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按】汪精衛是中國近代的一個投降派典型。他在辛亥革命時期，背叛同盟會綱領，幫助袁世凱奪權；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背叛三大政策，反共反革命；抗日戰爭時期，背叛中華民族，投降日本帝國主義。汪精衛的一生，就是叛變革命、背叛民族、反共賣國的一生。
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經歷了新舊兩個歷史階段。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1905年，孫中山組織同盟會，鮮明地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綱領。這是一個比較完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綱領。它明確規定了以國民革命推翻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孫中山進而把這個綱領概括為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同盟會綱領和三民主義對于酷愛自由富于革命傳統的中國人民說來，在當時是具鼓舞和一定推動作用的。列寧對于同盟會綱領曾有這樣的評價:“孫中山綱領的每一行都滲透了戰斗的、真誠的民主主義。它充分認識到‘種族’革命的不足，絲毫沒有對政治表示冷淡，甚至絲沒有忽視政治自由或容許中國專制制度與中國“社會改革’、中國立憲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在這個綱領的鼓舞下，廣大人民奮起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民國。在斗爭過程中，革命黨人演出了不少慷慨壯烈的場面，出現了一些頑強戰斗、寧死不屈的英雄人物。與此相反，汪精衛在東京加入同盟會時，雖然也曾信誓旦旦地聲稱為實現革命綱領矢志不渝，但在辛亥革命期間，他卻背叛了自己的誓言。
當時革命斗爭的基本形式是武裝起義。1906年至1909年間，同盟會發動了多次起義，但都失敗了。汪精衛對革命前途喪失信心，決意孤注一擲，進行暗殺活動。孫中山等人再三勸阻，汪仍自行其是。1910年3月，汪到北京謀刺攝政王載灃，事敗被捕。汪被捕時寫下了這樣的詩句:“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這種慷慨激昂的言詞和他在獄中的丑惡表現，充分暴露了這個投降派的兩面嘴臉。汪精衛在獄中受到清政府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的特別照顧，善同汪多次密談，并饋贈書籍。這種攻心戰術，果然奏效。汪即對自己的謀殺行動，愧駭懺悔，自我否定。當時有的革命黨人就說過:“兆銘在獄時，固已投降民政部大臣肅王善耆。”
汪精衛背叛同盟會綱領，在“建立民國”這一條上表現得更為突出。武昌起義后，袁世凱成了中外反動勢力的新代理人，是革命黨的直接對手。1911年11月初汪精衛一出獄，即和袁勾結。同月中旬，他伙同袁氏幕僚，掛名君憲黨的楊度搞了一個國事共濟會。同時汪又組織同盟會京津保支部，打著革命黨人的旗號，充當袁世凱的幫兇。共濟會的宣言和簡章里充滿了背叛“建立民國”的謬論。汪精衛不僅和楊度聯名報端，招搖撞騙，拋出早為革命黨人批臭了的革命“生內亂”、“召瓜分”的反動濫調；而且呼吁革命黨人停止武裝斗爭，鼓吹在袁氏控制下的北京召開所謂“國民會議，解決君主民主問題。” 在革命風暴席卷全國、建立民國已是人心所向之時，汪竟提出應否建立民國還有待討論，這說明了什么呢？只能說明他可恥地背叛了同盟會綱領。袁世凱通過楊度拋出共濟會這一套，是要借革命黨人之力壓清廷交出更多權力，又借君主政體存廢問題，強迫革命黨人讓步。汪精衛的所作所為，正是為袁賣力效勞。
