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我們設想一下，三位資本主義時代的來客在一個實行民主計劃經濟的共和國中醒來。他們其中一個人是一名工人，曾經在一家電子廠上班，每天工作十四個小時；另外一個人是一個想創業的大學生，有著許多的點子與堅強的決心，但拿不到投資；最后一個人則是一個資本家，他靠著自己銀行里的債券與投資機構的投資，每年可以獲得一百六十萬美元的凈收入。那么，當他們在新的社會之中獲得了新的身份之后，會經過怎樣的一年？
民主計劃經濟：一個社會學式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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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自覺的經濟秩序」：計劃經濟與民主
何為「民主計劃經濟」？我們看似是探討一個從未存在過的事物。歷史上的計劃經濟——或者說指令性經濟——從來不是民主的。那么「民主計劃經濟」指的是什么呢？特別是其中「民主」這個定語指的又是什么呢？
我們也許可以將「民主計劃經濟」定義為：
秉持「經濟民主」的原則、利用系統性的「制定經濟計劃并執行」這一方式組織社會之生產與分配的一種經濟模式。
其中對于計劃的描述，我們多半可以得到共識——不同于「市場經濟」用「自發」的方式反應民眾的目的并組織其執行，「計劃經濟」意味著對于目標的明確認識以及在此考量之下「自覺」地執行計劃以實現目標。那么「經濟民主」這個修飾詞又指代什么呢？
羅賓·漢內爾在其《參與型經濟》一書給出了如下定義：
因此，參與型經濟的支持者認為，經濟民主應被定義為與個人受經濟選擇影響的程度成比例的決策投入或權力。我們稱之為「集體經濟自我管理」(collective economic self-management)，并認為思考如何實現每個人的經濟自我管理是實現經濟民主的最優途徑。
可以說這一點限制對于一個「可欲的經濟模式」來說至關重要，也可以視作為實現馬克思所說的「生產的社會化」的必要不充分條件。因為「計劃經濟」確實是一種「自覺的經濟」而非「自發的經濟」，但它本身卻沒有限定「自覺」是「誰的『自覺』」：究竟是政治官僚「自控」地控制整個社會、還是民眾與他們有效代表機構的對于經濟的自覺控制，「計劃經濟的結構」本身并沒有出答案。因此，所謂的「計劃經濟」既可以成為民眾實現自身解放的利器；亦可能會構成一個恐怖的「控制論利維坦」。而后一種可能性甚至意味著壟斷資本完成了自身的揚棄，以至于進入資本主義的最高級階段——我幾乎不敢為這個時期命名。
因此，我們可以說：沒有民主的計劃經濟是不值得期待的。「計劃經濟」一如核技術——與其說它是技術中性的，不如說其中既包含積極的潛能，也包含著消極的潛能——而一但走上了一種特定潛能的道路，這種技術也就附上了善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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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所謂計劃經濟——社會學意義上的抽象
我們首先需要談一下「計劃經濟」本身。我們需要說明它是什么，又不是什么。后者的問題非常重要，因為當前主流的經濟學對于計劃經濟的定義來自于一個歷史的虛構。那種可以被稱之為「指令型經濟」的學術抽象并不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所追求的計劃經濟，也從來沒有在歷史上真正出現過。
首先，什么是計劃經濟？
我們首先需要來理解一下一個「經濟秩序」的構造是怎樣的。何一個經濟秩序要解決的無非是「生產」與「分配」兩個環節的問題——「廣義的分配」回包括所謂流通、消費等等一系列具體的環節。遠古時代的自然經濟之中，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與分配是合一的；早期國家誕生之后所出現的再分配體系，則體現為納貢以及君王的賞賜。資本主義通過一個自發的流通秩序打通了生產與分配，且通過「復式記賬法」的原則實現了這個流通過程的閉環——「生產者」提供作為勞動的生產資料生產商品，獲得貨幣；轉身又變成「消費者」、提供貨幣獲得生活物資。這兩個身份的分離標志著廣義消費主義的誕生，同樣意味著馬克思所說的意義化的開始。
