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社會上一直有種論調，說公有制“養懶漢”。
難道說，“懶漢”真是公有制的特產嗎？
這種論調顯然十分荒謬，在資本家的企業里，勞動者也不全是不待揚鞭自奮蹄，偷懶耍滑的人照樣不少。
其實，“懶漢”是卵生的，只要有合適的條件就能存活。
有人習慣把小崗村托出來說事。
不錯，土地大包干前，小崗村確實是個吃糧靠返銷，生產靠貸款，生活靠救濟的“三靠”貧困村。“泥巴房，泥巴床，泥巴鍋里沒有糧，一日三餐喝稀湯，正月里去逃荒。”這段地方戲的戲詞，便是小崗村的真實寫照。
小崗村為什么如此悲催呢？
有人給出了這樣的答案：一是小崗村地處江淮分水嶺，土地貧瘠，地勢低洼，易澇易旱，農業生產條件極差。另一個是在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下，人們的積極性受到了嚴重影響。
筆者看來，這個看似理由的“理由”，其實根本就不是理由。
中國地域廣闊，生產條件差的地方并不少見，而且那時所有的農村都是集體所有制，為什么偏偏小崗村窮到靠討飯為生的地步呢？
比如說山西的大寨村，生存條件跟小崗村極其相似，但結果卻與其有著天壤之別。
大寨地處太行山區，地形復雜，溝壑縱橫，土壤貧瘠，雨量少且不穩定，也是曾經的困難村。
但是，農業合作化后，大寨村通過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將深溝變成了糧田，把坡地壘成了梯田，而且他們還修建水庫引水灌溉，有效都改善了農業生產條件，不僅解決了村民的吃飯問題，而且還向國家交了余糧。
當然，小崗村實行土地“大包干”之后，也改變了吃飯難的問題。但是，暫不說這種改變是不是吃了“前三十年”的紅利，關鍵是小崗村在致富的道路上卻顯得有些尷尬，最終也沒有成為真正的富裕村。
當然，對小崗村的這種窘狀，有人又給出了解釋，原因有二：
一是小崗村的困境，不是因為改革的失敗，而是因為它被賦予了過重的政治符號，因此束縛了手腳。
二是政府的扶持限定在農業生產方面，對其它方面的發展并沒有起到幫扶作用。
筆者以為 ，這種說辭未免有些過于牽強。改革開放這么多年了，還能被榮譽稱號捆住手腳 ，發展仍然依賴政府的幫扶，這就實在沒什么意思了。
我們再以大寨為例，從1964年開始，農業學大寨的口號就喊得震天響，名氣比小崗村大得多，榮譽比小崗村也多得多。
但是，改革開放以后，大寨人解放思想，仍然靠著自力更生的優良傳統，將其從政治符號蛻變為兼具旅游與農業功能的特色鄉村。
幾乎完全一樣的背景和政策，大寨村卻總是把小崗村甩在身后，這說明什么呢？
如果說小崗村的落后是因為公有制的“大鍋飯”養出了一幫懶漢，那同樣是公有制，大寨村為什么人人積極性高漲，日子越來越好了呢？
所以說，“懶漢”的存在跟體制無關，而是在于機制。
筆者曾經就職于一家大型國有企業，這家企業曾經因管理松懈，一度出現了人浮于事、出工不出力的現象，企業效益十分可憐。
后來企業換了負責人，開始從嚴治廠，不僅強化了勞動紀律，而且還建立了一套科學的職工獎懲辦法。這套辦法把所有的工作指標進行了量化，然后將考核成績與個人的利益掛鉤，干得好的不但收入高，甚至分房子都要加分；偷懶耍滑的“刺頭”不但收入減少，假若連續三個月考核倒數第一，那就執行“末位淘汰”，拿著基本生活費接受培訓。
在這樣的機制下，職工不敢懈怠，企業形成了不干不行，不好好干不行，干不好也不行的工作氛圍。經過努力，企業很快由后進變先進，并連續多年保持著全國同行業排頭兵的地位。
小崗村多年落后，其實根子不在于生存環境差，更不在于公有制的體制，關鍵在于缺乏一套科學有效的獎罰機制，從而使村民失去了約束和驅動力，自然就變得越來越懶惰了。
由此可見，某些人的公有制“養懶漢”之說，根本就站不住腳。
當然，關于“懶漢”的歸屬問題，他們心知肚明，之所以強詞奪理，完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這些人看似在說“懶漢”問題，實則在攻擊公有制，企圖撼動社會主義的根基，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所以，我們要擦亮眼睛，戳穿他們的陰謀詭計，用實際行動來捍衛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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