當時同盟會主辦的《民立報》就以《無聊之共濟會》為題，發表社論譴責汪精衛的背叛言行。社論說:“蓋今日君主之不祥物，斷斷不容于中國，已不待片言之討論。”強調革命黨人對建立民國，不能“稍存疑慮之念”。社論還無情地揭露汪“意感虜廷不殺之恩”，“為彼滿皇說法”。并嚴正聲明:“共濟會之說非吾全國共和黨人之同意也。”《民立報》社論的發表，反映了同盟會內部革命與投降兩條路線的斗爭。汪精衛在助袁奪權的過程中，還不惜打擊、孤立革命領袖孫中山，出賣革命隊伍。1911年底孫中山回國，次年元旦就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反對南北和議，汪竟惡毒地攻擊孫說: “你不贊成和議，難道是舍不得總統嗎？”在多方面的壓力下，孫中山被迫讓步。一些在北方的革命黨人主張武裝反袁，汪不僅“使人四出阻止”，甚至喪心病狂地把起義群眾誣蔑為“匪類”，向袁獻計加以鎮壓。致使許多革命黨人被袁軍絞殺在血泊中。與此相反，汪又把他過去痛斥為“清廷之豪奴”的袁世凱吹捧成“物望所歸，元首匪異人任”。竭力為袁上臺制造輿論，充當了助袁奪權的內奸。
袁世凱竊取臨時大總統職位后，立即向革命勢力進行反撲。他先殺武昌首義黨人張振武方維，再暗殺國民黨首領宋教仁，并且依靠帝國主義的巨額借款，北兵南調，挑起內戰，妄想一舉消滅革命黨。孫中山忍無可忍，催促黃興、李烈鈞等起兵反袁。汪精衛當時正在國外，得悉革命黨人將起兵的消息，便匆忙返國。他勾結袁世凱的幕賓、謀士張謇、趙鳳昌之流，擬定了一個妥協投降的調停方案。以舉袁為正式總統、不追究宋案為條件，換取袁暫不解除革命黨人所任皖、粵、贛等省都督職務。但袁卻置上述條件于不顧，先后撤掉三省都督。而汪竟一再表示，不因袁撤督而放棄求和，死心塌地勸誘革命黨人放下武器，維護袁氏的一統天下。這些事實證明，汪精衛在辛亥革命期間從理論到實踐完全背叛了同盟會綱領，成為敗壞革命的蛀蟲。辛亥革命終于失敗了。失敗的根本原因當然是由于資產階級本身的軟弱性，不能也不敢發動廣大人民群眾，失去了支持革命的基本力量。但不可否認投降派的活動也是加速革命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辛亥革命失敗后，孫中山在繼續探索革命道路的過程中，屢受挫折，在絕望里遇到了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他歡迎列寧領導的工農政權對中國革命的幫助，歡迎中國共產黨同他合作。1923年11月，孫中山改組國民黨，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次年一月，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大會宣言中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即以三大政策為基礎的新三民主義。盡管宣言對于帝國主義還有些不切實際的幻想，對于爭取中國共產黨的幫助和發動廣大工農群眾，也還有模糊認識。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仍然是一個動員群眾反帝反封建的比較徹底的斗爭綱領。
汪精衛自辛亥革命后，標榜超脫政治，醉心社會改良，遠離孫中山，經常居住國外，過著所謂“久立櫓聲帆影里，不辭吹浪濕衣單”的“修養”生活。當孫中山在中國共產黨幫助下醞釀制定三大政策，準備改組國民黨的時候，汪精衛又投機革命，揚言繼續追隨孫中山。他高喊革命口號，滿嘴進步言詞，對孫中山和三大政策卻采取假擁護真背叛的態度，扮演了一個反革命兩面派的可恥角色。對于改組國民黨，他贊不絕口地說:“實在是起衰振廢的良劑”，還頌揚改組后，“對于帝國主義與軍閥，采取不妥協態度。”裝出很像一個衷心擁護三大政策的“左派”的樣子。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汪精衛以“左派”頭銜和孫中山遺囑記錄人身份，竊踞了廣東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要職，儼然成為孫中山的繼承人和三大政策的權威解釋者。他振振有詞地說:“打倒帝國主義與打倒軍閥，已成了國民革命運動的口號。而打倒帝國主義，較之打倒軍閥，尤為根本之根本。”這些話表面看來也不能不算激烈。同年八月，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被刺，反共勢力日益囂張，汪曾抨擊反共主張說:“我們同志要反帝國主義的，便向左去；要生存于不平等條約之下，使中國永為次殖民地，以助成帝國主義之永保勢力于世界的，便向右去，不必再用什么共產與反共產的口號。因為，如果要做帝國主義的走狗，不是將反共產三字便可作為護符。”隨后又用孫中山忠實信徒的口吻大聲疾呼:“我們如果同在國民革命的戰線上，而妄生共產與非共產的分別，以分散國民革命的勢力者，決非總理的信徒。”汪精衛這些娓娓動聽的言詞，給人以“革命”的假象，而將其反革命真面目掩蓋起來。但這種掩蓋是不能持久的，一旦時機成熟，就會顯露出他的反共反人民的兇殘本相。
