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在我國對從美國的關稅大戰進行強力反制之后,我國的一些投資人和自詡的“經濟學家”又開始陰陽怪氣,不知所云。當時我們寫了篇文吐槽,結果被某位給投訴然后不可見了。今天不點名了,省得有人再急眼。針對這幫人“得罪了甲方還想好”的論調再說說我國反制的意義。
經過大半個月的發展,已經很明確的能看出真被特朗普唬住準備讓步的國家只會被他拿來當大贏特贏的道具索要更多。而且,特朗普團隊往往不是提出一系列復雜的不平等條款,而是獅子大開口的同時朝令夕改,讓想跟美國談的國家甚至不知道美國到底想要什么。
這倒是很符合白宮現在的狀態,雖然各個都號稱是要讓美國再次偉大,但是具體執行完全看特朗普的心情,而特朗普現在天天看各種陰謀論媒體上頭,怎么可能有系統性連續的判斷?其實這也符合美國經濟學家普遍的判斷,讓制造業回歸美國是極其困難,甚至有些不切實際的。雖然并不是絕對的不可能,但是這個過程也需要漫長的周期規劃,并不是只靠情緒價值的沖動就可以解決問題。當然,特朗普上任以來,很多事情不都是莫名其妙難以理解嗎?
可以說,特朗普在滿足情緒價值這個方面,堪稱是選民制度的道成肉身,這也就意味著在這個任期之中,他的這些表演與其說是談判中的施壓,不如說是純粹的訛詐,性質甚至類似于核訛詐。就像我們在之前文章《歐盟將在關稅戰爭中走向毀滅》中所說,很多國家因為產業結構的關系,實際上并沒有能力對特朗普的訛詐進行反制。就算是體量大如歐盟,如果不聯合起來的話,想要進行反制也只能是形式主義上的。
而我國是有能力對這個訛詐進行反制的。從博弈論的角度來說,進行反制是最合適的選擇,這是非常典型的非合作博弈問題。在對手完全不打算合作的情況下,以牙還牙是整體收益最大化的選擇。
說到博弈論,大家最常想到的經濟學家大概是納什,納什均衡的納什。不過在這個問題上,可能更適用的是另一位因為博弈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家的學者,托馬斯謝林。筆者并不是經濟學專業的,對這個名字之所以那么了解,是因為謝林在上個世紀50-70年代,是美國核戰略學家的代表人物。正是以他為代表的核戰略學家,制定了“確保互相毀滅”的核戰略,使得冷戰時代兩極實現了殘酷但是微妙平衡,而他的著作《軍備及其影響》也被視為那個時代最優秀的軍事戰略著作。
在謝林的思想中,他意識到在互相毀滅的情況之下,這種訛詐問題的關鍵在于國家意志的比拼——當下的情況正是如此,如果沒有反擊的意志,那么面對這種情況,只能被訛詐下去。只不過顯然,無論是狹義的核博弈還是廣義的戰略博弈理論,在考慮美國的決策的時候,大概會覺得美國決策層整體上是有理智的,完全沒想到美國的制度和社會問題,送上來一個真人秀主持人,把博弈論變成了特朗普主持過的《學徒》。
反制總歸有代價,但得益于我國的產業升級成果,以中美目前的產業結構關系來說,我國對美國進行反制的代價是可以接受的。把這個問題簡化成所謂的甲方乙方,顯然是對問題進行非蠢即壞的理解。
不需要復雜的經濟學理論,僅從生活之中的常識我們就可以知道,甲方和乙方誰口氣大,是要看很多因素的,因為現實中的甲乙雙方博弈,實際上涉及到了遠超兩個主體,雙方誰能找到替代的選擇更多,在博弈中就更有優勢。中國從美國進口的主要產品,是農產品,能源和芯片,因為特朗普的重拳出擊,全球范圍內農產品和能源是較為容易找到替代品的。看看巴西等國對中國大豆市場的渴望,看看老黃穿上西裝打上領帶的樣子,誰還不是個甲方了?
