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再談《我本是高山》：不做精神上的無家可歸者

　　01

　　2008年5月12日，汶川發生大地震，人民生命財產遭受重大損失。

　　但是，隨之而來的成功救援，以及在救援中體現出來的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精神力量，又令全世界嘆為觀止。　　

　　如何解釋中國人民戰勝災難的能力？

　　這個問題至關重要。這關系到我們應該繼承什么，拋棄什么，堅持什么，反對什么……

　　簡言之，災難會讓我們突然領悟到什么才是最寶貴的，進而影響到對未來道路的選擇。

　　當時已經尾大不掉的南方系，政治嗅覺相當靈敏，地震發生僅僅10天，就炮制了一篇奇文《汶川震痛,痛出一個新中國》，其點睛之筆是這樣的：

　　“國家正以這樣切實的行動，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兌現自己對于普世價值的承諾。”“顯而易見，這是一個拐點，執政理念全面刷新的拐點，中國全面融入現代文明的拐點。”

　　鑒于南方系詞典中的“現代文明”，不言而喻是指“西方文明”，所以，他們試圖把地震作為中國“轉型契機”的用心也就不言自明了。　　

　　“震痛”一文，激起了廣泛的憤怒與不滿。

　　道理很簡單。汶川地震的成功救援，根源不在于西方的“普世價值”，而在于中國深厚的革命傳統、社會主義傳統，來自于這一傳統所秉持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核心理念，同時，也得益于新中國所建立的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全國一盤棋”的國家體制。

　　所以，從汶川“震痛”中，中國人得出的正確結論應該是：要更加珍惜中國的革命傳統、社會主義傳統，更加堅定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絕不應該在所謂“普世價值”面前自慚形穢。

　　重提這件15年前的往事，是因為我們意識到，在中國的文化精英中，確實存在著一股強大的力量，他們耐心地、本能地，并且經常采用大眾習焉不察的方式，用所謂“普世價值”來解釋當代中國的一切成就，解釋一切英雄模范人物的行為動機，同時蓄意割裂這些英雄模范人物與中國的革命傳統、社會主義傳統之間的聯系。他們的目的，是要把中國人變成精神上的賤民，然后像驅趕迷途羊群一樣，把我們引向他們夢寐以求的“拐點”。

　　關于電影《我本是高山》的一切爭論，都應該放在這一背景下來看。

　　02

　　張桂梅，生于1957年，毛澤東時代結束的時候，剛好20歲。

　　一個人，到了這個年齡，可以說人生觀，價值觀等都基本定型。　　

　　張桂梅說過，她的榜樣是江姐。

　　從電影表現手法的角度看，要處理好“江姐”和張桂梅的關系，一點都不難。

　　比如在張桂梅的書架上，插入一本小說《紅巖》，或者在張桂梅宿舍的墻上，貼一張歌劇《江姐》的演出海報，或者讓張桂梅在困難的時候，和同學們一唱“紅梅贊”……　　

　　這樣的方式，可以很好地解釋張桂梅的行為動機，也不會讓觀眾產生“生硬”、“拔高”的不適感。

　　但在“高山”中，做為一個精神、文化符號的江姐，完全沒有出現，一點痕跡也沒有，似乎在張桂梅的精神世界里，從來沒有這個人。

　　這樣濃墨重彩的“空白”，就把張桂梅變成了一個精神上的流浪者。　　

　　張桂梅與丈夫董玉漢的互動，更值得做一番辨析。

　　兩年多前，張桂梅在參加央視節目“朗讀者”時，曾對主持人董卿回憶起這樣一個溫馨的場景——

　　有一次，學校（即董玉漢擔任校長的大理喜洲一中，張桂梅是學校老師）放假前開聯歡晚會，老師們熱情地起哄，“董校長，你拉一個二胡！““張老師，你唱一個！”　　

　　盛情難卻，丈夫董玉漢用二胡伴奏，張桂梅唱起了《毛主席來到咱農莊》——

　　“麥苗青來菜花兒黃，毛主席來到咱們農莊；千家萬戶齊歡笑呀，好像那春雷響四方。”

　　在《朗讀者》節目中，64歲的張桂梅再次輕輕地唱起這首歌，她的嘴角微微上揚，甜蜜地笑著，眼睛里閃爍著明亮的光，好像一下子變年輕了。　　

　　她對董卿喃喃地說，“那是我們唯一一次（指合作演出），也是最后一次……”

　　毫無疑問，這一幕，是張桂梅心中最美好的記憶。

　　從張桂梅的回憶和她出示的照片中，可以解讀出許多很有價值的信息：

　　第一，張桂梅與董玉漢之間，夫妻恩愛，琴瑟和諧，非常美滿；

　　第二，他們深受同事的尊敬與愛戴；

　　第三，和從毛澤東時代過來的許多青年一樣，他們都有文藝氣質、文藝才能；

　　第四，張桂梅演唱《毛主席來到咱農莊》，意味著她對毛澤東時代有深厚的感情與美好的回憶【注】。

　　第五，董玉漢使用的二胡，是典型的中國民間樂器，發源于中國北部的一個少數民族，最遲在唐朝就開始出現，已經有一千多年的歷史。

　　總之，這一場面既有中國傳統文化，又有新中國的紅色文化，既是親切的，又是熱烈的，既是小家庭的，又帶有社會主義中國特有的集體生活氣氛。

　　這一幕，對刻畫張桂梅的人物性格，交代其身世極有價值，可以說勝過萬語千言，不知道“高山”的編導為什么棄之不用？　　

　　擯棄了這一幕，導演反而臆造了張桂梅與亡夫董玉漢跳華爾茲的橋段，傳遞的信息就截然不同了——盡管張桂梅與董玉漢都是八十年代上的大學，會跳交誼舞，并非沒有可能。

　　一來，這一橋段給觀眾的印象是，張桂梅最溫馨的回憶，要借助某種西方文化符號才能實現；二來，交誼舞是個人主義的、排他的，這與前述的張桂梅夫婦晚會上的表演截然不同。

　　簡言之，“高山”的編導用一種人為建構的“藍色記憶”，悄悄地置換了張桂梅的紅色記憶，由此，閹割了張桂梅的主體性，把“張桂梅”詮釋成了一個張桂梅自己也不認識的人。　　

　　順便說一句，從形象的角度來看，董玉漢長得“很中國”，他額頭很寬，臉比較圓胖，不知道為什么，導演不肯選一個形象接近的同類型男演員，而選擇在外形上截然相反的胡歌？

　　胡歌當然是一位非常優秀的演員，但是，他長得“很西方”，有一個希臘式的鼻子，面部輪廓清晰。選擇外形歐化的胡歌飾演外形中國化的董玉漢，是不是和舍二胡選華爾茲同樣的考慮？

　　把“時代楷模”張桂梅的事跡拍成電影，目的應該是增進的我們的文化自信、文化認同，但如果影片反而摧毀了我們的精神家園，把我們變成精神的無家可歸者，那，我們就不能接受了！　　

　　【注】《毛主席來到咱農莊》，由張士燮填詞、金砂譜曲，主題是毛主席1958年視察四川省郫縣紅光高級農業合作社的故事。

　　這首歌，曲調清純優美，風格親切質樸，音樂語言口語化，有濃郁的民歌風味，契合了人民領袖和人民之間心心相印的情感，表現了農業合作化運動時期中國農村歡快、愉悅的新生活。這首歌曾經唱遍大江南北，千家萬戶，并一直流傳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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