當汪精衛還在玩弄兩面派手法，進行種種假左派丑惡表演的時候，另一個以三大政策追隨者自命，竊取了北伐軍總司令職務的蔣介石，卻迫不及待地打出了反共旗號。1926年3月蔣陰謀制造了“中山艦事件”，打擊共產黨。同時，蔣為了奪取更大的權力，還利用這一事件把蓄謀反共的汪精衛排擠出國。蔣、汪本是一丘之貉，但是蔣排汪的這幕鬧劇不僅掩蓋了汪精衛的反共真相，反而提高了他的假左派身價，增加了他的欺騙作用。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發展，蔣介石的權力急劇膨脹，他通過買辦、流氓頭子虞洽卿、黃金榮等舊相識，和帝國主義、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有了更緊密的勾結，決定全面反共。
蔣為了瓦解以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為核心的武漢政府，認為汪精衛的支持對他還是不可少的。因此在1927年春，蔣又數次電邀汪迅速回國。汪也認為這是他撈取政治資本、恢復自己權勢的大好時機，便于4月1日興致勃勃地回到上海，并立即投入反共營壘。蔣、汪連日舉行秘密會議，策劃反共的行動步驟。他們的反革命立場是一致的，但具體做法略有不同。蔣認為“必須馬上就做”，汪則提議開國民黨第4次全體會議，解決“分共”問題。這種不同實際上是蔣擬用軍權奪取黨權，而汪則想以黨權限制蔣的軍權。說穿了是兩條狗在爭奪反共領導權。
汪懷著不可告人的目的，利用假左派的身份進行反革命活動。就在蔣、汪密謀的同時， 汪于4月5日又和陳獨秀發表聯合聲明，說什么:“我們的團結，此時更非常必要。”實質上是為蔣介石預謀的反革命政變打掩護，以麻痹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4月6日汪從上海動身到武漢，繼續招搖撞騙，利用武漢政府中國民黨左派對他存在的幻想，圖謀以合法身份攛取黨政大權，從而達到瓦解武漢政府，實行分共的罪惡目的。為此，他又大耍兩面派手法。就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前一天，汪在一段題詞中寫道:“中國國民革命到了一個嚴重的時期了，革命的往左邊來，不革命的快走開去。”政變后，汪還假惺惺地發通電、寫聲明，指斥蔣破壞三大政策。他在《銑電》中說: 孫中山改組國民黨，“蔣實贊其謀，今日何忍對于總理留遺之黨及政策加以毀壞”。他“譴責”蔣對待共產黨人“見著就捉，捉著就殺”，甚至操著悲天憫人的腔調說:“每日得著各地屠殺的消息，真使我們流淚。”
但這不過是惺惺作態。事實上，汪竊踞武漢政府黨政大權后，目睹蓬勃高漲的工農群眾運動沖擊著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統治基礎，十分惶恐焦憂，心驚膽顫。深感以假左派身份建立新統治的企圖行將破滅。因此，便在5、6月間先后發布了一系列鎮壓工農運動的法令。他利用陳獨秀等人解除了工人糾察隊的武裝，甚至連勞動童子團的短棍也被收繳，并強令解散農民協會，接著便一手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政變。一切假象都剝去了，暴露出來的是他的猙獰面目。他公然叫囔:“最大的錯誤，是誤解了總理的容共政策”，還以反共過遲，向國民黨引咎檢討，并表示要“先補過，后引咎”。所謂“補過”就是要對共產黨“毫不姑息地加以制裁”。在暴力鎮壓共產黨和革命人民方面，他提出“寧可殺千人，不使一人漏網”的血腥口號。還狂妄地叫愛要反對共產黨的理論，說什么:“只將共產黨分子分出去，而共產黨理論，仍然存在，分共之目的，是不能達到的。”