先進的芯片確實是個問題,不過實際上美國半導體企業的很多芯片,中國進口的時候產地并非是美國,所以影響也是相對有限的。而且這幾年美國歇斯底里的對中國進行半導體禁運,先進制程芯片本來就已經很難賣到中國來,現在情況也不會比之前差多少。這幾年我國芯片自主化速度和DeepSeek的出現都說明,美國的芯片壟斷正在加速走向破產。
其實之前就有人說過,美國有個辦法既能減少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也能提高自己的芯片生產能力。那就是在美國大量生產芯片,把日韓和臺灣地區對中國大陸的半導體出口和代工業務搶過來,這樣每年可以減少數千億的貿易逆差,美國的半導體投資也能運行下去。但現實是美國人既要又要,既想要半導體工廠,又什么都不賣給中國,最終只能什么都得不到。
實際上類似米塞斯研究所這樣的奧派經濟學研究所,一直反對對中國進行半導體禁運。他們當然不是盼著中國好,而是他們認為這種制裁與限制實際上是破壞了美國在半導體技術上的優勢,完全是出某種自大的美國民族主義情緒。遺憾的是,我們一些喜歡把哈耶克,自由市場與自由貿易掛在嘴邊的朋友,在這個問題上就閉口不談了。
而相較之下,中國的產品的可替代性就低了很多。不少人覺得中國的產品只是便宜,只是人力成本低罷了。雖然筆者一直認為中國的勞動者待遇與保障需要提高,但是現實情況是,在00年代,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就超過了東南亞國家,這并沒有影響中國制造業的繼續增長。制造業,尤其是先進制造業,有明顯的集群化特點,而這一特點,比所謂的勞動力成本重要的多。
中國的制造業優勢也在于此,而部分意見領袖很容易無視這樣的現實。美國當然可以去找類似的替代品,但是成本與質量就無法得到保障了。從供應鏈的角度來說,成本與時效性有時候甚至比某些獨一家的先進技術更加重要。
皮衣黃來了也得穿上西裝敬酒(手動狗頭)
實際上,民主黨政府之前搞的那一套外包模式,試圖抵消中國的制造業優勢,雖然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依然有局限性,這些外包國家的供應鏈依然依賴中國。而特朗普的這一套王八拳模式,直接讓第三世界出口導向的國家都沒辦法賺錢了,那就更弄不下去了。
有經濟學研究者支出,中國增加的對第三世界出口,其實大頭并不是轉口貿易,而是這些國家在中國的支持下發展起來之后,可以消費更多的中國商品。我國的發展并不是要搞什么獨霸,而是帶動第三世界共同富裕,這也在和美國的博弈之中,可以爭取更多的籌碼。出口給美國的東西,大多數真的只是美國人能享受嗎?筆者看來不見得,除了部分典型美國生活習慣的產品,第三世界的人民未來理應該是有機會享受更好的生活方式的,而中國會給他們提供一個機會。
而美國這種全世界只允許美國賺錢的模式,雖然很給紅脖子們情緒價值,但是卻讓全世界心里邊犯嘀咕,“美國到底要干什么?”我們不能指望一下子這些國家就倒向中國,但是美國的行為無疑是在消耗他們的公信力。美國市場的近期波動就說明了這些問題。特朗普的行為與言論,已經超越了一切的基本面分析理論,正在對美國市場的基本邏輯產生長遠而微妙的影響。
大談反制的“影響”之外,還有一幫人還是老調調,說只有中國強制反制,影響國際觀瞻。且不說都2025年了還搞友邦驚詫論何等的搞笑,實際上這次中國的強力反制對國際輿論的影響可以說是挺正面的。大多數外國人都挺支持,大多數歐美媒體也對此保持了較為中立的報道態度。
原因也不復雜,畢竟特朗普搞的這些抽象事情確實讓全世界雞飛狗跳,絕大部分國家沒能力反擊,但不代表不希望有人站出來反擊。從觀察來看,恐怕全世界最不希望有人反擊的就是我國的某些金融界人士和“經濟學家”了。
這確實讓人難以理解,因為特朗普的關稅操作,美國很多之前比較支持的特朗普的投資者也對他表達了不滿。美國的那些國際金融人士,雖然很虛偽,但是他們在特朗普的這些經濟問題上大多數還是表達了自己的觀點,認為特朗普的關稅戰是不理智的,最起碼看起來像是忠誠于自己的階級。
反觀中國的投資者同樣在美股虧了錢,不跟著罵怎么還夸起來了?如果說我國這些人是鐵桿MAGA,支持特朗普,從他們的表現來看又完全不像,鐵桿MAGA這個時候肯定是覺得早該讓這些國際金融人士挨打了。畢竟鐵桿MAGA是特朗普說什么,他們都能覺得贏的。
筆者知道,國內很多投資者和基金經理從22年開始就重艙美國科技股。本來這沒什么,畢竟投資價值最大化是資本運轉的應有之意。但是很遺憾,這些朋友投資的方式,并不是按照價值最大化,而是以某種宗教信仰的形式去進行的,相信英偉達和納斯達克指數代表著美國蒸蒸日上的國運,這樣的投資思路,自然很容易被哈耶克的大手打臉。當然了,如果是拿自己的錢這么做,雖然很好笑,但是旁人也沒有辦法說什么,但是如果身為基金經理,拿投資者的錢來展示自己的立場,然后搞的大虧特虧,那就是非常嚴重的職業道德和工作能力問題了。
筆者不是專業的投資者,但是一個最基本的道理筆者還是知道的,再優質的股票,能不能賺錢得看你什么時候買。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特斯拉和英偉達,特斯拉確實銷量不錯,但是一來銷量增長不太動了,二來就算現在暴跌了一波,市盈率依然高的離譜,三來馬斯克的口嗨會影響品牌形象。這三點都不是很難想到的問題,那么作為合格的投資者,是否應該考慮不要高位接盤呢?這并不是很難思考的問題。
英偉達的市盈率倒是沒有那么離譜,不過問題在于,英偉達巔峰時候的股價很大程度來自于對于未來的預期。而在狂熱過后,大家應該意識到,人工智能市場只有英偉達賺錢這個模式是不健康的,這種情況下大企業對大型數據中心的投資持續性沒有那么好,英偉達新產品推出的越快,資產折舊率就越高,這樣的模式是需要調整的,調整之后,英偉達的預期可能也需要進行改變,即使沒有deepseek,這方面也會出問題。一個號稱不想錯過AI時代的投資者,是否應該有這種風險考量呢?
