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公元前五世紀是希臘奴隸主民主制的繁榮時期，也是希臘哲學的繁榮時期。這一時期，雅典成為希臘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這一時期的哲學斗爭，集中表現在德謨克利特路線與柏拉圖路線的斗爭。后來，希臘城邦奴隸制陷于危機，希臘內部的階級斗爭與反馬其頓的民族斗爭，烽起交織，連綿不斷。大的貴族奴隸主與馬其頓侵略者合作，企圖借助馬其頓的力量，維持自己搖搖欲墜的統治，一些中、小奴隸主和下層群眾投入到反對馬其頓入侵的斗爭中。這時出現了一個較大的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恩格斯把他看作是“古代世界的黑格爾”。他對歐洲各國的哲學發展有過較為深遠的影響。
柏拉圖是古希臘唯心論的集大成者，他根本反對當時德謨克利特的唯物論，把脫離個別事物、又完全獨立于個別事物的“理念”(脫離個別的一般、概念)，看作是第一性的，是事物的本原，進而創造了客觀唯心論的龐大體系。柏拉圖路線的奠基人是蘇格拉底(生于公元前469年)。蘇格拉底是反動貴族奴隸主的思想家，政治上主張恢復等級制，哲學上宣揚唯心主義，倫理道德上鼓吹對“神”的絕對服從。公元前399年，奴隸主階級民主派在雅典一度取得了政權，逮捕了他，并且處以了死刑。
公元前五世紀，以雅典為中心，出現了一批所謂“智者”。他們以傳授演說術與修辭學為職能，周游希臘各個城邦。“智者”派實際上不是一個統一的學派，他們的政治主張各不相同，哲學觀點也不一致，只是適應希臘奴隸主民主制發展的需要，產生的一批能言善的學士。在言談辨論中，他們往往只注意語言的動聽，忽視內容，甚至顛倒黑白。所以有時被稱為詭辯派。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利用概念的相對性否認真理的客觀標準。比如“智者”普羅泰哥拉(生于公元前481年) 提出：蜂蜜是甜的，也是苦的；因為它對健康的人講來是甜的，對生病的人講來卻是苦的。進而提出:“感覺就是知識”，“事物對于你就是它向你呈現的樣子，對于我就是它向我呈現的樣子，而你和我都是人”，因此，“人是萬物的尺度”。這是根本錯誤的，從這種相對主義觀點出發，可以證明任何一種觀點都是正確的，真理也就沒有客觀標準了。蘇格拉底正是利用這種相對主義來宣揚客觀唯心主義的。他認為一切具體事物、具體概念，都是不真實的。因為它是可變的、有條件的、相對的。只有不涉及具體對象、具體內容的抽象的一般、普遍，才是真實的。蘇格拉底就是利用這種方法否定個別，抬高一般的，而他所說的一般是完全脫離個別的。蘇格拉底利用相對主義割裂個別與一般的證聯系，目的是貶低現實世界，貶低人們反對奴隸主統治的現實斗爭。同時，借以宣揚唯心論的先驗論。照他看來，個別事物是變化不定的，只有脫離個別事物的一般才是永恒的、真實的；因此，人們不要輕信肉體感官對個別事物的感覺，而要用所謂“靈魂的眼睛”去看待真實的實在，即脫離個別的、永恒不變的、絕對獨立的一般(普遍、概念)。既然現實世界及其各個事物是不真實的，人們為之而斗爭也是無意義的，唯一辦法是服從“神”、聽從“神”的安排。為此，蘇格拉底拼命鼓吹“目的論”，主張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神”按照自己的目的預先安排好的。蘇格拉底的目的論是以“天命論”形式提出來的，是為鞏固奴隸主貴族反動統治服務的。他說:神給人眼晴來看要看的東西；給人耳朵來聽要聽的東西；沒有鼻子，香味就沒有用處；沒有舌頭，酸、甜的滋味也就沒有用處.....。同時，社會上的等級制也是神有意識地安排好的，人們只能服從，不能違抗。
柏拉圖(生于公元前427年）是蘇格拉底路線的繼承人，他出身于雅典的大貴族家庭，是奴隸主民主制的敵人。年輕時跟隨蘇格拉底學習，蘇格拉底死后，曾赴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島等地活動，失敗后又回到雅典。他在雅典創辦了西方歷史上第一個學院，這個學院設在紀念希臘傳奇英雄阿卡迭穆的花園里，它是古希臘傳播唯心主義的中心。柏拉圖追隨蘇格拉底，利用相對主義夸大認識的相對性。他舉例說:審美標準因人而異，甲說是美，乙說是丑，彼時是美，此時是丑，說明關于具體事物的美是不固定的，可變動的。只有一般的美，即脫離具體對象的美的“理念”，才是永恒不變的。因而，才是真實的。