至此，汪精衛以其反動言行，宣告他徹底背叛了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如果說，辛亥革命時期，汪精衛還只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附的話，這時則已完全成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階級關系發生了新變化。帝國主義和中國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用蔣介石、汪精衛之流建立了反革命專政，對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勢力實行瘋狂圍剿。民族資產階級也附和了大資產階級。反革命圍剿不能消滅共產黨，也不能撲滅革命，而是加深了中華民族的危機。正如毛主席所指出“...剿共四年(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 之后，就已經‘剿’出了一個‘滿洲國’，再加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就把一個日本帝國主義‘剿’ 進中國本部來了。”(《新民主主義論》) 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時刻，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它是抗日救國的唯一正確方針。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的大舉入侵，不僅激化了中華民族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也加深了英、美與日本的利害沖突。國民黨內部出現了以汪精衛為頭子的親日派和以蔣介石為頭子的親英、美派；一些中下層軍政官員和廣大士兵擁護抗日的情緒日趨高漲。民族資產階級也表示接受共產黨所提出的團結抗日主張。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條件成熟了。蔣、汪兩派因爭權奪利，分合無常。1928年至1931年間，受蔣排擠的汪精衛， 曾聯絡南北軍閥共同倒蔣。九一八事變后，蔣、汪握手言歡，叫嚷“攘外必先安內”，頑固堅持反共賣國政策。1932年1月汪精衛取得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職務，大力推行降日賣國路線，提出了“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投降主義方針。主張以不承認偽滿為“最低限度”，求得妥協。汪說:“最低限度以上，我們忍受，即是交涉，最低限度以下，我們拒絕，即是抵抗。”絕口不提抗日。這種以“忍受”當“交涉”，用“拒絕”充“抵抗”的屈辱媚敵方針，不過是在舉國要求抗日的情況下，勸告日本暫緩建立滿洲國，以緩和中國人民的憤怒。但貪得無厭的“主子”并不采納奴才的獻策，而是進一步制造挑釁事件，擴大侵略。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步步進逼之下，國民黨政府先后與日本簽訂了《淞滬協定》、《塘沽協定》等喪權辱國條約。
此后，英、美帝國主義用貸款、技術合作等方式援助國民黨政府，扶持親英、美派。1934年4月，日本外務省悍然聲稱:“反對中國方面利用他國勢力以圖抗拒日本之任何舉動。”帝國主義間的矛盾激化，引起國民黨政府內部傾軋加劇。1935年11月，汪精衛被刺，出國就醫。蔣介石立即自兼行政院長，并大力排斥汪派勢力。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蔣介石被扣押。汪視為實現剿共降日賣國路線的大好時機已經到來，立即兼程返國，準備取代蔣介石。但當他于1937年1月抵滬時，由于中國共產黨的努力，蔣介石已在被迫假裝承認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條件下獲釋。汪陰謀未能得逞。
