路開關恢復正常配置的錯誤，他獨自工作且承受壓力，必須處理多項通信，而且剛被任命到這個崗位不久。更糟的是，因為線路經常出問題，火車司機習慣被派往相反的線路，這大概能解釋為什么客車司機認為在下行在線往上走不是問題。
新民主黨政府立即試圖控制輿論，暗示悲劇只是“人為錯誤”，主要是站長的錯，并拒絕為遠程監控和緊急安全系統的延誤負責。更惡劣的是，他們向媒體泄露了站長通信的錄音，后來證明這些錄音被篡改過，目的是進一步強調“人為錯誤”的說法。交通部長科斯塔斯·卡拉曼利斯（希臘最大政治家族之一的成員），在火車事故前幾天，曾稱提出鐵路安全問題是一種侮辱，盡管鐵路工會多次提出與鐵路運營相關的危險。他辭去部長職務，但被列入新民主黨下次選舉名單，并如期再次當選。
盡管當時有大學生領導的重要抗議浪潮，新民主黨仍在2023年選舉中獲勝。它得到40.56%的選票和舒適的議會多數席位，而激進左翼聯盟（SYRIZA）僅獲得17.83%。阿萊克西斯·齊普拉斯辭職，激進左翼聯盟陷入深度危機，隨后發生卡塞拉基思事件和分裂。
同時，對火車事故的司法調查成了對正義的嘲弄。事故現場幾天后就被夷為平地，理由是要使地面更穩定以便起重機作業，但證據也因此被銷毀。驗尸過程草率，沒有對死因進行深入研究，收集的生物樣本很快被銷毀。
更重要的是，初步調查基于一個毫無根據的理論，認為事故后安全攝像頭畫面中清晰可見的巨大火球來自電力機車變壓器中的硅油。更糟的是，希臘國家航空調查和鐵路事故與交通安全委員會（HARSIA）只是紙上機構，幾個月后才開始工作，無法以原始狀態檢查事故現場。
然而，與此同時，遇難者家屬協會開始了一場艱苦斗爭，要揭露事故的真相，爭取公道。米佐塔基思政府自認為無人能撼動，冷酷地拒絕承擔任何政治責任，也拒絕追究相關部長和政府官員的刑事責任。同時，問題不斷浮出水面。有證據表明收集的土壤樣本中含有碳氫化合物，特別是二甲苯，這引發了貨車是否載有未申報的易燃物質的疑問，很可能是油漆稀釋劑，這些物質常與汽油混合以獲取非法利潤，因為它們不受燃料稅約束。找不到貨車裝載過程的任何畫面更加深了人們的懷疑。關于事故現場平整和銷毀證據的司法調查和正式起訴姍姍來遲。希臘議會調查委員會淪為鬧劇，新民主黨多數派拒絕關鍵證人作證，并通過了基本免除政府責任的決議。就連歐洲公共檢察官辦公室也抱怨希臘當局不配合，該辦公室對23名嫌疑人（包括18名公職人員）提出了指控，罪名涉及執行歐盟共同資助的“717合同”，該合同本應恢復希臘鐵路網絡上的遠程交通控制和信號系統。
“我沒有氧氣”，一位在緊急電話中被困的受害者說的話，已成為抗議運動的象征之一。某種程度上，希臘政府用的伎倆與竊聽丑聞中如出一轍。2022年，一系列揭露顯示，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PASOK）領導人尼科斯·安德魯拉基思、記者、新民主黨政府部長、商人、高級法官和高級軍官都成了以色列制造的非法間諜軟件的目標——有些人還是國家情報機構“合法”竊聽的對象。大量證據表明這是由總理辦公室協調的，但政府不僅拒絕承擔任何責任，最高刑事法院檢察官辦公室的調查還基本宣稱政府沒有不當行為。
在整個期間，坦皮悲劇一直是動員社會的焦點。2024年10月11日，雅典舉辦了一場有五萬人參加、數十萬人在線觀看的大型音樂會，而政府仍拒絕承擔真正的責任。
轉折點出現在2025年1月。遇難者家屬聘請的專家調查報告公開了一段視頻，該視頻結合了對火球和火勢蔓延的逐幀分析，以及iPhone自動連接到緊急112線路時錄下的聲音。這些錄音清楚地表明，碰撞的幸存者是因隨后吞噬氧氣的火災而死亡的。“我沒有氧氣”，一位受害者說。“我們要死了……馬爾西，我愛你”，一名學生對她的朋友說。這與政府反復聲稱任何指出易燃材料導致悲劇的人都在散布“陰謀論”的說法相反。
這是個轉折點。缺乏政治責任以及明顯的掩蓋行為引發了更廣泛的憤怒。
遇難者家屬協會決定在2025年1月26日星期日召集集會。呼吁于1月22日發出，很快引起了社會共鳴，民調顯示超過70%的人認為有人試圖掩蓋真相。如前所述，雅典和其他城市的集會成為自2010年代以來規模最大的。這是個轉折點。