在市場的大潮面前,人確實很容易陷入狂熱,這也不只是中國市場的問題,美國的明星基金管理人“木頭姐”凱西伍德,之前就因為對科技股的激進持倉策略而聞名,而隨著這波納斯達克的調整,她管理的ETF成了最近十年美國單支ETF損失資金最多的一家。這種對科技股的信仰,最終在投資上并沒有得到很好的結果,實在再正常不過。
比較起來,我國的部分投資人,他們的信仰大概并不是對科技或是人工智能的,而是對于美國的,相信美國永遠會天下無敵,搞笑的甲方乙方論就是這種信仰的產物。這除了展示他們的無知與卑躬屈膝,似乎什么也展示不出來。我國的各個行業都有很多還保有著上一個時代的幻覺的人,人一生之中,擅長接受新事物與新世界觀的時間往往是很短的。當歷史處在一日如同千年的發展階段的時候,這些人就會顯得滑稽和格格不入了。
這些年輿論在討論中國股市問題的時候總結了很多理由,但是有一個理由往往被輿論忽視,那就是這些腦子里邊打上了美國思想鋼印的金融界人士們,他們的存在本身對我國的資本市場就意味著相當的額外風險。很多人都喜歡自詡是巴菲特第二,巴菲特早期的投資,可能是靈活高效的策略,但是如今的巴菲特,則完全是美國資本主義的一個現世神,他就是市場信號本身。而這種地位是他和美國市場一同成長的回報,不知道中國這些自詡中國巴菲特的金融人士,是否愿意和中國市場一起成長呢?
自然,他們可以選擇潤去歐美,但是在如今的時代,他們顯然也不會被歐美當做自己人。說到底,雖然這些金融人士打上了美國至上的鋼印很可悲,但是活在過去的幻影里邊的人又何止是他們呢?特朗普不就靠著活在過去幻影中的MAGA們登上了這個位置嗎?而很多歐美的左翼,從新自由主義的反對者,到面對特朗普時候,又變成了新自由主義這個舊制度的維護者,這不也是歷史的幻影嗎?
歷史的發展,有時候千年如一日,有時候一日如同千年。在這樣的時刻,我們或許應該回顧歷史。對于全球化的反對,其實更早的時代就有苗頭了,全球化雖然意味著更高的效率,但是同樣也帶來了巨大的不公平,這個問題是必須要去解決的。美國沒有能解決這個問題,于是全球化的崩塌加速了,只不過特朗普這個演員的出現,讓這一切以最夸張的形式爆發出來了。
或許有人對于民主黨有幻想,但是現實情況是,拜登四年幾乎沒有取消多少特朗普制定的關稅,如果說對華關稅不取消是為了打壓中國,但是對歐洲,對印度的關稅不取消,那就非常有意思了。而被認為立場接近社民的伯尼桑德斯,實際上也支持關稅,部分反對移民問題。對于全球化的不滿,不只是在特朗普一個人身上。
不管怎么說,全球化是有利于整個世界的,只是不應該以過往新自由主義的形式出現。未來不知道是在全球化支離破碎之后,建立起新的世界,還是由新興力量們對當下的全球化進行改良,但是不管是哪個未來,維護自身合理的利益,無疑都是最為正當的理由。而腦子里打上“美國治世”鋼印的那些人,終究要被時代所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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