西安事變后，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已得到全國各階層人民的熱烈擁護。但汪精衛仍然頑固堅持剿共，反對團結抗日。人民呼呼一致對外，汪卻叫嚷，“安內為攘外之先著”；人民要求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汪竟惡毒咒罵，說什么萬不可為共產黨“所搖惑，中了他們挑撥離間之毒計”。汪的反共言論不過是降日的前奏，理所當然地要受到人民的反對。正因為如此，汪終究不能阻止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爆發，廣大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鼓舞下，奮起抗戰，粉碎了日寇滅亡中國的迷夢。而身為國民黨副總裁、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的汪精衛，卻終日惶恐不安。他操著兩面派的故伎，在公開場合高喊，“人人抗戰，處處抗戰”；還提出“焦土抗戰”的口號，說什么:“我們要使每一個人每一塊土地都成為灰燼，不使敵人有一些得到手里。”所謂“焦土抗戰”，其實是把抗戰視為毀滅的絕望哀鳴。暗地里，他肆意鼓吹妥協投降，曾私下對人說，這個仗不能再打下去，要另想辦法了。辦法是什么呢？他叫做“轉圜”，實際上是投降的同義語。汪的主張得到蔣介石的共鳴，但蔣唯恐投降后，英美派利益喪失殆盡，又怕導致共產黨單獨領導抗日，使他們面臨“大亂”，有覆滅之憂。汪則認為只有降日才可以維持茍安局面，他公然提出了“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的投降主張。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兩派政治代表，除了具有反共反人民和隨時準備投降帝國主義的共同特點外，還有一個選擇主子的區別。于是，在國民黨政權內部就形成了以汪精衛為頭子的日趨公開化的投降派和以蔣介石為首的隱藏的投降派。正如毛主席所指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右翼集團是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這是民族投降主義的大本營。一方面怕戰爭對于他們的財產的破壞，另一方面害怕民眾的起來，他們的投降傾向是必然的。”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
在汪精衛看來，抗日絕無光明前途可言，舍投降外別無出路。國民黨政府的片面抗戰方針造成大片國土淪喪，也成了他降日賣國的借口。1938年秋冬間，廣州、長沙相繼淪陷；汪精衛悲觀絕望，哀嘆局勢臨近“國亡種滅”的邊緣，決心爭取時機，盡快叛國投敵。汪曾有這樣的自白:“我對于覓得和平(即降日)的意見，在會議里不知說過多少次，到廣州丟了，長沙燒了，我的意見，更加堅決，更加期其實現。”其實，日寇在“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言破產之后，也屢次采用招降策略，希望結束戰爭。1937年10月至12月，日本政府就曾發動誘降攻勢，通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出面牽線，蔣、汪當即表示愿意接受“調停”。由于中國共產黨及時揭露了這個罪惡勾當，在全國人民的抗議聲討下，投降活動哲暫時被制止。
1938年1月，日本政府發表近衛聲明，對蔣、汪采取分化策略，揚言“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 進行和談。7月，日寇決定大力搜羅中華民族的敗類，聲稱要起用“中國第一流人物”，這是日寇向汪精衛招降的信號。11月初，日本發表第二次近衛聲明，恢復向國民黨政府招降，但要求它“更換人事組織”，這更是為汪的降日活動撐腰打氣。事實上，11月中旬，汪精衛的代表已與日方代表在上海秘密會商，并于20日簽署了反共賣國的《日華協議》。汪即千方百計密謀出走，12月18日乘機離渝，次日叛國外逃。23日日本發表第三次近衛聲明，提出所謂“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汪即于29日發表艷電響應。至此，汪精衛名正言順的成了可恥的漢奸賣國賊！