馬克思在《經濟哲學手稿》中曾經提到過異化的四個維度之一「人與他生產產品之間的分離」描述的就是這個資本主義的特征。但到了最終的共產主義階段，「生產」與「分配」這兩個要素依然是人類物質生產的必要結構，但等價交換本身卻消失了。我們重新回到了一種「眾人為我，我為人眾」的狀態。雖然那些堅持交換理論的社會學家可能會將這個過程稱為「個體與群體之間的大交換」，但這種一個人工作而不領報酬、消費而無需付款的狀態，很顯然已經沒有什么等價交換了。屆時，我們才能夠在社會主義共同體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而計劃經濟在這樣的一個「生產—分配」結構史上發揮著怎樣的作用呢？我們可以說這種經濟秩序是從「過渡期到共產主義階段的經濟秩序」。而這種經濟秩序的核心之處就在于：「整個共同體」有意識的管理地生產與分配的過程。而與之相對的情況，是市場經濟——這樣的經濟秩序之中「生產的過程」與「分配的過程」是自發完成的、每一個體帶著自身的目的與無數的人進行博弈、仿佛在玩一臺社會的老虎機；而最終的結果、我們只能等待市場的裁決。
而這種「自覺的控制」——這不意味著由少數群體進行控制；真正的計劃經濟應是由全體成員進行平等的控制——則必然在微觀層面上意味著「用協商取代交換」。所謂的交換就是只在兩個人之間進行合作；而「協商」意味著兩個人以上的個體彼此之間追求一個共贏的狀態。簡單的來說：如果市場交易是一種「交換」的典例；那么民主投票就是「協商」的一種。對于這一點，托洛茨基的認識可謂非常的明確：
作為計劃基本因素的生活利益之間的斗爭，使我們進入政治王國，它是集中的經濟。蘇維埃社會的社會集團的武器是（應該是）：各級蘇維埃、工會、合作社，首先是執政的黨。只有相互國家計劃、市場和蘇維埃民主這三種因素的相互作用，才能實現對過渡時期的經濟的正確領導，并保證——不是在幾年之內徹底克服矛盾和比例失調（這純屬烏托邦！），而是在新的、勝利的革命擴展社會主義計劃的舞臺，重建它的體系之前緩和它們，從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物質基礎。
而除了在宏觀尺度上的「自覺性」與微觀行為上的「協商性」；「計劃經濟」的最后一點特征則涉及到真正的計劃經濟與殘缺的計劃經濟之間的差異。
雖然說關于馬克思對于平等主義的看法依然存在爭議，我們可以認為共產主義階段之后會進入一種「關系主義平等」的狀態——社會的平等不再體現為以特定法律為尺度的一視同仁，而是一切壓迫關系的消除——但在過渡期與社會主義階段，政治社會與經濟權力上的平等主義是必然的要求。由于馬克思并不是一個追求自由、平等、博愛的自由主義者，因此，平等在他的理念之中更像是一個必然的約束——如果說社會主義階段存在赤裸裸的政治、經濟能力不平等，那么就必然意味著「統治階級」的出現和「奴役階級」自由發展能力的剝奪。因此，「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學」毫無疑問要追求經濟平等乃至于經濟決策權的平等——后者也可以被稱之為經濟民主。
這也就意味著真正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最終必須要廢除官僚集團乃至官僚階層。鑒于斗爭的現實、我們可以把這個「廢除官僚階層」的任務推到過渡期的后期，并且在一個不長的過渡期內部逐漸通過民主機構與工人自治組織來替代官僚階層的作用；但在最終的社會主義階段的社會主義共和國中，絕不可能存在官僚。因為官僚階層的存在，也就意味著經濟政治不平等的存在與壓迫的存在，而最終的結果必然是官僚階層會修改整個經濟運轉的目標函數——正如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階級會讓整個經濟系統為「自身的利潤最大化」而運轉；殘缺的計劃經濟之中，官僚則會讓經濟系統的運轉以「自身消費規模的最大化」為目標。