柏拉圖由此斷言，我們“可覺的實物世界”，是不真實的、派生的、第二性的。它只是“理念”的摹本、影子。為了說明這一思想，他作了一個比方。他說:木匠制造桌子以前，腦子里事先就有了桌子的理念，這個理念是永恒不變的，木匠制造出來的桌子，是依據木匠腦子里“理念”桌子的原型的。說明現實的桌子依據于理念的桌子。這就是說，桌子的“理念”先于個別桌子而存在，在個別桌子之外還存在著一般桌子，在個別人之外還存在著一般的人，在個別美之外還存在著一般的美.....。任何一類特殊事物都有它的理念，理念是遍及一切的。列寧評論柏拉圖時指出:“原始的唯心主義認為:一般(概念、觀念)是單個的存在物。這看來是野蠻的、駭人聽聞的(確切些說:幼稚的)、荒謬的。”就以桌子為例，桌子的概念是從個別桌子中抽象出來的。所謂抽象，就是抽取桌子之所以為桌子的本質特征，不反映作為桌子本質特征的方面就當作無關重要的東西加以舍棄。桌子的概念是反映各種桌子的本質的，但絕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桌子的概念可以離開個別桌子，甚而顛倒過來，說桌子的概念構成客觀獨立的個別桌子。“個別一定與一般相聯而存在。一般只能在個別中存在，只能通過個別而存在。”沒有個別也就沒有一般。個別和一般的關系，也就是個性和共性的關系。毛主席說:“假如除去一切個性，還有什么共性呢？”柏拉圖要追求一個“除去一切個性”的共性，這種“共性”實際上是沒有的。
柏拉圖是歐洲哲學史上第一個徹底的唯心論的先驗論者。他根本不承認現實世界，認識的對象也就不是現實世界。他把生活在現實世界的人們比做帶著鐐銬居住在陰暗洞穴中的囚犯，面對洞壁，背向洞口，不能回頭向洞外看一下。這時候，洞外走過一些帶著各種器皿的人，太陽照在這些器皿上，它的影子通過洞口落在洞穴的后壁上，穴內囚犯只能看見這些影子，影子的原型是看不見的。柏拉圖認為我們看見的感性實物就是理念的影子。因此，為了認識真理，就應該撇開感性，拋棄一切感性實物，閉目塞聽，去自我“回憶”靈魂進入肉體以前所觀察到的“理念”。因為按柏拉圖的說法，靈魂在進入肉體以前曾與理念在一起，是認識理念的；但進入肉體以后受了蒙蔽，把進入肉體以前所觀察到的理念全都忘了?？匆姮F實事物，回憶起理念來，就像看見亡友的用具，回憶起亡友一樣。他說:“我們在生前獲得了知識而在出生的時侯把它丟掉了，可是在以后通過我們的感覺又重新獲得了我們以前所有的知識。”因此，學習只不過是“恢復我們自己所已經有的知識”。這就是說，知識是先天就有的，感覺不是認識的來源，頂多不過刺激人們一下，使人們回憶起丟掉了的知識。這是貨真價實的唯心論的先驗論，它不是從個別上升為一般，從感性上升為理性，而是把一般看作先天固有的，是脫離個別、先于個別而單獨存在著的。
柏拉圖在其所著的《理想國》一書中表述了他的反動的國家觀點。他把國家看作是放大了的個人，照他看來，人的品德有三:理性、意志、情欲，理性表為智慧，意志發為勇敢，情欲應加節制。一個國家的公民，也應分為三個等級:統治者、武土和勞動者。統治者是神用金子創造的，他們的美德是“智慧”；武士是神用銀子創造的，是輔助統治者保衛國家的，他們的美德是“勇敢”，擔任體力勞動的手工業者和農民，是神用銅和鐵創造的，他們既無智慧又不勇敢，只有情欲，他們的美德應該是“節制”。統治者要賢明(具有理性)，武士要剛強(賦有意志)，勞動者要服從(克制情欲)。至于廣大奴隸，在柏拉圖看來，根本不算人，所以啥也不是。柏拉圖說:“當這三個階級在國家里面各做各的，而不相互干擾的時候，便是有了正義”，否則，相互干擾，相互代替，就是不正義。這就是他所主張的社會分工，他所理想的國家制度。顯然，柏拉圖的目的就是不要“以下犯上”，實現“和諧一致”，以便讓貴族奴隸主安安穩穩地實行反動統治。畢達哥拉斯說:“美德是一種和諧”；柏拉圖說:“以下犯上”，就“違反了正義原則”。說法不同，實質一樣，都是為貴族奴隸主統治效勞的。
柏拉圖的“理念”，實際上不過是神的別名。他也明確表示理念像太陽一樣，是創造和維持一切的力量。為此，他竭力攻擊米利都學派以來一切唯物主義哲學家，說他們是“不敬神的”，是“在言論行動上侮辱神靈的人”，直至要把當時的唯物論者德謨克利特的著作全部燒毀。公元前五世紀，在希臘奴隸制社會中，德謨克利特“原子”唯物論與柏拉圖“理念”唯心論的斗爭，是奴隸主民主派與貴族派政治斗爭的哲學表現。只要有哲學，這種斗爭就不會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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