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賀衛方在香港的那場演講
昨天花兩個小時看了賀衛方在香港的演講，隨后匆匆草擬了一個長微博簡要談了下我對這個演講的看法，但考慮到讀者的專業趣味等因素，今天我又對該長微博作了一定修改和補充，將其發到博客供更多網友參詳。但它依然是一個關于賀衛方演講的簡要分析。
簡而言之，賀衛方算得上當今中國啟蒙文人中一個比較典型的代表：既有一定情懷和比較扎實的專業功底，也有明顯的投機性和功利性。當然，如同此前我所說，因為在一些基本理念上的南轅北轍，以及滿足于從局部真相取證的思維方式和專業局限，作為啟蒙文人的他也同時具有誤讀世界、誤導社會的反民族、反文化特征。這是殊為可惜的一件事：他們那一代文人中的不少佼佼者，將其全部聰明才智，用在了反對自身民族的現代性價值、解構所處身社會凝聚力之上。這是一個基于啟蒙價值而至今依然在知識界傳承的傳統，它實際也是當今中國亂相叢生，主流群體喪失廉恥、精神墮落的重要根源。
下面是針對其演講的具體分析：
1、
關于新文化運動傳承而來的啟蒙思想，最近幾年我已談得比較多了。簡而言之，就是對中國傳統的排斥、嘲弄，對道德的鄙棄及對外國標準、文化價值的無限認同。
20世紀前，歐洲的瓷器均來自中國，面對一個英國軍人（是否是寫《世界航海史》那位？我沒聽清，《世界航海史》是英國一位海軍中將。似乎叫佩里，環游世界后寫的見聞錄，內中針對中國的鄉土人情的介紹處處充滿偏見，有的地方荒唐到可笑）覲見清朝某王爺時，對該王爺使用“劣質”茶壺的嘲笑，只能有兩種可能，要么這王爺簡樸得出人意料，值得敬仰；要么是該英國人根本不識貨。
事實上，從19世紀后期到20上半葉之前，歐美的書籍在介紹中國時，處處充滿對中國的詆毀和誤解，如污蔑中國人一定要用缺柄的鍋煎魚，烹飪復雜的菜肴時一定要跳舞，為分死豬肉而打架斗毆等等，對于這類詆毀、誤解和惡意猜度，我曾在圍脖中多次提及，網上也有很多文章介紹，有興趣可搜索閱讀。
但賀衛方顯然無辨識地全盤接受了該英國人的說法，并將這個說法和類似的西方人具有詆毀性質的“東方見聞”變成嘲笑自己的民族的“有力證據”，同時在服飾等方面對自己的民族傳統肆意嘲弄，他的這些表現正如他本人所說，可能他“不是一個漢人”——中華民族（不僅僅局限于1949年之后的中國）在他眼里，就是“錯誤”、“荒誕”、“落后”、“可笑”的代名詞。
而對于西方，賀衛方表現出的態度恰恰相反，非常寬容，無原則和缺乏足夠邏輯辨識的寬容，完全可以稱為是一種“仰望姿態”（這不可能被稱為一種理性的學術態度）。“即使錯誤也彌為可貴，能為我們找到看清錯誤的經驗”云云，這類話不新鮮，胡適魯迅們在差不多100年前就說過。而它在實踐上，尤其是最近30年的經濟實踐中，已經顯示出了比當初的反對者所估計的要大得多的錯誤。并已經給中華民族帶來了難以估量的實物財富的損失，網上、包括我最近幾年撰寫的博客，對此種觀點錯誤的原因和已造成的驚人損失，均有大量出于局部視角的分析，歡迎閱讀。
2、
賀衛方100分鐘的演講中，有不少義理和邏輯上的硬傷，但我以為，這些學術硬傷和邏輯錯誤，不是一般人能辨析的，當然，不是所有的人都不能辨析，如提問環節，一個提問者（提三個問題那位提問者）就通過美國總統競選案例，指出了西方司法判決過程出現的邏輯混亂，這種錯誤既是西方司法體系中存在的“道德風險”之一，也是西方司法體系存在明顯邏輯悖論（既崇尚私利至上，依據性惡論立法，又絕對信任法官的個人權威）的依據。
幾天前我曾在圍脖上說，“（司法）程序中存在的道德風險和司法成本，是賀衛方之流不愿觸及的話題。他們一直在努力的，是把社會之于司法公正這一具有公共性質的職能，變成一門由法學人士獨立掌握的生意。并認為這才符合社會基本正義”。這個演講再次證明了此言非虛。
我想今天，已經沒有人（包括那些體制內的司法從業者）否認司法領域存在太多讓公眾失望的腐敗現象和瀆職行為。
在這一點上幾乎沒人和賀衛方有分歧，分歧來自于對這些腐敗和瀆職行為的原因分析，以及改善的措施上。比如我認為，對于司法腐敗和瀆職這一現象，律師群體也不能從中免除責任。在訴訟過程，律師群體比法官更具有腐敗的誘因和動機。司法腐敗和瀆職，更大程度上關聯的是我們的道德狀況（注：啟蒙文人否定道德因素本身的合理性）和社會推崇的價值，而不是制度。