因此，真正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在「福利經濟學」的維度上必然意味著「整個經濟系統的目標函數是整個社會福利的最大化」。
至此，我們可以在宏觀尺度、微觀尺度乃至于福利經濟學的意義上去界定計劃經濟了：
一．真正的「計劃經濟」是一種在宏觀尺度上全體公民「自覺的共同管理」、在微觀尺度上「用協商取代交換」，而最終讓整個系統追求「社會共同體利益最大化」的經濟秩序。
而與之相對，我們也需要介紹一下那個奇妙的主流經濟學概念：指令行經濟。在米賽斯或者哈耶克的計劃經濟學批判之中，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幅圖景：
二．虛假的「計劃經濟」是由一個統一的中央官僚部門自下而上收集所有信息，再制定出完整的事無巨細的計劃，自上而下的下達命令去執行。
這種「指令行經濟」可以說是從未存在過的。它與蘇聯、中國、東歐乃至于，其他任何一個蘇聯式計劃經濟的模式都完全不同。客觀的來講，這種經濟模式確實是一些西歐經濟學家對于計劃經濟的想象與過度簡化。一如早期的西歐派計劃經濟學者巴羅內確實就描述了一個這樣的圖景：通過某一個全知全能的治理者，我們計算得出了一個等價與一般均衡市場的事無巨細的生產與分配計劃。巴羅內政是依據著這樣的結論，宣稱計劃經濟是可能的——只要我們能夠計算得出這樣的計劃，那么計劃經濟就可以實現了。但這樣的觀念無疑是非常荒謬的，可以說是一種經濟學家的故步自封。他們看到了經濟作為一個計算過程的本質，但卻忘了經濟同樣也是一個社會過程。「生產」需要人來計劃、人來管理，并且人來實現；「分配」過程同樣需要人的參與。因此，「計劃經濟運轉」的核心并不在于如何得到這個「先驗的計劃」，而是在于「生產與分配」兩個領域的計劃如何、得出最終又是如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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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3
「民主計劃經濟」的結構：三步走
可以說，「計劃」從不必然意味著「集中」。想象一個每一名國民都有權添上一筆的巨大白板：在幾名只負責維護秩序的公共人員指導之下，國民們有序且自覺地對于經濟的計劃提出自己的意見、并最終由一個公允而自動算法將這些意見綜合、平衡化，最終達到一個大家都皆可滿意的方案。這就是「民主計劃經濟」的過程。
民主計劃經濟所帶給我們的改進不僅在于「系統優化」——不論這種系統化體現為戰勝經濟危機、更有效地提高效率還是促進社會公平，這些都僅僅是經濟學的維度。民主計劃經濟的另外一個意義就在于經濟的民主化。換言之，在這樣的計劃經濟體系之中，公民以及社團能夠更為有力的去決定經濟如何運行，相比較于市場下在無形的手面前引頸就戮的自由，民主計劃經濟意味著我們人類能夠真正決定自己的命運，每一個消費者與生產者可以更為深入的介入到經濟的發展之中。一言以蔽之民主計劃經濟既意味著人類的繁榮與富庶，也意味著經濟民主化與人類的主體性得到真正的揚顯。
那么在這樣的觀點之下，計劃經濟的運作是怎樣的呢？人是如何進入到計劃的流程之中的呢？
我們可以把計劃經濟的運轉式作為一個簡單的流程圖，我們可以稱之為「三步走」。當然，類似的結構也可以存在月度計劃或者是長遠規劃之中。這種「三步走」的結構可以說是歷史上的指令性經濟與我們接下來所要探討的所有民主計劃經濟的共性。這三部分別是
制定總目標與總約束
具體計劃的制定以及多重反饋
計劃的執行：生產與分配
我們先說第一步：（1）設定計劃的總目標與總約束。歷史上這個工作往往是由中央計劃局或者是其他具有類似功能的組織來完成的——甚至可以說在凱恩斯主義經濟之中的國家財政部也發揮著類似的功能。這一步的關鍵在于設定經濟發展投資率、重點產業等一系列年度的宏觀經濟指標。「總目標」意味著經濟要實現民眾的愿望；而「總約束」意味著要保障經濟變動的底線，譬如食物與水電的價格不至于上漲到特定程度以上。可以說，在任何意義上的現代經濟體中——不管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中——這個工作都是必須的。自由資本主義國家會宣布目標的經濟增長率與目標就業率；國家資本主義國家會規定重點產業的發展方向。