政府試圖通過表示相信希臘司法系統來響應，但同時，有人試圖抹黑遇難者家屬或重提“陰謀論”的指責。最終，他們采用的說辭基本上是說這些集會是陰謀的一部分，目的是制造“混亂”和“不穩定”，類似2011年希臘廣場運動的情況。然而，這一切都證明是徒勞的，政府預先破壞集會的企圖失敗了。
希臘國家航空調查和鐵路事故與交通安全委員會（HARSIA）調查的官方結果公布后更加激發了民憤。報告詳細描述了一個極度缺乏資金、人員不足且安全機制匱乏的鐵路系統。它指出證據銷毀使重建事故過程變得極為困難。它解釋了為什么火球不是由硅油引起的，而是由其中一列火車載運的碳氫化合物引起的。2月28日早上，畫面前所未見。人們涌向雅典、塞薩洛尼基和希臘各個城鎮的中心。這是一次真正的總罷工，大多數商店關門，就連平常不參加此類集會的人也覺得自己有道德責任出席。工會、學生會、學校家長協會、商店主協會、市政當局和體育俱樂部都呼吁大規模參與集會。除了示威的范圍和規模外，更令人震撼的是人們認為自己有責任去參加集會，這種“我也必須在那里”的感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歷史被創造了。
這些集會無疑對政府造成了損害。是的，它們不是反對派組織的集會，甚至不是“支持反對派”的集會。但它們是為正義、為安全公共交通這一公共利益、反對鐵路私有化、反對社會認為是政府掩蓋企圖的集會。這大概也能解釋為什么政府最終選擇了鎮壓之路，不僅是為了展示鎮壓的姿態，更是為了恐嚇。
但這不能否認如此多的人走上希臘各地街頭的意義。示威和集會并不時髦——我們不要自欺欺人。希臘社會本是分散而個體化的。“不要去，那里會亂成一團”常被人們說起，很多人也深信不疑。此外，政府及其“友好媒體”——就是社會很大一部分人閱讀的媒體——明確表示：集會是一個“陰謀計劃”，目的是“推翻政府”。
然而，盡管如此，人們仍以空前的數量加入集會，克服了所有集體行動的障礙。他們來到集會是因為他們不再信任被提供給他們的“政府管理”。
而且不僅僅是他們來到了集會：他們將長久記住他們參與其中。他們會感到這段經歷在他們身上留下了深刻痕跡。他們會感到那天他們成為了歷史的一部分。這將使他們從此以不同的方式思考。
為什么這種情況會發生在希臘？表面上看，這個國家在歐洲被視為新自由主義“穩定”的典范。畢竟，單一政黨擁有超過40%選票獲得的安全議會多數席位，這是歐洲大多數中右翼政黨夢寐以求的。特別是因為這不僅發生在坦皮悲劇和竊聽丑聞的揭露之后，還發生在歐洲疫情期間表現最差的國家之一之后。
但同時，希臘也面臨著更深層次的社會和政治危機。盡管表面上增長比大多數歐元區國家更強勁，但這主要基于消費、旅游和房地產，而非高附加值產業的投資。盡管名義上有所增長，但以購買力計算的工資是歐洲最低的，導致了生活成本危機。雅典等大城市日益嚴重的住房危機進一步加劇了問題，這些城市受到Airbnb和房地產投機的影響，同時公共衛生系統也面臨人員不足、資金短缺和持續攻擊。所有這些都加深了不安全感和不滿，過去兩個月的民調中清晰可見。然而，盡管出現了更深層次的合法性危機，這種不滿卻找不到政治出口或替代方案。結果，希臘政治格局出現了矛盾：執政的新民主黨雖有最堅實的基礎，但只是少數派，僅限于那些相信事情正朝好的方向發展的人或信任司法系統的人。迄今為止，米佐塔基思政府的優勢在于反對派分散且力量薄弱。新民主黨的選票預計不到30%，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為14%，激進左翼聯盟為6%—7%，希臘共產黨約為9%，極右翼政黨總計為15%—20%，視預測而定。
正是在這種社會和政治環境中，坦皮悲劇以及政府不僅對造成悲劇的政策負責，還對掩蓋真相負責的感覺，成為了催化劑，也是更深層次社會不安全感的象征。此外，重要的是，盡管經歷了數十年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人們仍然深信政府應能提供鐵路安全等基本服務。這種信任在火車事故后被違背了，政府拒絕承擔責任，還企圖掩蓋真相。與竊聽丑聞不同，在竊聽事件中政府因為人們普遍的聳肩態度（“這就是掌權者的行為方式”）而逃過一劫，而這次人們認為政府違反了基本的社會契約。由于這場斗爭是由遇難者親屬特別是受害者父母領導的，并被視為超越了傳統政治游戲，這種感覺更加強烈。此外，這種對正義、真相和“氧氣”的要求，為人們在示威中聚集創造了一個共同要求和愿望的空間。這個過程使一件事變得明顯：新民主黨政府確實處于少數派位置。因為現在反對它的多數不只是民調中的統計數字——針對這點它仍能說“我代表穩定”。這個多數現在是實實在在的存在，體現在大規模集會中。
