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說美國思想家理查德·羅蒂是和杜威一樣的左派。他的左，無非是并不像美國的保守主義、中國的自由主義那樣的缺乏良心罷了。他像杜威，倒是實話，比如都作為當代實用主義的領袖，是美國主流社會公認的數一數二的思想家，而且都死掉了。
他留下了這樣的話：“語言和信念之外，真相并不存在。人類應當關注日常生活，而不是通過理論發現什么。”
如何理解？
在佛學初傳的魏晉時期，時賢們喜以老莊的話語比附和解釋佛家經義，故有所謂格義的方法。用“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一現實的實用主義語境下的經典貓論來做下格義的話，似乎應該做這樣的解釋：作為語言的“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句話在我們國家的流行，無非是某些人要確立并向全社會推廣一種價值評判的方式。
在羅蒂看來，真相到底是什么并不是那么清楚，甚至真相到底是什么是無關緊要的。——世界是人們通過語言重構過的，有什么樣的說辭，就會產生什么樣的判斷，這就是文化現象。
既然對現實可以從不同的話語邏輯做出不同的認知和評價，那么作為現實形成原因的社會文化就是可選擇的，現實怎樣，并非僅有唯一的可能。這便是羅蒂的激進之處。他有意無意論證了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并非人類社會的唯一出路。然而，他只讓我們接受并適應現實，這是其鄉愿之處。
有格義，有判教。在佛學中依據義理的淺深、說時的先后將后世所傳的佛學加以辨析以申述其意旨所在，叫做判教。蘇珊·哈克就從不諱言對這種鄉愿的粗鄙思想的厭惡。
到處是對宏大敘事的摒棄、對理想主義的拒絕、對時髦話語的執迷、對現實存在的誤解。《資本論》所揭示的血淋淋的資本主義真相，只是躲在涂脂抹粉的話語邏輯戲服里的人不愿意看見而已。
種瓜得瓜，當貓論成為行為邏輯共識、實用主義成為社會主流價值觀的時候，這種判斷方式鏟除了之前的理想主義信念，植入了之后的實用主義種子。于是解放思想成了放棄理想的掩護，實事求是成為接受現實的教誨。
趙高以降，右派本能：指鹿為馬，一脈相承。反認識論、反啟蒙是右派的共性，以名亂實是右派的思維定勢和看家本領。
其實左右的劃分應該并且完全可以簡單化一下。比如舉例說明就是個好辦法，只需看其對待這幾個人的態度就好了。像趙高、趙構、趙那啥，這是幾個無可置疑的右派們的同類，多少年來志同道合、惺惺相惜的那種。這是笛卡爾式的思想方法，用這種思想方法可以梳理出右派的譜系。
豬嘛，總會對屠戶有意見的。大概右派們也覺得有趙高這樣的同類挺丟人現眼的，于是竟也習慣性地給其扣上個左派的帽子，以示對左派的栽贓和抗議。不過還是換個人吧，趙高不好使，你要說厲以寧和吳敬璉那老兩口子是左派，那還有一定程度的欺騙性。羅蒂自然也是。
偽善的羅蒂得了善終，然而只要理想主義不死，哲學就會永生。思辨講究的是理性思維、分析辨證，目的是以實定名、循名責實，說到底也不過是認識論，既是認識論，本質上也就是厘清潛在邏輯、掃清膚泛假象，孔夫子做時代辨析、馬克思做社會解剖、尼采做知識考古，也就是這么個意圖。
革命派與反動派的分歧，本質上是認識論與修辭學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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