而「民主計劃經濟」的第一步之中，可能會包括更多的項目以及更多的民眾參與。各行各業的生產委員會或者消費委員會、民眾中抽簽產生的代表或者是其他的民選代表回共同決定經濟發展的大概方向和特定約束。一言以蔽之，經濟計劃的第一步會把「經濟系統」這頭猛獸的韁繩牢牢抓在民眾手里。
而年度計劃的第二步則是（2）宏觀部門與微觀部門、計劃局與其他社會團體反復博弈，最終確定總計劃方案的過程。而且也往往是哈耶克所謂的「隱藏知識」向上傳遞的過程。宏觀部門代表了第一步之中制定的總目標與總約束，也就是「全體公民的共同目標」；各個地方部門與團體則代表著生產者乃至消費者多樣化的目標函數。而「計劃的本質」并不在于前者對于后者的控制，而在于這兩者之間達到平衡。
可以說，這些地方團體對于經濟計劃制定的自下而上的參與是所有計劃經濟的共性——就算是以高度集中著稱的蘇聯指令行經濟都會包含這個必要的「企業上交生產計劃」、「中央擬定全國總計劃方案」、「企業據此再次調整自身計劃」的多重反饋。這一工作在中國的指令性經濟模式之中被稱之為「一上一下一上」。而相比于歷史上的指令性經濟，任何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國家都不包含這一個過程，事實上這種「經濟計劃中的多重反饋」以及接下來的「生產與分配的執行」是被共同交給市場這個不可名狀之神來運行的。與之相似的過程最多體現在一些國家資本主義模式之中的產業政策上——上個世紀日本的「通產省」以及維新體制下韓國的「經濟企劃局」就是很好的例子。
而相比較這兩種模式，民主計劃經濟同樣普遍存在這樣的多重反饋過程，并且往往會賦予各種地方團體更大的決定權。這種計劃經濟之中更為充分的自主性，一來源自于九十年代以來計算機科技的大幅度發展——這意味著核算出一個平衡的經濟計劃變得容易了很多；二來也是源自于這些學者的理論創新，漢內爾模式之中的「社會成本核算」、科克肖特繼承了蘭格模式的「試驗性市場價格」，皆是傳統的計劃局官員聞所未聞或是未曾使用的理論工具。
而最后一個環節也就是（3）經濟計劃的執行，也就是各個社會團體在制定好的總規劃之下開展自身的生產，以及隨之而來的消費品最終分配。指令型經濟之中，這個環節會體現為一種官僚制自上而下的命令，這其中包含著官員對于最終生產成果的驗收、生產競賽以及消費品市場上的剛性定價。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之中，一些壟斷性企業的生產計劃本身就構成了所謂自由競爭市場的結構，這種影響力可以讓他們獲得壟斷利潤，而那些小生產者以及消費者則如同大逃殺游戲之中那些亡命的玩家，任由天上的陷阱或者是同伴的大錘砸的粉碎。隨后，上戰場收尸的遺孀與剝金者會開始贊頌市場之神的偉力與無形之手的強大。
而在民主經濟計劃之中，雖然整體的經濟計劃是強制性而非參考性的，但這并不會排除每一個企業自身的自主性。正相反，這個過程將充滿政治學者帕特南所提到的「參與性民主」。工人自治的工廠之中若是發現了更好的方案，生產委員會自然可以不按照自己上交的計劃進行生產，而改用高效的生產技術。這樣的生產優化可以為他們節省材料或者創造更高的工資；而消費者也可拿著自己的勞動券或者是消費點數在一個類似于市場的機構之中采買自己想要的商品——除了商品會比現在更加便宜，他們會覺得一切與此前無異。而在年末，最終的驗收也許將意味著那些無法完成自己生產計劃的工人合作社會被下調「企業家精神評級」。這意味著他們在來年更難獲得投資，或者只得按照規定解除公司，讓公司所占有的資本品匯入來年經濟計劃的生產核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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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4
結論