換句話說，希臘政府現在不能說它代表混亂和分裂的反對派的唯一可能替代方案。不是因為反對派不分散和無效，而是因為示威和集會表明大多數人想要其他選擇，現在人們感到必須公開表達這一點，他們明確不想要這個政府。這造成了一種不可挽回地失去真正合法性的局面。
顯然，米佐塔基思政府將繼續憑借議會多數席位執政。它可能會在下周的不信任動議中幸存。如果抗議持續，它可能會加強鎮壓。它將從反對派的弱點中獲利。它將試圖做出“讓步”，總理已承諾到2027年鐵路將完全現代化和安全。他們希望人們回到日常生活（盡管，日常生活的問題實際上助長了不滿）。他們可能會提供一些替罪羊，例如讓議會啟動對負責平整事故現場的部長的刑事調查。
但它將是一個缺乏真正合法性的政府，社會中的一部分人，特別是年輕人，將越來越多地質問“你有什么權利為我做決定？”。政府的立法提案很可能在街頭面臨更大反對，因為人們在集會中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
本質上，危險在于政府可能采取“前進式逃跑”(fuite en avant)的策略。也就是說，不回應社會的深刻變革要求，而是“加快政府工作”朝缺乏真正合法性的方向發展，這在社會眼中將如同一種特殊形式的政變。政府可能認為這是“爭取時間”的方法，但實際上，這只會加劇合法性危機和政治制度聲譽受損，強化人們對制度無法（且往往不愿）響應社會要求的感覺。
一個政治制度，在其現有安排和結構中（即在備忘錄時代形成并在2019年后更加積極推進的結構），如今達到了極限，被證明“結構性地”無法做除了服務于特定資本主義利益之外的任何事情，無法激勵社會或調動創造力，無法提出一個不同于強制復制現狀的未來愿景。這確實是葛蘭西所說的舊事物的死亡。
這意味著，只要“新的還不能誕生”，目前政府對權力的執著將導致多種“病態現象”，再次引用葛蘭西的話。畢竟，政府事實上拒絕有效調查這一悲劇的責任，堅持對一切公共事物抱持奇特的敵意，還能有什么別的結果呢？
但同時，改變現實參數、形成新力量關系的關鍵，正是這種多數派回歸街頭，對正義和真相、對民主“氧氣”以及無懼生活的要求。這里的問題當然很復雜，尤其是看看反對派或左派（無論如何定義）的狀況。激進左翼聯盟（還有某種程度上的新左翼黨）已失去了廣大民眾的信任，遠未能提出替代治理方案。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名義上的最大反對黨，未能提出真正的替代方案，且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在選舉無結果時甚至樂于與新民主黨組成聯合政府。希臘共產黨在動員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指出需要朝“反資本主義和反壟斷方向”變革，但同時目前沒有權力戰略。激進反資本主義左翼更加分散，缺乏任何嚴肅的戰略討論。但政治始終是一個實驗過程。如果有人想嘗試如何將這種對正義和真相的要求“轉化”為領導權實踐，前所未有的民眾動員提供了土壤。不是“代表”它，而是從中學習。
這就是困難部分開始的地方。但變革何時容易過？
原文鏈接：https://www.historicalmaterialism.org/article/greece-the-mass-rallies-for-justice-and-truth-the-irreversible-crisis-of-legitimacy-and-the-new-that-cannot-yet-be-b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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