但按照賀衛方的解讀，中國司法體系根本沒有合法的基礎和依據。律師，包括李莊這樣的“問題律師”，針對中國今天的司法現實而言，不但是無辜的，而且恰恰相反，是具有悲壯意義的“抗爭英雄”，這無疑是一種可恥的粉飾。看到賀衛方談笑風生地談到李莊一事，我突然蹦出一個與之無關的生活細節——賀衛方喝酒，肯定是越喝臉越青，偶有繼而再紅。當然，我從沒見過賀衛方，也沒聽人說起過他喝酒方面的事。只是從他的言行做出如是判斷，愿向其周圍人求證此言虛實。
演講過程，賀衛方提到了訴訟過程的“不對等博弈”（屬“司法成本”的一部分），但對這一西方司法制度硬傷之一的重要問題，沒任何展開與解釋。
當然，此過程更重要的問題也許在于，雖然賀衛方比較熟悉西方司法歷史和一些著名案例。但對西方司法的性質及基礎缺乏足夠的認識。西方司法行為過程，法官、證人、律師手按《圣經》起誓的這一必要程序，乃至法官戴假發以顯示威嚴的傳統，說明這樣一件對啟蒙文人堅持的價值構成否定事：
西方司法的目的，是體現社會的道德意志。且這個道德意志是以神的名義被全社會無條件遵從的。可以這么說，如果沒有對以神之名的道德意志的無條件遵從和信任，西方司法，無論是其目的還是程序，都失去了起碼的被信任的基礎。而我們都知道，中國的啟蒙文人是否定道德這一因素的社會合理性的，事實上，直到今天，他們依然在各種場合嘲弄國人對“道德”的捍衛。
3、賀衛方有真誠的一面，也具有明顯的投機性質。
他們這一代在知識爆炸中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相當部分都被爆炸的知識炸成了一塊塊不規則的西方文明碎片，并在啟蒙傳統的熏陶下成了忠實的西方價值的膜拜者。他們在求知過程，即使接觸了西方國家一些西方文明反思者的著作（如賀衛方演講過程提到的湯因比，就是個西方文明的質疑者，東方文明的蔥白者），也讀不出他們關于西方文化、制度的反思。因為這種反思是從人類文明整體演進過程及其所依賴的邏輯、產生的社會趨勢與前景角度給出的，這遠遠超過了賀衛方僅僅基于法學的學養。即他缺乏正確領悟這些思想的知識儲備。
他的投機性表現在一面把共產黨定義為“非法組織”，一面心安理得地以“黨員”身份享受著相應的政治待遇和體制內資源。此外乖巧地討好著香港——現在我們早不是神馬封閉社會，香港的言論自由，自由度有多大？也許很多人都已知道，如果一個香港人通過公共輿論資源發出不利于李嘉誠等資本巨頭的言論，那往往就意味著“步子太大，容易扯著蛋”。
此外，那場以最殘酷、最公正、最有說服力的契約形式——戰爭為手段，以犧牲幾千萬人為代價立下的全民契約，在賀衛方眼里恍若不存在的虛幻，置基本的歷史史實不顧，而急于給出中國的未來路徑，此僅從邏輯方式而言，就具有不折不扣的學術詐騙性質。
4 雖然賀衛方的演講漏洞很多，但我估計國內能系統反駁他觀點的人不多，因為這涉及到大量的跨學科知識：
A、存在主義和人本主義，這是來自西方的、反思西方文明使人陷入荒誕處境的兩門學問。此可以用來否定在中國傳承了100年的啟蒙價值的合理性。另外，文化哲學和符號哲學這兩門學問，可以直觀顯示啟蒙群體在“文化、傳統之于一個民族的關系”這一問題上的無知和荒謬。
B、來自聯合國、世界自然基金組織等機構的各類環境報告。通過地球當下的處境和人類活動趨勢潛伏的可見危險，從實證角度進一步否認西方傳統價值的“普世性”。因為這種致人類步向毀滅的趨勢，與這些價值有直接的因果關聯。或者我們可以這么說，這些報告，無可辯駁地顯示了西方文明是一種使人類陷入毀滅危機的文明，而我們的啟蒙精英，卻在這100年來，一邊優越地消耗著中國勞苦大眾生產的各類實物，一邊恬不知恥地強行要將這套落伍的文明頂在全體中國人的頭上。
C、信息經濟學、人類學、社會學、行為動機心理學：它們可以幫助我們無可爭議地解釋司法過程存在的種種道德風險，以及司法行為在一個特定社會的文化屬性。得出“社會正義”的取得并非只有“司法獨立”這一種路徑等結論。
D、制度經濟學、經濟社會學。獲得從“成本”和“社會后果”角度判斷各類司法體系價值的工具。
E、政治經濟學：熟悉權力的本質。“獨立”并非“權力”取得“合理性”或“符合人性”的前提，它們之間并不構成必然或唯一的邏輯關聯。縱觀西方的歷史，也是如此。
F、當然，還有法哲學和其他法律方面的典籍、案例。其中，法哲學會解釋為什么對“司法”的分析、解釋會涉及上述從A、C、D到E這些學科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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