因此，民主計劃經濟之中的民主絕對不僅是一個修飾或者是限制條件，更不意味著在所謂中央集權化的計劃經濟制中加入一點充門面的民眾參與。正相反，只有計劃經濟才能夠實現真正的經濟民主與經濟自由。借用一下大革命年代的那一句老話：沒有民主的計劃是殘酷的，而沒有計劃的民主將是空洞的。因此，如果說繁榮富裕與平等是所有計劃經濟的承諾，那么民主就是民主計劃經濟的另一項承諾：「經濟系統」將不再是人的主人；正相反、「人類」將成為經濟的主人。
尾聲：一個烏托邦故事
我們設想一下，三位資本主義時代的來客在一個實行民主計劃經濟的共和國中醒來。他們其中一個人是一名工人，曾經在一家電子廠上班，每天工作十四個小時；另外一個人是一個想創業的大學生，有著許多的點子與堅強的決心，但拿不到投資；最后一個人則是一個資本家，他靠著自己銀行里的債券與投資機構的投資，每年可以獲得一百六十萬美元的凈收入。那么，他們會經過怎樣的一年？
那一名工人加入了一家電子科技生產委員會，他依據自己的經驗加入合作社的生產計劃制定之中。年初的經濟計劃月——當然也是共和國的月假與盛大的節日——他一邊吃著財政廳免費分配的豬腳飯與點心，一邊為工廠里的生產計劃改善了方案。最終經過了幾輪的方案迭代，在一月二十三號的上午，方案的生產效率達到了社會的平均之上，得到了通過。隨后的十一個月中，他每天工作四個小時，用剩下的時間打游戲、跑步、專研編程、還學了一點吉他與英語。七月份的時候，他利用半年所學改進了生產方案，為工廠省下了好大一筆生產資料。以至于在年末員工個人投入互評之中得到了第一檔位。于是他的工資很高，比平均多20%。
而想要創業的大學生在「經濟計劃月」提交了自己的創業計劃——那個工人所制定的類似，那是一組生產方案。面對審核計劃的三人投資委員會——三人有當地的自治體抽簽產生——他憑藉自己的三寸不爛之舌獲得了眾人的信任，獲得了一份投資。那是一份在沿海灘涂地帶種植海帶的計劃，他與同組的二百一十三名員工宵衣旰食，在灘涂上搭建起設施。但天有不測風云，九月的一場臺風摧毀的所有設施與大多數的收成，最終他們沒能完成生產計劃。大學生寢食難安，唯恐自己陷入破產或者被國家丟入大牢。而等到年末，三人委員會審核計劃完成情況的時候。根據他上報的臺風災情這一情況，他們取消了對這為新公民「創新信用評級」的下調。委員會之中的一位老人，拍了拍年輕人的肩膀說：別灰心孩子，以后有機會繼續干，這種事情我年輕的時候經常遇到，一直沒有放棄，最終我把事情干成了。后來那個大學生才知道，這名其貌不揚的老人曾經五次創業失敗、而在四十五歲的時候終于帶領團隊功克了「可控核聚變」難題——這是此前的資本主義從未實現過的偉業。
至于那個資本家的故事就簡單很多了。第一年他住進的精神病院，因為他始終學不會平視身邊的人；總是向社區投訴沒有人來打掃他門前的垃圾——雖然他一次也沒有盡到社區成員一周三小時的清掃義務；還因為經常在餐館里大喊「喂，服務員」而經常被冷落。我們暫且不知道他的命運，也許日后有一天他會學會平等待人，隨后他就會成為一名工人、或者一名創業者，也有可能成為一名放棄工作而依賴全民基本收入的小說家。那樣的話，他的收入僅供溫飽與基本體面的生活——畢竟他拒絕了幫助其他公民的義務。在「民主經濟計劃的共和國」之中，一個公民的富裕并不來自于繼承或者天賦，而是來自于共同體成員之間的彼此幫助。
至此，經過了一年的年度計劃，各位初次來到民主社會主義共和國之中的資本主義來客們會發現，這不僅僅是一個比市場經濟或者指令性經濟更為高效的經濟系統，更是一個更加民主自由的系統。工人與消費者可以獲得比傳統的經濟秩序多得多的自由與民主，因為這三步的每一步都牢牢都掌握在民眾的手中。第一部也就是總目標與總約束是由民眾的代表——不管這些代表是抽簽產生、民主選舉還是法團受意的——決定的。而在第二步，各個工人委員會乃至消費者委員會與地方公社，將會參與到經濟計劃的制定之中。他們所上報的生產方案將會成為經濟協調局制定計劃的基礎，而最終計劃所反映出來的結果也將給他們以市場所無法給予的保障——只要你完成自己的生產計劃，整個共和國的所有公民都會共同保障你的計劃會成功。而且最后一步，具體的生產過程以及消費者所面對的場景依然是充自由的。事實上，工人委員會之中的民主程序賦予工人的自由，會遠多于工廠奴隸制之下所給予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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