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希臘是歐洲古代文化的發源地。大約公元前7-6世紀，希臘已經由原始社會發展到奴隸制社會。希臘奴隸制國家是以城邦政治形式出現的，剛剛建立起來的城邦國家，政權大都操縱在氏族貴族奴隸主手里。氏族貴族是以血緣為紐帶的，在希臘奴隸制發展初期，他們擁有大量財富，享有種種特權，而且世代相繼，居于社會的統治地位。但是，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希臘奴隸制內部的階級分化開始了。從商人、手工業者當中，產生了一批新興的工商奴隸主；與此同時一些氏族貴族奴隸主的經濟地位開始下降了。初期，工商奴隸主在城邦政治中還沒有任何權力；后來，由于他們的經濟地位不斷上升，要求有相應的政治權利要求打破原來的血統界限。實際上就是向原來的氏族貴族奴隸主要求分享政權，要求給予新興奴隸主以“民主”。所以，他們又被稱為民主派奴隸主。不論是貴族派奴隸主或者民主派奴隸主，都屬于奴隸主階級。他們在維護奴隸制，鎮壓奴隸的反抗上是一致的。在奴隸主內部兩個政治派別斗爭中，形成了兩個哲學營壘，分別代表著兩個不同的奴隸主階層，即貴族派奴隸主與民主派奴隸主。在希臘奴隸制社會中，由于手工業、農業、商業和航海業的實際需要，引起了天文學、氣象學和物理學知識的產生和發展。這些原始的知識，同政治觀點、哲學觀點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一個廣泛的知識整體。
希臘最早的唯心論哲學，有畢達哥拉斯學派和愛利亞學派。前者因創始人畢達哥拉斯的名字而得名，后者因活動于愛利亞城這個地方而得名。這兩個唯心論學派最初都在希臘本土西邊的殖民地，即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島一帶活動。這個地區較為落后，反動貴族奴隸主的勢力較強，因此唯心主義能夠在這里建立自己的地盤。后來逐漸向希臘本土擴散。畢達哥拉斯學派是圍繞畢達哥拉斯(約生于公元前580年)建立起來的。它是一個政治、宗教、哲學的混雜體。畢達哥拉斯和他的信徒直接操縱政權組織，為奴隸主反動政治服務；并且規定有許多清規戒律，活動十分隱秘；它也談哲學，甚至音樂、數學、醫學、天文學。不過，一切都圍繞著他們反動的政治需要。據說，這個反動團體在一次聚會時被當地群眾包圍，放火燒了他們聚會的房子，許多反動分子被燒死了，畢達哥拉斯也被燒死或者在出逃中被困死了。不管怎樣，這是群眾對他們的一次重大懲罰。后來，這一學派的成員逐漸向希臘本土轉移，繼續從事反動政治活動，它的影響一直延續到公元后3世紀。
畢達哥拉斯學派的中心思想是“數”、“和諧”和“靈魂不死”。他們斷言:世界萬物的本原不是物質，而是什么數；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數產生的，數是一切事物的決定者，是事物的根源。照他們看來，數是先于經驗，先于認識的，“沒有數，人就不能認識事物，也不能思考什么”。這是歐洲哲學史上最早的唯心論的先驗論。人們頭腦中數的觀念，是從現實事物中抽取出來的。為了計算方便，人們將存在于現實事物中的數量關系抽取出來，使它暫時脫離事物，變成頭腦中純粹數的觀念。例如1+1=2，這就是一種抽象。因為，在現實事物中，純粹的1、2是不存在的，它總是同1頭牛或者2匹馬聯系在一起的。但為了從數量方面計算事物，人們可以搬開事物的其它特性，僅僅抽取它的數量方面的關系。這是人類生產實踐長期發展的結果。畢達哥拉斯學派把本來與物體聯系在一起的數人為地分割開來，并且把它看作是脫離物體的，獨立于物體又先于物體的東西。這樣，數就變成某種神秘的東西了。另外，事物的質，即一事物所以成為該事物，與事物的量是密切聯系著的，沒有數量也就沒有質量；同樣，沒有質量也就沒有數量；質量與數量是統一的，相互聯系的。畢達哥拉斯學派卻把事物的數量方面片面地加以夸大，把數絕對化，變成事物存在的本質。這就是“數”的唯心主義。
關于“和諧”，照他們看來，宇宙的秩序是由神秘的數決定。天體運動服從一定的數量關系，服從一定的比例數，從而有了“天國的秩序”，形成“天體的和諧”。人間秩序是以“天國的秩序”為原型的。因此，人們必須服從社會秩序，服從執政者，維護“和諧”。當時的唯物論者赫拉克利特認為“正義就是斗爭”，畢達哥拉斯卻針鋒相對地提出:“美德乃是一種和諧”。他們認為，人類最大的惡就是目無君長，犯上作亂。他們就以這種反動理論到處幫助貴族奴隸主“恢復秩序”。
關于“靈魂不死”。他們認為，身體是靈魂的監牢，人死了以后才能逃離監牢，進入永生或者在其它生物(或人)的軀體上轉生。因此他們說要“凈化”靈魂，并把研究數學、醫學、天文學、音樂做為“凈化”靈魂的手段。他們在數學上是有些客觀貢獻的，比如畢達哥拉斯定理(直角三角形兩邊的平方和等于斜邊的平方:a²+b²=c²),以及三角形內角之和等于二直角(∠a+∠b+∠c=180?)。但是，他們卻把它用來為貴族奴隸主的反動統治辯護。例如畢達哥拉斯定理所表示的那個直角三角形，盡管可以有無限的形狀，大小也可不同，構成的邊也可彼此不相等，但斜邊的平方永遠等于兩邊的平方和。他們就斷言說什么社會上的正義就如同幾何學上的真角三角形一樣，是一種不平等中的“和諧”。
