慚愧：我們下崗失業職工走了“回頭路”
庫爽生
讀了12月4日的《人民日報》刊載特約評論員文章《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不能走回頭路》，我的臉頰騰地紅了，面部溫度旋即升高了好幾度。我慚愧啊，害羞啊！為什么？因為我和我的下崗失業的兄弟姐妹們，不慎走了“回頭路”。確切地說，是我們的生活走了回頭路。——國企私有化改制之后，我們丟了飯碗，盡管是泥飯碗，但總是一個飯碗，可以保證填飽肚子，丟了之后，我們四處尋覓，五處碰壁。罷，半老的徐娘徐爺們競爭不過那些生龍活虎、身強力壯的年輕人，更不用說那些剛從校門跨出的大學生了。
我輩原本名為國企主人翁，堂堂工人階級，奉獻是天職。但奉獻的天職卻一夜間被人家剝奪了，一紙解除勞動合同通知：卷鋪蓋走人。走人就走人，誰怕誰？但從此心里就多了凄惶，從此就被“犧牲”了。好在不是咱一個，不孤單，浩浩蕩蕩三千萬失業大軍，好不壯觀！厲以寧老先生說：要犧牲三千萬工人。這下好，我們走了“回頭路”：同樣是一夜之間，經濟收入歸零，成天發愁的首要大事就是如何揭開沉重的鍋蓋。你瞧，我們的“回頭路”走了多遠？聽人說，下崗失業職工生活水平倒退了三十年。這話顯然夸大其詞。三十年？三十年前咱們會經濟收入等于零？會是赤貧？恐怕要以三十年之前，再倒退三十年。不管怎么說，說的天花亂墜，收入是零，但是開支卻不因為你收入是零也變成零，人吃五谷雜糧是要生病的，孩子是要上學要成家的，老人是要贍養的，每天有幾張嘴是要嗷嗷的，冬天來了是要增加衣服的——因為再怎么倒退，我們也不可能倒退到遠古的猿人階段渾身長滿可以保暖的皮毛。所以，真要較真我們下崗失業職工的生活究竟倒退了多少年，這道題恐怕和數學家陳景潤先生用畢生精力攻關的哥德巴赫猜想的難度，不差上下。
評論員說：“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資只有四五十元。”我信。那時候四五十元的含金量并不低，那時候物價并不高，那時候開銷負擔并不重。可是，現在下崗失業職工月工資是零，平均工資也是零。
按照該評論員文章所說的，“今天人民生活實現由溫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還能說什么？我們下崗失業職工唯有羞愧，還是羞愧。——我輩已經被這位評論員大筆一揮開除了“人民籍”，我輩的生活水平與之時差太多。評論員的這個斷語，和張維迎的結論異曲同工——張維迎在接受接著采訪的時候，興高采烈地宣布：“中國改革開放受惠于所有人，全體都是受益的，我不知道那一個階層真的受到損害。”下崗失業職工由主人翁變成了可憐蟲，也是“受益者”喲。——當然，在這位影視明星一樣受記者青睞的北大教授眼中，下崗失業職工是不能算“人”的，否則，他一個最“理性”的知識分子，會睜著眼睛說瞎話？
細細想來，豈止我們工人走了“回頭路”？那些被譽為“精英”的自由派經濟學家就沒有走回頭路嗎？解放初期，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即逐步把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具體實施過程是：將私營工商業納入國家計劃軌道——實行單個企業公私合營階段——全行業公私合營階段。資本家將生產資料交給國家，國家通過清產核資定股給資本家支付定息。從此，資本家的生產資料支配權完全屬于國家，生產經營直接納入國家計劃，工人成為企業的主人。從1949年到1956年的7年間，我國基本上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這個影響極為深遠的改造，如果換一個詞不就是改革嗎？
而肇始于1990年中后期，由自由派經濟學家力主的國企私有化改制，恰好與解放初期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方向相反：全民所有制——股份制——以賣光送光為鮮明特征的國企私有化改制。至目前為止，地方國企私有化改制即將收官。這些地方國企，很多原本是三線建設的重大成果，有的原本是央企下放到地方的大型骨干企業。把這些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進行逆向改造，是不是也算“走回頭路”？
該評論員智商確乎不低，而且深明大義：“不能走回頭路”。是呀，走回頭路沒有出路，走回頭路沒有前途，我們由于走“回頭路”，連飯碗都沒了，連肚子都經常抗議。評論員的話是鼓舞人心的：“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今天人民生活實現由溫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那我們就眼巴巴盼望著吧，春風何時到我家，下崗失業職工的貧窮何時被消滅？咱們下崗失業職工的生活且不說跳級到遙遠的小康，先要等著何時向“溫飽”這根竹竿的歷史性跨越。井總得一鍬一鍬地挖，飯得的一口一口地吃，你說是吧？
當我敲著電腦鍵盤，我恍惚想起，時代的列車把我們載到了二十一世紀。但是國企私有化改制開著歷史倒車，把我們下崗失業職工載到了貧窮的年代。想到這里，我又意識到我們下崗失業職工在走“回頭路”，臉頰不禁又是一陣發燒，照一照鏡子，兩朵淡淡的晚霞浮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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