投入日寇懷抱后的汪精衛，大肆出賣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兇殘鎮壓抗日力量，充當日寇擴大侵略戰爭的幫兇，犯下了滔天罪行。汪偽政權成立前，汪精衛即于1939年11月與日寇簽訂了《日華新關系調整綱要》。 承認日本對中國東北的統治，蒙疆(當時的綏遠、察哈爾省和山西省北部)、華北、長江下游和華南島嶼作為“日華強度結合地帶”，由日軍長期占領，還承認汪偽政權成立后由日本設顧問“監督”等賣國條件。
1940年3月汪精衛等賣國賊在南京粉墨登場，建立偽政權，號稱“中華民國”，實際轄區卻只有蘇、浙、皖等省的一部分，滬、寧二市以及湘、鄂、粵、贛等省少數地區。8月，偽政權與日寇簽訂《日本國與中華民國間關于基本關系的條約》和一系列秘密賣國條款，從政治、外交、文化、教育、宣傳、產業、貿易、金融、交通、通訊等各方面實行大拍賣；還明確規定日、汪“共同防共”。11月，在日寇指使下，汪偽政權又參與簽訂《日滿華共同宣言》，正式承認了偽滿洲國。這樣，汪精衛便把當年不承認偽滿的遮羞布扯去了。1941年12月， 日本政府發動太平洋戰爭，汪當即表示要成為日寇的“有力伙伴”，“決定與日本同甘共苦”。 1943年1月汪偽政府與日寇發表《聯合宣言》，聲明對英、美作戰，為日寇安定后方、搜羅物資、強征人力效盡犬馬之勞。
汪精衛投敵賣國的同時，更加瘋狂地推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1941年5月汪偽政府成立“清鄉委員會”，忠實執行日寇的“三光政策”，妄圖消滅新四軍，鎮壓抗日群眾。
第一年“清”主要在江蘇境內，次年擴大到浙、皖、鄂、粵等省。敵偽鐵蹄所至，殺人放火、抓丁搶糧、奸淫婦女、掠劫財物。此外，汪偽政權在推行強化治安，征收苛捐雜稅，進行物資“統制”，實施奴化教育等方面的罪行更是罄竹難書……汪精衛這個厚顏無恥、喪盡天良的大漢奸，在中國人民的尸骨上跟民族敵人大講“相親相愛”、“共存共榮”。還詳洋自得地向他的嘍羅宣講奴才經，說什么:過去受許多強國的氣，今天只受一個國的氣。蔣介石搞了那么些年，弄得損兵折將，焦頭爛額，結果是內外不討好。共產黨一天天坐大，英、美還是給他氣受，他過的日子不會比我們好。今天我們能把日本人拉下水來幫助我們反共，這又有什么不合算呢？這段自白既道出了汪精衛仇恨共產黨、敵視中國人民的反動本性，也活生生地表露了他卑劣的奴才心理。這個無恥之徒還把孔孟之道作為賣國的理論根據，他宣揚漢奸的“和平運動”“是儒教真精神”。并把反對孔孟之道誣蔑為“荒謬絕倫”，大力鼓吹尊孔。看吧！尊孔、賣國就是這樣在汪精衛身上緊密結合起來。
1943年汪精衛60歲，他預感末日來臨曾寫下一首自我寫照的七言絕句:“六十年無一事成，不須悲慨不須驚，尚存一息人間世，種種還如今日生。”這就是說，只要他一息尚存，就要反共賣國到底。汪精衛從當年在北京行刺載灃，模擬志士口吻，吟出“引刀成一快”的“豪言”，到石頭城充當日寇卵翼下的傀儡，面對覆滅的命運，發出“六十年無一事成” 的哀鳴。他在30多年的反革命生涯中，以背叛革命綱領，拋棄政治信仰，反共反人民，出賣民族利益等等極其卑劣的行跡，鑄成了一個可恥的投降派典型！1944年11月，汪精衛在日本名古屋一家醫院死了。結束了他可恥的一生！
同志們，通過汪精衛這個投降派典型，有助于我們認清現代投降派的反動本質。投降派的出現不是個別人的偶然現象，而是代表反動階級利益的政治勢力在革命內部的必然反映，汪精衛是這樣，修正主義者也是這樣！汪精衛代表帝國主義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利用在革命黨內竊取的權力，掛著革命黨員的招牌為反動階級效力；打著孫中山的旗號，反對孫中山所代表的革命力量；推行投降主義路線；最終公開投入民族敵人的懷抱。這個投降派典型的一些特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由于帝修反的存在，還會在其國內外根源的支撐下而糜爛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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