希臘奴隸制社會另一個最早的唯心論派別，是愛利亞學派。愛利亞學派的主要特征是否認事物的“多樣”與“變化”，企圖證明世界上的事物是“統一”與“不變”的。這一學派的代表人物是巴門尼德(約生于公元前6世紀末）他出身于貴族奴隸主家庭，是愛利亞城邦反動的政治活動家。巴門尼德把意見與真理形而上學地對立起來，認為感覺是不可靠的，感覺得到的只是意見，意見不能提供真理；要達到真理，只能靠思維。這是明顯的唯心論的先驗論。因為它把感覺與思維完全割裂了，絕對排斥感覺，否認理性認識來源于感性認識，他們所說的“思維”，就變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了。從這個前提出發，他認為把世界看作是多種多樣、變化萬端，屬于“意見”，即感覺范圍。實際的“真理”是不動不變的，統一的。這就是“存在”。存在，可譯作“有”、“是”。巴門尼德把“有”什么或“是”什么的內容完全抽掉，剩下的就是一個最抽象、最一般的存在了。僅僅談到存在，至于存在著的究競是什么，是物質還是精神？他并不涉及。只是說:世界統一于存在。這個存在就是一個虛無，是一個沒有任何內容的抽象概念。因為，它不反映存在物的任何特性、任何運動和變化，它脫離了單個物體，脫離了整個自然。巴門尼德正是從這一觀念出發而得出結論說:存在只有一個，永無變化，不能產生，也不能消滅；不能此處大一點，彼處小一點，它“均勻地充滿著一切”。
巴門尼德企圖用空洞無物的“存在”概念反對世界的多樣與變化，反對當時米利都學派和赫拉克利特用某種物質性的東西來解釋世界的統一性。結果，存在與思維就變成了一個東西，“能思想就能存在”（我思故我在），世界僅僅統一于這個存在概念(思想)。這是歐洲最早把“思維與存在的同一”建立在唯心主義基礎上的觀點，它反映了貴族奴隸主對社會變革的抵抗。恩格斯對杜林的批判，也完全適合于巴門尼德。恩格斯說:“杜林先生的世界的確是從這樣一種存在開始的，這種存在沒有任何內在的差別、任何運動和變化，所以事實上只是思想虛無的對偶語，所以是真正的虛無。”
巴門尼德的學生芝諾(約生于公元前5世紀中葉)，追隨他的老師，特別著力于反對事物的運動。在他看來，承認了運動，必將導致矛盾。因此，運動和變化是不真實的，唯一真實的是“不動的存在”。芝諾的論證是形而上學的。他把運動和靜止，運動的不間斷性和間斷性，截然分開。我們說，物體在運動中，就是說在某一瞬間，物體在空間的某一點上，因為它尚未移于另一點上；同時，它又不在這個點上，因為它正移于另一點上。否則，就不能構成運動。因此，運動就是物體不在第一個地方，也不在第二個地方。如果在一個地方，那它就是靜止；如果在兩個地方(點)之間，等于什么也沒有說，因為它還是在某一地方(點)。只有既在這點，又不在這點，同時也不在另一點上，才使運動成為可能。恩格斯說:“運動本身就是矛盾”；“這種矛盾的連續產生和同時解決正好就是運動。”列寧在反對“運動就是物體在某一瞬間在一個地方，在接著而來的另一瞬間則在另一個地方”的形而上學觀點時指出:“(1)它描述的是運動的結果，而不是運動自身；(2)它沒有指出運動的可能性，它自身沒有包含運動的可能性；(3)它把運動描寫成為一些靜止狀態的總和、聯結，就是說，那種(辯證的)矛盾沒有被消除，而只是被掩蓋、推開、隱藏、擱置起來。”
芝諾的根本錯誤在于他認為物體在某一瞬間只能在某一點上，而不能同時不在這一點上，這就從根本上排斥了運動的可能。但是，他只是把運動的矛盾性質掩蓋起來了，實際上運動本身的矛盾并未消除。另外，芝諾對有限與無限的了解也是形而上學的，他認為運動的物體在達到某一段路程的終點以前，必須經過這段路程的一半，即一段路程可以分為兩段；而在達到兩段路程之一的終點以前，又必須經過這兩段路程之一的一半，即整個路程一半的一半。這樣推下去，可以推到無窮。既然我們可以把這段路程分割為無窮的間隔(點)，那么物體就不可能通過它。因為物體在它必須經過的道路上被無窮的間隔(點)阻礙著。我們說，路程的全長既可以無限分割，各個被分割的部分又是與整個路程(全長)聯系在一起的。運動的不間斷性與間斷性是聯系在一起的。芝諾夸大了運動的間斷性，抹殺了運動的不間斷性，否認了運動就是間斷性與不間斷性的統一。芝諾為了否認運動，他就排斥矛盾。這是純粹的形而上學！！！當然，芝諾在客觀上揭露了運動的矛盾性質，提出了有限空間可以無限分割，以及概念自身的矛盾。但整個說來是反辯證法的，是對當時奴隸制社會急劇變動的一種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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